在1950年代以后的革命文学所设置的革命人物恋爱场景中,男方通常在地位和能力上高于女方,但是必须表现出被动、婉拒和推托的姿态,其中奥义,值得玩味。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一)

1974年的时候,我在江苏省南通县五窑公社中心小学读3年级。有一次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公社礼堂看京剧电影《智取威虎山》,散场以后,有个章姓的同学拉住我的衣角说,他家里有本书,也有讲到威虎山的故事,可是比电影好看太多。章同学的父母是公社医院的医生,从大城市下放来的,见多识广,我对他很佩服,当下向他索看。章同学说,看可以,但是千万不能让老师知道,因为这本书是毒草,很黄很反动的。

书拿到手,我立刻理解了“很黄”的含义:暗黄色的纸张,卷曲的书角,残缺的页码,无不散发着诱人的神秘气息。乔伊斯《阿拉比》中的少年,在他家房客的遗物中找到司各特的小说《修道院》,非常喜欢,因为“书页是黄的”,这样的心情,我很容易理解。比较一下吧,我父亲当时在公社的砖瓦厂里兼做图书室的管理员,我近水楼台把1970年代前半段出版的小说都读了,那些都是崭新的、白白的、光光的,在品相上就毫无“毒草”的那种魅力。从这本书开始,我后来遭遇了无数的“毒草”,无不是这副面貌。

章同学偷偷借给我的是1957年出版的《林海雪原》,没有封面和封底,前面缺了30多页,直接从少剑波领导的解放军小分队攻打奶头山许大马棒匪帮开始。没有关系,里面的人物有一半我早就熟到腻烦,可是突然发现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背后还有更加精彩丰富的故事,那种感觉实在无与伦比。也许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熟悉的陌生人”的妙用吧。

当时最崇拜的书中的人物,并非《智取威虎山》中的绝对主角杨子荣,而是小分队领导少剑波。几个看过小说的同学聊起来都是同样感觉。究其原因,可能因为我们当时正和今天追星的孩子们处在同样的年龄,有着同样的以貌取人的倾向。相比较屏幕上那个威猛阳刚的杨子荣,剑波“精悍俏爽,健美英俊”,“英勇俊俏、多才多谋”。在爱慕他的女卫生员白茹的眼里,“剑波那对明亮的眼睛,不单单是美丽:而且里面蕴藏着无限的智慧和永远放不尽的光芒。他那青春丰满的脸腮上挂着的天真热情的微笑,特别令人感到亲切、温暖。”白茹甜蜜地回忆剑波的姐姐称他为“小周郎”,有意无意地鼓励她去做“乔小姐”。就我记忆所及,被冠以“美丽”和“俊俏”的我军男性指挥员,除了少剑波,别无他人。

我还要过很多年才知道,《林海雪原》是1950年代的超级畅销书,累计印数350万册。“203首长”与“小白鸽”的郎才女貌,神仙佳侣,融传统想象、五四遗风、鸳蝴文体、剑侠神韵、少年精神、革命浪漫于一体,不知道风靡了多少当代读者,到“文革”成为“毒草”被禁,依然长盛不衰,成为地下阅读的首选,从我拿到的这本残缺破损的严重程度,可见一斑。作家江红在她的《日以作夜》中回忆到:“那年头,要想找到半点跟爱字有关的讯息还是非常艰难。我终于好不容易从《林海雪原》中找到了那么一段令我心惊肉跳的细节:青年军官少剑波将给卫生员白茹的情诗写在他的小本子上,被白茹偷偷看到。两人之间那种朦朦胧胧、欲说还羞的恋情迷住了我。这个情节给了我对于男女之情的最初启蒙。”莫言也曾写到过他少年时初读《林海雪原》的震撼,莫言的姐姐不识字,就央求他读来听,莫言母亲也在一边听,读完其中最爱情的一章“白茹的心”,屋中人眼泪汪汪,鸦雀无声。没过多久,莫言的姐姐就跟村中的小伙谈起了自由恋爱。

相对其他革命文学中的英雄而言,“少剑波”这名字起得着实不凡,少年的少,剑侠的剑,柔波的波,每一字都让人浮想联翩,却又恰到好处,极具弹性。单一个少字便意义丰富,小说反复提及这位团级干部的年龄:22岁,白茹的年龄:18岁。根据白茹的回忆,他们最初在剑波姐姐处相识(也就是剑波姐姐视其为“小周郎”和“乔小姐”)的时候,年龄分别只有20岁和16岁,而当时的剑波已经是营长了。剑波参加军队的时候才15岁,这样说来,比我们这些小学生读者也大不了多少。这种英雄的少年化倾向未必完全是出于一种浪漫想象:剑波的原型就是作者曲波本人,他也是在15岁入伍,22岁任团副政委并率领小分队在大兴安岭剿匪。他的妻子就是团卫生员,年龄也与白茹一模一样。小说中的人物事件,大都有根有据,连地名人名都与现实雷同。

所以,说《林海雪原》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双结合,并非完全是一种现成的套语,包括它的少年化倾向,显然是吸引我这样的少年读者的重要原因。而革命的少年化的另一面就是少年的革命化。就在我读《林海雪原》的同一年,差不多与我同龄的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黄帅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信,控诉老师对她的压迫,指责师道尊严卷土重来,呼吁学生从老师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在江青的直接插手下,几天之内,黄帅大红大紫,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还是同一年,“文革”中最成功、最受各界欢迎的电影《闪闪的红星》问世,影片主人公、也是与我同龄的红星潘冬子把革命美少年的魅力和超能力发挥到革命文艺史上的巅峰状态。那么,除了《智取威虎山》这个直接的纽带外,在《林海雪原》这样的“毒草”和《闪闪的红星》这样的香花之间,在1950年代和1970年代之间,存在着那样一条红绿相间的丝线吗?

(二)

那时候的寒暑假,我都会在常熟乡下的姨父姨妈家度过。有一天,我在他家的纺车旁边发现一本书。我一眼就知道那必是我最爱读的:颜色非常之黄,比《林海雪原》还要黄,黄到发黑的地步,而且破损极为严重。姨父说那是表哥不知从何处搞来的,叫《野火春风斗古城》。既然姨父毫无禁止我阅读的意思,我也就堂而皇之地大读特读,看了一遍又一遍。

《野火春风斗古城》写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干部杨晓冬潜入敌伪控制的省城,在地下交通员金环银环姐妹的配合下,搜集情报,并进行策反工作。如果说《林海雪原》是thriller中的action thriller,那么《野火春风斗古城》就是spy thriller,两者同为超级畅销书,各领风骚数十年。在1949年后的文化氛围中,间谍与反间题材有着特殊的意义和色彩,不仅因为它们对革命的成败有着至高无上的意义,更因为此类题材可以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对诸多非主流乃至受压抑的文化因子,有着更多的宽容度。最著名的例子是电影《英雄虎胆》中解放军侦察员曾泰奇装异服,与红女星王晓棠扮演的国民党妖艳女特工大跳探戈。这也是当时全国人民唯一能在荧幕上看到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色情探戈了。这是为了革命的需要,我们的地下同志也只能忍辱含垢,出污泥而不染。至于作者和读者如何在这过程中夹带私货,如何审时度势,拿捏分寸,这是新中国文化的一条重要隐脉。

1951年8月18日,北京新民报《文艺批评》专栏刊登了一篇大批判文章:《清除旧文艺中的色情毒素》,结果火眼金睛的读者去信投诉于人民日报,指责这一篇批判色情毒素的文章本身就是色情毒素,因为里面大段引用了色情毒素,还把它们的目录尽量开给读者,所谓暗渡陈仓是也,极其反动。后来一个更加目光如炬的超级读者姚文元,在文艺界领导周扬同志那里也看出了类似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逻辑,写下了著名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一文。

类似的手法在《野火春风斗古城》中也可以见到踪影。杨晓冬制订了劫持伪军团长关敬陶的计划,他和银环跟踪关敬陶和关太太到电影院,正在放映的电影中有位当时红极一时的女明星领着一群女影星跳裸体舞,并听到关敬陶不满地对太太说:“女影星浑身上下只剩一块巴掌大的三角裤衩了,再进化怎么办?真个光屁股?”我印象特别深刻,当年看的那本黑黄的残缺版,有人在这段话下面划了线。今天再回过头来看,作者显然是虚构了1940年代电影中不可能存在的“裸体舞”,把想象出来的色情强加于敌人,既揭露批判了敌人的腐朽,也给清教徒文化中的革命读者制造了意淫的空间。还有第三个妙用,就是杨晓冬凭借关敬陶对色情文化的不满,判断这是一个可以策反起义的对象,为以后情节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小说还设置了一个张资平式的三角模式。在工作中,银环为杨晓冬的革命资历和魅力所倾倒,并如白茹一般主动告白,而杨晓冬虽然内心火热,表现得却是漠然,甚至以工作为由躲闪推拒。到最后,两人历经波折,为躲避敌人追捕而独处一室,终于互道衷肠。杨晓冬帮银环戴上定情戒指,就在银环大大方方地期待晓冬的拥抱亲吻之际,晓冬却只是轻轻地抚摸了一下她的头发。记得我当年看到这一段的时候,非常地满足,非常地激动,而且心存感激,感激作者拿捏分寸,妙到毫巅,所谓增一分则太情色,减一分则太寡淡。我这样的心理,与今天的读者固然天差地远,与1950年代的读者也有一定的差距。因为我在1970年代绝对禁欲主义的环境中成长,对爱情有着最柏拉图式的精神幻想,既无限渴望,又恐惧厌恶其物质化肉体化的体现。这种渴望在1970年代的小说中无从实现,因为“文革”小说,连精神性的革命恋爱都殆无踪迹。好不容易找到被禁的1950年代“毒草”,但其中的某些尺度又超出了1970年代一个被彻底洗脑的小学生所能接受的程度。比如《战斗的青春》中,女主人公区妇救会主任许凤与她的上司区委书记胡文玉拥抱接吻,这种对身体接触的涉及让我感觉就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当时还不知道胡文玉后来成为叛徒呢。

值得注意的是,在1950年代以后的革命文学所设置的革命人物恋爱场景中,男方通常在地位和能力上高于女方,但是必须表现出被动、婉拒和推托的姿态,其中奥义,值得玩味。男性政治的现实、遮蔽与装扮,女性解放的理想与渴望,女性作为诱惑物的永恒想象,与通俗小说好事多磨的程式找到了高度完美的结合。在美丽主动的女主人公和故作矜持、坐怀不乱的男性英雄之间,往往有一个猥琐下流的第三极,此人或为落后分子,或最终沦为叛徒敌人,当然在情场上也必将遭遇彻底的失败。具备此类结构的小说,有《战斗的青春》、《敌后武工队》、《香飘四季》、《雁飞塞北》、《艳阳天》等等。

在《野火春风斗古城》中担任这个淫猥角色的是叛徒高自萍,小说从一开始就把他写得獐头鼠目、浮夸虚荣,把革命工作视为追求银环的手段。为什么要设置这么一个人物?为什么要让银环对他虚与逶迤?一位在当时目光炯炯、大红大紫的批评家一下子就看出了问题。李希凡认为小说存在严重缺陷,银环这个人物相当失败,她与高氏叔侄进行的地下工作毫无成效,有人为制造三角关系而设置人物的嫌疑:“银环和高自萍的关系,也带有这种暧昧的色彩。虽然作者表现了银环并不满意高自萍的为人,但也似乎是因为工作,还必须和他勉为周旋,这显然也是一种不正常的关系。”

小说的高潮在高自萍被捕叛变,杨晓冬的母亲被捕。银环要高自萍设法救杨母,高自萍乘机从她嘴中套问出杨晓冬的地址,用电话向敌人告密。银环偷听到电话内容,意识到高自萍叛变,自己无形中成了他的帮凶,“一阵痉挛心悸,失却了自持力量,她晕倒在藤椅上。高自萍知道她是一时昏厥,不会出什么意外,反而觉得是个难得的机会,扑过去搂抱住她,揉摸她那凸出胸部的乳峰。流着口水频频在她颊上狂吻。银环在昏迷中,喃喃自语着:‘掩护了他的是你,断送他的还是你。’忽然感到脸颊一阵刺痒,有个湿渍渍热烘烘带着酸臭气味的东西吮吸她,她惊恐地睁开眼,发现那块讨厌的东西,正是高自萍的嘴唇。”

这一段文字,我在姨父家的那本《野火春风斗古城》中根本没有看到,因为这一页被撕掉了。这是很常见的情形,“毒草”中有关情色的段落,要么被人浓圈密点,要被人撕去珍藏。更何况这是一段在1950年代文学中罕见出格的文字。当时身体性的禁忌规则已经开始形成,首先,在两个革命人物之间,很少出现拥抱,绝不可能发生接吻。其次,在描写敌人的时候,尺度可以放宽,以揭露敌人的无耻下流。可是,在表现革命者与敌人的性关系时,极限又在哪里?这里似乎可以参照第二种标准,可是又并不完全尽然,因为一不小心就会在揭露敌人的同时,造成对革命者从身体到心灵的亵渎和毁损。“揉摸她那凸出胸部的乳峰”,这一句显然代表了1950年代大陆文学色情化的最高峰。考虑到银环在小说中一出场即是一身纯白的护士装,始终作为温顺纯洁柔弱的形象出现,而高自萍尖嘴猴腮,其貌不扬,则男性施暴与亵渎的想象借“叛徒”为幌子来发泄,应为题中之意无疑。而银环身兼东方女性与革命女性的双重纯洁而遭受猥亵,更可以极大强化其色情意味。

奇怪的是,尽管小说遭到了像李希凡这样的评论家的批评,可是他们都没有拿这最致命的一句话来开刀。还是作者自己,在1961年再版的时候,把这一句偷偷地删掉了。从此一直到“文革”后的重印版和今天的各种版本,再也不曾出现。

(三)

1975年下半年,我随父亲迁移到南通市区居住,“毒草”来源顿时爆增。邻里有个齐奶奶,家中藏有上百本1950和1960年代的小说,平时喜爱在访问邻居的时候向大家讲述其中的故事,但书是秘不示人的。她发现我这个小孩竟然也读过其中的许多,是个可谈之人,慨然表示可以借给我,但是只能在她家看,不能拿走。我一看之下,大吃一惊,因为她家里的“毒草”,包装和保养之好,竟然看上去和新书没有什么两样,纸张洁白,完全不是“黄色”的模样。从前看的那些没头没尾还缺关键页码的小说,在齐奶奶那里终于可以看到足本了,但总觉得她的完美版少了些什么味道。

在她家看的小说中,印象深刻的有著名的“大毒草”《红日》。作为一个少年,我尤其钟爱军事题材,从1950到1970年代的此类作品我基本上全部都看过。但是《红日》给我留下的是特殊的记忆,不要说与“文革”中的军事小说大不一样,就是与它同时代的作品,比如《保卫延安》、《逐鹿中原》等也有相当的差异。小说一开始就写了解放军的失败,涟水失守,战士们情绪抑郁,士气低落,甚至有开小差的。战士秦守本被带到带到军长沈振新那里报告情况,战士见到高级首长紧张惶惑,不知所措,军长给他吸了一支他很少见过的刀牌香烟。诸如此类的描写,与我熟悉的其他作品中我军的战无不胜和官兵平等大相径庭。常常还能见到班长向战士怒吼,连长向班长怒吼,团长向连长怒吼,军长向团长怒吼。读的时候我就想,果然是毒草啊,这么丑化解放军。1961年,小说改编成电影,连长石东根由著名硬汉影星杨在葆扮演,他身披国民党军装醉酒纵马一段,成为《红日》在“文革”中受到批判的重要罪证。甚至在“文革”后重新放映时,这一段依然被剪去。

一方面我觉得有些不太适应,有强烈的陌生感,另一方面,又觉得分外新鲜和刺激,总之是感觉比《保卫延安》之类好看多了。其中的蒋军74师师长张灵甫,也和我看到的其他军事小说中的敌人大不一样:“在任何人面前,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场合,他都显示着他有着饱满的乐观情绪,有着豪迈的气度和坚强的自信。”后来才知道,吴强当年《红日》写出初稿,夏衍向陈毅请示其中对张灵甫的描写问题。陈毅说,把张灵甫写得顽强一点是可以的。小说出版后,张灵甫的出彩受到非议。在“文革”中,小说与电影更被批判为美化国民党反动派的形象,“无耻地歌颂反动阶级的反革命精神、反革命‘气节’。

时间再向前快进50年。2009年,《红日》再度走红,在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中,张灵甫今天被塑造成了一个义薄云天的血性男儿,文成武德的抗日名将,对蒋介石忠心耿耿的职业军人。电视剧播出后,一百多名参加过国共战争的老军人联名上书,对编剧“歪曲历史”、“美化敌人”的做法严厉谴责。但是在网络上,网民们对张灵甫拥有压倒性的好评,百度的“张灵甫吧”热贴不断,粉丝云集。晚近的电视剧中,有着不约而同的大规模美化国民党军人和特务的倾向,《红日》之不能免俗,自在情理之中,但这一文化走向,是否可以一直追踪到1957年《红日》最早的版本呢?

(四)

在1970年代阅读1950年代,那种既陌生又熟悉的双重心态是难免的,其中又呈现出不同的光谱。回想起来,对《林海雪原》的接受是最自然的,当时没有觉得这本书有一丝一毫的问题,完全不知道“毒”在哪里:除了比1970年代的文学更惊险刺激,并多了一点爱情以外,看不出与1970年代的文艺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为什么《林海雪原》中的一部分内容可以改编成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可能原因正在于此。但是,《智取威虎山》可以是最革命的样板,《林海雪原》却是被查封的禁书,这里面的奇怪逻辑,当时的读者如何能够接受,实在令人费解。

看《野火春风斗古城》的时候,偶尔会觉得有一点问题。比如金环会周旋在落后庸碌的赵医生和英武彪悍的武工队梁队长之间,而梁队长对她就像孩子一样地听话,就觉得这不太像革命者的做派,颇不以为然。看《红日》,感觉相当地陌生,但是非常刺激过瘾。不同的作品,“毒”性不等,也是很自然的吧。

令我产生最强烈的异己和不适感,感觉最“毒”的,是冯德英的《苦菜花》。这本书颠覆了我在1970年代对革命文学的所有认知和期待。小说讲述胶东农村抗日斗争的故事,但是我的第一印象,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从都到尾都在谈情说爱。事实上,此书因其对情爱大规模描写和不同寻常的尺度,在“文革”中被公认为所有毒草中最“黄”的一本,成为地下阅读者疯狂追寻的目标。小说中,有少年男女的纯情(德强与杏莉),农民之间野性的爱(花子和老起),农民干部之间的爱情(娟子与姜永泉),长工与地主婆的偷情(王长锁与杏莉妈),干部与八路军的爱情(星梅与纪铁功),八路军与农民的三角恋(王海东,白芸和花子),更有为表现敌人的淫暴而出现的各种强奸和施虐的场景。

冯德英是1950年代著名的“空军三少尉”(另两位是《前驱》作者陈立德和《英雄虎胆》作者丁一三)之一,他们在文学上的成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1949年1月,刚刚读了五年小学、年仅14岁的冯德英离开家乡,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讯部队,学习无线电报务专业。“1950年春天,我偶然看到一本封皮已被搓烂了的书…《洋铁桶的故事》…读着读着,我被这本书里打日本鬼子的故事情节吸引住了。这就是我接触到的第一本小说。也就是说,到这时我才知道有小说,知道我也熟悉的生活能用来写成一本书。”在此期间,他在杭州学习电讯,学校设在一所原国民党高级航校里,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冯德英由此机缘阅读了大量文学书籍。1955年他开始写《苦菜花》,1958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初版印了57万册,获得稿费8000元。当时3000元就可在北京买一所四合院。冯德英把初版稿费全部捐给了他小说描写的家乡。

这是一部在许多方面都突破1950年代文学规范,最不像1950年代小说的小说,却出自一个纯正革命血统的农民子弟,一个军队作家,并诞生于从反胡风运动一直到反右运动的高潮,其中的奥妙,今天依然值得我们玩味。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如果要找一部1950年代的作品,穿越时光,直接影响了1980年代,《苦菜花》毫无疑问是最佳人选。莫言认为,在“文革”前十七年的长篇小说中,对爱情的描写最为成功的是《苦菜花》,远远地超过了他同时代的作家。“我觉得《苦菜花》 写革命战争年代里的爱情已经高出了当时小说很多。我后来写“红高粱家族”时, 恰好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事情, 小说中关于战争描写的技术性的问题, 譬如日本人用的是什么样的枪、炮和子弹, 八路军穿的什么样子的服装等等, 我从《苦菜花》中得益很多。 如果我没有读过 《苦菜花》 , 不知道自己写出来的 《红高粱》 是什么样子。所以说 “红色经典” 对我的影响不仅仅是很具体的。 ”

冯德英是莫言的同乡,文学上的精神导师,他说出这番溢美之词可以理解。但是1950到1970年代的读者能否从《苦菜花》中读出1980年代的文学意义,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王朔的《动物凶猛》(即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原作)为我们提供了“文革”读者对《苦菜花》之类的作品的另一种阅读方式:色情想象。“当我第二遍看《青春之歌》、《苦菜花》这些小说时,那些书中涉及性爱的张页犹如扑克牌中的王牌,都被翻得格外旧。”

何立伟的一部名为《像那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小说,题材与《动物凶猛》相似,描写“文革”年代的饮食男女。其中两个学徒工有这样一场对话:

薛军伸了个懒腰,嘴唇乌紫,说:“猴子,你书多,有不有比《苦菜花》更那个的?”

“没有。”猴子说,“老子的书都是世界名著。你要想看奶子老子有画册,都是世界名画。”

“屁!”薛军说,“老子不要看世界名画。老子要看奶子上头挂铃子一跳舞就叮叮当当响个不停的。”

他们谈论的是《苦菜花》中一个全国人民都非常熟悉的暴虐场景:“一大群小脚女人和老头子,衣服全被剥光,在刺刀戳迫下,被逼着通过木板。一个两个……惨叫着噗嗒噗嗒跌进火坑里,皮肉被烧得吱吱响……十多个留着短发的年青妇女,全身赤露,每人两个奶头上各拴一个铜铃,被逼迫围着火堆跑圈圈。有不愿跑的就被扔进火坑里。”

1958年《苦菜花》出版后,好评如潮,有两个评论家特别提到“童男”、“童女”过火桥和“奶铃舞”这一段,认为这种描写可以充分激发读者对敌人的“咬牙切齿”。可是,他们真的相信读者在仇恨之外,不会捎带一些别的感觉吗?《像那八九点钟的太阳》中的学徒工薛军,在看了《苦菜花》之后,深深地迷恋于“奶铃舞”的意象,不仅成为他少年性意识的启蒙,更让他陷于颠覆性的困惑:“他妈妈的,为何老子的爱好跟日本鬼子的一模一样?老子也是喜欢婆娘的奶子?恨不得也把铃子拴在奶子上看她们跳舞,铃子叮叮当当地响?何解?何解?”对此,另一个学徒工小二的回答是:“证明你跟日本鬼子一样痞。证明。”薛军与小二成长中的顿悟,在王小波的《革命时代的爱情》中,最终会达到对性、暴力、革命三位一体的最深刻的洞见。

但是他们都没有提到《苦菜花》中最淫虐,也是当年纯洁的我觉得最恐怖、最恶心的一段。鬼子大队长庞文,“还最喜欢玩女人。有一次找不到年青的,抓到一个五十多岁干瘦的老太婆,他用皮带将她阴部打肿,实行兽性的蹂躏……”这一段毫无疑问达到了1950年代身体和性描写的极限,在1978年的重印版中被删去,直到1995年的版本才重新恢复。在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死》中,余华以一种放大镜式的笔法复制了《苦菜花》的这个细节。欲望,暴力,虐待,刑罚,这些当然是余华最拿手的主题,与阶级和革命既如影随形,又超越其上,成为他对人性恶的绝对展示。对暴力的迷醉,成为“文革”后文学的一道壮大景观。冯德英的粉丝莫言,也是此一大潮的杰出代表。从最早的《红高粱》到21世纪的《檀香刑》,施暴、酷刑和凌辱在他的作品中细致入微,汹涌澎湃,滔滔不绝。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莫言常常大谈冯德英对他的各种影响,却对他们之间在暴力美学上这种最深刻的师承关系,讳莫如深,缄口不言。

1950年代,风云际会,方生未死,几度乍寒还暖,多少虎视耽耽,怎样暗渡陈仓,如何歪打正着,又播下了多少在今天开花发芽的种子?闭眼回想那些“很黄”的书页,重新温习记忆中的饥渴、迷恋与激动,犹如驾驶时光飞船,穿梭往来于革命、超革命、后革命的年代。昨日之我视前日之我,今日之我视昨日之我,惆怅几何,觉悟几多?五味杂陈,唯独不存光荣与骄傲,因为我知道,所有这些我最热爱的作品,都已经离我们远去,永不复回。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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