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时流行一种说法，叫做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既然改与不改都是死，何必还要改革呢？难道就没有不死的出路了吗？这就是本文探讨的内容。
为什么说不改革是等死？
是因为苏式社会主义已被实践证明不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而是按照主观意愿克隆出来的怪胎，先天不足，活不了多长时间，必然夭折。这已经被大量事实证明，用不着在这里赘述。不改革的例子就是我国的近邻北韩。凡是去过那里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贫穷和不自由，世袭的金家王朝依靠先军政治维持着摇摇欲坠的独裁专制统治，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逆历史潮流而动，绝不可能维持长久。种种迹象表明，北韩是在等死，是等死的典型例证。
为什么说改革就是找死呢？
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苏东剧变证明了这一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东欧七个（波兰、东德、捷克苏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亚州一个（蒙古），共计九个共产党掌权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因为进行改革导致共产党失去了政权，一股脑都抛弃了苏式社会主义制度，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这不就是很好的证明吗！如果不改革，象北韩那样，有强大的现代化军队和武装到牙齿的公检法强力机关，还有掌控在官方手中的大众传媒对国民的愚弄，共产党政权会那么被轻易推翻吗？虽然说不是完全不可能，但也很难。这是因为，现在再也不是民众“揭竿”而起就能改朝换代的时代，民众用冷武器是对抗不过官方掌控的现代化武器的。旧政权即使不得人心，也会依靠暴力苟延残喘一段时间。北韩金氏家族政权之所以“摇摇欲坠”还没有“坠”，“苟延残喘”还在“喘”，就是这个道理。当然，这决不是说，这样的政权能够长久维持下去，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至于何时和以什么形式倒台，很难预料。
不改革必死无疑，只是时间早晚问题。为什么说改革是找死呢？这就需要具体分析什么样的改革才是找死。这里所说的“死”，不是指社会和人民会因为改革而死，而是指苏式社会主义制度和执政党会因错误的改革而被人民抛弃，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这就涉及到什么样的改革是错误的，必然死亡，什么样的改革是正确的，能够避免死亡获得新生。这是两个问题。先谈第一个问题。
什么样的改革是错误的，必然导致执政党和他所建立的社会制度死亡呢？
那就是把改革作为苏式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样的改革就是继续开历史倒车，必然滅亡。
要搞社会主义，首先就应该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然后才谈得上建设社会主义。如果对这个这个最起码最基本问题都搞不清楚，还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在不清楚的情况下，硬是去建设社会主义，必然把事情搞乱。总设计师之所以一再强调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一方面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搞清楚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为社会主义奋斗了大半辈子的他本人也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不然的话，如果他已经搞清楚了，就没必要再提这个问题了。既然这样一位出色的老共产党员都没有搞清楚，其他人就更可想而知了。
也许有人会说，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已经为我们设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并且是“科学社会主义”，共产党是按照他们的设想建设新社会的，怎么说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呢？这就涉及到对“科学社会主义”如何理解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确实说过，由于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但是，有两个问题需要搞清楚：
一个是，恩格斯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
他在断定“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后，紧接着写道：
“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
很明显，说的是“这门科学”，即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一门科学”，不再是空想的了，从空想升华为“一门”新的社会科学了，并且只有在两个伟大发现指导下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但绝不是说对有关社会主义的问题都已经有了科学的结论，只要按照马恩对未来新社会的设想建设社会主义就行了。事情绝非这么简单！正因为如此，所以恩格斯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作了如下规定：
“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任务。”
恩格斯说的是对无产阶级解放世界的历史条件和性质还需要“考察”，在“考察”清楚后还需要教育今天受压迫的阶级，使他们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然后才能起来闹革命。至于推翻旧社会后要建立怎样一个新社会，恩格斯并没有把它纳入“科学社会主义”这门科学的内容，并且唯物主义者恩格斯在新的社会还没有诞生以前是不会把这个问题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一项任务的，那样做是违背他的哲学信仰的。
如果细心深入思索，可以发现，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的这个论断并不科学，原因有三：第一，科学的任务是发现新的事物和探寻已被发现事物新的结构、属性和运动规律。人只能认识已经存在的事物，对不存在的事物是谈不上认识的。同样的道理，科学只能发现已经存在但尚未被发现的事物，对根本不存在的事物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在比资本主义更高级更先进的未来新社会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是没有什么需要认识的，硬要去认识，其结果只能是“猫咬尿泡——空欢喜”，说明还在空想社会主义轨道上滑行，是得不出科学结论的。第二，把两个伟大发现作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的依据，这种从理论到理论的论断本身就不符合科学产生的规律。第三，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从来都不是现实社会的阶级成为建设新社会的领导阶级，而是现实社会的阶级把生产力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新的生产力自然生成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在新的生产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阶级领导劳动人民建设新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是现实社会的阶级，其历史使命是发展生产力，把现实的生产力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为更高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产生创造物质条件，用马克思的话说叫做“孕育”新社会的“胎儿”。马恩将建设新社会的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身上，并不符合他们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原理。
另一个是，马克思对未来新社会的设想实现了吗？
只要不是鼓着肚子说大话，就应该承认没有实现。不但马恩在世时没有实现，就是在他们身后各国共产党建立的苏式社会主义，也不是马恩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义，而是一党专政的国家奴隶制，是历史的大倒退。不能实现的原因，已如上述，不再重复。
那末，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为什么都把原来的社会制度和执政党埋葬了呢？岂不是证明了改革是找死马？
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回答的原则问题。
笔者认为，之所以改革变成了找死，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把改革当成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完善”是指一种先进的新生事物，在它刚刚诞生后还很幼小还不成熟，需要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成长壮大起来；而那些落后的腐朽的事物是必然要灭亡的，也是根本不值得不需要“完善”的，不然的话，如果再“完善”它，岂不是使它更落后更腐朽更反动吗？
原社会主义阵营一些国家的执政党，把改革说成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又是指哪种社会主义呢？
是马恩所设想的那个无限美好的新社会吗？显然不是。因为那个社会从来没有实现过，当然也就谈不上“完善”。能够谈得上“完善”的只能是苏式社会主义，因为只有这种社会主义才在十几个国家内建立起来了。然而苏式社会主义需要“完善”吗？“完善”的结果又是什么呢？岂不是继续开历史倒车吗？
其实，“改革”不同于革命，两者有本质的区别。无论是“改”，还是“革”，都不涉及“命”，都只是把非本质的一些枝枝节节的问题改掉革掉，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维护旧事物的“命”，绝不是用新事物取代旧事物。正因为如此，所以改革者往往都把改革说成是旧制度的自我完善，这是顺理成章的，不值得大惊小怪。同时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这种改革往往都以失败告终，被人们称为是找死，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与改革相反，革命是要“革掉”旧事物的“命”，用新事物的“命”将其取而代之，使社会制度发生质的改变。这是一个除旧布新的过程。
既然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岂不是陷入了绝路？难道就没有不死的出路了吗？
不是的。出路是有的，那就是总设计师所主张的“我们把改革当做一种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然而，这样的改革当前只发生在另一个世界，在苏式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发生过。
在哪些地方发生过？那就是我国的宝岛台湾和我国的近邻不丹。
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以后，在那里仍然实行一党专政，白色恐怖笼罩全岛。但那里的经济属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随着经济的繁荣，民众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对政治权利的要求与日俱增。最初遭到镇压。但群众并没有因遭到镇压而止息，仍然以各种形式进行抗争。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国内外的压力下，行将入墓的蒋经国终于力排众议，用专制手段结束了专制，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首创民主社会。国民党虽然在民主竞选中失去了政权，但并没有死亡，而是仍然作为社会的有机力量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并且几年后又赢得了选民的信任，再次成为执政党。
不丹国属于旺楚克家族世袭的封建王朝，已经统治不丹一百余年。可是，由于前任国王12岁时就只身远渡重洋赴英国求学，现任国王曾留学英美并获牛津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因此他们的思想受到现代民主政治的熏陶洗礼，认识到“一个优秀的制度比王位更重要”；加上受到印度的保护，其内政外交都受到印度的影响，所以国王力主进行政治改革，主动自上而下自我革命，创建起君主立宪民主政体，社会实现了和平转型，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
这两个例子都说明，只要具备两个条件，社会制度就有可能实现和平转型，那就是：第一，社会的经济基础已经属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第二，执政者已经接受宪政民主这个普世价值，愿意自上而下推动政治改革。这是两个必备的条件，缺一不可。这两个条件具备以后，独裁专制的执政者就会凤凰涅槃般的获得新生，升华为民主者和民主党。
苏式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为什么没有能够在社会转型中生存下来呢？
下面，让我们以前苏联戈尔巴乔夫和我国的总设计师为例，来尝试解读这个问题。
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第七任总书记，在他执政时，苏联的社会已经病入膏肓，无法医治。但是，戈氏在它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对十月革命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做了充分肯定，反复强调“之所以要改革，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于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停滞现象是“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年轻的社会制度，作为一种生活行为方式，在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解决当代科技进步、社会的经济、文化和精神发展的根本问题以及发展人的个性等方面，拥有巨大的和远未发掘出来的潜力”，一连用了三个“多一些社会主义”。可是他也提到“改革是一个革命的过程”，认为“现在，开始谈论‘第二次革命’和改革的不可逆转性了”，要“多一些民主”。从它所谈到的改革的内容来看，已经不仅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是带有除旧布新的革命的性质了。但是在主观上，戈氏还是想维护苏共的统治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甚至直到他写回忆录时仍然在为自己辩护。
历史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戈氏的改革遭遇巨大阻力，迫使他不得不从经济改革转入政治改革，结果导致苏共自身发生分裂，在危机关头戈氏不得不辞去总统职务，同时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建议中央委员会自动解散，让各个党组织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以后活动的问题。这是戈尔巴乔夫革命性的改革所必然导致的结果，不管他主观上是怎么想的。也就是说，戈尔巴乔夫是一个从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者，身不由己地演变为革掉苏共和苏式社会主义的革命者。在关键时刻，他把握住了自己，没有动用暴力对民主派和保守派进行镇压，基本上实现了和平过渡。单就这一点来说，它是明智的，值得赞扬！
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确实曾经明确提出过“我们把改革当做一种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可是到了发生八九事件后，特别是发生苏东剧变后，他就不再提政治改革了。结果一拖就是二十多年，那个“从苏联模式来的”政治体制至今仍在维持着。经济上也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由于权力过分集中的旧的政治体制同已经变化了的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结果为权贵资本主义恶性发展提供了条件，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执政党的威信和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全面深化改革遇到重重阻力，威胁着党的执政地位。从目前已经揭露出来的情况看，老虎成群结队，苍蝇满天飞舞，真是触目惊心，令人心寒！特别是最近从副国家级领导苏荣问题的披露中，一些地方的官员对下级给上级送钱已经习以为常，对实名举报上级领导的人竟然动用纪检和公检法进行打击报复，真是匪夷所思，着实使人不可理喻！可见一些基层政权已经堕落到了何种程度，哪还有一点共产党的味道？！这些严重问题的形成，不能说同总设计师没有能够及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关系。可是从网上疯传的总设计师政治遗嘱（官方并没有辟谣，是否属于默认？并且伟大领袖和总设计师都不是因急病而突然仙逝，不可能对党和国家的未来没有思考和嘱托，为什么不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公布呢？至于他们的遗嘱是否正确，也应该由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辨析）来看，对目前出现的问题早有预见，为什么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呢？总是这样击鼓传炸弹，传到何时才把能它处理掉？既然传的不是鲜花，是炸弹，必然传到谁手谁害怕，总有一天要爆炸。等到爆炸就晚了。
其实，经过三十多年经济领域内的改革，我国已经具备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物质基础，只要最高领导层继承总设计师的遗志，下定决心，自上而下的把改革作为“第二次革命”进行到底，就能有条不紊地实现执政党和社会的转型，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梦想和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相信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绝不会在改革中死去，一定会获得新生！
来源: 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