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氏看来,由于现实主义的局限,文学具体到小说极有可能只有模仿没有生成、只有复录没有构建。如果文学只是通过某一个人对生活现实的复录来表达自己的话,这样的小说,除了没有人愿意来聆听这种复录,重要的是,这种小说一定会呈现出信仰缺失和责任缺失。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理念、创作方法以及由这一指向的术语,几乎无法定义,甚至无法描述。英国梅休因公司在上个世纪中期曾出版过一套名为“批评术语”的丛书,其中一册专门讲现实主义。在这一专讲现实主义的小册子里,说现实主义因为“长期以来变动不居”,以至这个术语的指向面临“险境”:不同修饰语的现实主义竟多达40个。连完全颠覆以雨果(一般认为,雨果并非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左拉法国文学传统的普鲁斯特也被认为是“内心深处的现实主义”(《追忆逝水年华》中文译本240多万字)。

Science Fiction罗伯特•斯科尔斯(Robert Scholes)并不是专门研究现实主义文学的专家,从他任职的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主页和维基百科(Wikipedia)提供的信息看,斯科尔斯是现代主义文学、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专家,到了他的中晚期,则是科幻小说的理论权威。《科幻文学的批评与建构》(中译本 2011年11月,安徽文艺出版社,本文引文凡没有加注的均引自这个中译本)第一编《科幻的结构式寓言理论》(斯科尔斯的成名作即1967年的《寓言叙事》‹The Fabulators›,引者注),看似讲的科科幻小说的理论,事实上,斯氏谈的是对现实主义的重新认知与及现实主义对未来小说的影响。而且,斯氏的现实主义理论是一种有别于传统尤其是有别于中国当代文学传统的理论。

什么是现实主义的当代文学传统?或者说什么是中国当代文学现实主义批评理论?这有必要去回顾一些“陈年旧事”。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左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左冀文艺批评家及新政初期的文学界主要领导之一、重要理论家冯雪峰,在新政不久的1952年,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长文(在半月刊的《文艺报》上,以上、中、下三期连载)。在这篇长文里,冯氏从《诗经》的现实主义到杜甫白居易的现实主义再到明代平民文学的现实主义,落脚点到五四新文化的新文学与以苏俄为榜样的1942年以降的无产阶级时代的现实主义。认定三千年的中国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伟大名著“大都是现实主义的或基本现实主义的”,这些作品在历史上具有“根本的优越性和长久的生命”,因为“在于它反映了客观的现实”。由于它反映了客观的现实,冯氏坚定地断定,这些作品便“内容充实”以及富有“艺术生命”。按照这一理论框架,冯氏认为“五四新文学”(在冯氏看来,“五四新文学”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文学)有两个来源,一是以《诗经》、杜、白以降的中国现实主义传统,一个是欧洲近现代现实主义传统(冯氏特别强调在这一欧洲近现代现实主义传统中,主要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得益于这两个来源,因此它必然地以“彻底的革命性”和“彻底的现代化”为无产阶级服务,尽管冯氏并没有否定新文学的“启蒙”作用。

因此,冯氏认为这样的现实主义应当称作为“革命的现实主义”(冯氏考虑到它与苏俄文学的关系,认为用旧称“批判现实主义”也是可以的),至于冯氏为什么没有提不久就被中国文学界接受并奉为神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得而知。即使冯氏退出(因1954年《红楼梦》批判和胡风事件)中国文学话语主流之后,冯氏的这一整套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在中国依然成为主流话语。这一话语的模型和精髓即:以现实主义理念和创作方法产生的作品,它不仅天生地反映了客观真实,而且天生地具有“内容充实”和“艺术生命”。冯氏的这套理论,问题不在于它是否涵盖了中国的三千年文学的全部,也不在于它是否就包括了新文学的全部,问题在于,这种理论经过官方的强化成为几乎处于独尊而打压多元的武器。同时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小说的创作常态。

本来,现实主义传统(按冯雪峰的界定)确实悠久且成绩卓著,五四新文学以来,同样成为新文学的主流。它们取得的成就,是任何其他文学理念和文学创作方式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按照斯科尔斯所说,因为“他们的模式(即现实主义,引者注)与他周围的世界有着紧密而直接的一致性”,这一五四新文学以降的启蒙、救亡到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主流和文学传统,与斯科尔斯的描述重叠。不过,在斯科尔特看来,即使抛开中国特有的政治元背景,“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些作家在其作中展示的每一个模式都源于现实的不同方面”,而且“以不同的方式联系着现实”。也就是说,即使是现实主义,也不可能按照某一模式或者按照某一观念千篇一律地去反映现实。因为,不同的人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空间联系现实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客观世界所映照的现实也就不一样。在这里,斯氏否定了现实主义反映“客观现实”这一理论基础。

事实和历史也正好佐证这一点,如果作家以所谓现实主义的理念和创作方式(而不考虑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个人因素)来联系现实,那一定不会出现多姿多彩的唐诗宋词,一定看不到风格迥然不同的《金瓶梅》和《红楼梦》,那也一定不会出现英国的狄更斯和法国的巴尔扎克。如果只考虑反映客观现实,那么我们就不会看到对中国新时期文学发生重大影响的华彩纷呈又异常斑斓的拉美爆炸文学和欧洲二十世纪初中期的现代主义文学(谁能把乔伊斯、艾略特、普鲁斯特、加缪、卡夫卡等完全排除在反映“客观现实”之外)。事实上,由于我们曾以坚持的某一或者独一的创作理念和创作方式,反而使得“现实主义是个声名狼藉的靠不住的概念”(转引自达米安•格兰特《现实主义》),也就是说,当下的许多时候,我们已经不大会去理会这一术语了——尽管它在冥冥之中依然起着重要作用。

于此,作为一位资深且在文学理论有多种建树的斯科尔斯看来,尽管“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理念的失败”,但是,文学具体到小说“没有人能够成功地幻想出一个与我们的经验世界毫无联系的世界”,因为“我们处于现实之中,就像鱼在海里,而海也在鱼里”。当斯氏发现传统的现实主义有着难以克服的不足时,也就是说,无论是鱼在海中,还是海在鱼里,它揭示出我们所认识到的小说的两难处境:既知道现实不能被捕捉,同时也无法逃离。斯氏看来,由于现实主义的局限,文学具体到小说极有可能只有模仿没有生成、只有复录没有构建。如果文学只是通过某一个人对生活现实的复录来表达自己的话,这样的小说,除了没有人愿意来聆听这种复录,重要的是,这种小说一定会呈现出信仰缺失和责任缺失。而不是像我们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那样认为,只要反映了客观现实才会具有“内容充实”和“艺术生命”。在斯科尔斯看来,则恰恰相反。在此,作家与生活、生活与作家的关系,关键不在于生活是什么面貌,关键在于作家通过生活看到了生活是什么面貌,或者说生活通过作家生活成了什么面貌。因为,每一个虚构作品所呈现的样式,体现了作品世界(即作家通过现实之后的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联——已经不同于现实世界的世界。所以斯氏指出:“人类存在于一个不为自己所能控制的系统中,但是这系统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去重新编排”。斯氏在这里不是否认现实本身,也不是否认现实主义大致指向本身,而是告诉我们现实主义作为一个非常宽泛但并非不能描述的术语和创作方法,尽管有时变得来飘渺不定,但依然可能有“章”可循。那就是,在这一关联系统中,通过人自己的力量去重新编排,而不是去复录与拷贝。

正因为如此,斯氏把科幻小说的本质纳入到现实主义的范畴来考虑与描述。斯氏认为奥威尔的《1984》就是一部非常杰出的科幻小说。这部小说里所展示的所有与现实息息相关的元素,都具有“超越现象、超越表象、超越任意感知的事件、超越纯粹的历史的寓言”所进行的探索和叙事。我们知道,《1984》(董乐山译)是英国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1949年出版的一部政治小说。小说对虚构的极权主义社会的描写以及对极权主义未来境遇的预测,完全超越当时的历史场景和当时的一般认知。但是,书中所显现的生活真实场景与历史真实画面,完全可以用毫末毕现来比喻。倘若我们依照传统的至少与冯雪峰界定并描述的现实主义来观照这部小说的题旨(即反乌托邦),其小说很可能被认定是虚妄的;但是,倘若我们直面这部小说里呈现的生活细节与历史细节,那么这部小说则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作品(甚至有自然主义的痕迹)。

现实主义文学具体到现实主义小说,它在时间的不可逆之中寻找空间给予的素材与想象,重要的是,它在这一空间的素材与想象中寻找时间的不可逆与未来。这样,小说的当下和未来才有了落脚点;这样,小说现实主义的可能才会成为现实主义小说本身。斯科尔斯指出“当现实主义被投射到未来时,一些东西被发生了。当现实主义被回溯到过去时,也会发生一些事情”。尽管斯氏指出这并不是我们所重点关注的,但是未来不同于现实。如果现实可以被投影到历史的未来,那么,对现实的探险与对未来的探险便一样重要。与此相观照,中国当下的小说,如果拘泥于具体的现实存在、尤其是拘泥当下的某些政治因素;或者说,如果中国的小说依然囿于某些教条中纠缠不能自拔以及自愿作物欲的奴仆时,而有意无意地忽视对未来以及当下的思索与探险,那么,中国当下小说面临的窘境,将不会得到根本的改观。事实上,斯科尔斯也是借用“科幻小说”这一范畴来打破西方文学的固步自封和陈词滥调。由此,斯科尔斯庄重地说:“现在明确地思考一下当代小说的状况,我发现又回到了同样的结论,用摩特•赛尔的不朽的名言来说,‘就在前方’,小说的未来在前方”。在笔者看来,中国小说的未来不也可能在远方吗?

顺便简要说一句罗伯特•斯科尔斯(1929—)其人其事。斯氏著作的中文译介很少,除了《科幻文学的批评与建构》的第一章,就笔者阅读看,国内鲜见有斯氏的另外著作翻译。不过斯氏在美国当代文学里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斯氏毕业于耶鲁大学,自1970年以来,一直是布朗大学的教授(1999年退休)。由于斯氏在多方面的杰出建树,斯氏曾担任美国符号学学会的会长(1989)和美国现代语言协会会长(2004年)。其独立著述、合作著述和主编著述共有近40种。 1977年以《科幻小说:历史,科学,视觉》(Science fiction: history, science, vis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成为科幻小说理论界的泰斗级批评家。

此文原载《文学报》201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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