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很难用语言形容人们对辛灏年的崇敬。无论走到哪里,周围人提起他的名字,都毫无例外地肃然起敬。他的著作《谁是新中国》风靡海内外,给了许多人对历史新的认知和启发;他的演讲更是一次又一次引起各种轰动。想象当中他是一副大师的风范,见面后才真实的感受到他的才华横溢,谈笑风生,是什么样的一种魅力。他不但完全没有架子,即便是对我这个刚从大陆过来,对中国许多历史事件知之甚少的“八五后”年轻人,他也都是耐心且饶有兴致地讲述我想知道的真相,以及他自己的故事。他的故事中最吸引我的段落之一,就是他在“文革”中的那段遭遇。

许多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对“文革”都认识模糊,因为在中国大陆,它是一个禁忌的话题。然而,越是因为“禁忌”,因为中共对此遮遮掩掩,年轻人越是应该对它有所了解。

文革爆发那年辛灏年19岁,但是,一起还是要从他更小的时候说起。

1957年,辛灏年的父亲被打成右派,之后被定罪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判了五年刑。与此同时,对于辛灏年来说,幸福的生活终结在了十岁那年。

“那个时代的环境是不允许你有仇恨,不允许你有仇恨的表现,更不允许你有仇恨的行为。即便你心生不满,你也不能表达不满。如果你要表达不满,就将会被社会吞噬掉。”

背着“成分不好”的罪状,辛灏年受过的苦很多,不过好在大哥大姐挣钱养的家,他在经济上一直还算过得去,但是在生活上就受到了很多歧视。

“比如说,小学五年级,我和我的同学到劳改农场去看我的爸爸,结果我们回来以后就被我们的班主任点着我们的名字说:‵你们又去看你们反革命的老子去了吧,你们还划不清界限?你们不怕被开除吗?′那时候也就十一岁吧,那种烙印在身上太深了。”

1960年到1962年毛泽东被迫退居二线,因此对人思想上的控制稍微放松一点,辛灏年因为多才多艺,经常可以给学校带来荣誉,所以老师校长没有太多为难,他的日子过得还算轻松。然而,又轮到了“好景不长”这个词语出场的时候了。1962年,毛泽东重新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当时辛灏年考上了高中,全国著名的重点高中——芜湖一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和与他一样“成分不好”的同学感到压力越来越大,他是无可争议的好学生,却是批判的重点对象,除此之外,他每个星期都要向班主任汇报思想状况,汇报“你们的反革命父母是如何对你们进行反革命教育的”,实在没有就得编,编了还要说写得不深刻。他就这样生活在被压抑被歧视里——在十七八岁的敏感年纪。他也曾回家追问父母,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父母所说的实情跟学校里的渲染显然不会是一回事。辛灏年父母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不拍马屁不讨好别人而已。

“因为这个学校是一个成绩特别好的学校,所以它就特别虚荣。一方面它拼命抓教育质量,另一方面它要更加疯狂地抓政治教育,来加强对学生的思想禁锢。这样它才能够保住它先进学校的地位。这种虚伪造成一种什么?扭曲。谁都不敢讲真话,谁都有一套复杂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野心并且秉性不好的就想办法往上爬,而我们就永远在底下。”

紧接着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那一年辛灏年面临高考。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他明知自己成分不好,即使考分再高也上不了大学。但他依然不到黄河心不死。直到考试前一天晚上的半夜12点了还在刻苦做题。直到好朋友到他家敲门,告诉他高考取消。他说自己当时一下子瘫坐在桌子上。觉得连最后的一点梦想也给掐断了,一掐就是十年。遭受着难熬的打压,他一方面被压抑,一方面不服气。就这样备受煎熬地度日。

“文革当中毛泽东为了利用学生来反对刘少奇,出了一个‵十六条′,说学生之间一律不允许互相斗争,这才把我解救了。虽然现在讲起来很多都是笑话了,但是那段遭遇我就是今天想起来也怪心酸的。文革的主要目的是打刘少奇,刘少奇势力太大了。毛泽东是制造混乱来打刘少奇,以为是让人们大造反,实际上还有一大部分人民被共产党的专政和所谓的造反派们用水火棍,用镰刀斧头紧紧地压迫在地狱里面。”

之后,又开始“全国大串联”,辛灏年也不得不参与其中,但是到了北京又因为“成分不好”被赶出首都。他描述自己当时见到的景象,让我有一种无法想象不寒而栗的感觉:“在火车站外面看见一大片光头和花头,被剃得乱七八糟的光头和花头,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五类分子′家属。后来我们进到火车站又看到几个女红卫兵戴着大宽皮带,走到一个老太太面前问她什么人,老太太讲我是什么什么什么人,红卫兵抽出皮带一鞭子下去,老太太头上血都喷出来,倒在地上再也不能起来。然后女红卫兵唱着雄壮壮的军歌就走了。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是共产党早期领袖,第一个把自己家分了,把父母赶出去的农民领袖彭湃的母亲。

班上同学抄同班同学的家,想起抄就要抄,想抄谁就抄谁,有时候不得不去,但是我发誓绝不动手。“

我实在无法想象是什么让文革中的男女老少甚至年轻学生都摇身一变成为可怕的野兽恶魔。辛灏年在他的另外一篇采访实录《逍遥派说文革》中的阐述,应该可以解释这一切的缘由:“那些所谓成份好的――党的干部及其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及其子弟,还有所谓的积极份子,各色各样的先进人物们,他们便成了这个国家的”主人“;而那些被共产党打倒的地主富农资本家,没有被处决的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及其家属和后代,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份子,包括从来就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小商贩、无业游民等等,就都成了被打击、被压迫和被改造的对象……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整个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壁垒分明的社会。一小部分人在实际上统治着整个中国,另外一大部分被党统治的人,有的虽因戴着”高帽子“而跟党走得洋洋自得,饿着肚子也要天天高喊共产党万岁;有的却在恐怖之中一边被迫喊着共产党万岁,一边却在暗中痛苦地呻吟和挣扎。这种状况,直到文革爆发,已经持续发展了整整十七年……很多人都不明白,海外的人更不明白,十七年间,为什么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大学教师、大学生,中学教师和中学生,就不用说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了,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转脸之间居然都能红口白牙地去公然诬蔑和陷害别人,都敢抡起皮鞭去抽打自己的老师,用自己的皮带活生生地抽死那些与他无冤无仇的同事、同学、朋友,甚至是老人、妇女和小孩,还脸不变色心不跳。其实很简单,因为,十七年的”教育“――阶级斗争的教育,制造阶级斗争的教育,所谓”忆苦思甜“式的教育方式,疯狂的、残酷的、长期的、甚至是不间断的残暴镇压行为,早已经将”仇恨“培养好了,早已经将”对所有敌对阶级曾经是怎样抡起鞭子毒打和杀害我们阶级兄弟的仇恨“,甚至是”革他们的命“的决心与方式,深深地扎进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心底。”

之后,辛灏年把父母转移到家乡,算是躲过了这场浩劫。但是他在芜湖的家也没有躲过被抄家的命运。这些令人发指的遭遇使他下了一个决心﹕决不参加这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这绝对是一个“不讲天理和毁灭人性”的革命。之后他成为“逍遥派”,当了十年“逍遥派”,读了十年书。

时至今日,许多人依然在反思文革,作为一个学者和作家,辛灏年也是一样。然而,再多的思索,依然挽回不了当事人心中被烙下的酸楚。心灵上的创痛是几乎无法弥补的东西,经历文革活下来的那一代人,他们被亏欠得太多太深了。如今他们也都已经步入晚年,但愿他们可以安静祥和地活着。

出处: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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