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起,一个怪影开始在神州大地遊荡着——毛泽东打造的“和平演变”的怪影,这是一种使人恐怖使人震慑的怪影。毛泽东像“先知”一样地预言,中国一旦被“和平演变”,“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份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顔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啊!”自从毛泽东打造“和平演变”这个怪影起至现在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和平演变”像套在中国人头上的金箍咒,使中国人不得丝毫动彈,使中国长期陷入落后愚昧的封闭状太之中。在这五十多年的时间里,为了防止和平演变整肃彭德怀,使中国因人祸发生了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四千万人;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和防止中国改变顔色,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整治刘少奇为代表的老革命老高干,使中国遭遇了一场大浩劫。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始实行有限度的改革开放,使套在中国人头上“和平演变”的金箍咒有所松动,遂使中国出现了经济大发展大繁荣、普通百姓的生活大改善的可喜景象。但是当中国百姓大众要求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扩大当家作主的权利,消除社会不公平,进一步建设拥有自由民主法制的社会时,有人又时不时地拿“和平演变”这个怪影来威胁恐吓中国的普通百姓,使有志改革的志士仁人踌躇不前。因此,为了使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局的改革开放能顺利前行不致中途停顿,我认为必须为“和平演变”正名。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遵照这一古训,我不揣浅陋,斗胆为“和平演变”正名。目的是要为立志政治改革和立志以人为本治国的志士仁人减轻一点心理上的压力,增加一点底气。斯梦若能圆,欣慰无限矣。仅此如已,别无他求。

****

(一)“和平演变”的概念是怎样产生的?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1)的记述:防止“和平演变”,是毛主席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提出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起因是1953年1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突出强调“和平演变”的战略。提出用“和平演变”的方法,使社会主义国家“被奴役的人民”得到解放,成为“自由的人民”。他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说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如果继续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的后代将获得自由。”1958年10月24日,杜勒斯在接受英国电视公司的记者时说:共产主义“将逐渐让位于一种更着重国家富裕,人民福利的制度。”现在“俄国和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在为他们人民的福利而奋斗”,“这种共产主义会发生演变。”后来杜勒斯又相继发表了几次演讲,都贯穿着对社会主义底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思想。针对杜勒斯的一系列讲话,联系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毛主席深刻感到“和平演变”的危险性。1959年他就提出:“必须警惕美国用和平手段,通过渗透和腐蚀,使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特别是从庐山会议之后1960年起,他更明白提出苏联已经变修,我们国内也有修正主义者,就是彭德怀同志。要警惕出修正主义,防止‘和平演变’。”从此以后,直到毛主席离开人世为止,在他的心目中,防止修正主义,防止“和平演变”占了压到一切的重要位置。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杜勒斯提出“和平演变”的战略和毛泽东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算起,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在这弹指一瞬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强大无比显赫一时的超级大国苏联、及其控制的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迅速解体,速度之快使世人瞠目结舌。毛泽东创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也早已被中国人民搁置一旁。这都充分表明,在杜勒斯和毛泽东的攻防战中,谁胜谁负,孰是孰非,无须世人评说,客观具体的事实和时间已经做出公正判断。充分证明凡是罔顾人民福利和基本人权,凡是专注权力归谁掌握和专注如何加强对个人束缚的社会制度或迟或早总是要被人们抛弃。也充分展示了自由民主主义比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宽阔的社会视野和更深邃的历史洞察力。

(二)“和平演变”的真谛是什么?毛泽东把“和平演变”简单理解为某种社会制度被非暴力的方式改变,特别是某种政权被非暴力的方式改变,这样理解“和平演变”私下认为是非科学、是不正确的,没有把握“和平演变”的真谛。从而对“和平演变”产生了极度恐惧,这种恐惧症从开始至现在一直在中国大陆漂浮蔓延。由于恐惧“和平演变”,致使毛泽东采取了一系错误对策,大搞阶级斗争,甚至不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整治了一大批与己不同观点、曾和自己患难相共的战友同志,引起了社会大动荡;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为恐惧“和平演变”而开展反对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不经正常的罢免程序撤换两位总书记,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严重干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改革开放;因为恐惧“和平演变”,导致我国政府过度解读美国政府一年一度公布的“人权白皮书”,自我烦扰,引起不必要的“针峰相对”“以牙还牙”的外交摩擦,实在有损我泱泱大中华的风度和形像,不利于我国的对外开放,这是咱们中国人应该仔细琢磨的经验教训。那末“和平演变”的真谛是什么呢?它不是单指某种社会制度和某一政权的变更,它主要是指由于生产经验的日积月累,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创新,由此引起社会观念的不断创新,风俗习惯的不断演变。概而言之,主要是指思想文化观念的创新和演变,或是指一种遊戏规则的变化。这种文化思想观念的创新和演变,或遊戏规则的变化,不断推动着人类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过渡。这绝对不会出现像毛泽东危言耸听的那种灾难,会使地富反坏牛鬼蛇神法西斯上台复辟,会使千百万人头落地;也不会出现像邓小平和陈云等老革命前辈担心的那样,会使国家权力落到不可靠的人手里,会使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付诸东流。这种种担心,皆出于马克思主义权力至上的价值取向,皆出于出生入死终生为权力打拼的革命老人迷恋权力的情结。为了加深对“和平演变”的理解和认识,必须对“封闭社会”和“开放社会”做出适当和必要的界定。所谓“封闭社会”是指希望加强对人的约束和控制,希望对每件事都要加以有意识控制的社会,这反映了一种独裁专制主义社会的遊戏规则。所谓“开放社会”是指希望放松对人的约束和控制,希望能除去自由运用人类天才障碍的社会,这反映了一种自由民主义社会的遊戏规则。由此可见,“和平演变”的真谛,是一种遊戏规则的变化,就是指从希望加强对人约束控制的遊戏规则,向希望放松对人约束控制的遊戏规则的过渡和转变。放松约束控制的社会就是一个理性和批判性的社会,即每个人都拥有独立思考权利的社会。由此可见,希望放松对人约束控制的开放社会,其主流价值观念的取向就是渴望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因为只有在自由民主平等和尊重人权的社会环境里,人类的聪明才智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释放,个人的活力才能最大限度地迸发出来。这就势必引起主张对社会个体加强严密控制的独裁专制主义者的强烈反弹,这就决定了通往开放社会的道路和追求自由民主平等之人权的命运一样,必定要历尽艰辛和坎坷。

(三)世界“和平演变”的艰辛坎坷路。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写道:“个体的解放的确是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它导致了部落的解体和民主制度的兴起。”(2)我认为这一论断是科学的,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历史内容。个体的解放开辟了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过渡的道路,精准地反映了二千多年来人类对个体的解放和自由的企盼,在人类的历史上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1847年1月1日匈牙利有位年轻诗人裴多菲写了非常有名的《自由和爱情》的诗歌:“自由与爱情!我都为之倾心。为了爱情,我宁愿牺牲生命;为了自由,我宁愿牺牲爱情。”(这首诗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曾译为“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而在中国广泛流传。)这首热血沸腾的诗表达了自由甚于生命和爱情,“不自由,母宁死”的最高诉求,这是对个体解放的召唤所产生的一种强烈回应。

南宋的著名诗人陆游在《书叹》的诗中写道:“人生如春蚕,作茧自缚裹。”此处的“茧”是指人的思想观念和各种束缚人的复杂仪式。我们知道,春蚕吐丝作茧,能把蚕蛹包裹起来免遭侵袭而顺利繁衍。人为了适应生存,则创造了各种观念和仪式或遊戏规则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尤其是远古时期,原始人几乎在每一件日常生活中都受一种复杂仪式、禁忌或遊戏规则的束缚限制,几乎想像不出可以按照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行事。这种仪式、禁忌和遊戏规则构成了牢不可破的部落主义观念,这种观念使原始部落人的思想和意志完全同一,使原始部落人紧密结合得像一个有机体,共同生活,分担共同的工作,共同的危险,共同的欢乐和灾难。我们的祖先一直在这种“部落是一切,个人什么也不是”的部落主义观念和遊戏规则缚裹之下生活繁衍,这种观念或遊戏规则就像春蚕作的茧缚裹着原始部落的祖先安全顺利地繁衍;直到“有机的”部落社会解体之后,束缚人的部落主义观念禁忌、仪式和遊戏规则才发生变化。这种变化首先发生在公元前6世纪的古代希腊。由于海上交通和商业的发展,雅典出现了一个专门从事贸易和航海的新阶级。这群人长期远离自己的部落走南闯北,与其他部落交流贸易密切接触。他们逐渐认识到在不同部落里的禁忌或遊戏规则是各不相同的,认识到不同的禁忌或遊戏规则是由人来强加和执行的。而且假如一个人只要能够逃避他的同族人强加的惩罚,就可以违反它们而没有任何不愉快的影响。这种认识的发展传播,逐渐破除了对部落制的必然感,使眼界大开,他们像改革开放前从国外回来的侨胞一样。他们逐步形成了自由民主平等待人和民主协商的遊戏规则办事,每个人都能独立自主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的习惯。这种从贸易和商业中产生的首创精神是一种个人首创精神。这种精神使原始部落主义社会的种种禁忌、复杂仪式和遊戏规则逐渐被破除了。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初出现的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念。从此,原始部落主义的社会里出现了成员之间对地位的竞争,许多成员力图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和取代别的成员位置。昔日由血缘脐带联结起来的封闭的部落主义社会,开始过渡到交换与合作来运行的开放社会。这是一个伟大时代,开辟了从封闭的原始部落社会到开放社会过渡的时代。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产生了像伯里克利、希罗多德和德谟克利特这类著名的自由民主思想的先驱。通过他们的言论著作,把人类最初形成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念得以流传保存下来。伯里克利提出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政治个人主义原则,在雅典城邦中获得了欢迊和称赞。他说:“法律为所有的人在他们的私人争议中提出平等的裁判”;“当别人选择他自己的道路时,我们不会横加指责……但这种自由不会使我们无法无天。我们被教导要尊重行政长官和法律,绝不忘记我们必须保护受害者。”“尽管只有少数几个人可以制定政策,但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评论它。”伯里克利的这类简单质朴的语句,反映了一种个人主义的意识,就是把人当作人来尊重的思想意识,成了当代自由民主价值观念的滥觞。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以德谟克利特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形成了这样一种学说:认为语言风俗习惯和法律这些人类建构、即遊戏规则并不具有禁忌的神秘性质,而是人的创造,不是自然的而是约定俗成的。他们还坚持说,我们对这些人类建构或遊戏规则是负有责任的。根据这种学说,我们可以认知自由民主价值观念的遊戏规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它与具体事实无直接关联,它并不描述某种事实,而这种遊戏规则却规定了我们的行为方向,引领我们的思想行动,像纯数学逻辑一样虽然与具体事实无关,却能引领科学家的思想和行动具有同样的道理。这种价值观念或遊戏规则可以通过社会的规范约定来制定和改变。但是这种“规范”“约定”不是任意的信念,也不是靠强权建立起来的信念,或靠暴力催生的信念。每个社会成员在道德上都对这种“规范”“约定”负有责任。这种责任不能转嫁到任何别人身上,既不能推托给上帝,亦不能转交给自然,也不能转交于社会,且不能转交给历史。如果我们发现这些约定规范令人不愉快,我们的任务就是尽我们所能改进它们。这是一种理性认识,破除了人类对价值观念或遊戏规则的神秘认识,是人类认识上的一次大飞跃。长期以来这种价值观念和遊戏规则成为激励人们心向真善美的无穷动力,成为人们推动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过渡与和平演变的强大动力。因此这种价值观念或遊戏规则自产生之日起,便遭到了希望对个体加强社会约束的思想家们的激烈反对和抹黑拆烂污。这种反对和拆烂污持续了几千年,直到现在仍在激烈地进行。诚如波普尔所言:“希腊人为我们开始了这场伟大的革命,而现在这场革命似乎仍然处于开始阶段——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过渡。”可以预料,希望加强社会约束与希望放松社会约束的争论和斗争将会持续很长的时间,向开放社会和平演变的道路必然充满艰辛和坎坷,但是自由民主平等的前进步伐是不可阻挡的。

在历史上反对开放社会名气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思想家就是柏拉图。柏拉图生活在原始部落制度全面解体和民主制度逐渐形成兴起的时代。他是日渐衰落式微的部落酋长贵族的代言人。他无限留恋原始部落中各社会成员在部落酋长的呵护下的共同生活,分担共同的工作,共同的危险,共同的欢乐和灾难,从而使部落主义这个大家庭成了部落成员感到最安全的地方;他非常欣尝原始部落生活中的“集体是一切,个人什么也不是”的部落主义观念或遊戏规则;同时还非常欣尝部落酋长的无限权威。因此,柏拉图成了封闭社会的坚定捍卫者,专制极权主义的祖师爷,反对开放社会最坚决的敌人,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长久深远的影响。现在来研究柏拉图反对开放社会的所作所为,这对认识“和平演变”的艰辛坎坷路,对为“和平演变”的正名,都是一件非常有助益的事情。为此,我想着重谈谈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柏拉图是怎样对从原始部落主义观念中挣脱出来的社会个体极尽攻击、抹黑和拆烂污之能事的?柏拉图认为,部落主义封闭社会的解体,其根源是“人的堕落。”由此可见,柏拉图视社会个体为堕落之人,这就决定了柏拉图对社会个体的观感。因此,他把反映社会个体的愿望和要求的民主派人物刻划描绘为变色龙。把民主派描述为恣意挥霍而悭吝、傲慢无礼、无法无天又鲜廉寡恥;描述为残酷好斗如同捕获的野兽一般;描述为耽于纵容一切异想天开的念头;描述为仅仅为了寻欢作乐和无谓而龌龊的欲望而生活;描述为像禽兽一样满足其腹之欲。总之个体的存在是高傲自大,是非正义不虔诚的。个体在柏拉图看来就是魔鬼本身,就是洪水猛兽。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民主派人物恨之入骨,对社会个本恨得咬牙切齿的极权专制主义的情绪。

第二,柏拉图是如何抢占道德制高点,以图高屋建瓴围攻自由民主派的战略优势?柏拉图要抢占的道德制高点,是与国家和政党集团的利益紧密相关的。这个制高点就是波普尔揭示的:“一切对我的国家、或我的、或者我的政党的力量有用的就是正确的。”(3)这里所提的“高屋建瓴”,是指实现国家和政党集团利益的各种观念及手段。而其各种观念的核心是“部落是一切,个人什么也不是”的遊戏规则,或者“集体是一切,个人什么也不是”的部落集体主义之类的遊戏规则;其各种手段包括“劝告和强迫”、“暴力和说谎”。为了抢占道德制高点,柏拉图力主个体应当推进整体利益。这个整体利益可以指全人类、国家、家庭、种族、阶级或任何其他的集体机构的利益。他说:“部分为了整体而存在,但整体并不为部分而存在……你是因整体而被创造,而整体的被创造并非为了你。”柏拉图认为,如果你不能为了整体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那么你就是自私的。柏拉图就是站在这个道德制高点上,认为个人主义是自私和利己的。这就为他捍卫集体主义攻击个人主义配备了强有力的武器,为强使个人无条件服从集体的极权专制主义打造了一个道德紧箍咒,为极权专制主义肆意践踏人权,扭曲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这类遊戏规则提供了道德支撑,从而使个体解放的道路布满了荆棘,把社会个体被长期置于柏拉图设计挖掘的道德茅坑里,为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过渡设置了重重障碍。其实个体主义绝非像柏拉图描述的那样面目可憎,扭曲得那样的自私利己,它和自私利己没有必然联系。一位反集体主义者,亦即个人主义者,能够同时是一位利他主义者;为了帮助其他个体,他可以隨时情愿地做出牺牲。这种与利他主义相结合的个人主义,充分展示了一种社会大爱,这是人道主义,这是自由民主价值观念的核心,这是人类文明的根基。相反,柏拉图宣扬的集体主义,它并不跟利他主义和无私相同一。集体或集团利己主义,比如阶级政党利己主义是十分常见的事。一个集体、集团、或一个阶级政党,常常因权力和利益的分配引发的激烈冲突,血腥恶斗,比如像苏共和中共的党内斗争。这种种冲突恶斗的根源就是为了一个“私”字。不过这是被各种冠冕堂皇的华丽辞藻,比如什么“路线”和“主义”分岐之类的辞藻掩盖的“私”字。这非常清楚地表明集体主义并不反对自私。这也表明集体主义不可能产生人道主义;因为它只关注部落集体或阶级政党内部的爱,只关注一种阶级和同志的爱,还有什么“同志加兄弟”的爱;而漠视和反对超越部落、超越阶级政党、超越同志的社会大爱,还把这种社会大爱当做“人性论”横批特批大拆烂污。这充分表明集体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水火不相容。正是在这种集体主义主导的社会里,党政官员自上至下往往在集体领导和集体负责的幌子之下,把集体之“私”和个人之“私”粘合在一起,为“公”“私”不分,假公济私提供了无限辽阔的遐想空间;这成了极权专制体制下无法医治的顽症,致使集体寡廉鲜恥,集体贪污腐败蔚然成风,以致集体抵制抗拒对公权力的制约监督,因而导致以集体主义为主导的社会里公德沈沦和社会道德严重滑坡,使庶民百姓的怨声不绝于道。

第三,柏拉图是怎样为后来的极权专制主义者的建国立业设计摹仿原本?本书已反复指认柏拉图是极权专制主义的祖师爷,是历史上闻名的“哲学王”和思想家。但他不像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者列宁那样既是“哲学王”、思想家而又创建了极权专制主义的国家,成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主宰。然而,尽管柏拉图未亲手创建极权专制主义的国家,但他却精心设计了极权专制主义国家的理论原本,为后来形形式式的极权专制主义国家的建立提供了摹仿的原本。柏拉图撰写的《理想国》等著作乃是人类史上最具影响的关于国家理论的经典名著,这使列宁的国家理论也难望其项背。现在重温这类著作,仍然不失兴味盎然的意义,这对我们为“和平演变”正名是大于裨益的。

要正确认知理解柏拉图的国家理论,就必须首先认识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柏拉图的哲学是建立在他创建形式理念本体论的基础之上的。柏拉图认为,世界流变的万事万物,即人类感觉得到的万事万物都是从他认为的形式理念中产生的;而他指认的形式理念或本质是先天存在的,因而是与感性事物分离的。就是说,柏拉图的形式理念是万事万物的原型和起源,是事物之理,事物存在的理由,是事物赖以存在恒定而持久的原则。在柏拉图看来,他的形式理念,不是我们心中的观念,它不是一个幻想,不是一个梦,而是一个真实的事物,它确实比一切在流变中的一般事物更真实。因为可感知的一般事物看起来实实在在,但它们注定要衰亡,而形式和理念则是完善的,不会消失的。比如像张三其人,在他未出生之前,“人”这个形式和理念就已存在。当张三死亡之后,“人”这个形式和理念不会隨张三的死去而消失。柏拉图由此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哲学认识理论:变化着的可以感觉触摸到的具体事物是邪恶的,静止的不能为感觉触摸到的形式理念或观念是神圣的。这种对完美不变事物的信念,通常被称为形式或理念论,并成为柏拉图哲学的基石。

柏拉图的生卒年代约公元前428年至公元前348年。他的哲学理论的形成,是和他所处的时代有密切的关联。他所处的时代是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其标志是原始部落制度的解体,许多社会成员都力图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和取代别的成员的位置,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竞争,代替了原始部落主义时代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和皆一致。阶级斗争的社会现象出现了,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和斗争彼起此伏,最终导致了一场长达数十年(公元前432至前403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是雅典的民主政府和斯巴达寡头部落政府之间的战争,这是主张拥护社会变革开放与反对社会变革开放之间的战争。许多希腊城邦国家都被捲入到这场战争。柏拉图是站在斯巴达寡头部落政府一边反对雅典的民主政府。在长期的社会冲突和战争中,许多城邦国家的政治体制也发生了变化,先后出现了荣誉政治、寡头政制、潜主政制和民主政制。政治体制的频繁更迭未能制止战争和社会冲突,反而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和不安,给古代希腊人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和痛苦。柏拉图的两个舅舅克里底亚和卡尔米德都死于反对雅典民主派的战乱中,他敬爱的老师苏格拉底也被民主派控制的政府处死,自己一度被迫流亡国外。这种痛苦的经历,对柏拉图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的形成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他认为一切变化,至少在宇宙的某些阶段,必定趋向坏事,变化都是墮落。这他是关于“变化是邪恶的,静止是神圣的”之哲学思想形成的原因,这是他仇视自由民主派的重要原因,这也是他决心要阻止所有政治变革的重要原因。

因此,抑制一切历史变化,进而阻止政治领域因社会变化引发的腐败,充分实现社会稳定,这成了柏拉图的终生奋斗目标。他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便是要阻止所有的政治变革,建立一个没有其他所有国家的邪恶的国家。这是一个有特色的尽善尽美没有变化和腐败之恶的国家,是不知变化为何物的黄金时代国家,它是受到抑制的国家。这就是柏拉图按照他发现的恒常不变的理念和形式精心设计撰写的《理想国》。在柏拉图看来,这个理想国家曾经在远古时代存在过。根据柏拉图在《理想国》的论述,最初的或最原始的社会形式或理念的社会形态,是“最好的国家”,它是由最智慧且最神圣的人统治的君主政体。但是这种理想国家后来却发生了变化。变化的原因,按柏拉图的说法,这是由于“人的墮落”,人类本性内部的纷争,灵魂的分裂引起的,是由于人的利己心,及尤其是物质或经济上的利己心激起的内部冲突,阶级斗争造成的。根据柏拉图的记述,基于物质经济利益引发的阶级斗争,使人类社会与完美理想国家渐行渐远,遂使完美的理想国家之后出现的第一种“荣誉政体”或“荣誉制”,即追求荣誉和名声的部落贵族的统治;第二种是寡头政制,即富有家族的统治;“其次是民主政制的产生”,“这是自由的统治,这意味着不要法制”;以及最后出现的“潜主政制……城邦的第四种,也是最后的一种疾病。”(4)根据波普尔的研究认定,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叙述的最好最完美的国家,与斯巴达这个部落主义城邦国家之间具有相似的信条。因此,波普尔称柏拉图“为‘斯巴达的伟大神话’——至高无上的斯巴达政体与生活方式的历久不衰而又影响甚巨的神话的最为成功的宣传者之一。”(5)“斯巴达的伟大神话”是《理想国》的灵魂,是柏拉图设计的治国政治纲领,也成了柏拉图之后历代极权专制主义者为之倾倒为之践行的政治纲领。认真研究《理想国》的政治纲领,这对我们探讨认识“和平演变”的艰辛坎坷路是非常有必要的。

由此可见,柏拉图的尽善尽美和没有腐败邪恶的理想国家,实际上就是斯巴达寡头部落城邦国家的翻版,是“斯巴达的伟大神话”的影子,是柏拉图“变化是邪恶的,静止是神圣的”之哲学理念的产物。根据波普尔的研究,发现柏拉图理想国家的政治纲领是由五大要素组成的,现摘录于下:

“(A)严格的阶级区别,也即组成统治阶级的牧人和看家狗必须严格地和人类的家畜区分开来。

“(B)国家和统治阶级共命运;该阶级的独特利益,即是(国家)的整体利益;要服从这个整体,对这个阶级的生育和教育的严格规定,对其成员的利益的严格监督和集体化。

从这些最基本的要素出发,可以推得其他要素,例如:

(C)统治阶级对军队的品行、军训、带兵权、接受各种类型教育权等方面享有垄断权,但统治阶级被排除在任何形式的经济活动之外,尤其是经商。

(D)针对统治阶级的智力活动,必须有一套相应的检查制度,必须理行持续的宣传以造就他们统一的思想。在教育、法律、宗教等方面出现的一切革新必须进行阻止和镇压。

(E)国家必须自给。它必须以经济的自给自足为目的,否则统治阶级要么得依赖商人,要么自己变成商人。第一种后果将削弱其权力基础,第二后果将有损国家的团结与稳定。”

这五大要素(6)基本涵盖了极权专制主义的国家理论。仔细比较研究一下,就是像列宁阐发的国家理论也没有突破这五大要素涵盖的范围。由此可见,柏拉图的极权专制主义国家理论在历史上所占的地位。从这五大要素中我们可以知道极权专制主义国家理论的核心是“谁应当统治”国家的问题。柏拉图斩钉截铁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而无知者应当服从。”在柏拉图看来,只有聪明人的领导和统治,才能加强对社会魔鬼般的个体及个人主义进行严密控制,才能阻止社会变化,使国家稳定社会和谐,使动荡不安的社会回到自然中去,回到我们祖先时代的最初的国家、即回到尽善尽美没有变化和腐败邪恶的理想国家中,回到人类堕落之前的部落主义时代,回到那个聪明的少数人统治无知的多数人的天然的阶级统治的时代。柏拉图政治纲领中的五大要素,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为他实现自己的上述政治诉求提供了保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首先发现了“人的堕落”是促使封闭社会瓦解,促使部落主义社会和平演变的根源。因此,柏拉图认定要削除“人的堕落”之原因,铲除和平演变的根源,必须彻底回到自然中去,彻底“洗净画布”。那末,“洗净画布”是指什么呢?柏拉图说:“所有十岁发上的公民,必须把他们从城邦里赶出来并流放到乡村某地。而且必须把这些现在免受其父母的平庸性格影响的孩子们接管下来。他们必须使以真正的哲学家的方式,并按照我们自己描述过的法律接受教育。”“为了国家的利益,通过杀戮或流放某些公民来清洗国家。”这就是柏拉图的“洗净画布”的含义所在。为了防止“人的堕落”,铲除和平演变的根源,必须根除现在的各种制度和传统,必须采取净化、清洗、流放、驱逐和杀戳的手段,这是柏拉图的彻底激进主义,是一种大扫荡式的杜绝和平演变的主张。这种主张在誓为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前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盛行一时,曾给前苏联和中国制造了无穷灾难。对柏拉图洗净画布的主张,波普尔曾经做过发人深思的评估:“我们越是力图回到部落社会的英雄时代中去,我们肯定就越会达到宗教审判,达到秘密警察和美化了的强盗行为的境地。我们一旦压制理性和真理,我们必定随着全人类的最残忍和最粗暴的毁灭而告终。回到和谐的自然状态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走回头路,那么我们就必定要走到底——我们必定回到野蛮去。”(7)这是何等的衷肯何等的发人深省。压制理性和真理,必定导致反对开放社会、反对和平演变、加强国家社会对个体人的约束的极权专制主义,这是一条回返野蛮社会和通向奴役的道路。这是我们中国人不能忘记的深刻教训。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位叫格罗曼的学者写道:“柏拉图的哲学是对自由主义思想的最猛烈也最深刻的打击,这点历史可以证明。”(8)这个论断是有道理的。和柏拉图同时代流行的自由民主思想,由于遭到柏拉图的全面攻击、抹黑和拆烂污,已被挤压得像毛泽东形容的那样“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要进博物馆了。进入了中世纪,即大约公元400年起到公元1400年为止,自由民主思想竟被挤压到喀斯特石缝的深处里,几乎踪影难觅,被人遗忘。而柏拉图的哲学思想、灵魂不朽论那被中世纪的欧洲宗教全面吸纳,成了宗教界和世俗贵族中占支配地位的哲学思想,也像毛泽东形容的那样,“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世界。”特别是柏拉图“洗净画布”的极权专制主义的理论,更成了中世纪宗教裁判所镇压异端和世俗贵族巩固其统治的重要手段,从而使柏拉图的极权专制主义思想,由于中世纪的到来进入鼎盛阶段。也由于查士丁尼对非基督教徒、异教徒和哲学家的迫害的到来,中世纪的欧洲历史也就进入到黑暗时期。在这期间,教皇教主与世俗皇帝贵族诸侯的矛盾,教皇教主与教民的矛盾,世俗贵族诸侯与农奴的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不同等级之间的矛盾所引起的权力斗争,和利益冲突贯穿整个欧洲中世纪的历史。暴力冲突此起彼伏,民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而饱尝各种奴役和苦难;经济文化的发展严重受阻,这种状况持续了一千多年。自由民主也因无知与迷信、征服的贪欲、好逸恶劳、贪求权力的强人以及贪求食物的穷人所困扰;其中有很长的时间,自由民主完全受到了禁錮。直到15世纪前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欧洲的历史发展才出现新的转机。这种转机和意大利北部商业的发展有密切关联。15世纪前后意大利北部的商业发展和古代希腊雅典航海商业的发展一样,为自由民主的生存发展提供了适合的土壤和空间。从此顽强生长在喀斯特地缝里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破土而出,随着商人阶层从意大利北部城市传到欧洲的西部和北部,通过法国和德国西部传到现在的比利时、荷兰和英国,坚实地轧根于没有受到专制政治势力压抑的地方。在比利时、荷兰和英国,它长期得到充分发展,并且第一次有机会自由生长,成为这些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础。正是从那里,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它再次以充分发展了的形式开始传到西方和东方,传到新大陆,传到欧洲中部。因此,从15世纪至18世纪这段欧洲历史被称为文艺复兴时代。在这段时期中,社会发展的总方向,是使个人从他从事日常生活时束缚他的那些习惯或成规的羁绊中解放出来。这段历史是自由民主高歌行进的历史;是国王贵族脱胎换骨、改换门庭的历史;是教会宗教受到重创的历史,也是柏拉图极权专制主义哲学思想衰落式微的历史,标志着中世纪的极权专制主义开始瓦解。然而,历史不是像人们想像中的一帆风顺,而是充满着艰辛曲折坎坷。

虽然柏拉图极权专制主义在文艺复兴时代衰落式微;但在文艺复兴之后却出现了更加能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极权专制主义哲学,这就是黑格尔的哲学。黑格尔(1770—1831年)是现代极权专制主义之父,是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直接追随者。由于获得了普鲁士极权专制帝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背后的权威支持,黑格尔遂成了德国哲学史上最具影响的人物。他是拿破伦战争之后封建复辟时期被指定的普鲁士主义的首席官方哲学家。

我们知道,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过渡,发源于古代希腊文明。我们也知道,这个过渡的大门刚刚打开,却遭到了柏拉图的激烈反对。他力图把那个已经打开了的大门再关闭起来,力图阻止社会变革。这个目标被柏拉图和他的追随者实现了。漫长的欧洲中世纪曾把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过渡的大门给关闭了。直到文艺复时代,被关闭了一千多年的这扇大门才开始启封,使追求开放社会的斗争绊随着1789年的法国革命又重新开始了。1789年的法国革命像春雷震撼了欧洲大地,使封建君主们很快体验到这场革命的严重危险性。1815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皇帝为代表的反动势力开始在普鲁士重新掌权,他迫切需要找到一种意识形态来对抗1789年的革命观念。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写道:“黑格尔受命来满足这种需要。他通过复活开放社会的最初的几位大敌——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念,来满足这一要求。正如法国革命重新发现了伟大世代和基督教的永恒观念,即自由、平等和人类的兄弟之爱的观念一样,黑格尔重新发现了隐藏在对自由与理性的永恒反对之后的柏拉图的理念。黑格尔主义是部落主义的复兴。黑格尔的历史意义可以从这一事实看出,即他代表了柏拉图与现代极权主义形式之间的‘缺环’。大多数现代极权主义者完全没意识到,他们的观念能够追随到柏拉图。”(9)波普尔这段话深刻揭示了黑格尔在极权专制主义历史上的地位,也把现代极权专制主义的祖师爷从历史的圣殿中揪了出来,把形形式式现代极权专制主义者自我标谤的理论创造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西洋镜彻底戳穿了。原来“他们的观念能够追随到柏拉图”,因此他们的什么主义呀,思想呀和理论统统是标准的老古董,是曾经被历史检验证明了的衰落式微了的老古董,他们的臀部因此也被盖上了永远无法抹去的柏拉图的老旧印章,如此而已。

黑格尔主义是部落主义的复兴。这种被黑格尔复兴了的部落主义,不是当年柏拉图炮制的表现为“斯巴达的伟大神话”的那种部落主义,而是普鲁士的极权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柏拉图的部落主义遊戏规则是“部落是一切,个人什么也不是”;黑格尔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复兴了的部落主义的遊戏规则是“国家是一切,个人什么也不是;因为他把一切都归于国家,包括他的肉体和他的精神存在。”这里反映了被黑格尔复兴的部落主义和柏拉图的部落主义,尽管存在时代的巨大落差,但却存在共同的本质,即其遊戏规则的核心是“集体是一切,个人什么也不是”。这两种部落主义都诉诸一种集体的本能、情感和偏见,诉诸试图摆脱个人责任之压力的欲望,试图用集体或群体的责任来取代它,都主张部落集体高于个人。都遵守“强者应当统治弱者,弱者应当被统治的原则”,这就是“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而无知者应当服从”。因此,从柏拉图和黑格尔的部落主义的价值观念中,可以引伸出人类社会和国家的本质是强者、智慧者、聪明的少数人应该统治弱者和无知的多数人。用现代极权主义者,比如用列宁的话说,先进分子,先进阶级有权实行这种强制统治。也就是说,通过强者,聪明人,先进分子,先进阶级可以把无知的多数人置于集体,国家和社会的强力控制之下。由此可见,从柏拉图到黑格尔到今天的极权主义者,都视“聪明的少数人统治无知的多数人”是他们为之践行的政治纲领,是天经地义的真理,是自然的真理。而践行这种政治纲领的手段,就是借助劝告与强迫,借助洗净画布之手段,借助赤裸裸的暴力,甚至为了城邦,政党和国家利益而明目张胆撒谎行骗。黑格尔经常叨唸赫拉克利特的“战争……证明有的人是神,而其他的人只是人,他把后者变成奴隶,把前者变成君主……战争是公正的”之经典名言,从中悟出了现代极权主义的行动纲领:“战争不仅是一种实践的必然性,它也是一种理论的必然性,一种逻辑的迫切需要。国家的概念寓示着战争的概念,因为国家的本质就是强权。”可见,黑格尔相信战争和暴力是实现少数聪明的先进分子统治控制多数无知的人的必然途径。黑格尔和柏拉图一样还公开鼓吹“如果谎言成功了,那它就不是谎言”的弥天大谎,这都成了现代极权主义者津津乐道心领神会的关于暴力和欺骗的真理。

黑格尔为了加强极权专制主义政府对社会个体,即被他所称呼的乌合之众的控制和束缚,千方百计歪曲自由民主平等之价值观念,以图反对开放社会,削除法国革命和其自由民主平等之价值观念在德国造成的影响,以图回报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知遇之恩。我们知道,所谓自由,就是指人的基本权利,即社会公民个体的权利,比如每个公民都有批评政府的权利,并且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之下拥有解散政府的权利,他们的意志是独立自由的,是受法律保护,不容国家侵犯的,诸如此类的权利,就构成了我们称之为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但是黑格尔认为,这种公民个体的自由是形式的自由,不是实在的自由。那末,黑格尔主张的实在的自由究竟是什么自由呢?黑格尔说:“每种现实的东西都是一种理念。”(10)那末,人的理念是什么呢?黑格尔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有关论述中得到启示:“只要若干人结合起来自认为是一个整体,他们就只有一个意志,这个意志关系着共同的生存以及公共的幸福。”(11)因此黑格尔认为所谓人的理念,是指人的“普遍意志”,就是卢梭所说的若干人结合起来形成的“一个意志”,这就是集体的意志或人民的意志。众所周知,人民一旦被赋予意志,就必然会被提升为一种超越的人格,就成了一个个别的存在,一个个人,一个位于人上人的人。在黑格尔看来,只有“普遍的意志”,即集体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才是真实的、实在的、是恒久不变的、不可毁灭的、不会腐败的。由此可见,集体的自由、人民的自由才是真实的自由、实在的自由、永恒的自由。卢梭说:成为法律的不是一个人的意志,而是所有人的意志。而黑格尔却说:“一切真正的法律都是一种自由,”“它体现了一种自由”,从而把自由和法律等同起来。就这样,黑格尔用真实的、实在的、永恒的集体的自由、人民的自由和法律的自由取代了形式的、非实在的公民个体的自由。前面说过,反映“普遍意志”的“人民”是一种超越的人格,是一个个别的存在,一个个人,是一个位于人上人的人,这就是帝王、总统、主席或什么代表之类的人。因此黑格尔论证的自由是一种帝王的自由,是总统、主席或什么代表之类的自由,一句话,是少数聪明人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不受法律限制为所欲为的自由,是视人权为非法的自由。普鲁士就是这种自由的顶峰(列宁和毛泽东说的自由就是属于这种自由)。就这样,黑格尔充分运用他那辩证法的拿手戏,轻车熟路把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歪曲成为极权专制主义的价值观念,使之成为极权主义反对开放社会的工具。黑格尔除了对自由民主中的“自由”进行恣意歪曲之外,还对自由民主中的“平等”也进行了恣意歪曲,使之成为不平等。众所周知,自由民主中的平等,是指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抑制特权的有效手段。黑格尔深知,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少数聪明人压制束缚多数无知者的头号敌人。为了摧毁这个邪恶危险的敌人,黑格尔采取了欲擒故纵的手段。他首先承认,“‘公民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这句话包含了一个伟大的真理。但是,更具体一点说,公民……要在法律面前平等,关键在于他们只能在法律之外也是平等的。只在他们在财产、年令等方面拥有平等,才能在法律面前受到平等的对待……法律本身是以不平等的条件为前提的。”由此可见,黑格尔认为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表面看来是“一个伟大真理”,但从实质上看,是一种不屑一顾的形式的、空洞的、没有实质内容的“同义反复”。真正的平等是具体的,实在的即“在财产、年令等方面拥有平等”。黑格尔就这样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歪曲成一种自然主义的平等,即在“财产面前人人平等”和“年令方面的人人平等”。这种平等观,和柏拉图表述的“对不平等的公平对待必定导致不平等”,和亚里斯多德表述的“平等对待平等,不平等对待不平等”的确存在雷同之嫌。综观上述,我们可以看出,黑格尔用辩证法和欲擒故纵的诡谲手法歪曲自由民主平等,与柏拉图直面攻击自由民主平等尽管存在一些手段方法上的不同,但却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黑格尔的手段方法更诡异更现代更具欺骗性。这种被黑格尔歪曲了的自由民主平等,对马恩列斯毛产生了非常之大的影响。

黑格尔是柏拉图之后最具影响的极权主义思想家。他的思想不仅在德国影响了几代人,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历史也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做了如下概括:“黑格尔的影响,尤其是他的那些隐语的影响,在道德和哲学中以及在社会和政治的学科中(经济是唯一的例外),都是十分强大的。特别是历史哲学和教育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受着它的支配。在政治学方面,下面的事实最严厉地表明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极左派、保守的中间派、和法西斯主义的右派,都把他们的政治哲学建立在黑格尔的基础上,左派用阶级战争取代了黑格尔历史主义框架中出现的民族战争,右派则用种族战争取代了民族战争;但是,二者多少都在自觉地追随他(保守的中间派通常意识不到自己受惠于黑格尔)。”(12)追求对无限权力的占有、控制和支配,这是黑格尔的部落主义、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本质特征。这种特征表现在黑格尔对战争的高度颂扬和肯定,即每一个“希望存在”的民族必须通过进入“历史舞台”,即通过打败其他的民族,来肯定其个性和灵魂,斗争的目的是支配占有世界。由此可见,像赫拉克利特一样,黑格尔相信:战争是一切事物之父、之王。像赫拉克利特一样,相信战争是正义的。在黑格尔这种信念的支配之下,德国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右派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目的就是要使优秀的种族日耳曼人统治支配世界;马克思主义极左派则在世界各地发动阶级斗争,制造暴力革命,目的就是要使先进的无产阶级统治支配全世界。可见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右派和马克思主义的左派所追求的目标,就是柏拉图制定的“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而无知者应当服从”的极权专制主义的政治纲领。这的确使人匪夷所思,然而却是历史事实。表面看来,马克思主义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右派代表着对立的两个极端,但从实质上看,所谓科学的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本质上是相同的。他们都极端蔑视和排斥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都仇视自由主义的文明。社会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可以互相妥协,互相成为潜在的招募对象。但他们和那些真正确信个人自由的人之间却毫无妥协可言。把一切自由主义的东西从德国赶出去的,正是右派和左派的反资本主义势力的联合,是激进的和保守的社会主义的融合。1914年以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队伍里接二连三出现了一些导师,他们没有领导保守派和反动派,却领导了勤苦的劳动者和理想主义青年,使他们成为国家社会主义信徒。只是在这之后,国家社会主义浪潮才达到了重要的地位,并很快发展成为希特勒的学说。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者都称自己是真正的民主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希特勒从来不曾声称自己代表真正的自由主义。可见自由主义具有成为希特勒所痛恨的学说的特点。因此,从学理上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是同出一辙的,是柏拉图和黑格尔的部落主义的继续和延伸。所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部落主义之本质,这对我们为“和平演变”正名是大有助益的。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柏拉图和黑格尔的部落主义的继续和延伸,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和柏拉图主义及和黑格尔主义存在一种师承关系。黑格尔是柏拉图的直接追随者,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称自己是黑格尔的门徒。他在批评德国知识界的后生小子们,把黑格尔看作一条“死狗”时写道:“我倒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门人,而在论价值学说的那一章,我还在这里那里用黑格尔特有的表现方法来显示一番。”因此列宁说: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基本来源。正因为这种师承关系,决定了马克思和柏拉图、黑格尔之间存在一种相同的基因和共同的“DNA”。这种相同基因或“DNA”集中表现在马克思撰写的《共产党宣言》的一书上。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是宣告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也可视为是柏拉图的政治纲领的翻版。是《共产党宣言》表达了柏拉图对理想国家和理想社会的诉求:“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来表示:消灭私有财产权。”这正是柏拉图的政治纲领中最基本的内容。在柏拉图看来,私有制是使人性堕落,是促使他的理想国家和理想社会瓦解的罪魁祸首,从而使人类个体成了魔鬼。所以消灭私有制,恢复公有制,是回归理想国家和理想社会的前提,这是柏拉图梦寐以求的最高诉求。为了达到“消灭私有财产权”的目的,马克思在宣言中主张“共产党人到处都赞助一切反对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认为一切运动中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所有制问题”。就是说,为了消灭私有财产权,共产党人必须进行扫荡一切的社会革命,“同过去遗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过去遗传下来的种种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种反对一切现存社会政治制度,扫荡一切的两个“彻底的决裂”和柏拉图的“洗净画布”,力图使历史开倒车的政治主张完全相吻合。所以我们可以把《共产党宣言》视为是柏拉图的政治宣言,是使历史开倒车的宣言。《共产党宣言》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用暴力去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使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马克思在此所言的“无产阶级”,就是卢梭所说的是由一伙没有财产的“若干人结合起来自认为是一个整体,他们只能有一个意志,这个意志关系着共同生存以及公共的幸福”的那个“自认为是一个整体”的阶级;由这个阶级的先进分子或聪明人统治的国家和社会,就叫“无产阶级专政”。因此,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柏拉图提出的“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而无知者应当服从”的领导原则是完全一致的。这种领导原则被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公认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说得更干脆更直截了当。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写道:“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可见,列宁毫不忌讳地承认“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同时他还承认,这些“聪明人”是用“不方便的”和“非民主的”方法推选出来的。1920年12月22日列宁在“列宁同志万岁!”的掌声雷动和欢呼声中作《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时说道:无产阶级专政“要善于把强制同说服结合起来”,“不怕强制,不怕最严厉的,最坚决无情的国家强制”,“先进的阶级有权实行这种强制”,这等等充分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柏拉图主义、黑格尔主义之间存在一种相同的基因或共同的“DNA”;说明马克思主义是新时代中产生的新部落主义,这种部落主义的灵魂就是“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马克思和其信徒称这种领导和统治为“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是无产阶极专政?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横着一个从前者到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阶级的革命专政。”列宁把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看成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按照列宁的理解,无产阶级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那末,无产阶级专政是干什么的?其专政的对象又是什么?列宁根据《共产党宣言》主张的共产党人的革命,“就是同过去遗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过去遗传下来的种种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乌托邦激进主义,得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是“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结论。列宁还明确指出,千百万小业主小私有者就是属于这种“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他们每天都在制造“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因而他们便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就是少数聪明人和先进分子统治多数无知者,统治千百万小业主小私有者的时代。正是这种“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而无知者应当服从”的政治理念,使列宁时代出现了红色恐怖,斯大林时代出现了大屠杀,使千百万无知者死于非命。1990年1月30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从1928年到1953年,斯大林大权独揽的25年期间,共有3778243人死于非命。1991年6月14日,苏联克格勃主席库克留奇柯宣布:这一时期有420万人被镇压。就连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像柬甫寨这个人口不过千万左右的小国家,也因为那几个聪明的共产党人的统治而使200万无知者丧命。而这数以以千百万计的无辜者,多数是小业主小私有者,他们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和商业文化的载体,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要消灭私有财产权”的直接受害者,是一小批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共产党人坚持《共产党宣言》主张的“两个彻底决裂”的牺牲品。这种乌托邦的激进主义,这种柏拉图擦洗画布式的无阶级专政使人类陷入前所未见的野蛮恐怖的社会中。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专政是阻挠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过渡的最大障碍。

马克思主义者为了能够像《共产党宣言》所说的那样:“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使历史能够沿着马克思揭示的规律和指引的方向前进,必须严格控制不懂历史规律的无知群众,并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柏拉图、黑格尔一样深知,刚靠少数聪明人或先进分子施加暴力强制是无济于事的,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必须像柏拉图主张的那样借助“强迫与劝告”,必须像黑格尔主张的那样借助“暴力和欺骗”。这里所说的“劝告”“欺骗”或“善意的谎言”,其实就是通常所说的舆论导向或宣传。这种舆论导向或宣传服从于一个总目标,就是如何歪曲篡改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念。马恩列斯对这项工作做得非常巧妙硕果累累,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们知道,为了扭曲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念,柏拉图认为正义民主平等是一种自然的具体的、不是形式的价值观念;黑格尔则认为正义民主平等是一种民族或是国家的、是具体的不是形式的价值观念。他们都把体现公民个体的权利和相互关系的自由民主平等之价值观念,视为是形式抽象的是不存在的一种价值观念,是不屑一顾的价值观念,必须用“自然的”或“民族”“国家”的部落主义和集体主义这类具体的价值观念取而代之。马克思恩格斯在反对形式或抽象的自由民主平等的大方向是和柏拉图黑格尔一致的,但其方法手段是独具匠心的。众所周知,柏拉图和黑格尔把国家和社会看成是一个有机整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中那把国家和社会看成是一座浑然一体的高楼大厦,这座高楼大厦可以分为由基础和上层建筑两部分构成。其基础是指“生产关系的总和”组成的经济结构;其上层建筑是指“社会意识形态”、“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或哲学的形式”。自由民主平等之价值观念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马克思根据这种分析得出一条著名结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恰恰相反,正是人们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在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中也就会或迟或早或速地发生变革。”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基础或生关系的总和决定上层建筑,决定自由民主平等之价值观念。而自由民主平等之价值观念是依附一定生关系的意识形态,因而它是具体的而不是形式的不是抽象的,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为生产关系服务的,是为在生产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服务的。在马克思看来,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念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产物,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因为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念是社会个体解放的产物,它反映了个体的权利以及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它远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之前很久,即在原始部落社会解体之时就已经萌芽产生了,尽管它还不够完善成熟;但它的产生毕竟不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而是为维护个体权利,即为维护人的基本权利服务的。不过这种观念自产生形成之时起,便遭到柏拉图的部落主义观念的封杀,便遭到柏拉图的追随者的层层阻击,使其发展成长的道路十分艰难坎坷,如此而已。由此可见,马克思对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念的论述违背了历史的真实,是非科学的。更使人啼笑皆非的是,因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竟把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说成是“彼此相爱吧,大家不分性别和等级都来互相亲嘴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13)从而对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极尽扭曲抹黑拆烂污之能事。这岂不是把嫖娼、卖淫、通奸、汹酒说成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吗?这都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引发的对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奇谈怪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把形式的自由民主彻底歪曲成“事实上”的自由民主,歪曲成是统治阶级的自由民主,只有掌握了权力的统治阶级才能享受自由民主,而没有权力的被统治阶级就不能享受自由平民主。这和柏拉图说的“聪明人应当领导的统治,无知者应当服从”完全一个腔调。在《无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中,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民主的“纯粹性”时写道:“剝削者不能同被剝削者平等”,列宁的这个观点出自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这是主张“财产面前人人平等”而反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柏拉图和黑格尔观点的翻版。从上述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有的用迂迴曲折的方法,有的用起接了当的方法来歪曲自由民主平等。他们和柏拉图、黑格尔一样,千方百计要用事实上的自由民主平等去取代形式的自由民主平等,出发点就是要捍卫实在具体的“部落是一切,个人什么也不是”或者“集体是一切,个人什么也不是”的新老部落主义观念,目的就是要把集体的意志或曰“人民的意志”提升为一个超越的人格,最终达到为“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无知者应当服从”的极权专制主义的理念服务的目的。历史已证明,用事实上的自由民主平等去代替形式上的自由民主平等是最具有欺骗性,这为极权专制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肆虐泛滥清除了障碍。把自由民主平等和资产阶级、和统治阶级的特权划上等号混为一谈,这使前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产生了一种谈人权就色变、谈自由民主平等就噤若寒蝉的效应。这就决定了由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和平过渡或和平演变,只能走一条艰辛坎坷路,大量披荆斩棘的工程在迊候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这充分证实了波普尔关于“希腊人为我们开始了这场伟大的革命,而现在这场革命似乎仍然处于开始阶段——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过渡”的论断是何等的正确。

(四)中国的“和平演变”路比从蜀道上青天还难。李白在《蜀道难》的著名诗篇中写道:“噫吁哉,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反思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深感在中国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过渡的道路,比从蜀道上青天还难上加难。中国的改革开放路或“和平演变”之路为什么难?这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喜欢改革开放,不喜欢“和平演变”;也不是像有些中国人、比如像毛泽东从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大大小小几百次农民起义的历史事实出发,而断言中国人有暴力革命的传统,存有喜欢暴动的秉性。这是因为原始部落的集体主义观念和思维方式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太长久太深远的缘故。

众所周知,每个民族都经历过原始部落社会这个历史阶段,每个民族都曾用“部落是一切,个人什么也不是”的部落集体主义观念约束和支配自己的行动,否则我们的老祖宗就无法生存,中华民族也不例外。原始部落的集体主义反映了一种基于血缘关系之上的一种行动方式。这种集体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历史悠久影响深远,这是因为中国在交通和通讯技术落后的很长的历史时期之内是属于内陆封闭国家。西有高山大漠,阻断了与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和希腊等古代文明发源地的交流;东临茫茫大海,使中国长期与海外世界隔绝。所以中国不像古代希腊那样,可以通过海上交通和陆路交通发展商业。而商业的发展,加速了古代部落主义社会及其观念较早解体,使反映个体解放的自由民主之价值观念较早形成于希腊。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和部落集体主义观念完全不同,前者反映了社会个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的关系,后者反映的是通过血缘关系连接的社会有机整体。

尽管中国不具备希腊发展航海商业的先天条件,但却具备了发展农业的优良条件,它有宽广肥沃的平原和盆地,有黄河长江和像网罗一样的大小河流分布在其辽阔的土地上,有温和湿润的季风气候和充沛的雨量,这是上天赐予中华民族的造化,加上老祖宗大禹率领我们的祖先大兴水利,为民造福。因此,中华民族比世界任何其他民族较早创造了辉煌发达的农耕田园文化。而农耕文化的进步发展,是促使中国部落主义大家庭解体的重要原因。由过去一大伙的父亲和一大伙的儿女(如《礼记》所云:“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可左证)组成的大家庭耕田种地,过渡到一夫一妻和其儿女组成的小家庭耕田种地。这两种生产方式虽然有很大区别,但由血缘关系连接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本质没有实质性的变化。特别是我们的老祖宗创造的安逸富裕发达的农耕田园文化,长期遭受北方强悍的游牧少数民族的觊觎,极大地加强了汉民族以血缘关系为特色的忠君爱国情操;从西汉霍去病“匈奴不灭,何以为家”,到宋朝岳飞的“精忠报国”,到明末清初顾炎武的“天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到清朝末年的“救亡图存”,无不贯穿血缘亲情的红线,这就为部落主义集体观念在中国流传久远提供了重要条件。重宗族的寻根问祖、重血浓于水的亲情、重男女长幼尊卑的伦理、重炎黄子孙的大团聚,这就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色,为孔夫子和其信徒制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儒家哲学文化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

那末,孔子的儒家哲学是干什么的呢?一句话概括,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用毛泽东的话说,叫“思想改造”。儒家思想改造的标准是按“仁”的要求进行。“仁”是孔子儒家哲学的核心内容,是教怎样做人,怎样当官的学问。《论语》记载的孔子和其弟子的对话中,有五十多处涉及到“仁”的内容,“仁”的出现频率大大地高于其他哲学慨念。而孔子和其弟子对“仁”的解释又往往即兴发挥,令人很难把握。但我认为其中有一处能够展示“仁”的基本内涵,这就是“学而”第二章:“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而好犯上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这段话清楚表明,孝敬父母,敬爱兄长,就是为人的根本。在一个家庭家族中,只要按照“孝”和“弟”办事,这个家庭或家族,就能出现父慈子孝,兄弟怡怡的详和气氛,就可以评为模范家庭和家族上道德光荣榜了。把“孝”和“弟”推而广之,就能使全社会出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的安定局面,犯上作乱之事就可以杜绝了,忠君事上可以蔚然成风;稳定压倒一切的目标就能不费吹灰之力而实现,就再不需要为什么体制改革之事伤透脑筋了,这就是当年北宋有位赵谱说的“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的故事之由来,这也是当今国学勃兴的背景。国安家和万事兴,天下众人享太平,这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的“仁”、法家的“道”以及佛家的“佛”混合发酵,就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以儒学为主体的儒家文化。几千年来,这种儒家文化支撑着中国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毛泽东称这四种权力是束缚中国人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中国人就被这四条绳索牢牢捆绑在封建专制的牢笼里,使中国社会长期处于高度封闭的停滞状态中,使中国人只知“天无二日,地无二皇”,只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知“臣罪当诛”,诚惶诚恐,夹着尾巴做人。不知独立平等之人格,更不知自由民主之思想,这种社会在中国持续了二千多年。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隨着西雨东渐,自由民主之风开始吹到中国这片封闭神秘的土地上,中国人开始睁开眼晴看世界了。也正是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甚一日,不平等条约接腫而至,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若大的中国竟惨败在昔日被不屑一顾的小日本人手里。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深感亡国亡种的危机迫在眉睫。他们深刻认识到,中国必须变。只有变才能通,才能使中国强盛避免亡国亡种。用今天的话说,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避免亡党亡国。

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具有现代意义之改革开放版的先进人士,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一批知识分子。1898年他们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要求实行君主立宪,限制皇权伸张人权,主要内容有:(一)办学堂,首先筹办京师大学堂。(二)设中国银行、矿务铁路总局、农工商总局,提倡各种实业,直到允许私人办兵工厂。(三)奖励新著作、新发明。(四)设立译局,编译书籍。报纸一律免税。(五)准许自由开设报馆、学会。(六)编国家预算,公布岁出入、按月发表。(七)广开言路,不论官民一律得上书言事,严禁官吏抑阻。(八)办农会(农业研究机构)、商会(商业公司)。在中国历史上能够称得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提出的这个变法纲领。它比秦末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比北宋王小波李顺的“均贫富”和南宋钟相杨么的“等贵贱”,比明末李自成的“均田免赋”,比洪秀全的“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等等的口号不知要高明几百几千倍。就是比后来的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振兴中华”的口号,比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和“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乌托邦口号也要高明很多很多。

康梁变法的纲领之所以高明,因为这个纲领,特别是纲领中“准许自由开设报馆、学会”,“广开言路”,“严禁官吏抑阻”的规定,从根本上独动了中国几千年的极权专制主义的根基,使慈禧为首的满清顽固势力恐惧万分。当然也使后来的蒋介石,尤其是使毛泽东更加恐惧万分,使当今大陆的大大小小的“一把手”忐忑不安。因此慈禧太后一个掌就把康有为梁启超和其追随者打入地狱,使其落荒而逃,溃不成军。从此,1898年的刚要启动的从中国的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过渡的大门却被慈禧太后关闭了,康有为梁启超所倡导的改革富强的“和平演变”之路从此被严密封堵。但是康梁变法及和平演变的思路已经成为中国人最为宝贵的历史遗产,康有为和梁启超则成了中国人最受尊敬的历史人物之一被铭记于心中。

康梁变法失败后,中国人在孙中山组织领导的同盟会的影响之下,于1911年11月发动了武昌起义,推翻了沿袭二千多年的封建帝王专制统治,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算得上是一件大事。然而这场革命仅仅推翻了一个满清王朝,却未从根本上触动极权专制主义的根基,致使全国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大大小小的军阀仍抱极权专制主义不放,使全国人民仍处极权专制主义的缚裹之中。这种换汤不换药的社会革命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陷入迷茫中思考探索,探索如何用新文化新思想代替旧文化旧思想的道路。

这时有位叫陈独秀的已过而立之年的青年知识分子脱颕而出,他在1915年9月创建的《新青年杂志》上写了一篇《敬告青年》的发刊词,提出了建设新文化新思想的纲领,从而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文中号召全国青年为创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销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的新思想新文化而奋斗。由此可见,我认为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为未来中国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过渡描绘了蓝图。陈独秀在此提出的要建设“世界的而非销国的”的新文化新思想,正是开放社会的文化和思想。

众周知,开放社会是个体解放的社会。所谓个体的解放,按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的解释:“解放云者,脱离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此处所言的“奴隶之羁绊”,主要是指束缚人的思想观念,是指“部落是一切(或集体是一切),个人什么也不是”的新老部落主义观念。古今中外的事实证明,部落主义是极权专制主义的总根源。个体解放主要是要除去新老部落主义的观念对个体的束缚,使社会个体拥有自主的立场和自由的思想以及独立的人格。个体解放的广度和深渡,是衡量社会开放程度的首要标准。因此,陈独秀把建设“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的思想文化列为《敬告青年》的头条,这说明陈独秀在当时已经非常清晰地把握了开放社会的本质特征。

开放社会的个体既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因此,他们必定要参与社会的自由竞争,必定要展示他们奋发向上、勇于进取的精神,目的就是要获取实利,获取最大的个人利益,这是开放社会每个公民的权利。“言义不言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是骗人的虚为说教,是极权专制主义者沽名钓誉的雕虫小技。在极权专制主义社会里,谁有权谁获利,谁权大谁获利大,权和利紧密相联不可分;而那些手握权力的人开口闭口“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是权势大人物为掩盖自己谋私利玩弄的小把戏而已。

但是,在开放社会的自由竞争,是个人主义与利他主义相结合的竞争,像胡适说的那样:“真实的为我,便是有益的为人。”这是一种互利双赢的竞争。只有在自由竞争的社会里,才能产生皆大欢喜的互利双赢的社会效应。为了确保社会个体能在在自由竞争中获得互利双赢的社会效益,必须制定能够反映自由民主价值观念的法律制度框架,确保每个社会个体的权利能够依法得到保护不得侵犯。这就是陈独秀说的“国人欲脱蒙昧时代,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人权为重。”从此,科学民主人权便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轴,陈独秀的真知灼见,直到现在以致将来也永远不会过时。因为向开放社会过渡或叫“和平演变”,这是古老封闭的中国或迟或早要发生的事情。这不是乌托邦的空想,不是历史主义的命中注定论,而是陈独秀根据文艺复兴以来自由民主之价值观念的传播和实践所做的科学预测。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曲折过程证实了这种预测是正确的。

就在陈独秀拉开新文化运动之大幕时,有位在美国留学的年轻人胡适,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划推行白话文运动和文学改良或“革命”之大事。众所周知,“好古”“崇古”是千百年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思想僵化和扼杀中华民族创造力的顽症,是构筑中国极权专制主义的重要基础,也是阻挠中国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过渡的一道屏障。因此,“非古”是为中国现代化开路,为中国向开放社会过渡开路。胡适推行的白话运动和文学改良或“革命”的矛头,就是直指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好古”“崇古”意识。所以白话文运动也就成了中国现代化和通往开放社会的开路先锋。为此,胡适提出了白话文运动和文学改良或“革命”的八项主张:“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募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这八项主张和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得出的新文化运动纲领不谋而合,互相補充,交相辉映,在中国文化思想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这是一个基本价值观念的革命。这对中国古老而僵屍般的文化思想不仅是对症下药,而且是起死回生。因此,胡适的八项主张一经提出,白话文运动便全面展开,全国知识分子大都风然景从。

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的结果,不仅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各种不同程度逐渐走出古人的牢笼,它还有从基本上改造士人思想的具体作用。因为白话文运动和口语相接近,所以白话中表露出来的思想意识与经验世界接近。胡适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也就为中国知识分子以旧的思想方式换成新的思想方式,使他们从远离经验世界到接近经验世界找到了一条可行的捷径,这对中国现代化和通往开放社会产生了至深至远的影响。对此无论怎样评估也不为过。

陈独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和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以及文学改良或“革命”运动,获得了当时著名的教育家、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高度赞同和大力支持,陈胡两人很快被延揽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和教授,在蔡元培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宗旨下,还延揽了一批对新文化运动心意相合的海归派,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与“好古”“崇古”的国学大师前朝遗老如林纾、辜鸿铭等相聚在北京大学,使新旧文化在北京大学相互碰撞激荡。这种碰撞是理性文明的碰撞,取得了激浊扬清的巨大社会效应,使科学民主人权为主轴的新文化运动得到广泛传播,使白话文运动全面舖开,使文学改良或“革命”的理念获得国民的普遍认可。这强有力地冲击了束缚中国人几千年的极权专制主义和新老部落主义观念。使中国人的思想文化风俗习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古老的中国向现代化、向开放社会前进了一大步。从1915年9月至1919年5月短短三年半多一点的时间,中国思想文化观念发生的变化,毫不夸张地说超过了过去几千年,这才是真正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难能可贵的是,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不是通过暴力和流血的途径实现的,而是通过“和平演变”这种理性务实的途径实现的,这是很值得当今的中国领导人深思借鉴的,我们一定要从毛泽东制造的“和平演变”的恐怖气氛中解脱出来,继续沿着新文化运动开创的“和平演变”的道路走下去,中国的现代化才有希望。中国这三年半的变化,很像欧洲的文艺复兴。然而我们中国人没有欧洲人的幸运和造化,1919年发生的“五四”事件使新文化运动嘎然而止。使中国的文艺复兴仅存三年半,不像欧洲的文艺复兴历经三百余年。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英法为一方的协约国集团战胜德奥为一方的同盟国集团,隨即在巴黎举行和会,这是一个列强分赃会。中国作为战胜国一方出席了巴黎和会。但在会上却把大战前德国强占中国的青岛割让给日本,消息传到中国,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1919年5月4日,北大、清华联合首都的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三千余人聚会天安门广场,义愤填膺,反对割让青岛予日本,号召全国人民“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签订巴黎和约,要求政府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三名曾参与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秘密卖国条约的政府官员,各地学生民众纷纷聚会声援。迫使北洋军阀政府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名亲日官员,感召出席和会的代表拒签巴黎和约,这场由首都学生发动的波澜壮阔的爱国运动,史称“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很大的反响,曾被史学家认定,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此,“五四”运动成了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著名爱国运动,也成了众多中外学者和中国政要关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聚焦点,并对“五四”运动根据各自的需要作出了多种解读。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五四”运动“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只要稍为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都知道,毛泽东的这个论断,是在《共产党宣言》提出的两个“最彻底的决裂”的启示之下做出的。根据毛泽东的观点,中国大陆的学者把“五四”运动的周延内涵加以扩大延伸,把从1915年9月陈独秀创刊《青年杂志》算起,至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至这六年左右时间被称为“五四”时期,把这六年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概括为“五四”文化。并称“五四”运动是在马克思列宁的号召之下发生的,是在十月革命的号召之下发生的,并称“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云云。我私下认为这样解读“五四”文化是与事实不相符的,是非科学的,因而是不正确的。

“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是两个不容混淆的概念。新文化运动的主轴是提倡科学民主伸张人权的,这是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是反对极权专制主义,反对“集体是一切,个人什么也不是”的新老部落主义观念的。新文化运动的最终目标是为个体的解放服务的,是为捍卫个体人权,捍卫个人尊严服务的。“个人尊严”,一般称“人格”,也和中国人习惯称呼的“面子”相近。它的口号是“要人权!要人格!”而“五四”的主轴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它是为捍卫国家主权服务的,是为捍卫国家的独立尊严服务的。同理国家的尊严,中国人一般称其为国格,和国家的“面子”相近。它的口号是“要国权!要国格!”可见,“国权”和“人权”,“国格”和“人格”是有很大差异的。这是大陆史学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忽略这种差异,或者是出于其他什么原因而不敢正视这种差异。正是这种差异,使中国人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概念或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大河有水小河满,还是小河无水大河干;用学者的话说,是国权在上还是人权在上,或者国格在上还是人格在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便演变为主义之争,是行马克思主义还是行自由主义。自国民党和共产党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之后,又引发了党在国上还是国在党上的争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主张党在国上,民主人士、无党派人士和普通百姓则认为国应该在党上。但是,由于部落主义传统观念的影响,由于集体是一切或宗族家族是一切,个人什么也不是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部落主义观念的长期影响,新文化运动倡导的“争人权,争人格”的运动,就被“五四”运动的“争国权,争国格”的运动取代了。新文化运动也就因“五四”运动的发生嘎然而止了。面对这种文化发展趋势,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表达了深切的忧虑。他针对“五四”以后盛行不衰的“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之观点,发表了一通至今仍然能够使中国人震耳发聩的批评:“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的忠告现在尚未被中国大陆的主流意识所理解采纳,还遭受层层压制和打击。但我坚信不疑,胡适的批评是真理,是经得起历史的检证,它始终会被绝大数中国人采纳的。

本文暂不考察“五四”运动是否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号召下,是否是在十月革命的号召下发生的。但是,“五四”运动的发生的确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为“以俄为师”的宣传普及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非像毛泽东所言,它是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以俄为师”并不意味着俄国人的文化是先进的文化;只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俄国人的经验及文化,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切合了中国的社会需求而已。同时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极权专制主义与广泛存在的宗族姓氏的部落主义观念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的农奴专制主义文化存在共同的基因。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的主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反复宣传的中心思想,是无产阶级要用暴力夺取政权,使自己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然后运用国家强力去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才能砸碎自己颈上的锁链而获得全世界。列宁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夺取俄国政权,建产了以他为代表的少数先进分子控制的国家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这种无产阶级专政,用列宁的话说,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有权实行国家强制。这里所谓的“先进分子”,就是斯大林所说的,是用特殊材料铸造成的布尔什维克党员,他们可以不受法律任何限制为所欲为地使用暴力和国家强制。列宁在俄罗斯创建的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被称为俄国人的经验。所谓俄国人的经验,是说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指引下,创建一个组织严密、权力高度集中、拥有铁的纪律的政党引领无产阶级通过暴力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为创建社会主义扫清障碍。列宁的这套经验在《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一系列著作中得到充分阐述。这套经验概括起来就是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中国人所谓的“以俄为师”,就是指列宁创造的这套经验。过去的中国人认为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是蒋介石从希特勒那里学来的。这是不正确的臆测。希特勒未登上德国的政治舞台之前就被列宁发明创造出来了,说明列宁不仅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恩师,同时也是希特勒和蒋介石的老师,仅此而已。由此可见,一个用特殊材料组成的政党,一个神通广大的领袖,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主义,便成为现代部落主义观念的核心内容,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内容,是黑格尔部落主义观念的继承和发展。

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正像当年黑格尔主义对德国的影响一样广泛深入无孔不入;不管像共产党这样的左派,还是像国民党那样的右派,都对俄国人所创造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津津乐道,崇尚备至。早在1920年,共产党未成立之前,蒋介石在致孙中山的信中就已经提出了“以俄为师”的建议。蒋介石比共产党人还更早认识到俄国人的经验,俄国人的道路对中国权力斗争的极端重要性。这也说明在中国利用俄国人的经验,不是共产党人的专利。凡是有问鼎国家权力意向的政党团体或个人野心家,都可以从俄国人的经验中得到启发和借鉴,这就是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大数人谋利益的主义,而是为少数视权力为一切、视权力为生命的政治家们进行争权夺利服务的工具。由于几千年儒家与法家混合生成的极权专制主义的影响,特别是秦始皇创建的极权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在中国根深蒂固二千多年,因而使中华民族成了一个圣人崇拜和领袖崇拜、权力崇拜和暴力崇拜的民族。所以马克思主义一旦传入中国,很容易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粘合。这是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在中国暢行无阻的基本原因。这个被中国二十世纪的政治家们迷恋得着火入魔的俄国人的经验和俄国人的道路,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无穷的灾难。蒋介石就是按照俄国人的经验,按照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模式治党治军治国,结果引发了长达14年的国共内战,死人五千万,其中江西一省就死人八百万;日本军国主义又剩国共内战之便,发动了长达八年的侵略战争,造成三千多万中国人死亡。由于二十多年的内战和外战,使中国二十世纪前半期死人之多和财产损失之巨可谓史无前例。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极权专制主义的严重危害性,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曾进行过深刻揭露和批判。但是也遭到蒋介石的残酷镇压,比如杨杏佛、史量才的被杀,胡适也被列入死亡名单而险遭不测。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和演讲中,也曾对蒋介石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进行过严厉批判,并严判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将把中国引向黑暗,把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揭露无遗,使中国大众的眼睛为之一亮,这为推翻蒋介石的统治创造了重要条件。但是,由于毛泽东把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极权专制主义只看成是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他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根源是来自俄国人的经验,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自黑格尔的部落主义,来自极权专制主义的祖师爷柏拉图的形式理念。学术界早已公认马克思主义和德国法西斯主义是黑格尔主义卵翼下的一对孪生兄弟,是反对开放社会的敌人。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去批判蒋介石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这是兄弟之争,无异于用自己的左手打右手,这是同室操戈,借鬼打鬼,这是毛泽东的擅长,更是毛泽东的悲哀,灾难不可避免要降临中国了。

由于毛泽东对俄国人的经验和本质缺乏科学的认识,因此,他在1949年7月1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中,把俄国人捧上了天。毛泽东庄严声称“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要中国人死心踏地“必须一边倒”,“倒向社会主义一边”。这就为后来中国社会大动荡埋下了祸根。毛泽东根据列宁的“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的经典名言在反驳有些中国人对其要实行独裁的指责时说:“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与其你蒋介石搞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不如我毛泽东来搞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独裁。

客观而言,蒋介石的封建专制独裁和毛泽东自我标榜的什么无产阶级独裁呀,什么人民民主独裁呀,其本质是一致的,并没有任何优劣之分,只有小巫和大巫的区别而已。公正而言,蒋介石是小巫,毛泽东是大巫。如果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曾把中国引到动乱不已的黑暗世界里;那末,毛泽东的独裁专制则把中国引到动荡不已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世界里。事实证明,毛泽东的乌托邦世界并不比蒋介石的黑暗世界光明多少。

毛泽东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共产党宣言》中主张的“共产主义革命是同过去遗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要同过去遗传下来的种种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和“消灭私有财产权”的理论纲领之上的。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和柏拉图“洗净画布”的主张相吻合。列宁的“红色恐怖”是实现“最彻底的决裂”和“消灭私有财产权”的一种激烈方式。毛泽东在1949年6月15日《在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就是根据马克思的“最彻底的决裂”之主张提出来的。马克思的“最彻底的决裂”和“消灭私有财产权”,是一种从整体上重建社会,是名副其实的扫荡性的变革,是行不通的乌托邦主张。因为新观念代替旧观念,新世界代替旧世界的过程,是不能用彻底决裂的方式,不能用“洗净画布”或“专政恐怖”的暴力手段来实现的,只能通过改良渐进积累和逐步试验的“和平演变”之方式进行。这个过程是自发的,绝不是能为领袖、圣人、先进分子和“三个代表”所能设计操纵的。自由个体私有制是不能消灭的。消灭了私有制,我们势必要回到野蛮恐怖的部落主义社会里,这是何等恐怖的事情。从二十世纪走过来的俄罗斯人和中国人对此有切身体会。二十世纪俄罗斯和中国的历史表明,用柏拉图、马克思和列宁的暴力专政的恐怖方式去实现新旧观念和新旧世界的更替,必然要导致极权专制主义,侵犯千千万万的人权,由此招致社会大动荡大破坏,使人类陷入野蛮恐怖的部落主义社会里。

毛泽东所说的“污泥浊水”就是马克思所指的“过去遗传下来的种种观念”。从毛泽东建国前后的一些著作和讲话,可以判定这类“污泥浊水”主要是指“民主个人主义”和“私有财产权”。根据是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一文中说的:美国“是要捣乱的,并且确定地要捣乱。效果呢?据说是会有的。依靠一批什么人物呢?就是‘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根据是《共产党宣言》的核心内容是“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消灭私有财产权。”

众所周知,共产党人的宗旨是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而民主个人主义和私有财产权与共产党人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政党和集体主义观念水火不相容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根据列宁的观点,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而“无产阶级专政”,按列宁的说法,“是凭借暴力不受法律约束的政权”。这个政权,“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共产党的领袖主持控制的。毛泽东根据列宁的上述观点提出: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共产党的权力是由党委会掌握的。“党委的委员有一二十个人,像军队的一个班,书记好比‘班长’。”书记要“学会弹钢琴”。委员就是书记手中的十个指头,叫你干舍就干舍,委员们或“指头们”必须绝对服从。这叫什么?这叫个人极权专制主义或书记专权主义,这是不受任可法律约束的政权。

这种政权只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如毛泽东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众所周知,自称能懂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有权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是共产党的高层领导,是属于“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领袖,他们垄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权。因此,共产党人只接受来自上级的权力监督,而拒绝接受其他任何监督。所谓的“委员监督”或什么“代表监督”形同虚实,装样子给人看的;所谓群众监督,纯系愚弄老百姓的骗人的空话。列宁和毛泽东这套极权专制主义的思想理念,被当今的中国共产党人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写进了宪法的序言里,成了裹缚宪法的护身符,使中国宪法充满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极权专制义异味的宪法。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完备最彻底的极权专制主义。

在欧洲奴隶主专制和封建专制的社会里尚有自由民主思想生存的隙缝,还能产生像古代希腊的民主个人主义,还能产生像英国和北欧一些君主立宪的自由民主,允许民主个人主义的存在。但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民主个人主义毫无立锥之地,被视为毒草牛鬼蛇神一样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因为民主个人主义主张个人的权利和尊严应当依法得到保护,不得任意遭受国家公权力的侵犯;国家的权力应当受到法律的限制和制约;是民主个人主义首先认识到不受法律限制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基于上述认识,因此民主个人主义是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权力垄断。马克思主义,或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指责民主个人主义维护拥护“私有财产权”,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是为美国颠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捣乱服务的。这种指责是毫无根据的。

民主个人主义和私有制一样,都产生于个体解放的时代,即产生于原始部落主义崩溃,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过渡的时代。民主个人主义的破茧而出,首先要冲破部落酋长对权力的垄断。民主个人主义的成长过程,是和形形式式的权力垄断做斗争的过程。它不仅反对原始部落酋长对权力的垄断,还反对奴隶主、封建主和大垄断资本家对权力的垄断,也反对声称要解放全人类的少数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什么“代表”“委员”啦,什么“书记”“主席”呀对社会权力的垄断控制。总之,民主个人主义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权力垄断,当然也反对所谓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对权力的垄断;它主张通过国家立法排除任何阶级,包括马克思册封的所谓先进的无产阶级;和排除任何个人,包括列宁和自他之后自封的或由一伙人拥戴的伟大英明的领袖对社会国家权力的垄断。由此可见,“民主个人主义”,不是像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所确认的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不属于任何阶级,只属于维护个体权利和反对一切权力垄断的思想意识形态,这是马克思主义仇视民主个人主义的原因所在。

马克思主义和柏拉图主义、黑格尔主义一样,是属于部落主义或集体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它们的共同特征都主张部落是一切、或集体是一切、或国家和政党是一切,个人什么都不是;个人不能拥有自己的权利,不能有独立的思想和信仰;按毛泽东的说法,他们只能像一根微不足道的毛一样依附在一个部落、一个集体、一个阶级,一个国家或政党之权力的皮上。这个权力叫“大我”,是委员、代表和领袖,是集体的人格,是人上之人。个人只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飞也不允许飞得太高。那些“大我”、委员、代表和领袖千方百计要压缩小小小小鸟的活动空间,使它不能自由飞翔,使它们永远置于己的缚裹之下,为他们驱使和上供。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声称:“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具感染力的煽情讲话。它充分展示了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壮志凌云,气吞山河的革命激情,在中国人之中曾经广为流传,堪称是现代汉语中的经典。但是,激情不是科学。对任何经典我们必须时时事事予以验证,绝对不能盲从,这是中国人永远不能忘记的深刻教训。新世界代替旧世界,不是毛泽东理解的先破坏、后建设那样简单。不是毛泽东常说的“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在其中”所能概括得了的。社会世界不是一个有机整体,不是马克思理解的一幢高楼大廈,是由什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堆砌起来的。因此,首先砸烂旧世界,然后建设新世界,这不是科学而是乌托邦。这是柏拉图“洗净画布”和马克思的“彻底的决裂”之学说的翻版。这是为了从头开始,一切事物都必须加以摧毁,我们整个糟糕透顶的文明必须先垮掉,然后我们才能使这个世界合乎情理。毛泽东的这种乌托邦和柏拉图认为只有“洗净画布”,即清洗所有对立面(14)才能建设“理想国家”,这和马克思主张的只有“同过去遗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同过去遗传下来的种种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才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是同出一辙的。柏拉图和马克思都梦想着通过决定性的革命,使社会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毛泽东为了能在中国这块画布上写上“最新最美的文字,画上最新最美的图画”,所以他要像柏拉图那样,把中国这块画布上的污泥浊水要彻底荡涤干净;要像马克思说的“彻底的决裂”那样,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大破旧传统、旧观念、旧文化、旧思想,即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破四旧”,就是必须根除现存的各种制度和传统来立“四新”。事实证明,想用“洗净画布”、“彻底的决裂”和“荡涤污泥浊水”的这种毫不妥协的激进主义来建设新世界,这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人类的历史证明,社会不是一个整体,社会的进步发展,只能通过和平演变改良渐进的方式进行。“破字当头”,把社会视为一个整体而进行扫荡性的变革,这种乌托邦主义必然要摧毁千百年人类建成的文明,使我们的社会开倒车,回到野蛮封闭落后恐怖的时代,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的事情。

那末,曾经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用毛泽东思想洞察一切的中国人所理解的“四旧”和“四新”究竟是什么玩艺儿,这要从毛泽东于1949年3月在七届二中会上的报告说起。他说,共产党武装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时隔八年之后,1957年3月毛泽东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由此可见,中国人所理解的“四旧”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四新”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从中共长期宣传的“兴无灭资”“破私立公”可以佐证。

凡是读过《资本论》的人都知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近代社会同时诞生的双胞胎,本是同根生,那能分新旧?对这对双胞台隨意贴上新旧标签,这是部落主义思维方式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论误导的结果,这种厚此薄彼的双重是非标准,是极权专制主义思想意识作祟的结果。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自从古代希腊部落制度解体以来的人类历史上,就世界观来说,也确实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基本上只有两家”。但不是像毛泽东说的“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是民主个人主义一家,部落集体主义一家。或者是自由民主义的世界观,或是极权专制主义的世界观。这两家世界观才存在新旧之分。民主个人主义,即自由民主主义世界观是新世界观;部落集体主义,即极权专制主义世界观是古老陈旧的世界观。前者产生于部落制度解体和私有制业已确立的新社会里;后者形成于漫长古老的原始公有制的部落主义社会里。前者主张社会个体应该享有做人的基本权利,即有权拥有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后者主张部落是一切,集体是一切,个人什么也不是。前者认为个体是目的,是社会的主人;后者认为个体是达到目的的工具,是沧海一粟,像苏东坡在《前赤壁赋》所描写的那样“寄蜉蝣于天,渺沧海之粟。”这两家世界观围绕什么是正义、公平、民主和平等争论了几千年,现在还未结束。前者的著名代表古代有伯里克利,文艺复兴时代则出现了洛克,康德等一大批著名的思想家。后者的著名代表古代有柏拉图,后来有黑格尔、马克思以及他们的追隨者。饶有兴味的是这两家世界观都声称拥护正义、公平、民主和平等,但对其所做的诠释却大相径庭。现在来比较这两家对正义、公平、民主和平等的不同诠释,这对认识极权专制主义的本质,认识中国和平演变的艰辛坎坷路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凡是读过有关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和其弟子们的著作之人,都可以感觉到“正义”、“民主”、“公平”诸类说法不同的概念,都包含和“平等”相通和相近的内涵。比如柏拉图说过“正义即平等”。(15)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人皆以正义是一种平等”,也即“关乎众人的平等”。希腊的“正义”一词是由意为“均等分配”的某个词根派生而生的。(16)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认为“民主意味着平等”,并且肯定“民主仅仅意味着形式上的平等”。在未做比较两家对正义、公平、民主和平等的不同诠释之前做以上简单的考察,是为了避免在比较中引起用语的混乱。

伯里克利是生活在柏拉图时代之前不远的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在柏拉图写《理想国》之前的半个世纪,发表过一次著名的葬礼演说,给人留下了极其宝贵而富有启迪性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奠定了他在自由民主平等思想史上开山祖师的地位。他说:“法律为所有的人在他们的私人争议中提供平等的裁判,但我们并没有忽视优秀者应有的权利,当一个才华出众的公民都会被召请去为国家效劳,待遇比别人优厚,但这不是特权,而是对着贡献的奖尝。”“当别人选择自己的道路时,我们也不会横加指责,……但是这种自由不会使我们无法无天。我们被教导要尊重行政长官和法律,绝不忘记我们必须保护受害者。我们也被教导要服从完全基于普遍的正义感来施行那些不成文法……”,“我们的城邦是向世界开放的,我们绝不驱逐一个外国人……我们完全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但我们永远准备面临各种危险……承认自己贫穷并不使我们感到丢脸,但我们认为,不去努力避免贫穷才是丢险的事。”“一个雅典公民在干他自己的私事时不会漠视公众事务……我们不是把那些对国家漠不关心的人看作无害,而是看作无用,尽管只有少数几个人可以制定政策,但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评论它。”“我们相信,幸福是自由的果实,而自由则是勇气的果实,我们不会害怕战争的危险。”(17)伯里克利首先在这篇演说中,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自由民主思想的根本原则,表达了从部落主义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社会个体对自由民主的渴望。这是自由民主的第一批种籽,是自由民主的第一批酵母菌。几千年来,通过无数自由民主的忠实信徒用鲜血浇灌用生命呵护,已经成长为参天大树,荫庇全世界,成了当今联合国宪章的基石,成了人们大众行动思维的准则。

这些原则概括起来就是第一,彻底均等的原则;每个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社会权利每个公民均等享用,社会义务每个公民均等分摊。它谴责只享受权利,逃避应尽义务的特权阶层;它同情扶持权利享受少,义务承担多的弱势群体。第二,普遍个人主义原则,即每个公民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人格尊严和自主权利不容他人侵犯,也不容公权力的侵犯。在不伤害他人的人格尊严和自主权的前提下,每个公民都享有言论思想自由。第三,国家政府的任务和目的就是确保每个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不受任何侵犯。

反映社会个体的正义、公平、平等的自由民主主义的原则,从一开始,便遭到了部落极权专制主义的强烈反对。现在我们来看看代表部落极权专制主义的思想家,是怎样反对自由民主主义的原则的。

第一,他们认为自由民主主义的彻底均等的原则只是形式的,不是真正的正义、公平和平等。那末,什么是事实的、真正的正义、公平和平等呢?柏拉图认为,由于自然的社会分工不同,不同的阶级或等级各尽其职,各司其职,安分守己就是正义,就是幸福。即统治者在进行统治时才能找到幸福,武士只有进行战争时才能找到幸福。由此推论,奴隶只有被奴役时才能找到幸福。柏拉图称这种正义是事实上的、自然主义的平等,这是一种在专制约束和奴役中寻求的平等,这和在自由中寻求的平等完全不同。柏拉图经常说,他的目标不在于个人的幸福,也不在于国家中任何特定阶级的幸福,而在于整个国家的幸福。黑格尔遵循柏拉图事实上的正义平等观念,反复引用赫拉克利特的名言:“战争……证明有的是神,而其他的人只是人,他把后者变成奴隶,把前者变成君主,……战争是公正的。”战争胜利了或成功了就是公平正义,历史就是这样记录的。所以黑格尔说,历史是正义的法庭。谁是神谁是鬼,谁是主人谁是公仆,谁是“三个代表”谁是一介小百姓,历史会做出裁决,千秋功罪,让历史去评说。因此,我把黑格尔追求的事实上的平等称之为“暴力平等”,只有控制暴力掌握枪杆子的人才有资格争得平等。所以,柏拉图和黑格尔避而不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却大谈自然的和事实上的公平和正义。把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视为不屑一顾的形式,以此为统治阶级的特权辩护。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遵循柏拉图和黑格尔的思维逻辑大谈事实上的平等;但他们不像柏拉图和黑格尔那样迴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是直面这个原则,赋予它唯物主义的经济内容,具有更大的迷惑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平等应当不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关系,而这种历史关系本身又以长期以往的历史为前提。”从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恩格斯把“平等”分为两类:一类是表面的,在国家领域中实行的平等;一类是实际的,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实行的平等。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平等,恩格斯也把“平等”分为两类:一类是资产阶级的平等,一类是无产阶级的平等。资产阶级的平等,反映了商品所有者进行等价交换的平等权利;也反映了厂主和自由工人在签订雇佣合时的平等权利。而无产阶级的平等是要求消灭私有财产权消灭阶级。恩格斯强调“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流于荒谬。”恩格斯通过兜圈子的论证方法,最终宣布自由民主平等的要求是“荒谬”。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阐述的平等观与恩格斯所持的“实际的”、“社会的”、“经济的”平等观是一致的。马克思认为“在经济、道德和智慧方面都还保留其所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痕跡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平等”是通行“调节商品交换的原则,因为商品交换是同等价值的交换。”“平等的权利在原则上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马克思得出的结论也和恩格斯相同,“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阶级差别,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以及城乡差别消失之后,当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劳动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时,无产阶级的最终理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平等要求就隨之而来。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解的平等是一种经济平等,只有控制了一定经济权力的人才能争得平等。

把柏拉图的自然平等,黑格尔的暴力平等和马克思的经济平等连接起来看,可以发现这三位思想巨人所主张的“事实上”的平等,其中所指的“事实”就是权力,这种平等贯穿了一条“权力面前人人平等”的红线。而“权力面前人人平等”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供少数人享用,后者是供全体社会成员享用;前者属于极权专制主义,后者属于自由民主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平等的论述极大地影响了列宁。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通过《共产党宣言》“把‘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和‘争得民主’这两个概念并列在一起”的论证,认定民主平等是统治阶级的民主平等,是掌握了国家权力的阶级之间的民主平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反复说明的一个观点是:掌握国家权力的阶级和没有权力的阶级不能平等;在朝的和在野的不能平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能平等;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不能平等,一句话,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专政与被专政的关系。这样列宁便把人与人这间在法律面前应该一律平等的关系,变成了“事实上”压迫与被压迫,专政与被专政的关系。由此可见,“事实上”的平等是“权力面前人人平等”的极权专制主义。有权便能平等,无权则失去平等。这样“平等”一词,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心目中便成了权力的代名词。因此,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争自由争民主就是争权力,这就是《共产党宣言》说的革命的第一步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这样一来,自由民主主义的彻底圴等的原则,便被极权专制主义的权力至上的价值观念破坏了,这就为野蛮、暴政和社会腐败的肆虐横行大开綠灯。

第二,极权主义是怎样反对普遍的个人主义的原则呢?普遍的个人主义原则是指社会个体的权利,即当今普世公认的人权。人权由两个层面组成。第一个层面是生存权,即个人吃喝拉撒和生儿育女的权利,这也可称为生命的权利。在古老的原始社会里,由于生活资料极度匮泛,曾广泛存在人吃人的现象,把从部落冲突中捕捉到的俘虏吃掉。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凡是有良知的正常人都视生命的权利是神圣不可剝夺的权利,爱护生命是天职,救人一命,胜造十级浮屠。这是民主个人主义价值观念的应有之义。但在历史上有些暴君和昏君,现实中也有些视暴力为万能的什么主义的信徒和恐怖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和职业杀手,却视人的生命为蜉蝣蚁命,成百成千上万任意宰杀。据考古学家提供的证据,商朝时代有人祭的习俗,把成百成千的活人用做君王贵族的殉葬品。东汉末年的豪强军阀为争地盘争正统互相残杀,致使家家有死人,室室有哭声,或一门丧尽,或举族皆亡。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曹操在《蒿里》这首诗中写道:“铠甲生虮蝨,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唸之断人腸。”明朝有位叫化子出身,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代的术语来说,该称根红苗正的朱元璋,一登上皇位便大开杀戒,一次杀人数以万计,明末有一位农民起义的领袖山大王张献忠,出于对知识分子的刻骨仇恨,借开考之名把四川的读书人网罗到成都统统杀尽,还对成都施以屠城的杀戮行为,到今天还使人瞠目结舌心有余悸。后来的太平天国也曾犯有屠城的暴行。可见嗜杀的劣性,不管是暴君帝王、山大王或草民、不管富人或穷人都会沾染,比如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记载的毛泽东声称要介绍李逵、武松入党的两位贫雇农老兄却沾染了杀人如麻的恶习。对上述诸类视个人生命为蜉蝣为蚁命的、天理难容的罪恶行径给予严厉谴责,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是有些中国人对另一种漠视人的生命之行为却持宽容谅解的态度。这主要是指对那些扛着马克思主义旗号为推翻旧世界滥杀无辜的罪恶行为持宽容谅解的态度。对俄国革命的红色恐怖和苏联肃反的滥杀无辜,中国却有“非常时期难免论”为之辩解;对波尔布特在柬埔寨于短时间内杀人二百万,中国人却持沉默态度,这是因为杀人犯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为革命杀人,情有可原。对自己在赣南苏区滥杀无辜的历史一直被尘封不敢正视,这不过是为了革命付了一笔学费而已。建国后镇反,毛泽东说“镇压反革命,杀100万,极有必要。”(18)使在镇反运动中杀反革命比屠宰场杀鸡还简单便捷。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们中国为进行马克思主义空想理念的试验,招致三年大饥荒大饥饿,饿毙的人据统计测算达三千多万。但毛泽东对此事从未认真反省过,他向来就认为“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为了理想和主义,莫说死几千万人,就是把地球毁灭了,“对于太阳系来说,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19)这等等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无视生命的极权专制主义。由此可见,自古以来直到今天,是否尊重生命,保障人权,这是自由民主个人主义关注的永恒主题,这是区分自由民主个人主义和极权专制主义的分水岭。

人权的第二个层面是指人的言论思想自由和人格尊严自主权不容侵犯。如果说第一层面的人权,即吃喝拉撒和生儿育女意味着人和其动物没有本质区别,还处在同一个档次上,那末,第二层面的人权,即言论思想自由和人格尊严自主权,就标志着人和其他动物之间已经开挖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最终把人和动物分开。然而这条鸿沟的出现和形成绝非一帆风顺。因为极权专制主义者千方百计要阻挠开挖这条鸿沟,还力图把已经开挖的鸿沟填平。在他们看来,人能够吃饱肚皮生儿育女已足够矣,若能吃好穿好更上一层楼,那就已经锦上添花了,还要求什么言论思想自由什么人格尊严自主权,这岂不是要翻天了吗?那末,极权专制主义者想使用什么招数来填平这条鸿沟呢?那就是极力宣传或用强力推行“部落是一切(或集体是一切),个人什么也不是”的极权专制主义理念。他们想搬用部落集体这座大山去压扁那渺小的个人,从而剝夺个人的言论思想和人格尊严自主权。柏拉图说过:“部分为了整体而存在,但整体不为部分而存在……你是因为整体而被创造,而整体的被创造并非为了你。”他认为,如果你不能为了整体而牺牲你自己的利益,那么你是自私的。显然,柏拉图主张个体应当推进整体——无论是全人类、国家、家庭、种族还是任何集体机构——的利益。他把社会、国家和集体机构看成是一个有机整体,社会个体是这个有机整体的一个细胞,个人的意志必须服从国家和集体的意志。因此柏拉图说,国家孕育人的目的,不是“让他们轻松自在各走各的路……。”“在我们的生活中要尽可能地排除各种形式的私人或个人的行为。”国家和集体要使“所有的人都被格式化,让他们能最大限度地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让他们甚至能在相同的时间对相同的事情感到欣喜或悲伤。”“根本不能允许任何人的心灵习惯于凡事凭自己的直觉做,不管他是出于热情,还是开玩笑。”由此可见,柏拉图是最早有意识地主张取消个人言论思想自由,和剝夺个体人格尊严自主权的思想家。他的主张影响了几千年的人类历史,直到现在我们还能仿佛谛听谛视到柏拉图的音容笑貌,他还在谆谆教诲他的徒子徒孙。

和柏拉图相比,黑格尔反对言论思想自由更富有哲学风韵情趣。在他看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了解的时候才是盲目的。”黑格尔说的“必然”,就是哲学上说的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恩格斯在解释黑格尔的“自由”概念时说,“自由”是“能够有计划使用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意志自由是对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后来的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的解读,都是在重复黑格尔和恩格斯的观点了无新意。由此可见,按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的解释,人的言论思想必须接受“必然性”或客观规律的制约,必须接受“计划”的制约。这个“计划”和“必然”和客观规律就是支配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主义。支配人类社会发展的“计划”和“必然”或规律,黑格尔认为是民族意志,是普鲁士国王的意志;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是阶级的意志,是无产阶级和其政党的意志,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意志。因此,所谓民族意志和阶级意志或政党意志的自由,实质上就是民族和阶级或政党的代表人物,对社会的为所欲为的无限制的自由。恩格斯认为,“自由”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因此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自由,有不同阶级的自由。故“自由”是真实的,而不是形式抽象的自由。可见,这种“真实的”自由是设置了禁区的自由,是极权专制主义的自由。所以在极权专制主义的国家里是不容许言论思想自由的,人们想什么或想说什么必须经过批准,必须符合某种规定。像中国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想什么”或“想说什么”,必须符合“公安六条”的规定,必须符合“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舆论导向的规定,超越了这个禁区必然要遭到惩罚。这种“自由”就如恩格斯说的,是“历史的产物。”

自由民主个人主义是不认同这类自由的。他们认为,言论思想自由是不应该受限制的,不能容许某些人有决定人民必须想什么或信仰什么的权利。因为言论或语言是每一个健康人,通过自己的发音器官释放出来的一种思想情感,它和生命连接在一起,是属于不可剝夺的天赋人权。它不像斯大林说的“语言是工具,武器”那样,可以被指挥官操纵控制。在此,斯大林把言论或语言与录制言论的音响光盘和记录语言的文字书藉混为一谈。所以,自由民主个人主义主张在不伤害他人的人格尊严和自主权的前提下,每个人应该拥有绝对的言论思想自由的权利,它不应该受任何规范,计划或规律的约束。“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恕我用毛泽东这类“文明用语”问一问那些主张搞舆论导向的人,放屁要经过批准吗?

第三.古今以来的极权专制主义者,都是从本质主义的思维角度上去探讨国家的作用。在他们看来,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那末,谁应该是这种国家的统治者呢?柏拉图说,“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而无知者应当服从。”按照这一理念的要求是,天生的统治者应当统治,天生的奴隶应该被奴役。因此,一旦问及“谁应当统治?”很难避免诸如“最好的人”或“最聪明的人”、或“天生的统治者”或“那些精通统治艺术的人”之类的回答。自从《共产党宣言》闻世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另辟蹊径提出“谁应当统治”的问题,是“资本家还是工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提出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还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列宁斩钉截铁地回答,无阶级专政就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列宁提出的问题,乍一看别开生面,但归根到底却是一个假议题。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许多著作和讲话,都在鼓吹无产阶级专政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他说过,无产阶级专政是凭借暴力不受法律限制的政权;是由几个最有经验、最有威信、最有影响的领袖组成的领导集团控制的政权;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是千百万的小私有者和千百年的习惯势力;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有权实行国家强制等等,这“对于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少数的俄国尤其重要”(20)不一而举。这都充分说明列宁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归根到底还是柏拉图提出的少数聪明人,应该统治无知多数人的问题。我们不要被列宁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代表多数人统治的政权所蒙骗。少数聪明人,或少数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或中国人说的“三个代表”要统治无知的多数人,必定要采用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暴力专政,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办法。

因此,在极权专制主义的国家里,由于国家的职能是统治镇压敌对势力,这种国家是无法确保每个公民的权利不受任何侵犯。只要稍加研究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我们就能充分认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自由民主主义的个体解放、和平发展、和平演变的道路比任何历史时期都要更曲折更坎坷。

从自由民主主义和极权专制主义的比较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毛泽东要建设的新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毛泽东的新世界理念是出自《共产党宣言》提出的“消灭私有财产权”。所以他要建设的新世界,是要使私有制绝种的世界。为了使私有制绝种,他采取了下列步骤:首先凭借暴力没收来自帝国主义国家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和没收官僚资本为国家所有;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暂时分给农民耕种;然后打白条强制收购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为全民所有;最后用“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办法,对农民和其他个体生产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把他们的小块土地和少量简单的工具收拢为集体所有,最终使私有制在中国大陆绝种。使中国成了只存在一种公有制的一元社会或单元世界。这种单元社会被毛泽东称为社会主义社会。列宁说:“在社会主义下,‘原始’民主的许多东西都必然会复活起来。”(21)这就是说,列宁也承认,随着私有制的消灭绝种,原始社会的许多东西都会复活起来。没有私有制的社会,必然要回到“原始”民主的世界,即私有制未产生之前的部落父权制时代,回到那个聪明的少数人统治无知的多数人的野蛮世界中,即部落酋长一人说了算的世界。这正是柏拉图梦寐以求的世界。因此,在毛泽东创建的新世界里,充满着柏拉图企盼的理念硕果。从孩提时代起就唱《东方红》的颂歌,就要接受领袖崇拜的教育,像柏拉图说的那样“任何人,无论男女,一刻也不能没有领袖。”大家“应当眼观领袖,忠诚地跟随他。”在毛泽东时代由于广泛深入的领袖崇拜教育,最终也出现了柏拉图企盼的结果:“所有的人都被格式化,让他们能最大限度地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让他们能在相同的时间对相同的事情感到欣喜或悲伤。”这就是毛泽东热爱我热爱,毛泽东反对我反对,毛泽东憎恨我憎恨,毛泽东憎恨刘少奇,全国就跟着憎恨刘少奇。这种“全体一致”的“喜笑怒骂”和“欣喜或悲伤”,最终把中国引到史无前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深渊中,这就是一元社会给中国酿成的苦果。

既然毛泽东建设的新世界,是只允许一种公有制存在的单元世界;那末毛泽东要画的最新最美的图画又是什么图画呢?是只允许用一种顔色画的图画,这种顔色就是“红色”。毛泽东对“红色”可谓情有独钟。他创建的军队叫“红军”;他创建的根据地和政权,叫“红色根据地”和“红色政权”又自称“红色割据”;他打出来的天下称“红彤彤的世界”;他指定的接班人叫“红色接班人”;在“文革”期间,许多墙壁刷上一层红油漆,被称为什么“红海洋”,以示“文革”爆发之喜庆;1968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叫《全国山河一片红》,以“一片红”的顔色庆祝毛泽东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全面夺权的成功。总之,凡是毛泽东喜欢的东西都被冠之于“红”,这叫“血染的风彩”。

由于这种“血缘”,所以在二十一世纪正值海峡两岸出现大和解、大融合的春暖花开家之际,大陆有号称“三个代表”的却不断高分贝地传唱与时代不同调的“红歌”,热中拍摄和反复播放无助海峡两岸和解融合的、“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红色故事影片”——即现代版的“秦王破陈乐”。那些“三个代表”把宣泄革命情感的“红歌”与“打黑”扭曲成一块,交织成了一曲反映所谓时代主旋律的“唱红打黑”的乐章;也反映了共产党内不少人的境界见识,竟远不如一个封建帝王唐太宗的大度宽宏。人们不禁要问,“三个代表”究竟要把中国文化引向何方?有人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

我认为,事情绝非如此简单,还有更深层次的内在原因,这和毛泽东留下的不朽理念有密切关联。毛泽东留下的不朽理念是什么?用他一生最有名的一句话表述,这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诚然,这个理念和马克思关于“暴力是每个孕育着一个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也有某种关联,但这种关联并非出于师承关系,而是出自两者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天下英雄所见略同。是枪杆子、暴力造就了毛泽东一生的辉煌。我们都知道,马克思和他的信徒们写了很多著作,出了很多书,这些著作和书紧紧围绕说明一外主题,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摧毁旧世界和创建新世界。毛泽东用中国人的通俗语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概括了马克思的暴力学说,使之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基础。崇拜暴力,热中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势必出现毛泽东说的“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之结果。因此毛泽东常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由此可见,毛泽东思想是用无数中国人的鲜血凝结成的,它是国共两党你死我活斗争的经验总结,这场斗争死了五千多万中国人,其中江西一省就死了八百万。这数以千万计人的鲜血染红了毛泽东思想,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

所以,毛泽东思想散发的不是鲜花的芳香味,而是鲜血的腥膻味。毛泽东为中国人提供的不是温馨的图画,而是血淋淋的红色恐怖图画。因此,“唱红”就是唱阶级斗争、唱专政、唱暴力、唱红色恐怖、唱俄国人的经验和道路。一句话,“唱红”是对传统的一种回归,是对人类理性的一种藐视。这不是攻击毛泽东思想吗?否!这是“是什么就说什么!”

我们知道,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其核心灵魂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晚年的毛泽东经常叨念“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总之,要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按列宁的说法,是凭借暴力不受法律限制的政权。这里说的暴力,就是毛泽东说的枪杆子。只讲暴力不讲法律的专政,这不是恐怖政权吗?何况任何暴力的本质特征都是残酷杀人,你死我活是题中的应有之义,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列外。不过俄国人从来不认为“恐怖”是贬义词,他们用足够的智慧在“恐怖”前面冠之“红色”而成了褒义的“红色恐怖”。毛泽东在他建国后二十多年画的最新最美的图画,就是一幅苏俄“红色恐怖”图画的翻版。是一幅“斗则进,不斗则退”的逆水行舟图。从建国伊始的由毛泽东拍板“镇压反革命,杀一百万,极有必要”的镇反运动,到批胡适整胡风,反右派反右倾,到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一幅一幅的红色恐怖图画都令人毛骨悚然心有余悸。

通过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把全国十亿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统置于集权专制体制严密控制下的各类组织之中,像工会、共青团、妇联、民兵组织、农会、商会、学生会、少先队、儿童团等等。并在这类组织任职的书记、主任、委员和代表的头上都安装了阶级分析的摄像头,使他们密切关注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监视所属组织的每一个人,使大家慎言慎行,如毛泽东在《驳“舆论一律”》描述的,像“小媳妇一样,经常的怕挨打”,处处感到“咳一声都有人录音。”毛泽东对这类极权专制政治体制下没有言论思想自由的反常现象,认为是“极大的好事”,是“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反革命受难之时”。最使毛泽东“开心”的事,是他可以随心所欲玩弄权力于股肱。今天你是座上宾,明天你就可能是阶下囚。1964年底毛泽东当众训斥刘少奇说:“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只要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以把你打倒。”1966年康生传毛泽东的话:“彭真算什么,我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他打倒。”由此可见,毛泽东的话超过宪法。中国的宪法在毛泽东无限膨胀的权力面前成了一纸空文,远不如他圈阅同意的所谓“红头文件”那样拥有绝对权威。毛泽东经常把自己的即兴谈话和批示之类印成“红头文件”下发到基层,规范约束人民的言论思想行动,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了柏拉图设计描绘的“理想国”。柏拉图说,国家孕育人的目的,不是“让他们轻松自在各走各的路”。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无知者应当服从”,绝对不能允许无知的群众拥有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否则,如果“理想国”里的无知者“轻松自在各走各的路”,岂不是要导致“理想国”发生变化?在柏拉图看来,“变化是邪恶的,而静止是神圣的”,神圣的“理想国”由于变化将走向它的反面变成“邪恶的”国家,这是多么可怕啊!同样,在毛泽东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若不集中到他一人手里,从上到下的中国人若不按他意志办事,竟要求什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轻松自在各走各的路”,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有保证;地富反坏牛鬼蛇神就会一齐跑出来,毒草就会自由泛滥,就会出现像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的那样:“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政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顔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这个“红头文件”出自毛泽东1963年5月9日写的一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重要批示。在此,毛泽东把要求国家政权放松对社会个体控制的诉求,视为法西斯上台、反革命复辟、地富反坏牛鬼蛇神翻天。这是柏拉图说的那类“应当领导和统治”的“聪明人”吓唬威胁无知老百姓的惯伎,这是毛泽东扭曲“和平演变”的真蒂、给“和平演变”拆烂污的杰作。毛泽东为什么害怕恐惧“和平演变”,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由于1958年大跃进引发全国性的大灾难,以及庐山会议粗暴压制彭德怀的正确批评,毛泽东建设的一元社会和描绘的红色图画备受中国人的质疑。要求“包产到户”和“四大自由”的呼声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毛泽东玩弄权力于股肱的极权专制主义开始遭到广大干部的抵制和嫌弃。要求自由民主的呼唤在中国思想领域的深处暗潮湧动。毛泽东面对这种形势十分惊恐,因此危言耸动地向全国发出警告:“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顔色了。”“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于是毛泽东未雨绸缪开始筹划防修反修保权力,保顔色的斗争了。柏拉图为了防止他的“理想国”变成邪恶国家,他决定“所有十岁以上的公民,必须把他们从城邦里赶出来并流放到乡村某地”,接受劳动改造和哲学家的洗脑教育。毛泽东为了预防他创建的红色政权改变顔色,从柏拉图的治国方策中受到启发,开始有计划地把政治思想不可靠的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干部下放到农村接受劳动教育。从此用劳动改造惩罚不听话的干部,开始成为一项制度被沿袭下来。与此同时在全国各地开展路线斗争、道路半争、社教运动,直至发动无阶级文化大革命。劳动改造、狠抓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泽东防止政权改变顔色,杜绝思想多元化和社会多元化的根本措施。在中国,用和平改良积累的发展方式,即通常说的用“和平演变”的方法来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道路被毛泽东彻底封堵。“和平演变”这个合乎科学的自由民主的观念,被毛泽东扭曲污名化为“法西斯”概念,和毒草、牛鬼蛇神混为一谈。使谈“和平过渡”与“和平演变”在中国成了十恶不容赦的首恶。

请看毛泽东在为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下发的一个红头文件添加的几段话:“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阶级专政。”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从这段引文中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主张“和平过渡”“和平演变”的所谓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义愤填膺、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把他们碎尸万段而后快。这不是十恶不赦中首恶又是什么呢?“十恶”是指古代中国封建专制王法中的十项不可赦免的罪名,即一谋反、二谋大逆、三谋叛、四恶逆、五不道、六大不敬、七不孝、八不睦、九不义、十内乱等。毛泽东把谈“和平演变”与“和平过渡”视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共产党领导的“谋反”行为,这正是“十恶”中的首恶。这就是毛泽东不顾一切,破釜沉舟,即使拼一个鱼死网破也要发动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和平演变”“和平过渡”的道路彻底堵死。因此,在中国想通过改革改良的道路来推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比登天还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是对中国“和平演变”道路的真实写照。但是,现在的时代变了,人民的思想觉悟比当年慈禧阻挠康有为梁启超变法改良的时代大不一样了,用社会改良或和平演变的方式推动社会进步的科学理念,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接受和拥护,慈禧太后和毛泽东主席所代表的中国传统的守旧观念被中国人抛弃是必定无疑的了!

1976年9月,毛泽东离开人世,随即他卵翼下的“四人邦”也被赶出了政治舞台。中国人才从毛泽东催眠的红色幻梦中苏醒过来,并开始反思那“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的使人心有余悸的红色图画给自己造成的累累伤痛。终于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终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党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决策上来。这标志着毛泽东乌托邦主义时代的结束,标志着关注民生注重民生的务实的时代已经到来。这印证了当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预言共产主义“将逐渐让位于一种更着重国家富裕,人民福利的制度。”这证明了杜勒斯是正确的,毛泽东是错误的。证明了美国人民创造的“实用主义”文化,要优越于从俄国传来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诚然,我们并不否认毛泽东为国家谋发展为人民谋利益的主观愿望,但是,我们要断然否认他坚持的乌托邦主义的方法和道路;要彻底否认他主张的一个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福利可以通过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的途径来实现,可以通过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毛泽东把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和呼声,斥之为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认为“穷则变、富则修”,把“富”和“修”划等号,这种把自己美好的理念和发展社会生产对立起来的荒唐理论是典型的乌托邦主义。毛泽东不是主张“抓革命,促生产”吗?通过抓革命来促生产,这是毛泽东的一厢情愿,是闭着眼睛说出来的乌托邦主义。在毛泽东看来,革命就是阶级斗争,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人类的历史证明,中国的历史也证明,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只能破坏生产,给社会制造灾难。生产要发展,科学要进步,人民要安居乐业只能靠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战略决策是反思阶级斗争的结果,因此,这次会议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因为它终结了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自从马克思主义通过俄国人传入中国以来,阶级斗争的理论才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对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理论,莫过于这个阶级斗争的理论。炮制二十世纪中国万恶之源的,就是从俄国人传过来的阶级斗争理论。这岂不是有攻击邓小平提出的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之嫌吗?否!这种质疑和指责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请看马克思于1852年3月5日写给约·卫登麦尔的信:“无论是发现近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彼此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就已叙述了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则早已做过对于各个阶级的经济解剖了。”由此可见,马克思并没有认为阶级斗争的理论是自己发明创造的,那末批判阶级斗争的理论怎么能说是攻击马克思主义呢?这充分说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被独裁专制的理论彻底腐蚀了。其实阶级斗争的理论也并非像马克思所说,是由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发现的。所以在此对阶级斗争进行适当考察也就显得有必要了。

所谓阶级斗争,是指经济利益和政治社会地位大体相近或相同的一群人,用强制手段迫使其他人屈服自己的意志,从而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社会之上的行为就叫“阶级斗争”。这种强制手段包括暴力强制、思想强制和风俗习惯方面的强制。所以阶级斗争的理论,是一种极权专制主义的理论,是恐怖主义的理论,是山大王的理论,是“红眼病”的理论,一句话,是引发制造社会动乱和社会冲突的理论,就是和自由民主毫不沾边的理论。这种理论最早的发明人是柏拉图。他首先发现并叙述了物质或经济的利己心激起的内部冲突,即阶级斗争是“社会动力学”的主要力量。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就是出自柏拉图的“社会动力学”。不过,柏拉图的阶级斗争理论,从哲学渊源上还可以上溯到赫拉克利特关于矛盾斗争的学说。赫拉克利特声称社会冲突或战争是一切变化,特别是人们之间一切差别的动力和差别性的源泉。他说:“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证明这些是神,那些仅仅是人。让这些人变成奴隶,而让前者变成主人。”而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是夺取政权,解决权力归谁所有,由谁来统治国家的问题;决定谁是神、谁是人或谁是主人、谁是奴隶的问题。

毛泽东就是靠阶级斗争发迹,靠阶级斗争成了凌驾于中国人之上的“主人”、成了主宰中国的“神”一样的人,他是中国阶级斗争理论的最大受益者,这是毛泽东把反对阶级斗争理论的中国人视为十恶不容赦的根本原因,这是毛泽东把中国引向社会大动荡的根本原因。这是因为阶级斗争必然要要导致权力崇拜和暴力拜崇,使人类滑向丧失理智、泯灭人性的颠狂世界之中。只要对人类历史稍加考察就可以知道,阶级斗争是一种社会内乱,是一种社会灾难,是一股破坏社会生产力破坏社会文明的祸水。中世纪连绵不断的宗教战争,比如伊斯兰教发动的圣战以及十五世纪一场接一场的十字军东征,给欧洲和中东近东的社会生产和社会文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进入二十世纪,徳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造成了过亿人的伤亡,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社会灾难。拿中国来说,远的不提,就拿国共内战这场阶级斗争来讲,两党都扛着革命的旗号,都在俄国经验的指导下,为了夺取全国的最高权力互相厮咬几十年,死人五千万,其中江西一省死人八百万。这五千万人绝大部分都是善良的普通老百姓,都是枉杀,财产损失不可计数。由此可见,几千年的阶级斗争制造了许许多多惨绝人寰的历史悲剧,是人类社会的万恶之源。所以,如果说阶级斗争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那我坦率承认自己是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分子

毛泽东的一生是从事阶级斗争的一生,他是阶级斗争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和捍卫者。据斯诺在延安对他的采访记述,毛泽东在童年时代就懂得联合母亲、弟弟和长工组成统一战线,反对他那专制独裁的父亲而屡试不爽。可见毛泽东在小小年纪时,就显示了阶级斗争无师自通的天赋,致使他在年轻时就能提出“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发人深思的哲理。参加革命后,毛泽东长期处于少数地位,被排挤于党的领导核心之外。但由于他拥有斗争的天赋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使他的对手一个一个被降伏,终于登上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宝座,呼风唤雨,扭转亁坤,取得了全国性的政权,把自己造就成为东方升起的太阳和人民的大救星,这是毛泽东坚信阶级斗争理论获得的伟大的成就。然而在取得了全国性的政权之后,又使毛泽东产生了强烈的幻觉,以为只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直接凭借暴力不受法律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就能无往而不胜,一切事情都能办而且能够成功。这种幻觉源自于“谁枪多谁就势大”、“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战争万能论”。这种幻觉经毛泽东传播到全党全国,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凡是中国人都很清楚,在此不再赘述。所谓阶级斗争,不是单家独斗,而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尤其是当今社会的阶级斗争,必须靠严密的政党组织。靠这个党的领袖是否能够首先网罗一批坚决服从某种纪律的人,形成以政党为核心的思想和行动高度一致的战斗团队,深入广泛发动群众,形成势不可挡的潮流,毛泽东非常成功地做到了这一切。这就必然要把“集体是一切,个人什么也不是”的部落主义价值观念推向极端,把个体自由民主之价值观念压缩至零,为极权专制主义的肆虐横行提供辽阔无限的舞台。因此,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极权专制主义,也必然要强化极权专制主义。正是阶级斗争造就了毛泽东辉煌的一生。

阶级斗争产生的幻觉,使毛泽东不能客观科学清醒地认识阶级斗争。举世公认,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前提条件就是社会要安定与和谐,不管什么人或什么阶级政党掌权都是一样,这里不能容许双重标准。因天灾和人祸引起的天下大乱,乃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之大忌。所以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镇压内乱和抵御外敌入侵,一句话,攘外必须安内,这是任何执政国柄者的神圣职责,是无可非议和不容指责的。因此,蒋介石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攘外必须安内”的政策,很有重新评价的必要。我们不能随意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把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决策举措区分为革命和反革命,进步与反动的,性质截然不相同的两类事件。可见,阶级分析是双重事非标准的根源,是各阶级各政党各团体各取所需唯我独尊的极权专制主义。毛泽东终生奉行的阶级分析论就是这种极权专制主义。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是事关每个公民和亿万苍生的切身利益,这里不存在有什么革命与反革命,什么进步与反动的区分。只有那些权力崇拜迷,自称是什么革命家大救星之类的极权专制主义者才唯恐天下不乱,因为唯有天下大乱,他们才能乱中夺权;只有那些暴力崇拜迷,自称是什么神圣战士英雄之类的恐怖分子才唯恐天下不乱,因为只有天下大乱,他们才能混水摸鱼,这叫乱世出英雄。一句话,只有通过天下大乱,那一帮人才能登上权力宝座,才能把自己塑造成为神圣的战士和英雄。才能分享一杯权力羮。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极力鼓吹权力崇拜和暴力崇拜的主义。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相聚切磋琢磨,掐算经济危机来临的周期以预测企盼天下大乱,以便能乱中夺权,使“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列宁却称赞“天下大乱”为“盛大节日”,可见,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唯恐天下不乱主义,我私下称之为“乱来主义”。这不是无知妄说标新立异吗?非也,我的判断是有根据的。《共产党宣言》声称:“共产主义是与先前全部历史发展进程相抵觸的”,要“同过去遗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和“同过去遗传下来的种种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共产党人到处都赞助一切反对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这等等不是乱来又是什么呢?据毛泽东的权威著作,即1927年他在一篇人人皆知的名著中写道:“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农民在乡里有点‘乱来’。农民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土豪劣绅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真是“为所欲为,一切反常。”这岂不是记录了在光天化日之下,那批农民运动的中坚骨干竟公然对“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们进行强奸施暴吗?对农民协会的中坚骨干的这种“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的乱来,毛泽东竟大声疾呼“好得很”,“非如此,就不能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行为言论正是《共产党宣言》鼓吹的“乱来主义”的生动体现。由此可见,毛泽东为了建立“绝对权力”,认为什么都可以干,可以“乱来”。总之,一句话,目的可以使手段正确。为了权力可以不择手段,这叫“乱来”。

一般说来,权力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由选举产生建立起来的,一种是通过暴力枪杆子夺取来的。前者可以称为民主政权,后者就是专制政权。列宁创立的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暴力和红色恐怖的手段创建的,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是凭借暴力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这种政权是属于极权专制主义政权,是“乱来”政权。毛泽东的权力是靠枪杆子夺取来的,这种政权和列宁创建的政权一样,也是凭借暴力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是由他一人说了算的政权。这种政权,也叫“乱来”政权;毛泽东就是凭借枪杆子里面出的政权“乱来”。土改镇反“乱来”,摸摸脑壳就下达命令:“镇压反革命,杀一百万,极有必要。”以至错杀冤枉了不少人,引起了众多民主人士的不满和恐惧。社会主义改造“乱来”,盲目照搬《共产党宣言》“消灭私有财产权”的信条,在中国强行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使私有制绝种,严重挫伤了全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全国农民二十多年一直处于农忙吃干,农闲吃稀,杂以蕃薯芋头的半饥半饱的贫困状态中。批胡适整胡风“乱来”,把知识分子视为敌对势力,被长期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紧箍咒”。1957年反右派“乱来”,下达指标任务,强制划出55万“右派”。1958年大跃进“乱来”,引发三年大饥荒,饿死人三千多万。整彭德怀防修反修“乱来“,最终引爆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用“乱来”的方法,把国家主席刘少奇整倒;把大批跟随自己南征北战的领导干部打成叛徒、特务、党内走资派而饱受残酷迫害,使全国人民备受触及灵魂和皮肉之苦。总之,毛泽东从1927年发表“乱来”说以来,直到建立全国性政权之后,由于坚持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和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还居然总结了一条“乱来”的理论。1966年毛泽东在致江青的信中与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过七、八年以后还有一次横掃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多次扫除。”从而使中国自1949年以后长期陷入“乱”和“治”的恶性循环中,这都是马克思“乱来”主义酿成的苦果。

那末,这种“乱来”的根源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乱来”、列宁和毛泽东的“乱来”,无阶级专政的“乱来”,其根源又是什么?说到底,都来自于柏拉图的部落主义观念,来自于“部落是一切,个人什么也不是”的部落主义观念。这种部落主义观念,后来经过卢梭、黑格尔、马克思和列宁的加工制造成了当代流行的集体主义观念。这种观念把部落酋长、阶级政党和国家首脑领袖的权威意志当成人民的意志捧到九天之上,不容任何质疑批评并拒绝任何监督。与此同时,这种部落主义或集体主义的观念又极端蔑视社会个体的权利,把人权打入十八层地狱。把个体的权利和土豪劣神及其小姐少奶奶的权利混为一谈可以任意践踏;和资产阶级的特权混为一谈可以任意专政。从而把保卫人权,捍卫言论自由和人格尊严的人视为犯了天条罪。恩格斯在《论权威》那篇著作中,把拒绝权威意志的人宣布为不是“散布糊凃观念”,“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事业”。“在前后两种场合,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列宁则把人权理论视为叛徒考茨基的修正主义理论。毛泽东则把人权理论视为敌对势力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的工具。这种无视人权,取缔言论自由,蔑视人格尊严;这种奉权力和权威至上,以暴力为支撑的国家政治体制,就是引发中国二十世纪天下大乱的一大根源。

引发中国社会大乱的另一根源是建立在马克思经济理念上的经济体制。那末,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念是什么?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消灭私有财产权。”可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念就是要消灭私有制,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用计划经济代替市场经济。我们知道,个体的解放和市场经济都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的,而私有制又是原始部落公有制解体的产物。因此,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这就是要把已经解体的原始部落公有制重新复活;把已经解放了的社会个体强行拉回到部落公有制的体制内,用“部落是一切,个人什么也不是”的集体主义绳索,把社会个体重新捆绑起来,这是违反历史潮流的倒行逆施,是注定要以失败告终。

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就是用计划经济代替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由一伙革命权威和先进分子控制的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是为政治服务的,是为革命大局服务的,是根据革命和大局的需要来安排生产。他们的口号是“为革命而生产!”“立足本职,胸怀全局!”这个全局包括世界全局,国家全局,政党全局,就是不包括个体的人。相反,他们把个体视为工具,视为生产力中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者两大要素中的一个要素,把个体的人和生产资料中的劳动工具并列,不过是属于智能工具而已。所以计划经济是一种靠专政暴力维持的一种权威经济;是一种按照权威的意志进行生产活动的,所以它又是一种专制经济,是一种不得人心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根据市场的需要,根据人的需要来安排生产的。市场需要什么,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不用看大人物或权威人物的脸色行事,是属于自由经济。市场经济把个体的人视为目的,视为服务对象视为上帝,是深得人心的经济体制。中国有一句古训:“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由此可见,不得人心的计划经济肯定要引发社会动荡,始终要被社会大众抛弃。得人心的市场经济肯定要冲破层层阻力,服务社会服务大众,最后成为深受人民大众欢迊的经济体制。苏联的解体和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的大动荡,充分证实了公有制的倒行逆施和计划经济的不得人心;证明了苏联的解体是合理的,论证了中国在改革开放中重建的市场经济是顺应人心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拨乱反正,不敢从根体上去触动“俄国人的经验”这个乱源。反而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旗号下保护这个乱源。致使当年拨乱反正的闯将英雄胡耀邦、和筹划经济体制改革的设计师赵紫阳最终被这个乱源所击倒,实践了胡耀邦立下的“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悲壮誓言。这场拨乱反正以1989年天安门的流血事件宣告结束。这场拨乱反正的重要成果就是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说它具有中国特色,主要是和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比较而言。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是消灭了私有财产权和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因而也是封闭的社会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允许各类私有企业存在和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两大因素,决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定是对外开放的社会主义。恢复私有制,建立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正果,它除去了一部分阻挠中国人自由运用和发掘聪明才智的障碍。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大发展大繁荣,使中国的普通百姓受惠不少,对此必须充分肯定。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在许多基本点上又雷同。比如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一党专政;对人权,对思想言论自由实行严格限制;还搞什么舆论导向,热中于对每件事都要加以有意识的控制,这都和前苏联的社会主义一个模样。连现在中共宣传最力,喊得最响的所谓“三个代表”,也是从前苏联的“苏维埃代表”嬗变而来的。那些时刻叨念“三个代表”并以“三个代表”自居的人,却常常拉“三个代表”的大旗当虎皮,包裹自己吓唬普通老百姓,自以为有权实行国家强制,压制普通百姓对维权的声诉,甚至使用暴力干扰调节社会生活,像当年列宁经常说的和经常做的那样。因此,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臀部上,仍然被深深烙上了“俄国人的经验”的印章,使其成为中国人还得遵循的一成不变的规章,这是当年拨乱反正不够彻底的表现。正因为这个原因,尽管我们现在的经济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私有制企业全面恢复,市场经济已经稳固确立,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基本能与国际接轨;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应跟着变。按普通中国人的理解,天变了,道应当跟着变。但那些坚持中国特色的人却反其道而行,天变了,还要顽固维护旧的“道”,表现在他们在拨乱反正后还要全力维护旧的上层建筑,甚至还有加强的趋势。从俄国人那里搬用过来的那套政治思想意识形态还在全面使用,类似皇帝新衣的社会主义旗号还要力扛,一句话,“俄国人的经验”还在继续喘息。上世纪八十年代批判“自由化”和天安门前发生的严重流血事件,就是“俄国人的经验”喘息的结果。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官商勾结,官场腐败,用暴力拆迁建设秀美山川风靡全国。有的官员公然叫喴“没有暴力拆迁,就没有新中国!”使当年苏俄的列宁派遣工人赤卫队下乡暴力征粮,以及后来斯大林推行农业集体化的恐怖幽灵,仍在广袤无比的神州大地上时隐时现,毛泽东的暴力语言还在引领规范许多官员的思想和行动,这充分说明拨乱反正任重道远。改革开放,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的道路曲折坎坷,使得中国的“和平演变”路比蜀道还难。“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必定要取代极权专制的政治体制,柏拉图主义、黑格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所确立的扫荡性的激进主义的改造社会的政治纲领必须彻底抛弃,被慈禧太后扼杀的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主张必须重新确认,被五四运动中断了的新文化运动必须重新启动。我深信,拥有五千年灿烂文化的中国人民有智慧、有毅力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和平演变”的道路来。(本文选自拙作《反思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大动乱的根源》)

注释

(1)见薄一簿《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1138—1139页

(2)(3)(4)(5)(6)(7)(8)均见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201页、226页、83页、85页、172页、381—382页、173页

(9)(10)均见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66页、74页

(11)见卢梭《社会契约论》131页

(12)见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65页

(13)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382页

(14)(15)(16)(17)均见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311页的注释、178页、185页、344页

(18)见李锐《庐山会实录》176页

(19)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137页

(20)见《列宁选集》第4卷383页

(21)见《列宁选集》第3卷267页

来源: 共识网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