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多篇关于《大公报》的文章，得益非浅，对《大公报》的宗旨：“不党、不私、不盲、不卖”尤为心仪。想起当年本人在对新闻事业完全无知的情况下，最早听到对《大公报》的说法是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这当然完全是贬义，而且随着政治运动的升级，简直就是罪名。改革开放以后，为《大公报》辩诬、正名，自然要摘掉“小骂大帮忙”的帽子。近年来本人在研究美国社会的自我调节、自我改正的机制中新闻媒体的作用时，忽然有一个新的体会：实际上所有的舆论监督对现政权而言，所起的客观作用都应该是“小骂大帮忙”！
只要有权力的地方，就有滥用和腐化的因子，只要有财富的集中，就会产生不平等和不同形式的权钱交易。如果听其发展，必至社会黑暗无可救药，矛盾尖锐化到无法妥协，直到被压迫者忍无可忍，揭竿而起，以暴力推翻现政权而后已。这已为古今中外历史所证实。纵观美国立国以来的历史，舆论界的“骂声”不断，有“小骂”，也不乏“大骂”，尖酸刻薄、无情揭丑，矛头都是针对权势，特别是现政府和现行政策。而美国的政治和社会也在这骂声中不断进步、改良，社会得以维持稳定，国家赖以富强。究其根源，端赖宪法保证的言论自由、群众和平请愿的自由，只要不诉诸暴力，就不能镇压。
另外，还有一套机制，包括选举和三权分立，使得执政者不能无顾忌地采取“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的态度，不得人心就下台。这样，对个人而言，当然没有“终身”掌权的保证，而对国体、政体则保证了长治久安。不仅美国如此，西欧经过革命、战乱，至少在二战以后也是在骂声中保持稳定，基本可以杜绝群众揭竿而起的暴力革命。
“9.11”之后，小布什政府及其极端保守主义的僚属以国家安全为名，出现了侵犯美国人所珍视的基本权利之事，美国人被恐怖主义一闷棍打得晕头转向，暂时予以容忍。但是伊拉克战争后，似乎美国舆论已缓过气来，骂声又起，从各个方面揭露和批判现政府的书刊、文章达到空前的程度。包括令美国政府在全世界处境尴尬的虐俘事件也首先是英国和美国的记者揭露的，而且穷追不舍。我们常见西方世界“丑闻”不断。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丑事”是免不了的，丑事越能及时“闻”于世，这个社会就越健康，如果丑事都捂起来，不见天日，任其发酵，则社会总有一天溃烂不治。美国的“骂声”是其希望所在。本人曾提出过一个公式:
社会自我调节程度＝丑闻/丑事X时间系数（丑闻是分子，丑事是分母）
也就是社会黑暗面被揭露出来的比例越高，社会越有希望。还要加一个时效条件。50年100年之后再曝光就是另一回事，只能起历史借鉴作用了。这就是舆论监督作用，可以叫作社会的净化剂。
再者，西方媒体的职责最主要是提供信息，披露事实真相，实施公众的知情权，并没有责任帮谁的忙，“帮忙”只是其客观结果。
回到《大公报》，“小骂大帮忙”之所以为贬词，是站在共产党决心以暴力革命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立场。那时国共两党兵戎相见，你死我活，容不得中立、独立、改良。固然在“统一战线”中也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但是以“站在革命一边”为前提，国民党既然已被认为是“反革命”，就不容许在二者之间保持独立和中立。对国民党的批评也不允许有违背“革命”需要的“口径”。任何改良的主张都是被认为是麻痹人民斗志的。
事实上，对任何执政者而言，一切批评的意见只要不是号召群众以暴力推翻现政权，都属于“小骂”，都在促进改良。假如执政者不论是出于本身的明智，幡然悔悟，或是迫于压力不得已而改正错误，这种“骂”在客观上就起了“帮忙”的作用。假设当年蒋介石不是只在表面上对《大公报》的负责人礼遇优渥，而是认真听取其批评，假设当时执政者能广开言路，对各种独立的报刊不采取从开天窗到封报馆、乃至暗杀、打砸的手段，而是容忍各种“骂”，择善而从，那么其命运可能是另一样。当然历史不容假设。这里只是说，媒体的天职就是通过“骂”，揭露时弊。是否达到“帮忙”的效果，则在于当政者的态度。
与此有关的问题是“革命”与“改良”的讨论。如果能通过改良缓解社会矛盾，调节各方利益，避免大动荡、大破坏，当然有利于社会繁荣。但是这一选择取决于当政者，中国历史上周而复始的“揭竿而起”，都是专制政权逼出来的。结果每一次改朝换代都血流成河，受苦受难的还是老百姓。中国的不幸是历代体制中都容不下“小骂”，当政者也就得不到“大帮忙”。其结果就跳不出那”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
来源：争鸣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