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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杨荫杭(1878-1945)先生逝世70周年。杨先生不仅是杨绛的父亲,还是胡适的老师。作为19世纪出生的“70后”,他经历了清末民初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为中国的独立自由和民主法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人物。

一、杨荫杭这个人

最初看到杨荫杭这个名字,是在20年多年前的《读书》杂志上。1994年,李慎之先生为该杂志写了一篇介绍杨先生的文章,标题是“通才博识,铁骨冰心”。通过这篇文章,我才知道这就是杨绛的父亲、钱钟书的岳父。当时人们对钱先生的学问钦佩有加,没想到他还有这样一位毫不逊色的长辈。因此李慎之在文章中说:“补塘先生(引者按:杨荫杭字补塘,笔名老圃)之博学多闻,往往使我挢舌不能下。无论什么材料,都是信手拈来皆成妙谛。尤其难得的是,它们并不是专门著作,而是排日作文,触事生感,随写随刊的东西。然而文章诗词,中外故实都准确得像从电脑信息库中调出来的一样,无怪乎杨绛先生要对我说:‘我爷读的书都是嚼烂了吃到肚皮里的。’博雅如钱钟书先生也深信凡老丈人之所引举‘决不会记错’。”(《读书》1994年第8期)

需要说明的是,在一些地区的方言中,爷就是父亲,爷娘就是爹娘,比如《木兰辞》中“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和“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都是这个意思。所以杨绛所谓“我爷”,就是她的父亲杨荫杭先生。

读了李先生的文章以后,我马上去书店买了一本《老圃遗文辑》。这本书收集了上世纪20年代杨荫杭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表的数百篇文章。这些文章都很短,但内容却涉及到中外历史、地方文化、社会不公、官场腐败等许多方面的问题。阅读中我发现杨荫杭有三个特点:一是满腹经纶,博闻强记;二是不写高头讲章,只写简短评论;三是继承了中国文人关心政治的历史传统。受其影响,我也写了《一点猜测》和《老圃说唾》等短文。随后,这本书及其作者便渐渐淡出了我的记忆。

二、早年求学经历

最近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又想起了《老圃遗文辑》。该书后面附有杨绛的长文《回忆我的父亲》。其中说杨荫杭的祖父在杭州作过“很小的小官”,杨小时候颇受祖父宠爱,记忆最深的是祖父一边给他剥瓜子,一边教他背古诗的情景。杨绛还说:“我的祖父也在浙江做过一个小地方的小官”,所以两代人都是只有住宅没有田产的穷书生、穷小官(《老圃遗文辑》第934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版)。

1895年,17岁的杨荫杭考入天津中西学堂。该学堂由盛宣怀在1895年创办,第二年改名为北洋大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官办大学。辛亥革命以后改名为国立北洋大学,1949年以后又改名为天津大学,成为一所专门培养国防工业人才的学校。1964年我高中毕业时,曾把这所学校当作第一志愿,没想到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在考试之前就已经被打入另册。因此所谓考试,也就是走走过场而已。更有意思的是,到了2008年4月,该校校长曾邀请我和谢泳、丁东、傅国涌四人前去研究其校史,但是当我正准备前往天津的时候,校方又突然变卦,我估计这可能与有关部门打了招呼有关。

话说回来,当年杨荫杭之所以选择这个学堂,是因为它不对学生一律免费,还在教员配备、教学计划、讲授内容和教科书选择、实验室器材等方面都采用美国模式,故有“东方康奈尔”之誉。另外,它还分为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两部分。头等学堂相当于本科,设工程、电学、矿务、机器、律例等五个专业;二等学堂不分专业,相当于预科,毕业后可以直接升入头等学堂。

1897年,该学堂因伙食问题爆发学潮,校方对此采取强硬态度,决定将带头闹事者一律开除。据杨绛说,当时他的父亲并未参与其事,但是在学校当局追查时,他因为看不惯那些事前慷慨激昂、事后畏葸不前的人,便挺身而出主动承担了责任。结果他被开除学籍,离开了这所条件优越的学校(第934页)

随后,他又考入刚刚在上海成立的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该校也是由盛宣怀创办,聘请张焕纶与福开森分别担任中、西文总教习。它原计划分为外院、中院、上院和师范院四个部分,前三院相当于小学、中学和大学,但由于缺乏师资,只好先在师范院招了一个班的学生。有人对这个班评价很高,说它开创了中国现代师范教育的先河,是一所值得纪念的学校。

三、保送日本留学

1898年,杨荫杭被南洋公学保送到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深造。随后两年,国内发生了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远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为了“联络感情、激励志气”,成立了一个宗旨不太明确的团体——“励志会”。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说:“励志会为庚子(1900年)东京留学界所组织。其时各省学生东渡留学者不过百数十人,尚无何种结合,此会实为留学界创设团体之先河。有会章五条,不外以联络情感策励志节为宗旨,对于国家别无政见。惟是时革命思潮已风起云涌,会员中主张光复主义者大不乏人。激烈派如戢元丞,沈云翔等均任会中干事,故亦不啻一革命宣传机关。” (《革命逸史》初辑第99页,中华书局1987年1月第1版)

1901年阳历1月1日,励志会在上野精养轩召开新年庆祝会,莅会者有戢元丞、张瑛绪、钱承志、富士英、曹汝霖、王宠惠、张继、章宗祥、雷奋和日本进步党领袖犬养毅等30余人。这些人之所以抛弃皇帝的年号并举行新年庆祝活动,表明了他们与清廷势不两立的革命倾向。

冯自由还说,早在1900年,杨荫杭与杨廷栋、雷奋等人就创办了《译书汇编》。该报以“编译欧、美法政名著为宗旨,如卢骚之民约论,孟德斯鸠之万法精理,约翰穆勒之自由原论,斯宾塞之代议政体,皆逐期登载。译笔流丽典雅,风行一时。时人咸推为留学界杂志之元祖。自后各省学生次第倡办月刊,吾国青年思想之进步,收效之巨,不得不谓《译书汇编》实为之倡也。” (同上)后来,曹汝霖在其回忆录中也提到了这份杂志(《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2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1版)。

有趣的是,杨荫杭在日本还遇上两件趣事:一是日本舍监偷吃中国留学生的皮蛋,被大家发现;二是日本下女把留学生带去的牙粉当作化妆品,涂抹在脸上。后来杨荫杭给杨绛讲这些趣闻轶事时,还使用了章回小说的标题:“偷皮蛋舍监尝异味,搽牙粉丑婢卖风流”(《老圃遗文辑》第936页)。这件事冯自由也有记录,标题是《日教员窃皮蛋之笑话》(《革命逸史》初集,第131页)。这两件事告诉我们,当时的中国虽然在船坚炮利方面不如日本,但是留学生的生活水平好像还是略高一筹的。

四、东瀛归来以后

1902年,杨荫杭尚未毕业就返回中国。对于这件事,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中是这样说的:“我父亲一九零二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当时称‘东京专门学校’)本科卒业,回国后和雷奋、杨廷栋同被派往译书馆译书。最近我有一位朋友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一本我父亲编译的《名学教科书》(1903年再版),想是那个时期编译的。孙宝恂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903年)日记里曾提到这部书:观《名学》,无锡杨荫杭述。余初不解东文哲学书中‘内容’、‘外延’之理,今始知之。”(《老圃遗文辑》第938页)

该文被收入《老圃遗文辑》之后,在这段话后来有两条注释,可能都有讹误。

其一,对于“派往译书馆译书”的注释是:“见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一)七二页。译学馆前身是‘北京同文馆’。庚子后,京馆改称译书馆。”

“译学馆”是个冷僻的名词,为此我查了上海辞书出版1982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词典》,看到了对它的解释:“清末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校。1902年初(光绪二十七年底)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后,于北京北河沿置房改设,名译学馆。……”该词条与上述注释和介绍基本一致,只是没有“庚子后,京馆改称译书馆”等字样。

另据杨绛说:“励志会里有激烈派和稳健派之分,激烈派鄙视稳健派,两派‘势如水火’。我父亲属于激烈派”(《老圃遗文辑》第937页)。所以我以为杨荫杭等人留日归来后,是不会选择北京同文馆的,他们不可能主动向清朝政府投怀送抱。

为了弄清楚杨荫杭留日归来后的去向,我上网进行搜索,看到宁波大学吴小鸥女士在《中国现代教科书之父张元济》一文中给出了答案。她说:早在1899年3月,张元济经李鸿章介绍担任了南洋公学译书院主事,开始编译出版各种新式教科书。其中包括《格致读本》、《万国通商史》、《英国文明史》等著述。1902年夏天,南洋公学留日学生雷奋、杨荫杭、杨廷栋从日本留学回来,被派往译书院任职,后来,杨荫杭编译《名学教科书》,杨廷栋有《法律学教科书》、《法制理科教科书》和《政治学》问世,雷奋编著了《国家学讲义》和《地方自治讲义》。这些著述在当时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参见《中华读书报》2013年12月4日第14版)。

杨荫杭等人是由南洋公学派往日本留学的。后来母校急需翻译人才,他们尚未毕业就提前回国,显然是为了解决母校的燃眉之急。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与北京“译书馆”虽然只差一字,却相去甚远,所以我猜测杨绛先生所谓北京“译书馆”云云,很可能是上海“译书院”之误。

顺便解释一下,所谓“名学”是逻辑学早年的称谓。杨荫杭等人编译的这些社会政治读物,虽然是南洋公学的教材,但是却为整个社会提供了难得的思想资源,产生了洛阳纸贵的效应。后来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非常重视教科书的出版,显然与他主持译书院的经历有关。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1903年,译书院因经费问题而停办,于是杨荫杭离开上海返回无锡。

五、执教澄衷学堂

据杨绛说:“我父亲回到家乡,与留日学生蔡文森、顾树屏创办了‘理化研究会’提倡研究理化并学习英语。我母亲形容父亲开夜车学理化,用功得背上生了一个‘搭手疽’吃了多少‘六神丸’。”从这里,可以看出其科学救国的热忱。这种热忱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效应:一是其中的一个成员学会了制造毒品,并且因此而发了大财;二是杨荫杭的妹妹杨荫榆因为受其影响,去日本留学时选择了东京女子高等师范的理化专业。

据杨绛说:不久她的父亲又到了上海,“在《时事新报》馆任编辑,也在上海《苏报》任编辑及撰稿工作并在澄衷学校、务本女校、中国公学教课。”

查《中国近代史词典》有关词条,可以发现这说法也有问题:《时事新报》的前身是1907年创办的《时事报》,到1911年才改名为《时事新报》,而1906年杨荫杭已经赴美国留学了。另外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有过两个《时报》:一个是1886年在天津创办的《时报》,由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担任主笔;另一个是1904年在上海创办的《时报》,由康有为的弟子狄楚青担任主笔。杨荫杭离开南洋公学译书院以后,他的同学雷奋和杨廷栋都在后一个《时报》馆担任过编辑,所以我怀疑杨绛先生所谓《时事新报》,很可能是《时报》之误。

前两年澄衷学堂的教材在读书界引起轰动,但是人们对该校的其他情况似乎兴趣不大。据我所知,澄衷学堂是宁波籍企业家叶澄衷在1900年创办的,胡适少年时代在上海求学,曾经就读于这所学校。所以他在《四十自述》中说:“澄衷的教员之中,我受杨千里先生(天骥)的影响最大。我在东三斋时,他是西二斋的国文教员,人都说他思想很新。我去看他,他很鼓励我,在我的作文本上写上‘言论自由’四个字。”(《胡适全集》第18卷第5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杨天骥与杨荫杭不仅是近亲,而且二人都在澄衷学堂当过教员,所以杨绛说:

抗战胜利后,我在上海,陈衡哲先生请我喝茶,曾见过胡适。他用半上海话对我说:“我认识你的姑母,认识你的叔叔,你老娘家(苏沪土语‘尊大人’的意思)是我的先生”。据说他那时在中国公学读书。钱钟书对我说,胡适决不肯乱认老师,他也不会记错。(《老圃遗文辑》第939页)

陈衡哲与她的丈夫任鸿隽都是胡适的挚友。1928年,胡适、徐志摩、叶公超等人在上海创办《新月》杂志以后,钱钟书和杨绛都是该杂志的作者。钱署的是笔名“中书君”,写的是书评;杨署的是本名“杨季康”,发表的是译文。据说当时杨绛和钱钟书正在热恋之中,有一次钱领她去看望自己的老师叶公超先生。叶知道她是学英文的,便让她翻译了F.S.Marvin所写的《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一文,发表在1933年6月1日出版的《新月》第4卷第7期上。从此以后,杨绛便走上了翻译之路。

六、远赴美国留学

1906年,就在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国内各种势力异常活跃的时候,杨荫杭远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法律专业,开始对西方民主法制作系统研究。对于父亲这一选择,杨绛有如下评论:父亲出国以后,“他原先的‘激烈’,渐渐冷静下来。北伐胜利后,我经常听到父亲对母亲挖苦当时自称的‘廉洁政府’。我在高中读书的时候,1927或1928年,我记得父亲曾和我谈过‘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得失,他讲得很仔细,可是我不大懂,听完都忘了,只觉得父亲倾向于改良。”(《老圃遗文辑》第940页)

1910年杨荫杭学成回国。他的硕士论文是《日本商法》,被收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丛书第一辑。杨绛从来没听父亲提起过自己的学位和论文,倒是钱钟书是个有心人。有一次他在岳父书橱的最高层看到一本红皮书,经过询问,才知道这就是老岳父的硕士论文。那个时代的人对学位论文是不当回事的,他们认为如果只有学历没有能力,只能是一人两脚书橱。回国时,杨荫杭还路过欧洲游历一番,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一种风尚。

回国以后,杨荫杭经末代状元张謇推荐,在北京法政学堂任教。肃亲王善耆听说他精通东西方法律,便请他利用晚上的时间为自己讲课。善耆是清朝末年锐意改革的一位皇室成员。义和团动乱以后,他引进了警察制度,修整了王府井一带的路面和大大小小的店铺,还建成了东安市场和文明戏院,为北京成为首善之区做出不小的贡献。此外,他还因为同情革命,主动释放了刺杀载沣的汪精卫。

据杨绛说:“辛亥革命前夕,我父亲辞职回南,肃亲王临别和他拉着手说:‘祝你们成功。’拉手祝贺,只表示他有礼貌,而‘你们’两字却很有意思,明白点出东家和西席之间的不同立场。‘祝你们成功’这句话是我父亲着重和我讲的”(《老圃遗文辑》第941页)。由此可见,当时的大清王朝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

七、两位同窗好友

杨荫杭经张謇推荐任教,可能与老同学雷奋有关。雷奋是上海松江人,留日回国以后,他先在上海《时报》编辑,主编《本埠新闻》,并在城东女学、务本女塾等校任教。后来担任江苏省咨议局议员,资政院民选议员,积极从事立宪活动。在此期间,雷奋经常在“宪政期成会”和资政院演讲,对形势条分缕析,听者无不动容。此外他还主编《法政杂志》,推动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前夕,雷奋受聘为张謇的高级顾问,清廷电令张謇北上议政,张犹豫未决,雷奋曾经劝他成行。民国成立以后,据说许多法律规章是由雷奋起草的。袁世凯称帝之前,雷奋退出政坛返回家乡。后来他被任命为财政部参事、湖北高等检察厅厅长,都因病未能赴任。1919年。他在家中去世,享年48岁。

杨荫杭的另一个同学杨廷栋(字翼之)留日归来后也在《时报》当过编辑,据说与陈冷、包天笑等人以精辟的时评和精彩的文字蜚声一时。2015年,在北京保利春季拍卖会上,有章士钊撰写的《杨翼之秋夜草疏图卷书后》,九张信笺拍了172500元。章士钊说:据杨廷栋回忆,《秋夜草疏图卷》是1911年由张謇、杨廷栋、雷奋三人为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的一份奏疏,其中有解除皇亲内阁、下诏罪己、提前宣布宪法等内容。由于该奏疏已经超越君臣规范,所以被视为江苏响应辛亥革命率先独立的先声。章士钊还说,1945年他与杨廷栋在重庆见面时,发现对方“英气犹照眉宇而矜躁尽矣!”

《秋夜草疏图卷》由杨廷栋集成,在上面题诗作跋者有张謇、应德闳、沈信卿、梁启超、张一麐、陈陶遗、孙慕韩、伍辉裕、单束笙、夏敬观、陈葆初、徐果人、叶恭绰、刘厚生、杨廷栋等人。卷末附有刘垣撰写的《杨君翼之家传》,还有吴大徵的后人、著名书画家吴湖帆的配画。后来,该图卷由杨廷栋的继室徐夫人收藏,1970年徐夫人请薛光前带到台湾,捐赠给台湾历史博物馆。第二年,台湾江苏文献社影印出版了《秋夜草疏图卷》,杨廷栋的儿子杨之游在影印本序言中说:“卷中所附当日名公巨卿之手笔以及书画诗词,尤具文采及艺术价值”。

后来,杨廷栋投入开发生产改善民生的事业。1922年,他与张一麐的弟弟张一鹏(字云博)在无锡与常州之间创建利民纺织厂、震华制造电气机械总厂和一系列近代企业,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八、坚持司法独立

辛亥革命以后,杨荫杭就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兼司法筹备处处长。不久,北洋政府有“本省人不能担任本省官职”的回避制度,因而他被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长。

杨荫杭上任后,曾接手一件恶霸杀人的案件。据说这个人仗着自己与督军有裙带关系,便横行霸道,欺压百姓,甚至把杀人不当回事。民国初年,各省的督军、民政长和高等审判厅长,实行三权分治的制度。当时浙江的督军是朱瑞,民政长是屈映光。屈曾为这个恶霸说情,但是坚持司法独立的杨荫杭还是以“杀人偿命,不能宽宥”为由,将这个恶霸判处极刑。为此屈映光在晋见袁世凯的时候,以“此人顽固不灵,难与共事”为由,先告了一状。据说幸亏袁世凯的秘书长张一麐也是江苏无锡人,在他的干预下,袁世凯亲笔批了“此是好人”四个字,然后把杨荫杭调到北京。

不久,袁世凯称帝失败,黎元洪上台执政,杨荫杭被任命为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1917年,有报纸披露许世英在担任交通总长期间,任用亲信担任铁路局长,并假借调查之名要求各路每月进贡一千元。另有报纸披露,许世英卖官鬻爵,济南铁路事务所所长、徐州车务段段长、浦口港务处处长等人皆因贿赂许世英而得到官位。更恶劣的是,许世英还在对外交涉中有致使国家财政损失上百万元的嫌疑。杨荫杭得知这些消息后,便下令传讯徐世英并把他羁押起来。

许世英字静仁,安徽秋浦人,是近代中国政坛的著名人物。早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他就因为护驾有功得到清政府重用。1907年东北设立行省后,他被任命为奉天高等审判厅厅长。1910年,他奉命赴华盛顿参加万国司法制度及改良监狱会议,会后又考察了十余个欧美国家的司法制度,被视为近代司法制度的专门人才。辛亥革命期间,他与山西巡抚张锡銮联名吁请清帝退位,拥护袁世凯上台。民国成立后,他先后在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政府担任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内务总长、交通总长和国务总理等职。

按理说许世英也是司法界元老,杨荫杭的前辈,但是杨却不顾一切地传讯了他。许世英被扣押后,许多人前来说情,致使杨荫杭家“那一夜的电话没有停”过(《老圃遗文辑》第945页)。

对于这件事情,有人说杨荫杭在担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时,就与许世英结怨,因此这一次纯属报复。也有人说杨荫杭没有掌握充分证据就下令抓人,不仅是鲁莽之举,还有滥用职权之嫌。

最后,许世英被宣告无罪并辞去了交通总长的职务;杨荫杭也辞去高等检察厅厅长,于 1919年离开北京回了无锡。

为此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中说:“第二天,父亲就被停职了。父亲对我讲过:‘停职审查’虽然还不如‘褫夺查办’严重,也是相当重的处分;因为停职就停薪。我家是靠薪水过日子的。我当时年幼,只记得家里的马车忽然没有了,两匹马都没有了。大马夫、小马夫也走了。想必是停薪的结果。”(《老圃遗文辑》第945页)在《老圃遗文辑》中,附有当年刊登在《申报》上的《声辩中之高检长惩戒案》,其中有《司法部呈文》和《杨荫杭抗辩书》等文件,这应该是进一步研究这一公案的原始材料。

2009年5月,我有幸应台湾中央研究院邀请,参加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活动。活动期间,我在台湾大学附近的旧香居书店淘到一本《人间世》月刊社印行的《许世英回忆录》。据该刊发行人刘济民说:《许世英回忆录》是在胡适的敦促下,通过记者采访的形式开始的。这本书“原拟分成上中下三集,上集为满清时代,中集为民国初年,下集为国民政府时代,不幸《人间世》在五十年九月间,突遭意外,被政府强迫停止发行一年,至五十一年十月复刊,回忆录仍继续刊载至年底,嗣因有某要人劝阻静老不要在《人间世》上继续发表回忆录,故不得已只有将满清一部分,勉强予以结束,至堪惋惜!”(《许世英回忆录》第2页,《人间世》月刊社中华民国五十五年二月十日初版)

刘济民还说:“因为静老是我们安徽人的乡长,他毕生为国家民族服务,清廉自守的精神与风范,实令我辈后生,非常的敬佩!这是我要求替他发表回忆录的动机。”(同上,第1页)通过采访,他发现“静老一生做大官,但不爱钱,所以他……身后很是萧条,在他的故乡——安徽省至德县——并未治产,还是祖遗的几间老屋,至于北平上海,亦无华厦别墅,美国银行,更无存款。在近代史中凡是担当大任的安徽人,还没有发现到有贪污的劣迹。”(同上,第3页)

刘济民的话是否可信,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不过他的最后一句话,似乎有点武断。

九、加盟《申报》副刊

回到家乡以后,杨荫杭患了伤寒,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已经到了准备后事的阶段。据杨绛说:“我父亲在病中,经常得到好友陈光甫先生和杨廷栋(翼之)先生的资助。他们并不住在无锡,可是常来看望。父亲病中见了他们便高兴谈笑,他们去后往往病又加重。我虽是孩子,经常听到父母谈到他们,也觉得对他们感激。近代史所调查的问题之一是问到杨廷栋的后人是谁。惭愧得很,我虽然常常听到杨翼之的名字,却从未见过面。更不知他的后人——我实在想见到他们,表达我的感激。”在这句话的后面有注释说:“1992年我得到杨翼之先生外孙女的信,欣知遥寄的感激已经寄到。”(《老圃遗文辑》第950页)

这里所谓近代史所,显然是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吧。另外,陈光甫是著名的银行家。他1881年生于江苏省镇江,1909年获美国宾州大学商学士学位。回国后于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并开设中国旅行社,是将现代经营管理制度引入金融界的先驱者。著名学者资中筠的父亲资耀华先生,曾在该银行担任过高管。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光甫与胡适临危受命前往美国,与美国政府签订了“桐油贷款”协议,对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

1920年,杨荫杭病愈之后再次到了上海,出任上海《申报》社副主编。《申报》是中国近代史上创办最早、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也被视为新闻自由的典范。特别是该报副刊《自由谈》自1911年问世以后,始终以文人论政为特点,在主张民主自由、抨击社会时弊、揭露官场腐败、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杨荫杭已经年过不惑,他能够加盟这家报馆并担任要职,对他个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在杨绛整理的《老圃遗文辑》中,收集了杨荫杭在1920年到1925年间,在《申报》发表的600多篇文章。其中都是短小精悍的评论,当时叫“时评”和“常评”。这些评论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这一点,从它们的标题中可以看出。比如仅仅在1920年,谈论政局的有:《死灰之中靳内阁》、《今之时局》、《段家将》、《湘事与和议》、《张作霖与徐树铮》、《政客与苍蝇》、《巡阅使制度》、《护法之末路》、《保定会议》、《我之废督观》、《南军阀与北军阀》等;谈论财经的有:《新银行团与军党》、《新银行团与内政》、《新银行团与田赋》、《新银行团与铁路》、《政客与灾民》、《所得税》、《救贫策》、《硕鼠与哀鸿》等等;谈论移风易俗的有:《娶妾之罪恶》、《中国人嗜赌之特性》、《禁烟之笑谈》、《家庭改良之第一步》、《早婚与滥婚》、《再论依赖心》等等;普及社会常识的有《论宗教》、《我之快乐观》、《乡曲主义与大一统主义》、《内讧时代之常识》、《说时》、《释法》、《对付罪魁之办法》、《说犬性》等等;谈论历史借古讽今的有:《谈史》、《恶言考》、《太平新义》、《虏获品》、《今小学》等等。这些杂文随笔不仅字字珠玑,篇篇锦绣,而且那信手拈来的史料功夫和发微探赜考证本领,实在令人叹服。其中,他在《今小学》中对“党”字和“民”字的分析(《老圃遗文辑》第91-93页),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十、晚年逸闻趣事

1923年,杨荫杭因为不喜欢上海的复杂环境,便“迁居苏州,专营律师事务。兼为报刊撰文。”(《老圃遗文辑》前言第8页)当律师要有律师事务所,于是杨荫杭买下了被当地人称为“一文厅”的大宅院定居下来。

“一文厅”是明代高官徐如珂的宅第,当年徐因为得罪魏忠贤被赶回苏州服毒自尽,后来当地民众为纪念他,每家各捐一文修建此厅,故称为“一文厅”。杨荫杭买下以后,经过简单修缮住了进去,然后请张謇书写“安徐堂”三个大字,挂在正厅中。杨绛听父亲说:“那是张謇一生中末一次题的匾额。”(《老圃遗文辑》第942页)杨荫杭这样做,既为宅第的故主留下痕迹,同时也表达了自己一种抱负。当时杨绛才十二三岁,正处在娉娉袅袅的豆蔻年华,因此安徐堂给她留下了美好的记忆。钱钟书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给杨绛的信中,附有“苦爱君家好苍坊,无多岁月已沧桑,绿槐恰在朱栏外,想发浓荫覆旧房”的词句,说的就是这个地方。

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中,介绍了杨荫杭晚年的许多趣闻逸事。比如他把律师的工作,称作是与别人“吵架”;他在法厅上为人辩护时,经常跷起二郎腿;他午睡的时候,喜欢女儿陪在身边玩耍;孩子要上大学,他完全尊重他们的喜好;杨绛从外地回来,他居然有心灵感应……。

此外,杨荫杭还爱好收藏古代钱币。据说他在著名收藏家宣古愚的引荐下,曾经买到四盒古钱。这套钱币上自周代刀币,下至隋代五铢,极其珍贵。对于这件事,杨绛也有记忆。她说:“父亲曾化一笔钱买一整套古钱,每一种都有配就的垫子和红木或楠木盒子。一次父亲病了,觉得天旋地转,不能起床,就叫我把古钱一盒盒搬到床上玩弄,一面教我名称。我却爱用自己的外行名字如‘铲刀钱’‘裤子钱’之类。我心不在焉,只想怎样替掉些父亲的心力。”(《老圃遗文辑》第965页)杨绛读了大学以后,杨荫杭突患中风,居然在法厅辩护时说不出话来,从此他放弃了律师工作。后来他致力于《诗骚体韵》一书的写作,大概是自己觉得不满意吧,后来他把这本书毁掉了。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夫人在逃难中去世。战争期间杨荫杭流离失所,辗转于苏州和上海之间。由于在战乱中倍受煎熬,他在抗战胜利前夕去世,享年77岁。

对于父亲的死,杨绛在回忆中写下这样的话:“我父亲如果解放后还在人间,他会像‘忙人’一样,成为被‘统’的‘开明人士’呢,还是‘腐朽的资产阶级’呢?父亲末一次离开上海的时候,曾对我卖弄他从商店的招牌上认识的俄文字母,并对我说:‘阿季,你看吧,战后的中国是俄文的世界。’我不知道他怎样迎接战后的新中国,料想他准会骄傲得意。不过,像我父亲这样的人,大概是会给红卫兵打死的。”(《老圃遗文辑》第979页)

这段话不仅让我想起杨绛在《新月》上的那篇译文,也看到了她对文革的反思和控诉。

来源: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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