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雨:自由中的秩序与秩序中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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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革命论》读后

法国革命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国大革命的悲剧即乌托邦的悲剧。绝对民主必将走向绝对专制。君主制被推翻了,极权制却出现了。这无疑是以一个更糟的东西取代了一个很糟的东西。

自由与秩序

法国大革命时期,走向断头台的罗兰夫人留下一句千古之叹:“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早在大革命爆发的次岁,柏克就这样写道:“既没有智慧又没有美德,自由又是什么呢?它就是一切可能的罪恶中最大的罪恶了,因为它是缺乏教养和节制的愚蠢、邪恶和疯狂。”

真正的自由不是抽象的绝对的,而是具体的相对的。自由与限制貌似不容,实际上这两种因素互为前提、相反相成:自由,即限制中的自由;限制,即自由中的限制。没有限制的自由只是放纵,没有自由的限制终是奴役。一个成熟而理性的人是不会将这二者生生割裂开来的;同样,追求离开限制的自由或离开自由的限制,亦非一个成熟而理性的民族所为。

在海水的两边,同样是以自由的名义,英国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反差如此之大,无论是最初的出发点还是最终的结局。在伯克看来,一个至为关键的因素就在于,自由对于英国人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更不是什么人发明的抽象原则,而是作为一种权利,得自于祖先的遗产。“进行革命乃是要维护我们古老的无可争辩的法律和自由,以及那种成为我们对法律和自由的唯一保障的古老的政府体制。”

但是,对于法国人来说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好比一个长期被关在笼子里的人,从来不知自由为何物,忽然有一天被放了出来。试想,除了滥用他的自由之外,我们还能够期望他做什么呢?但是柏克却并不认同:“法国人是一个昨天的民族,是一个天生低贱、奴颜婢膝的可怜的民族,直到1789年的解放为止”。

秩序是靠规则维系的,规则又有相对合理与不合理之分。从这一点来说,所谓自由社会就是建立在相对合理的规则之上,而所谓专制社会则建立在相对不合理的规则之上。假如不得不在坏规则与无规则之间做出选择,我们大部分人都宁愿相信,再坏的规则也强于完全的无规则。“两害相权取其轻”,中国历史上的一治一乱,无非就是在后两者之间无尽地轮回。

自由与保守

作为一个英国的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柏克对于法国大革命持完全否定态度:“法国革命乃是世界上迄今所曾发生过的最为惊人的事件。最可惊异的事件,在许多事例中都以最荒谬和最荒唐的手段并以最为荒唐的方式发生了,而且显然地是用了最为可鄙的办法。”

正是因这篇写给法国朋友的超长书信《法国革命论》,伯克被视为西方保守主义的鼻祖。然而,保守并非守旧,保守派不等于守旧派。柏克自认:“我也并不排斥变动,但即使当我改变的话,那也是为了有所保存。”

为了建设一个美丽的新世界,法兰西完全抛弃了传统,试图在一片废墟上重新打造一切。这在柏克看来是这场大革命一个糟糕的开始,可以说糟糕得不能再糟糕了。

对于柏克而言,保守与自由完全是一体两面、密不可分的。保守的实质只能是自由,即自由的保守。离开自由的保守绝非柏克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就像离开保守的自由也非哈耶克意义上的自由主义。

自由与传统的这种一致性决定了西方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在根本立场上的一致,双方的区别仅在于侧重点的不同。前者更强调渐进以反对激变,后者更强调自由以反对专制。因此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称柏克为自由的保守主义者,还是称哈耶克为保守的自由主义者,都更像是在玩一种文字上的游戏,并没有多大实质上的意义。

保守主义针对激进主义,自由主义针对专制主义。刘军宁认为:“中国的保守派与保守主义有着质的区别。保守派主张保守旧的文化传统、保守不尊重自由的旧制度,强调无条件的集权与政治权威。”以此为衡量标准,中国似乎只有守旧主义而无保守主义。

现实中,保守主义一词确有多种歧义。既有中西方语境的不同,又有传统与当代之分。一个词汇具有多重内涵或外延是在历史过程中自发生成的,很难靠一己之力去统一之,也无此必要。大家各自在约定俗成的意义上去使用,并不会产生太多理解上的障碍。

正如自由主义有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分,同样是新自由主义,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指的是罗斯福新政以来强调社会福利、保护弱者的自由主义,代表的是自由主义左派,布迪厄用新自由主义帽子抨击的则是自由主义右派,实际上是以诺齐克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故秦晖认为此“新自”非彼“新自”。

西方的各种主义,保守主义也好,自由主义也罢,无论他们彼此之间争论得多么激烈,分歧都远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大。对于我们来说,他们全都统一在自由主义这面大旗之下,因为他们全都在“自由与公正的底线之上”。

改良与革命

柏克并非一般地反对革命,他反对法国革命,但却支持美国革命。战争当其不可避免时,就是正义的;革命当其势在必行时,就是正当的。但是无论如何,柏克都相信:“一场革命都将是有思想的和善良的人们的最后不得已的办法。”

历史上曾经有两条改革或者说革命路径,一种是英美式的,一种是法国式的。一种是渐进的,一种是激变的。一种是较为平和的,一种是极端暴力的。后来发生的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基本上都属于法国革命的思路。

“种种虚假的观念和空洞的希望”,“其作用只不过是加重了和恶化了现实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永远不能消除的”。“由于追随这些虚伪的光明,法兰西竟以比任何民族所曾购买过的最确凿无疑的赐福都更为高昂的代价,买下来的是不折不扣的灾难!法兰西用罪行买来了贫困!法兰西并没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德行,而是她放弃了自己的利益以便她可以出卖自己的德行。”

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国大革命的悲剧即乌托邦的悲剧。绝对民主必将走向绝对专制。君主制被推翻了,极权制却出现了。这无疑是以一个更糟的东西取代了一个很糟的东西。“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荷尔德林)乌托邦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柏克的《法国革命论》与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两部经典之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这样评价柏克:“这个马屁精——他受了英国君王的贿赂,假扮浪漫的往昔赞美者以批评法国大革命,就有如他在美国问题刚发端时被北美殖民者收买,假扮自由主义者对抗英国君王——只是个彻头彻尾的下流资产阶级分子。‘商法就是自然法,因而也就是上帝法。’……不足为怪,他忠实于上帝和自然的法律,总是在最好的市场上出卖自己。”

以下引言出自《法国革命论》中的最后一段:“除了长期的观察和富有公正无私的精神而外,我没有什么可以推荐我的见解的。它们出自一个不曾充当过权力的工具或伟大性的谄媚者的人;而且是一个在他最后的行动中不希望辜负他自己一生的宗旨的人。它们出自这样一个人,几乎他在社会上所作的全部努力都是一场为了别人的自由的斗争;出自这样一个人,在他的心胸中除了他所认为的暴政而外,从不曾点燃过任何持久的愤怒和激情;……它们出自这样一个人,他也渴望着荣誉、声名和酬报,但所望甚少,而且他根本就不期待着它们;他并不鄙视名声,也不怕责骂;虽然他要冒一种见解上的风险,但他并不躲避辩论;它们出自这样一个人,他期望着保持一贯,但是要通过变换他能确保他的目的的一致性的手段来保持一贯;而且,当他航行的船只的平衡可能由于一边超载而有危险的时候,他愿意把他的理性的轻微重量移到可以维持船的平衡的那一边来。”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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