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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 (Bruce BuenoDe Mesquita)与阿拉斯泰尔·史密斯(Alastair Smith)于2011年由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PublicAffairs, New York)出版了合著《独裁者手册——为什么坏行为几乎总是好政治》(The Dictator’s Handbook: Why Bad Behavior is Almost Always GoodPolitics)一书(中文版于2014年由骆伟阳译,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个吸引眼球的书名,令人望其文而生戏谑之义,但实际上是一部有关政治运作规律的研究性读物。书中提出了一个进行政治体制比较分析的新理论框架,并运用这一框架分析了独裁体制和民主体制下政治运行的共同动力和过程与不同的结构和结果。

一、掌权者获取钱财回馈不可或缺支持者以赢得并保持权力:一切体制的共同本质

该书的作者认为,专制体制和民主体制的掌权者之所以实施不同的政策,不是因为他们之间有道德上的差异,而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权力结构不同。他们认为:(一)、无论在哪种体制下,掌权者的动机都是一致的,即,竭尽全力取得并尽可能长时期地持有权力;独裁统治者不是天性恶毒,民主体制政治家也不一定心地纯良,不论他们是否有道德上的差异,他们想取得和持有权力的欲望是一样的。(二)、无论在哪种体制下,无论掌权者拥有多大的权力,他/她都需要一批不可或缺的支持者,才能施政;民主体制里的政治家需要大量的不可或缺的支持者,自不待言,哪怕是被称为绝对君主的太阳王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或者历史上任何一个帝王,都不可能单凭一己之力进行统治,而是需要一批近臣的辅佐。(三)、无论在哪种体制下,不可或缺的支持者都需要从掌权者那里得到回报,否则他们会抛弃在任的掌权者,改变支持对象。独裁统治者的近侍和同僚需要回报,民主体制下的大量支持者也需要回报。因此不管各种体制在表面上存在着怎样的差异,它们的运作过程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即,掌权者获取钱财回馈不可或缺支持者以赢得并保持权力。

决定专制与民主体制下政治运作差异的最重要因素有两个,一是掌权者所需要的不可或缺的支持者在数量上不同;二是掌权者获取钱财的方式不同。在专制体制下,独裁者只需要数十个核心支持者,作者把独裁者与少量近臣相结合的体制称为小联盟(small coalition)。在民主体制下,扣除不具有投票资格的人口和有资格但出于各种原因不投票的人口,以及根据得票50%加一票就可以取得执政权的规则,政治家大约需要总人口的25%的支持,才能得到和保持权力,作者把两者的结合称之为大联盟(large coalition)。在专制体制下,掌权者更多是通过卖自然资源,追随强国以得到援助等方式获取补偿支持者所需要的钱财。在民主体制下,掌权者通过协助和鼓励人民劳动和创造财富,建立厚实的经济基础,然后进行征税以获取补偿支持者所需要的钱财。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获取金钱和物资,去满足数量不同的支持者,决定了掌权者的决策和施政方向的不同,决定了政治运行的不同的社会经济后果。

二、掌权者需要回馈的支持者数量的不同决定了施政方向和结果的差异:以战争和医疗为例

为什么在势均力敌的军事冲突中各国遭受的损失状况不同?有些国家人员伤亡重装备损失小,有些国家却人员伤亡少装备损失大?原因就在于各国的政治体制不同。小联盟体制下士兵的装备普遍较差,训练较差,人员伤亡较多,大联盟体制下士兵的装备普遍较好,训练优良,人员伤亡较少。因为小联盟体制下,普通人对掌权者能否获得或持有权力没有什么影响,所以普通军人的生命并不受到掌权者的重视,死多死少关系不大;同时,配置保护广大士兵生命的装备需要巨额花费,为普通军人购置装备越多,掌权者钱袋里可以用来回馈其少数近侍和同僚的金额就越少,而这少数近侍和同僚却是强烈影响甚至决定其生死存亡的,所以,统治者不会花费大量的金钱给普通军人购置装备。而在大联盟体制下,士兵是掌权者不可或缺的大量支持者的眷属子女,他们的死亡会强烈影响这些人对掌权者的支持度,因此,掌权者会想方设法为普通军人配置各种先进装备,以减轻军事冲突中的人员伤亡。两种不同体制下出现的这种差异,都来自于掌权者想要保住权位的同样的动机,但是由于掌权者不可或缺的支持者数量的大小不同,决定了同样动机下不同的施政方向,导致了不同的后果。

类似的差异广泛存在于公共服务的各个领域。例如,小联盟体制里的婴儿死亡率通常比大联盟体制下高,因为在小联盟体制里,政府提供的医疗服务顶多关注劳动人口的健康状况,以便他们可以正常工作,创造税收,供给掌权者钱财回馈近侍和同僚,但是婴儿没有创造财富的能力,他们的父母是独裁者所必须依赖的少数核心支持者范围之外的普通人,掌权者不必倾心关注,所以给予广大婴儿精心的照顾不是医疗资源的主要投向,劳动人口的补充通过提高生育率而非降低婴儿死亡率来实现。大联盟体制里,掌权者需要依赖的支持人群广泛,医疗资源就要投向包括降低婴儿死亡率在内的广大人群关注的问题,施政的结果是降低了这些国家的婴儿死亡率。

小联盟国家的饮用水不干净,造成在其他地区可以轻易防治的许多疾病肆意蔓延;仅重视初等教育而忽视甚至压制高等教育;其中心城市的生活成本特别昂贵,甚至比纽约伦敦巴黎等世界大都市的生活成本还高;同等级的自然灾害在这些国家造成的人员伤亡往往是在大联盟体制国家的人员伤亡的几十、上百倍;这些国家往往贫穷,而且虽然国际援助款源源不断地流入,但是几乎没有减轻他们的贫困状态;凡此种种,都可以从小联盟的运作机制中得到解释,书中分别展开了详尽的分析。

三、掌权者为回馈支持者而获取钱财的不同方式会产生重大影响:“资源诅咒”的机理

纵观世界各国的情况,存在着“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的突出现象,那些自然资源能源特别丰富,如富藏石油的国家,往往是问题丛生的国家。一方面,这些国家开采石油,卖给世界各国,得到巨额收入;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却存在着大量的令人触目惊心的贫困人口,人民的受教育程度低,健康状况差,失业率高,行动的自由度受到较大限制,权利不平等的情况普遍存在。普通国民的生活比那些资源能源储量很一般的国家要差,甚至差很多。为什么资源丰富反而成为对国民的诅咒?作者给出了有力的解释。

正如前文所述,任何掌权者都需要回馈自己执政所依赖的支持者,也就是说,掌权者需要钱。钱从哪里来?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从广大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中征税,一是把天赐的资源能源从地下挖出来,然后卖出去收钱入账。对于自然资源储量一般甚至贫瘠的国家来说,人民努力工作创造财富是掌权者获得钱财的唯一途径或者说是主要途径,因此,掌权者必须采取有助于人民劳动和创造财富的措施,例如办好教育,办好医疗卫生事业,鼓励不同阶层、性别、肤色、族群的人有平等就业的权利,容许和鼓励人民的自由流动,鼓励先进技术的学习和使用,这些国家的国民随之过上较好的生活。而在自然资源富庶的国家,掌权者只要卖资源就可以收入巨款,他们不需要劳动人口努力、高效地工作来供养他们和他们的少数支持者,而教育、医疗卫生、平等权利、自由行动或者需要花钱,或者会鼓励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的统治,所以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不仅不向广大的普通人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反而有意识地削减和取消这些服务,压制人民的基本权利,因此,这些国家的普通国民生活在很差的状态,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反而成了对他们的诅咒。

人类社会只是在近代以来才有越来越多国家变成大联盟体制,历史上世界各国都是小联盟体制。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如果没有在高价值的资源被发现之前变成大联盟体制,几乎没有从小联盟体制转变成大联盟体制的可能性,即使已经建立了大联盟体制,也有退回小联盟体制的可能。戈尔巴乔夫发动改革,不是因为他倾向民主,他已经在早前多次镇压加盟共和国的抗议行动中展现了强硬的姿态,而是因为他已经无法在苏联停滞和衰退的经济中获得足够的钱财来回馈自己的核心支持者,而且当时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很低,苏联的石油卖不了多少钱,因此,他不得不发起改革,促使苏联人民工作和创造财富。俄罗斯在叶利钦领导下建立了大联盟体制,但是随着新世纪初石油价格的不断攀升,俄罗斯政府的财政收入迅速增长,普京不需要依靠人民的努力工作和创造财富,就可以从卖石油当中得到大笔收入,以回馈核心支持者,因此俄罗斯执政所需联盟的规模出现了逐渐缩小的趋势。

四、掌权者的财源枯竭和支持者的态度变化:体制变革的契机

从普通国民的角度看,大联盟体制是有利的,小联盟体制是不利的。在大联盟体制下,普通国民成为掌权者不可或缺的支持者的可能性很大,可以直接从中受益;即使长期被排除在执政所需的联盟外,由于联盟规模大,掌权者回馈支持者的覆盖面广、针对性弱,联盟外的人可以搭旨在惠及联盟内人民的政策的便车,从中受益。在小联盟体制下,绝大多数人永远被排除在外,永远得不到掌权者的优惠对待。因此,小联盟体制转化为大联盟体制是许多人的愿望。

但是,一般情况下,小联盟体制很稳固,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只有在三种情况下,小联盟体制才会发生动摇:一是出现了经济危机;二是掌权者病重或新掌权者初上台;三是外部力量强制改变,第三种情况的典型例子是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

出现经济危机,又得不到国际救助时,掌权者的财源枯竭,小联盟体制只能采取鼓励人民工作和创造财富的办法,这就需要提高人民的受教育程度、自由度,及人民之间的横向联系——小联盟体制不得不向权利得到伸张的人民有所开放,造成演变为大联盟体制的契机。加纳的杰里·约翰·罗林斯(Jerry John Rawlings)就是这样的例子,他在1982年通过军事政变取得最高权力,上台后施行极左的政策,导致经济近乎崩溃,罗林斯急需钱,但是得不到国际援助,唯一的出路是容许人民交流和结社以提高生产率,但人民因此也更容易协调和组织起来反对他,他一次又一次成功地避免了人民对他的抗议和革命,方法是比人民提出要求早一步做出让步,直到2001年把政权和平移交给选举上台的反对党。尽管加纳在罗林斯的领导下完成了从独裁到民主的和平转型,但是罗林斯实际上是个“不情愿的民主人士(reluctant democrat)”。

掌权者病重或新掌权者初上台时,不可或缺的支持者在能否继续得到一直以来享有的利益的问题上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会动摇他们服务于掌权者的意志。伊朗巴列维国王的近侍和同僚在他数十年的独裁统治期间多次为他扑灭了反对运动,但是1970年代末伊朗人民再次起来抗议他的统治时,他的近侍和同僚却不出力了,因为当时风传巴列维得了晚期癌症,他们转入消极观望的态度,这极大鼓舞了抗议的人群,抗议力量迅速膨胀,摧垮了巴列维政权。菲律宾的马科斯经历了相似的倒台过程,马科斯长期独裁统治菲律宾,人民多所不满,政治才能杰出的阿基诺1983年从流放地美国回菲律宾,意欲寻机推翻马科斯的统治,但是一下飞机就被逮捕,不久遭到暗杀。1986年,毫无政治经验的阿基诺夫人带领人民抗议马科斯,这回却没有人去抓捕或暗杀阿基诺夫人,因为马科斯的近侍和同僚知道他已经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他们去扑灭抗议却可能得不到回报,因此转而袖手旁观,结果马科斯只得仓皇出逃,阿基诺夫人登上权位,菲律宾的小联盟体制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五、该书分析框架存在的理论局限

书中还讨论了各国的腐败状况、美国的对外政策、华尔街的公司治理等许多重要的问题,作者应用前述框架对这些问题作了或繁或简的分析,此处不一一赘述。该书的视角独特,叙述生动,史料和数据丰富,很有可读性。

不过,该书存在一些显著的理论局限:(一)、不可或缺者(the essential)、有影响者(the influential)、可替换者(the interchangeable)是作者提出的重要概念和分析起点,但是对这三个概念内涵的阐述似乎不够详尽,尤其可替换者起何作用,全书几乎没有论述;(二)、这三个群体包涵的人数分别应如何计算,在各个国家,每个群体有多少人,或者应该根据什么标准去计算各个国家各群体的人数,作者没有给出线索;(三)、书中深入分析了联盟规模大小的决定性影响,给人启发,但是掌权者个人价值观念和主观意图的差异是否真的如作者所说无关宏旨,有待商榷;(四)、作者虽然用小联盟和大联盟的分析框架解释了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现象,但是仍然有大量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现象未被解释。

来源: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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