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德章纪念公园
在全台湾多处有关“二二八”事件的纪念地点，唯有台南的“汤德章纪念公园”是以受难者个人的名字命名，由此凸显出汤德章特殊的历史地位。
台南是一座处处是历史古迹的城市，如果说台北像东京，那么台南就像京都；如果说台北像莫斯科，那么台南就像彼得堡。在地的朋友告诉我，日治时代，此地为“大正公园”，并设有“儿玉寿像”，以纪念台湾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此处亦为昔日台南之中心点，放射状分出七条大道通往市区各处，行政中心台南厅厅舍以及其他大小官署亦坐落於此。二战中，儿玉塑像与附近的房舍均毁於战火。国民党政权迁台后，此园更名为“民生绿园”。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台南市宣佈更名为“汤德章纪念公园”。
汤德章是台南的替罪羔羊
我们步行到圆环附近，发现周围车水马龙，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处斑马线，进入被马路围绕的街心公园.
我来到汤德章半身铜像前，向这位法律界的民主先驱鞠躬致敬。这尊半身铜像由雕塑名师邱火松精心制作，铜像的基座上镌刻有纪念碑文。
从碑文中可以知晓汤德章之生平事迹：汤父为日本人，母为华人。青年时代，通过文官考试，成为台湾警界仅有的两名台湾人警官之一。一九三九年，因当地一名日本人开车撞死一个台湾青年却被判无罪，愤而辞去官职，赴东京苦读法律。一九四三年，成为执业律师。
一九四五年，国民政府接收台湾，汤德章被推举为台南市南区区长.一九四六年，又当选台湾省参议会候补参议员，同年当选为台南律师公会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主任委员.
陈仪治台期间，曾致函汤德章，力邀其担任台湾省公务员训练所所长.汤德章誓言不担任中国官吏，“”当中国官“在心理上要做贪汙的准备，我不愿埋没自己的良心”。
“二二八”事件爆发，汤德章被推为“二二八”处理委员会台南市分会治安组长.很快血腥镇压便降临：三月十二日，汤德章被捕，被反绑悬吊刑求一整夜，肋骨被托枪打断。次日，他被反绑双腕，背后插有书写名字的木牌，押上卡车，绕行市街，押赴“民生绿园”枪决.
历史学家李筱峰在《二二八消失的台湾菁英》一书中记载：据目击者叙述，汤德章在被枪杀前，仍神情自若，向四周市民微笑，行刑的士兵厉声叱喝“跪下！”汤氏端立不动。在其怒骂声中，子弹穿入鼻樑及前额.他犹傲骨挺然，怒目圆瞪，过些时才倒下。多年以后，作家叶石涛在小说《夜袭》中借主人公简阿淘的眼睛描述当时的场景：“那身体魁梧的汤德章被枪决，他留下来的血迹在大正公园的水泥地上，用水沖了也沖不走。”
汤德章被杀害后，当局下令曝屍三日，妻子陈滥目睹夫君的遗体曝晒在烈日下却不得收屍，揪心守候哭至无泪，并写下椎心泣血的爱情篇章。
三月中旬，高等法院的判决书宣佈：“汤德章无罪！”而汤德章早已冤死。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便形同虚设.”汤德章被枉杀，表明那时的执法者并不相信法律的神圣性。
汤德章的牺牲，使台南成为“二二八”事件中伤亡人数最少的地区.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指出，“汤德章之死，台南市民同声喊冤”。又说：“他背负起全台南动乱的责任，是替台南市民赎罪的羔羊。”
子弹射穿法槌，也射穿律师的身体
汤德章的惨死表明，在专制制度之下，法律保护不了律师的生命，法槌敌不过子弹的威力。但是，法槌彰显的法治与人权的价值，却能穿越时空，历久弥新。《枪口下的司法天平：二二八法界受难事迹》一书记载，参与撰写汤德章碑文、本身也是律师的谢碧莲表示，汤律师是其前辈，传奇的一生令人景仰，实为后辈楷模。
我在汤德章纪念公园徘徊许久，思索回到了汤德章遇害的那些屍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日子。在日治时代谨守法治精神的台湾知识分子，万万料不到这个来自“祖国”的政权会如此蔑视民主与法治的普世价值。在“二二八”屠杀中，台湾法界菁英遭到迫害的型态不一，以秘密逮捕，暗地杀害者居多，例如吴鸿麒、林连宗、林桂端、李瑞汉、李瑞峯、王育霖等人，都是在毫无征兆的情形下被逮捕杀害的。嘉义地方法院书记官许壬辰，是参加民军对抗，在中国军队的强大火力下被枪杀身亡。高雄市陈金能律师，是在高雄市政府被高雄要塞司令部军人乱枪扫射死亡。汤德章则是被控带学生佔领警局，由戒严司令部、宪兵队、检察局所组成的军事审判庭判决死刑。
“二二八”的血腥杀戮延宕了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台湾法律人的第二波抗争，要等到三十三年后的美丽岛事件才得以全面展开.在美丽岛事件中，党外精英纷纷入狱，为他们辩护的律师群体遂崭露头角。这场审判成为陈水扁、谢长廷、张俊雄等律师转型为政治人物之转捩点.
不过，遗憾的是，虽然陈水扁是专业娴熟的律师，却并不像汤德章那样以法律和正义为信仰，也不具备汤德章大公无私的人格魅力。他有小聪明却无大智慧，很快地就失去了民意的支持。不仅陈水扁如此，若干党外运动的先驱者，在掌握权力、出将入相之后，未能免於金钱的诱惑，成为贪汙腐败分子，作出了种种愧对选民的不堪之事。
若地下有知，汤德章一定会为今天台湾人享有民主、自由、法治而倍感欣慰。不过，如今司法界的种种乱象，仍会让他深感忧虑.若由汤德章担任林世益案件之主审法官，又岂会枉法轻判、献媚当道？
此时此刻，我环顾四周，仔细打量，立即发现了此一事实：汤德章纪念公园虽有公园之名，却无公园之实。此圆环之地杂草丛生，缺乏照料，乏人问津。其实，此处若精心规划，种植树木花草，安置长椅喷泉，举办露天展览，定能吸引市民前来漫步和观赏。而民众安居乐业、其乐融融的场景，不正是汤德章心中的愿景吗？汤德章纪念公园不能有名无实。
让孙文的归孙文，让汤德章的归汤德章
那一天，我又发现，公园中有一怪异之场景：正对面是一尊巨大的孙文全身铜像，与之遥遥相对、背对闹市区的才是体量小得多的汤德章半身铜像。如果人们第一次来此参观，知道此处为汤德章纪念公园，远远望去，看不到小小的汤德章铜像，只看到高高的孙文铜像，真有可能将孙文像误以为是汤德章像。那该是一种多么荒谬的误会啊。
有鑑於此，台南的许多民间人士发起了“正名运动”之连署。发起连署的北社理事黄淑纯表示，“二二八”受难烈士汤德章是台湾的民族英雄，其半身铜像被放在公园边缘，公园正中央却高高竖立一座孙文全身铜像，强烈对比令人错愕，甚至“不伦不类”。所以，希望市政府主动将孙文塑像移走。
国民党方面哪能忍受别人触动孙文这一“神主牌”，立即发表声明说，孙文塑像的设立早於汤德章塑像的设立，孙文是“庙公”，汤德章是“乞丐”，不能让“乞丐”赶走了“庙公”。
汤德章纪念公园的争议，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民主与威权的对立。由此也可看出，在台湾社会民主化的过程中，转型正义的缺席，给民主的深化带来长久的伤害。
二零一四年夏，我再一次来台湾，又来到汤德章纪念公园，突然发现孙文像不翼而飞，只剩下孤零零的基座。
台南监督政府联盟的王寿国找来几位朋友跟我一起喝咖啡，这才将“驱孙”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国民党方面的阻挠和政府的不作为，使得景仰汤德章的后人们不再坐而论道，而是起而行道。他们找来吊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拉到了孙文像，为首指挥的人正是“公投盟”的蔡丁贵教授。
孙文像虽然倒掉了，但许多人心中的“小警总”仍然若隐若现.王寿国告诉我，他们一直呼籲台南市政府将三月十三日汤德章遇难的那天订为“汤德章纪念日”。台南市长赖清德宣佈将三月十三日订为“正义与勇气”纪念日，似乎回应了民众的呼求。然而，他们对这个结果无法认同。因为，放眼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的纪念日不使用伟人的姓名，要纪念汤德章，却让他的名字消失，这是说不通的。於是，他们决定继续抗议、请愿。然后，还要推动在汤德章的故居成立汤德章纪念馆，使之成为台南市的一处人权教育基地。
祝愿这些梦想一步步地实现，让公义充满这片被先知的血浸透的土地。
《纵览中国》首发：Wednesday，August 06，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