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德章纪念公园

在全台湾多处有关“二二八”事件的纪念地点,唯有台南的“汤德章纪念公园”是以受难者个人的名字命名,由此凸显出汤德章特殊的历史地位。

台南是一座处处是历史古迹的城市,如果说台北像东京,那么台南就像京都;如果说台北像莫斯科,那么台南就像彼得堡。在地的朋友告诉我,日治时代,此地为“大正公园”,并设有“儿玉寿像”,以纪念台湾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此处亦为昔日台南之中心点,放射状分出七条大道通往市区各处,行政中心台南厅厅舍以及其他大小官署亦坐落於此。二战中,儿玉塑像与附近的房舍均毁於战火。国民党政权迁台后,此园更名为“民生绿园”。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台南市宣佈更名为“汤德章纪念公园”。

汤德章是台南的替罪羔羊

我们步行到圆环附近,发现周围车水马龙,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处斑马线,进入被马路围绕的街心公园.

我来到汤德章半身铜像前,向这位法律界的民主先驱鞠躬致敬。这尊半身铜像由雕塑名师邱火松精心制作,铜像的基座上镌刻有纪念碑文。

从碑文中可以知晓汤德章之生平事迹:汤父为日本人,母为华人。青年时代,通过文官考试,成为台湾警界仅有的两名台湾人警官之一。一九三九年,因当地一名日本人开车撞死一个台湾青年却被判无罪,愤而辞去官职,赴东京苦读法律。一九四三年,成为执业律师。

一九四五年,国民政府接收台湾,汤德章被推举为台南市南区区长.一九四六年,又当选台湾省参议会候补参议员,同年当选为台南律师公会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主任委员.

陈仪治台期间,曾致函汤德章,力邀其担任台湾省公务员训练所所长.汤德章誓言不担任中国官吏,“”当中国官“在心理上要做贪汙的准备,我不愿埋没自己的良心”。

“二二八”事件爆发,汤德章被推为“二二八”处理委员会台南市分会治安组长.很快血腥镇压便降临:三月十二日,汤德章被捕,被反绑悬吊刑求一整夜,肋骨被托枪打断。次日,他被反绑双腕,背后插有书写名字的木牌,押上卡车,绕行市街,押赴“民生绿园”枪决.

历史学家李筱峰在《二二八消失的台湾菁英》一书中记载:据目击者叙述,汤德章在被枪杀前,仍神情自若,向四周市民微笑,行刑的士兵厉声叱喝“跪下!”汤氏端立不动。在其怒骂声中,子弹穿入鼻樑及前额.他犹傲骨挺然,怒目圆瞪,过些时才倒下。多年以后,作家叶石涛在小说《夜袭》中借主人公简阿淘的眼睛描述当时的场景:“那身体魁梧的汤德章被枪决,他留下来的血迹在大正公园的水泥地上,用水沖了也沖不走。”

汤德章被杀害后,当局下令曝屍三日,妻子陈滥目睹夫君的遗体曝晒在烈日下却不得收屍,揪心守候哭至无泪,并写下椎心泣血的爱情篇章。

三月中旬,高等法院的判决书宣佈:“汤德章无罪!”而汤德章早已冤死。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便形同虚设.”汤德章被枉杀,表明那时的执法者并不相信法律的神圣性。

汤德章的牺牲,使台南成为“二二八”事件中伤亡人数最少的地区.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指出,“汤德章之死,台南市民同声喊冤”。又说:“他背负起全台南动乱的责任,是替台南市民赎罪的羔羊。”

子弹射穿法槌,也射穿律师的身体

汤德章的惨死表明,在专制制度之下,法律保护不了律师的生命,法槌敌不过子弹的威力。但是,法槌彰显的法治与人权的价值,却能穿越时空,历久弥新。《枪口下的司法天平:二二八法界受难事迹》一书记载,参与撰写汤德章碑文、本身也是律师的谢碧莲表示,汤律师是其前辈,传奇的一生令人景仰,实为后辈楷模。

我在汤德章纪念公园徘徊许久,思索回到了汤德章遇害的那些屍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日子。在日治时代谨守法治精神的台湾知识分子,万万料不到这个来自“祖国”的政权会如此蔑视民主与法治的普世价值。在“二二八”屠杀中,台湾法界菁英遭到迫害的型态不一,以秘密逮捕,暗地杀害者居多,例如吴鸿麒、林连宗、林桂端、李瑞汉、李瑞峯、王育霖等人,都是在毫无征兆的情形下被逮捕杀害的。嘉义地方法院书记官许壬辰,是参加民军对抗,在中国军队的强大火力下被枪杀身亡。高雄市陈金能律师,是在高雄市政府被高雄要塞司令部军人乱枪扫射死亡。汤德章则是被控带学生佔领警局,由戒严司令部、宪兵队、检察局所组成的军事审判庭判决死刑。

“二二八”的血腥杀戮延宕了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台湾法律人的第二波抗争,要等到三十三年后的美丽岛事件才得以全面展开.在美丽岛事件中,党外精英纷纷入狱,为他们辩护的律师群体遂崭露头角。这场审判成为陈水扁、谢长廷、张俊雄等律师转型为政治人物之转捩点.

不过,遗憾的是,虽然陈水扁是专业娴熟的律师,却并不像汤德章那样以法律和正义为信仰,也不具备汤德章大公无私的人格魅力。他有小聪明却无大智慧,很快地就失去了民意的支持。不仅陈水扁如此,若干党外运动的先驱者,在掌握权力、出将入相之后,未能免於金钱的诱惑,成为贪汙腐败分子,作出了种种愧对选民的不堪之事。

若地下有知,汤德章一定会为今天台湾人享有民主、自由、法治而倍感欣慰。不过,如今司法界的种种乱象,仍会让他深感忧虑.若由汤德章担任林世益案件之主审法官,又岂会枉法轻判、献媚当道?

此时此刻,我环顾四周,仔细打量,立即发现了此一事实:汤德章纪念公园虽有公园之名,却无公园之实。此圆环之地杂草丛生,缺乏照料,乏人问津。其实,此处若精心规划,种植树木花草,安置长椅喷泉,举办露天展览,定能吸引市民前来漫步和观赏。而民众安居乐业、其乐融融的场景,不正是汤德章心中的愿景吗?汤德章纪念公园不能有名无实。

让孙文的归孙文,让汤德章的归汤德章

那一天,我又发现,公园中有一怪异之场景:正对面是一尊巨大的孙文全身铜像,与之遥遥相对、背对闹市区的才是体量小得多的汤德章半身铜像。如果人们第一次来此参观,知道此处为汤德章纪念公园,远远望去,看不到小小的汤德章铜像,只看到高高的孙文铜像,真有可能将孙文像误以为是汤德章像。那该是一种多么荒谬的误会啊。

有鑑於此,台南的许多民间人士发起了“正名运动”之连署。发起连署的北社理事黄淑纯表示,“二二八”受难烈士汤德章是台湾的民族英雄,其半身铜像被放在公园边缘,公园正中央却高高竖立一座孙文全身铜像,强烈对比令人错愕,甚至“不伦不类”。所以,希望市政府主动将孙文塑像移走。

国民党方面哪能忍受别人触动孙文这一“神主牌”,立即发表声明说,孙文塑像的设立早於汤德章塑像的设立,孙文是“庙公”,汤德章是“乞丐”,不能让“乞丐”赶走了“庙公”。

汤德章纪念公园的争议,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民主与威权的对立。由此也可看出,在台湾社会民主化的过程中,转型正义的缺席,给民主的深化带来长久的伤害。

二零一四年夏,我再一次来台湾,又来到汤德章纪念公园,突然发现孙文像不翼而飞,只剩下孤零零的基座。

台南监督政府联盟的王寿国找来几位朋友跟我一起喝咖啡,这才将“驱孙”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国民党方面的阻挠和政府的不作为,使得景仰汤德章的后人们不再坐而论道,而是起而行道。他们找来吊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拉到了孙文像,为首指挥的人正是“公投盟”的蔡丁贵教授。

孙文像虽然倒掉了,但许多人心中的“小警总”仍然若隐若现.王寿国告诉我,他们一直呼籲台南市政府将三月十三日汤德章遇难的那天订为“汤德章纪念日”。台南市长赖清德宣佈将三月十三日订为“正义与勇气”纪念日,似乎回应了民众的呼求。然而,他们对这个结果无法认同。因为,放眼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的纪念日不使用伟人的姓名,要纪念汤德章,却让他的名字消失,这是说不通的。於是,他们决定继续抗议、请愿。然后,还要推动在汤德章的故居成立汤德章纪念馆,使之成为台南市的一处人权教育基地。

祝愿这些梦想一步步地实现,让公义充满这片被先知的血浸透的土地。

《纵览中国》首发:Wednesday,August 06,2014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