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月06日(三)

红十字会转黑非郭美美一人之过.

8月4日凌晨,官媒同时发布有关郭美美的所谓案情,“未审先判”和“游街示众”的大肆报道中,除去最令大众八卦心理满足的赌博和性交易等内容,明眼人均不难看出,此番案情披露,重点在於为红十字会洗地。有观察者指出,此番洗地,或与即将到来的红十字会换届有关,意图在新名誉会长上任前了却欠帐。不过,从微博和微信朋友圈的反映来看,洗地效果不佳。此番洗地又恰好赶上了云南昭通地震,在红十字会等机构的募捐信息下,依旧是一片“捐你妹”的斥骂,北京市政府号召市民捐款,更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抵制和唾骂,北京市民政局在公布捐款方式和账号后,2个小时内收到7万多条微博,不得不关闭.显然,人们并没有忘记包括天价发票等故事,也显示红十字会转黑非郭美美一人之过.

曾几何时,为灾区捐款还是“政治正确”的象徵,5.12大地震时,王石一番内部讲话,其实并无问题,却广受质疑,群情汹汹,给王石扣上了“王十元”的帽子。短短几年下来,说到捐款,却多的是“捐你妹”的斥骂.直观而论,似乎由各种贪腐问题积累而成,如韩寒披露的灾区豪车问题、红十字会拨款审计的问题、上海红十字会天价发票问题、郭美美事件等等。仔细深究,则未必如此简单,近年来,除去一些历久难解的话语冲突,如文革、反毛、民主、统一之外,一些看似不该有重大分歧的问题,在网络上也会出现官民截然对立,官方的堂皇之辞,无不遭受一边倒的质疑、嘲讽和解构,除捐款外,如央视大火,如扫黄,均曾有此遭遇,“东莞挺住,东莞不哭,今夜我们都是东莞人”等等表述铺天盖地,大有“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之势,其中缘由,颇耐人寻味。

网络上的质疑和嘲讽,除去具体的指向外,也是一种难以名之的情绪的集中表达.有限市场化改革的后果之一,即是数量越来越庞大的新兴社会阶层,以市场化为依托,该阶层成为就业、财富和创新的主要提供者,同时也拥有相当的资本、知识和社会资源,在自我认同、价值理念和权利诉求上,有着越来越清晰的认知,社会责任感与社会参与意识也日益提升。随着自身的成长,新兴社会阶层对於社会参与抱有积极的态度,5.12地震之时,众多志愿者奔赴灾区,当时的牛博网站主持人罗永浩,也曾集合韩寒等一批博主,自发参与到地震救灾之中,在一些媒体的报道中,对於这股新生的浪潮,曾给予了“汶川地震,中国志愿者元年”的积极评价.许多人似乎从中看到了某种社会参与扩大,并因此形成所谓良性互动的可能。

微博的出现,进一步放大了新兴社会阶层的参与渴望。以微博为平台,企业主、知识分子、媒体人、律师等新兴社会阶层进行着热烈的表达和探讨,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话语联合,同时,跨地域和走入线下的各种公益参与,也有了新的依托,免费午餐、随手拍、独立参选……这样的热潮,在微博上一波一波地展开,围绕上海大火、723动车事件、北京暴雨等灾难性事件,微博也逐步展现了其动员能力,一时间,“围观改变中国”之类乐观口号遍布微博,在其背后所支撑的,正是新兴社会阶层越来越旺盛的参与渴望,以及上述参与扩大、良性互动的期待。

然而,上述乐观的寄望,忽略了体制的刚性存在。大陆的有限市场化展开於既有的极权体制之下,后者并未有任何根本性转变,也因此,在市场新极权体制之下,体制不仅在利益上源源不断地从市场化部分中吸收乃至攫取,体制还垄断了学术、媒体、文化等符号平台,全面控制着包括慈善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严格限制乃至打压民间各种政治表达和参与,在这种情况下,在市场化领域里颇有成就,自我期许甚高的新兴社会阶层,其实只是垄断性体制下无足轻重,乃至是限制排斥的存在。对於新兴社会阶层的参与渴望和相应努力,体制则採取拉拢和压制的两重手法,拉拢、利用少数能容忍乃至利用的少数活动,如免费午餐,而压制乃至打击那些不为体制所容忍的活动,如独立参选活动就遭遇到了全面而严厉的压制乃至打击。

汶川地震以及所谓“中国志愿者元年”,并未带来体制对於社会参与和社会组织的显着让步,相反,面对新兴社会阶层的兴起,以及其日益旺盛的参与渴望,体制保持更加警惕防范的态度,微博作为新兴社会阶层的主要话语平台和活动策略首选地,随即遭遇到了一轮又一轮的压制。仅仅在一年多以前的雅安地震,李承鹏等大V也曾自发组织深入灾区,抗震救灾,而今一年刚过,拥有742万粉丝的李承鹏新浪微博帐号,已经随风而去,而这当然也与李承鹏曾经首倡独立参选是分不开.

参与扩大的大门未曾打开,一波又一波的打压行动则表明,所谓的良性互动从来都是子虚乌有。就这样,在刚性的体制面前,新兴社会阶层日益旺盛的参与冲动,不啻是踢到了铁门板上。凡此种种,都在一次又一次地刺激着新兴社会阶层,当然会在央视大火、东莞扫黄、郭美美等事件中爆发出来。当体制的附属平台道貌岸然地进行某种自以为正当的陈述时,遭遇到一边倒的质疑、嘲讽、解构的态度,也就不是什么不可以理解的事情。

市场新极权的继续运行下,新兴社会阶层还将不可逆地继续成长,其参与渴望也不会就此消失。对此,体制也并非没有察觉,而是有以应对,从邓飞在雅安灾区营地插上党旗,到邓飞因免费午餐被选为年度人物,不难看出体制对於民间参与的一定容忍,进而拉拢、利用、消费的作为。在更为宏观的层面,则有两新(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党建这样的部署,试图将极权体制的直接控制手段延伸到新兴社会当中。

体制对於公益等社会参与的容忍,曾给予一些人希望,指望由此及彼,由点到面,将公益活动的开展看作是通向公民社会的一条捷径,又或者是渐次扩大参与,进而形成良性互动的一个起点,然而,既有的事实表明,刚性体制并未放松对於社会参与扩大的警惕,对於有利於广泛社会参与的话语平台和策略地,无论是新浪微博还是新兴的微信朋友圈,也都将继续严密控制。邓飞先生所谓的“柔软改变中国”,固然只是宣传用语,那种将公益包装为公民,进而鼓吹渐进扩大社会底盘的乐观想像,也并无现实的对应。市场新极权不会放松对社会参与扩大的严密控制,当然,体制也因此必然承受越来越激烈的质疑、嘲讽和解构,抛出一个郭美美,非但不能洗地,而只能是适得其反。

文章来源: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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