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以来，我和我的朋友们启动了“公开、理性、非暴力和多元互动”的人权民主运动。这种坚持，使我们遭受了许多打击。但也正是这种坚持和对这种坚持的打击的承受，才使我们的主张和愿望得到越来越多的民众的关注、理解和参与。人们在各自的生活和工作领域发挥着自己的智慧和努力。这是中国大陆社会人权民主意识不断深入、不断扩展、极权势力被迫后退、从而使中国大陆社会滑向开放的真实原因。然而，要实现开放式民主社会，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更多的人们参与和努力，还有不少障碍需要人们发挥智慧。我是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中与一位即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军官的学生接触的。
通过友人介绍，我认识了某记者，他对民运有了初步的认识。某天下午，我们约定见面。他给我介绍了一位书卷气很浓厚的小伙子，一看便知是个大学里的小兄弟，说是与记者同乡，正要毕业，逢军队在学校里招募，他已经报名和通过，得少尉衔，数月后就要进入军队。他
说他的梦很完美：进入军队，秘密联络军中志士，推动国家的民主进程，希望能够得到我的建议。
我被他愿意推动民主进程的热情所感动。但对于一个有10余年民运经验的人而言，简单地激动和鼓励是毫无价值的。我将我和朋友们对于人权民主的理解转告给了这位小兄弟。
首先，我给他介绍了我们所坚持的“公开、理性、非暴力和多元互动”的历史和实践意义。这些东西他是很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而他所需要的是我对于他和他即将进入的特殊环境里的建议。
对于他预备在自己即将到来的生存环境里的秘密预备，我持否定意见。我认为，他所面对的是世界历史上一个控制最严密的集团，要在它内部生长出一个秘密的团体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它的依据是党组织和其它非公开的控制在军队中的不断强化。我们可以从近几十年来极权者对军队的利用和残酷清洗中找到依据：连林彪和四人帮这样的人也难有作为。
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军队在政治斗争中应当保持善意的中立。晚清的崩溃，军队的介入是很深入的。但正是军队的深入参与，才使后来的国民政府的作用被削弱到很小的地步：地方军阀拥兵自重，各据一方，政令难以统一，宪政难以建立和维持。蒋介石先生试图努力改变这种状况，却不断遭到那些地方势力的抵制，下野数次。正是这种情形，日本人进来了，同时助长了更加专制和落后势力的发展。1946年的宪政努力提出要“军队国家化”，正是基于这种情形的理性要求。但这种要求和努力却遭到了地方军阀和共产党的无情破坏。这种善意的中立表现在对于不同利益集团的争斗不介入，在广大民众利益受到来自极端势力的侵害时不为虎作伥，或消极延误，或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作出理性决策，并不谋求军队在未来政治中的特殊地位。
这就要求人们对于宪政民主制度中军队的地位和作用有明确的认识：即，军队不是政党利益的保证工具，而是国家利益的维护力量，即对于“军队国家化”的理性思考和努力。具体地表现在对于抗日战争和军阀战争的历史、历次政治斗争对于军人的利用和戕害等等知识的传递。
现代军人面对极端利益集团将军队作为党卫队的消解，不是在军队中秘密结社，而是将“军队国家化”的思想传播，使其发生根本的效应。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只有首先考虑到思想的长远影响并作出努力，才能使它变成可以依仗的。
当然，个人的努力也是不可忽视的。这需要个人在其中的生存空间的努力扩张，和个人才能的充分展示。
分手时天已经很晚，大家都有点依依不舍的味道。鉴于他的特殊身分，鉴于他已经对民运有所了解，我勉励他不断探索，但我们今后的见面需要审慎。我给他介绍了一些关注民运发展的渠道，然后和他、他的朋友道别。我们一同消失在这昏暗的世界里。
这是我遭遇中国大陆另一种希望的真实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