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政权的统治基础都对其动机大表怀疑、毫不信任,对其所作所为大表反对时,这个政权就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恰为激进的革命准备了条件。

决心发动革命的“革命党”无疑是激进的,然而,支持革命的开始毕竟是少数。自1894年夏,孙中山上书李鸿章阐述自己改革观念被拒后,立即走上了激进的革命道路。1895年底他发动的“广州起义”尚未正式发动便被镇压,用他自己的话说,此时“风气未开,人心锢塞”,“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1900年底,他又发动了依然以失败告终的“惠州起义”。不过,五年之后,舆论开始有所变化,已“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此话很可能有夸大之处,但同情革命党的较以前多了不少,却是事实。因为在这五年中,清政府不是越来越开明、宽容,反而越来越愚昧、专制:血腥镇压了温和的维新变法,又为了慈禧的一己之利而以全民族的灾难为代价向“万国”宣战。这种倒行逆施,恐对革命党博得更多“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帮助”不小。

众所周知,留日学生是革命党的主要力量。但留日学生开始对政治的兴趣有限,更不倾向革命。所以孙中山等人在“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时,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在日华侨而不是留日学生。但维新失败,梁启超亡命日本,议论国是,对留日学生触动很大,开始关心政治。这时,留日学生就成了革命党与立宪派争夺的对象。由于康、梁的地位名声与学识水平,学生中倾向康、梁者自然居多。为争夺青年学生,本不居优势的革命派于是主动挑起论战。1905年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革命派即以此为阵地向立宪派猛烈进攻,而立宪派则主要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奋起反击,双方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激烈论战,持续了15个月之久。论战涉及清王朝的性质、种族与民族问题、国民素质、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体、土地制度、革命会不会招致列强干涉引起中国崩溃等许多方面。但是,最紧迫、最核心、最重要、甚至决定论战双方胜负的却是要不要暴力革命的问题。

简单说,革命派认为,只有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才能共和立宪。立宪派则认为,暴力只会导致血流漂杵,带来巨大的灾难,得不偿失。他们写道:“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人乱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葬耳。”他们相信,只要人民要求立宪,清政府“终必出于让步之一途”,可以实现代价最小的和平转型。人都是有理性的,都希望能以和平方式、自上而下改革实现社会的进步。只要改革还有希望,大多数人都不会支持革命。

所以,当清廷于1906年9月1日颁发了仿行立宪的上谕、仅仅过了五天,即9月6日朝廷就颁布了为立宪做准备的改革官制上谕时,其动作之快,出人意料。对此顺应民意之举,国内自然万众欢腾,一些大城市甚至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学生、市民、绅商集会、游行、演讲表示庆贺:“以五千年相沿相袭之政体,不待人民之请求,一跃而有立宪之希望,虽曰预备,亦极环球各国未有之美矣”。众人“额手相庆曰:中国立宪矣,中国立宪矣,转弱为强矣,转弱为强矣”。 “何幸一道光明从海而生,立宪上谕从天而降,试问凡我同舟,何等庆幸!”人们自发撰写的《欢迎立宪歌》表达了对朝廷的热爱尊崇和对必然带来暴力的革命的反对:“大清立宪,大皇帝万岁万万岁!光绪三十二年秋,欢声动地球。”“和平改革都无苦,立宪在君主。”“纷纷革命颈流血,无非蛮动力。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及今朝。”

可惜,清廷并不珍视此时对它来说极其珍贵的民情民意。它推行的中央与地方官制改革,各路权贵、官员你争我夺,丑闻不断,种种矛盾更加尖锐、激烈,导致政坛严重分裂,满族权贵的权力反而进一步扩张。这一切,不能不使人对清廷是否真准备立宪大起疑心,甚至有立宪派直斥其为“伪改革”、“徒为表面之变更”,“袭皮相而竟遗精神”。参与保皇会之宪政会组建的徐佛苏当即评论道:“政界之事反动复反动,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军机之名亦尚不改动,礼部仍存留并立,可叹。政界之难望,今可决断……诚伤心事也。”远在日本东京、与革命派激烈辩论,坚决反对革命的梁启超当即在给乃师康有为的信中承认:“革命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过半;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矣。东京各省人皆有,彼播种于此间,而蔓延于内地……”清廷刚宣布预备立宪时,革命派的力量就“稍息”;而当官制改革使人们认识到清廷的立宪有名无实时,革命派就“其势益张”。显然,革命派力量的“息”与“张”,与清廷所作所为大有干系。

在改革派与革命派关于中国前途是渐进改革还是激烈革命的大论战中,纯从“理论”上说,立宪派无疑更有“理”。便它的理论的前提是清政府在压力下必能“让步”,实行立宪。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则无论说得多么“有理”,终将无济于事,“有理”会被人认为“无理”。这一点,梁启超其实十分清楚,对中国的前途非常悲观。1907年初,对清廷“改官制”备感失望的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了《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公开承认:“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短短一句,端的是一语中的。

改革派与革命派关于中国前途的这场论战,以往说革命派“大获全胜”,肯定夸张。双方各有道理,实难分胜负。但经此论战,革命派的影响、声势空前壮大却是事实。主要原因,还在拒不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清政府是“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梁氏一直反对激进革命、反复论述暴力将带来灾难性后果、极力主张温和改革,却能正视不利于自己观点、主张的事实,确实难得。因此,此话格外值得所有“反对激进主义”者重视。清廷“行政改革”的事实说明,清政府在巨大压力下的让步妥协非常有限;它的立宪无论是“理论原则”还是“具体实践”,都远未达到温和的立宪派的要求,更未能让社会各界相信其“真立宪”。当一个政权的统治基础都对其动机大表怀疑、毫不信任,对其所作所为大表反对时,这个政权就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恰为激进的革命准备了条件。此时,清政府就面临着这样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一场暴力革命,恐怕已难避免。还是旧话一句,如果真要反对、消解“激进”,重要的不是指责、批评革命党的“激进”,而是研究分析何以产生激进、激进何以能够成功。“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一直坚决“反激进”、“反革命”的梁启超,一语道破此中玄机。“饮冰室主人”一百年前言之谆谆,吾辈今日岂可听之藐藐!

事实无情地说明,这次为“预备立宪”进行的行政改革,其效果与清廷初衷正相反对,彻底失败。不仅没有缓解危机,反而加剧了危机。人们当然可以分析种种原因,如没有开明且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利益集团毫无远见、不愿自己的利益受到丝毫损失……反正最终结果就是这样,使坚决反对革命、坚持“保皇”的“立宪”派对它越来越失望,无奈地叹其“反动复反动”,这也就不必更多地指责“革命”了。无论是否喜欢、是否赞成“革命”,都应像坚决“反革命”的梁启超那样,承认革命正是因清政府的所作所为而“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的。正是如此这般“改官制”,使在与“改革”竞赛中原本落后的“革命”意外得到清政府的推助加力,猛然提速,大步流星,急起直追。

后话先说,开始只是人数极少、原本很难成气候的革命党,最后竟能一举推翻清王朝,结束中国几千年帝制,确实出人意外。这种天翻地覆之变当然有许多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因,其中还有一点或许不那么深刻、但也不能不注意的原因,就是清政府实际上是“制造”了革命党。

来源:雷颐游走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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