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最近修改计划生育政策,宣布施行全面二胎。十月底,中共中央十八大五中全会突然决议,在会议公报中提出了七大要点,其中“全面开放二孩”政策出台被列为第一要点,公报提出,为了应对老龄化危机(六十五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百分之十点一),国家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至此,在大陆已实行了三十五年多的一胎化政策,已然正式废除而成为历史。消息出台后,引起中外舆论、各界人士关注。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邓小平掌权后,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导致国家和社会难以负荷。于是在八十年代初开始,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要求一对夫妇只生一胎,亦即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除部分少数民族外,一胎化在全国城乡全面实行,仅云南、青海、宁夏、新疆农村可生育两孩。一九八四年起,计划生育政策有所调整,开始实施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即双独两孩)。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加强,到了九十年代初,中国大陆的生育率下降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二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仅为一点二二,处于世界最低水平。
这一实施了三十多年的一胎化政策,导致大陆人口的结构问题凸显,除了总和生育率处于世界最低水平以外,还有社会老龄化严重、儿童性别比极高、男女人口比例失调……等等。譬如,现今大陆男女人囗的比例约为一百一十七比一百,导致许多已届适婚年龄的男子难以娶妻,他们可能会因自身的境况而怨恨社会,带来严重的治安问题;由于中国传统文化重男轻女,所以不少妇女选择将肚中的女胎堕胎,甚至有不少女婴生下来后,被狠心的长辈弄死。
与此同时,有关当局为落实计生政策而实施的侵犯人权行为,包括强制性绝育、强制性堕胎、流产甚至杀婴等,三十多年来一直广遭诟责。因为根据国际法,计划生育必须以当事人自愿为前提,以保障生育权为目标。可在目前世界上,也只有中国实行限制性计划生育政策。国际人权组织认为,公民对自己的身体有处置权,而诸如强制上环等计生手段,乃是一种对人权的侵犯,国际人权组织还把这种对公民生殖器官自主权的行政侵犯行为认为是极端不人道和野蛮的,并把这种行为视为对人类文明的践踏和耻辱。
不可否认,一胎化政策确实解决了大陆人口过分膨胀的问题。但这些计生政策带来的现象,使得大陆计划生育的目标和理论依据都受到质疑。由此看来,以一胎政策解决严重的人口问题,不啻于以重药(俗称下猛药)来治疗严重病患者,这副治疗的药虽说是对症,却由于剂量太大,最后虽然能把病医治好,可是药的副作用对病人身体的杀伤性却更大、更严重。
废除一胎化、实行开放二孩政策,其主要理由是劳动力需要、应对社会老龄化危机和经济增长需要。二0一三年,国际货币基金提出一项研究报告,提到中国就业市场的“路易斯转捩点”即将来临,也就是指劳动人口会出现从增变减的根本性改变。确实如此,今年初,大陆的劳动人口开始由增变减,加上近年来出现低薪、廉价工人供不应求,由此,造成就业市场紧张。习近平上任之后,提出保增长、争取到二0二0年GDP翻一番的经济成长目标,由此中央看到劳动人口紧缺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故而立即决定终止一胎化政策。
然而,现实恐怕不容乐观。关于劳动力缺乏的问题,如今就算青年夫妇们加紧生育,要成为合格的劳动力也需要二十年。另一个现实是,大陆现在尚存在劳动力全面过剩的现象,以及就业不足的社会问题,低学历低素质劳动力过剩,而大学生乃至硕士以上学历的毕业生找工作困难,大量外资企业白领丢掉工作。旅美经济学者何清涟指出,大陆的劳动年龄人口是九点四亿,失业人口已达到三亿,真实失业率相当于百分之三十二,她预计计生新政对提高生育率、补充劳动力的作用有限。
再者,通过增加人口数量以保证经济稳定增长,以及保障税收充足、养老金无忧,则可能亦过于乐观。过去的二十多年来,大陆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丰富的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逐渐成为全球代工中心,说得难听一点,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无异于赚了劳动人民可怜的血汗钱。可是随着多年发展和人民币升值,大陆的劳动力价格优势难再,跨国企业逐渐将代工业务转移到成本更低的东南亚等国(越南、柬埔寨、菲律宾等)。因此,大陆经济依靠廉价劳动力获得高速发展的道路极有可能已走到了尽头。
总而言之,如今北京已意识到三十多年来实行的一胎政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今次将一胎化改为二胎化,应会在某种程度上缓解当前的一些压力。大陆如今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需要的是技术和资金密集型的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业,亦即推广人工少、产出高的产业,主要是服务业,以及提高农业和工业的自动化程度,以机器代替人工。毕竟,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只要能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法治、人文环境),扶助人才和资金以更高的效率创造财富,则不用担心经济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北京全面开放二胎很难称得上是一项善政。因为,计生新政并没有改变公民生育权由国家决定的错误思维,在现实生活中也难以刺激生育率,再则,也容易予人以误会,感觉北京仍将经济发展寄望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写于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文章来源: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