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时期，人们热衷于讨论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将其视作深化改革的镜鉴。有人认为改革会导致危机，有人则说不改革会导致危机。然而，只要仔细研读此书的理路就能发现，托克维尔的主旨不是在思考应不应当改革，而是在探讨何为改革，如何改革。在托克维尔看来，大革命的暴力结局已经蕴藏在旧制度的改革逻辑中，那就是，法国人为平等而忘记了自由。
法国大革命的主要目的是社会平等，即“建立一个人道所允许的人人彼此想像、地位平等的社会。”事实上，革命发生之前的法国已是欧洲最自由的国度，王朝中央政府依然强大，但却较前更加尊重自由与生命。贵族已不再拥有很多权力与财富，其主导的地方自治也被削弱，农民则开始拥有土地。然而，社会财富越是繁荣，社会各阶层对财富、捐税与权利的分配不公就越是不满。整个社会早已被平等思潮所席卷，这个思潮来自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在他们的著作中，“对平等的热爱是那样明确，对自由的爱好是那样不明朗。”而这也正是大革命前夕的整个社会心态。
路易十六的改革正是适应这种社会平等的诉求，中央政府先是联合平民压制贵族，后又联合贵族压制平民，将立法、司法与行政集于御前会议一身，借以增加中央财政收入，“这个行将被革命推翻的旧政府，当时已经具备大革命的中央集权的很多特性。”有意思的是，社会各阶层也都赞同中央集权，试图以此为自己阶层谋利。公众对改革感到不满的是，政府虽然缩小了各阶层在征税上的不平等，同时又保留了贵族的部分特权，宣布废除农民的劳役，但很快又恢复如初。这是因为，中央政府既想扩大自身财力，使社会各阶层不堪税负，又想消除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相互怨恨，因而常常放弃必要的改革，不断更改规章、政令，这使得各阶层都再也不能忍受，最终抱着各自目的发动革命来完成旧制度的改革目标。
社会平等只能依靠强大政府来推行，并且唯有强大政府才能缩小地方分权，所以王朝政府的改革家们的目的就是：“借中央政权之手来摧毁一切，并按照他们自己设计的新方案，再造一切;在他们看来，能够完成这种任务的，唯有中央政府。他们说道，国家力量应像国家权利一样，没有限制。”可以说，中央集权既是大革命的直接导因，同时又给大革命提供了统治形式。大革命做的恰恰是此前旧制度想做而没有完全做到的事，即更加强化中央集权。无论是王朝政府的改革者，还是大多数法国人，没有任何人想到要建立起宪政制度，来制约权力，保护个人。就这样，大革命摧毁了原有的制衡力量，却未能创设新的制衡力量，结果产生了一个比旧制度更加专制的政权。
为什么英国面临同样的社会问题，却没有发生这样的革命?托克维尔发现，英国革命没有动摇社会基础，而是保留了原有的司法和行政形式。在英国，各个阶层始终都很警惕中央集权，英国人最不相信的就是政府，公众不怕小偷横行，却怕警察太多。法律对他们来说就是限制公权力，保护私权利。在他们看来，司法公正比公共安全更重要，个人自由比社会平等更重要。相比之下，法国人缺乏英国人那种立法精神，他们不相信法律，也不如英国人爱自由，“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所有阶层都信奉人人平等的抽象原则。1789年，三个等级的陈情书都要求全部废除现行法律和惯例，而非寻找渐进的改革措施。
法国大革命表明，人们对平等的渴望永远比自由更强烈，也更长久。对平等的追求使法国民众站在自由的对立面，摧毁了许多与自由相悖的制度、思想和习惯。“在他们的理想社会中，只承认人民，没有其他贵族，除了公务员贵族;只有一个唯一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由它领导国家，保护个人。”以国家主义实行社会平等，这成为二十世纪极权制度最具政权合法性的核心表述。然而，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是不可能有保护个人的意愿的，任何强大的政府都不会喜欢自由，也不想解决自由的问题，但它却可以许诺解决平等的问题，不过民众必须付出自由的代价。
的确，在法国大革命中，自由的主张是最后才提出的，也是第一个消失的。自由并不能赐予富裕，在自由中只看到物质利益的人，从未长久坚持自由。法国人将自由与平等混同起来，结果当必须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时，“他们任凭别人从他们手中夺走自由，唯恐稍一反抗，就会损害自由赐与他们的那些福利。”问题是，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起来，社会的道德水准就将不断下降，人人内心只有戾气，鄙视规则与惯例，崇拜暴力与强权，最终成为暴政的土壤。这就是托克维尔留给后人的警示：“谁在自由中寻找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现在可以总结托克维尔的正面观点了：宪政与地方自治才是自由的保障，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显然，也只有在一个相互理解与说服的自由环境中，平等的诉求才有可能得到善意的回应，并促使社会不断良性改善。
原发《高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