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身是「帮港出声」成员的监警会新任成员钱志庸,日前表示,假设李波「一如政棍所编的故事」,在内地筹划出版禁书,即使是在香港印刷和出售,虽没有牴触香港法例,亦会触犯内地法律,故审判权在内地。

李波因出版禁书而罹祸,绝非「政棍所编故事」,中共官媒《环球时报》称:「铜锣湾书店长期出版、销售针对内地的政治书籍,大量编造虚假内容,恶毒攻击国家政治制度······给内地维护秩序制造了特殊干扰」。 《环时》也承认「强力部门」用「规避法律」的办法「让一个被调查者进行配合」。李波因何事被中共以强力手段「弄」去大陆,社会已无悬念。钱志庸的说法只是把中共践踏一国两制的行径合理化而已。

香港许多人仍然抱着事不关己的心态,认为我不是做出版行业,没有出版中共的禁书,因此不关我事。殊不知在香港做出版也是一门法律允许的行业,几个做发行工作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发行的是大陆禁书。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份工。你没有出书,但有没有发表过「针对内地政治」的言论呢?如果有,是不是都会在香港被强力部门架走?这是李波事件最使香港人感忧虑之处。

自由行催生禁书行业

在香港,出版有关大陆的政治书籍不是只有铜锣湾书店。在机场,在报摊,都布满针对大陆的政治书籍。香港很少人看这些书,更少人会相信书中内容。这些书的销售对象是大陆自由行旅客。每年大陆旅客有四千多万,有百分一人对这些书有兴趣,就是四十多万。实际上绝不止百分一。他们不仅自己买,还帮朋友买。自由行除了带旺金铺、药房,也催生了禁书这个行业,并拥有盈利市场。市场的形成有几个条件,一,大陆是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封闭社会,而香港是一个享有出版自由的开放社会;二,香港是最靠近大陆的使用中文的社会,编写中文书和以中文出版在这里都轻而易举;三,开放大陆客自由行,提供了这些书的广大客源。

如果在美国,出版一本《奥巴马的六个女人》,相信不会有人感兴趣,奥巴马即使可以控告出版商诽谤,恐怕也懒得去告。因为在一个开放社会,出版一本秘闻书却提不出任何真凭实据,不会有人相信,不会有市场,受损害的只会是出版商自己——没有盈利还会赔上商誉。但对于一个封闭社会来说,就不同了,因为封闭,因为对领导人之间的分歧,领导人的生活和行状,都是国家秘密,于是任何揭秘,不管是真是假,都会让人民感兴趣,而且即使内容铺陈荒谬,也会相信。

几年前网上流传一段「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对中国人的几点评价」,其中第一条是:「非常聪明,但非常相信传言。」大陆有一个网民对骆家辉的话予以释意:「非常聪明也就非常怀疑非传言,在中国还是传言比非传言可靠,非传言往往都是谎言。」

非传言就是官方发言人或官媒的言论。比如央视和新华社日前编造的桂民海12年前车祸的故事,这个非传言不是比一些禁书的编造更离谱吗?

封闭社会的专政高官如此害怕传言,害怕禁书,是因为老百姓相信传言,而相信的原因不是基于愚昧,而是基于社会封闭和官方垄断传媒的非传言太不可信。因此,谣传,是对专权政治和封闭社会的惩罚。

出版自由是肯定的善

中国宪法没有对禁书的不容,刑法没有对禁书的罚则。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甚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文革后基于对民意支持度有信心,中共曾鼓励思想解放、言论自由。邓小平也基于这种信心而提出一国两制,并且公开扬言香港九七后可以「骂共产党」。北京的《读书》杂志,有好多年都提倡「读书无禁区」,意思是即使色情的、反共的书都可以读。然而,随着权贵资本主义发展,特权和管治问题越来越多,言论和意识形态也就越来越抓紧。不过,连在香港出版「针对内地的政治书籍」都不能容忍,则是在习近平掌大权后才出现的事。

中共老祖宗马克思写过许多文章力主出版自由,反对书报检查。他说「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 「出版自由本身就是思想的体现、自由的体现,就是肯定的善······自由报刊是人民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

李波事件使一些书店把有关中共的政治书籍下架,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的纽带被割断。对香港固然是堕落的恶耗;对中共国也非好事,因为这会催生更多的谣传,更多对专制政权的惩罚。

来源: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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