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启蒙也不再与国家、社会或主义之类的宏大叙事相关，启蒙，应该成为个人自我完善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我们已经失去故乡的流放中。
当“科学”与“民主”作为中国二十世纪初启蒙运动的目标时，汉语中的“启蒙”与欧洲语境中的“启蒙”已经不是同一回事情，且不说汉语中的“启蒙”是一件尚未开始或者说正在开始的社会运动，而西语中的“启蒙”已经是一个告一段落的历史过程。倒不如说，无论科学还是民主，如果视作西语启蒙的结果之一，那么，西语启蒙的原因，既非科学也非民主。而在汉语启蒙中，将两者视作西方优势的原因——并非所有人都这么认为，但是，这至少是一种当时的主流观点——本身就存在一种误读。
正本清源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我还是尽我所能，尝试理顺不同语境中的启蒙。
让我围绕科学与民主的关键词来展开吧。
科学
当谈到科学的时候，尤其是在当今的语境下，我相信，大多数人对科学的认识不会相差太多，而且即使未能精确到科学的定义，至少相去不远。这种情况之所以能够发生，就说明，我们已经置身于科学所校准过的世界上了。
近代科学起源于牛顿的发现，或者，至少以牛顿的发现为一个标志。在此之前，在世界诸文明中，都有着多少与近代科学相类似的知识与实践。而以欧洲为代表的近代科学，为什么成为了现代科学的蓝本?在我看来，并非欧洲的近代科学所具有的“真理性”多于其他文明中的科学雏形，而是与欧洲在十六世纪后的历史发展有着更多联系。
如果以航海时代为分水岭，之前的人类历史可以视作“大陆主导”的发展进程，之后的则可以视作“海洋主导”的进程。而在这一转换中，欧洲成为了这一决定性事件的承担者。不能说，欧洲人对于这种历史转折有着一种理性的预见和设计，事实倒更接近于一系列功利性的刺激与反应，导致一系列的尝试和实验，失败的代价同样惨重，但是，它最后成功了，并非因为人们设计了一种成功，而是，因为实际上成功了，所以，这也就成为了一种社会演化论意义上的成功。正是因为这种成功，也为欧洲在接下来数个世纪中主导了全球性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基础。如果离开了这一历史背景，我们无法说，欧洲的近代科学，就一定能成为现代科学的蓝本。实际上，从近代科学到现代科学，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逻辑展开，而这种展开与一种科学模型是否可以主导世界范围内的科学运动没有直接关系。
如果说，科学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倒不如说，首先是一种时代的乐观精神作为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氛围，这种乐观精神源于理性主义的进步信念。其次，功利主义(或者说利益驱动)的目的促使科学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实践的活动当中。军事、航海、生产、运输诸领域中，科学的加盟促进了它们的发展，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作为理论的科学与实践的关系更为密切。
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的确助力了资本主义的兴起，或者说，资本主义正是以科学作为其载体之一;而另一方面，大航海时代后的欧洲，为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近代科学的诞生和发展，开创了主体格局。若不是这样的格局，欧洲近代科学能否促进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成为现代科学的基础，尚未可知。
民主
今天，汉语子民对于民主的理解要比科学还要普遍和深入，这与历史语境有关，当然，也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有关。如果说科学与日常生活尚有距离，那么，民主，则是有现实的例子可以参照。如今，欧美国家大部分为宪政民主政体，而在亚非拉地区，民主政体也越发普遍。即使是在非宪政政体国家，民主，至少不是一个坏词——虽然，对于民主的命名有所不同。这至少说明，民主的观念已经取得了胜利(虽然，民主在事实上的胜利还不能肯定)。但是，今天欧美国家为代表的民主制度，却与历史语境中的民主有着性质上的不同。
最早的民主制度来自古希腊城邦，如果概括城邦时代的民主，可以说：部分共同体成员先天享有政治权利;非共同体成员没有政治权利。所谓部分共同体成员，是指那些成年男子，而妇女和未成年人被排除在外。就古希腊的政治经验来看，民主制度是否就一定是一种“好”的制度?答案并非确定，好的制度不在于统治者是一个、数个还是许多，而是统治本身是否遵循“法”的精神。从这一点来看，即使是以民主制度为标榜的雅典城邦，也不能说其民主是完美的，甚至不能说是大体良好的，其民主的黄金时代并非民主制度本身所导致——而是波希战争的红利;在其城邦衰落的时代，民主制度也未能回天有术，还留下了苏格拉底一案的污点。
从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民主，在西语的语境中都不是一种褒义，而真正被西人推崇的是“混合政体”，罗马帝国被视作是这种混合政体的代表，而在帝国终结之前的历史中，民主，只是蛮族的古老自治手段，对于高度文明的罗马制度来说，简直不值一哂。
中世纪的封建化过程中，罗马的政治制度随帝国湮灭，倒是古老淳朴的部落民主制度得到了生长空间，简单地说，这种部落民主，是部落武士的政治参与制度，其形式也多为原始粗糙的模样，从武士到贵族，这种权利被保留，并在时间中发展得越发详细和精致，但是，这种民主，从来限于共同体中的少数人，也就是那些国王、贵族、僧侣，当然也可以将其视作有产者阶级。如果这可以叫民主制度的话，那么，在英国民主制度坚持的比较好，原因就在于，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力量平衡维持得好，虽然，这种平衡有着偶然的因素。而在欧陆，这种民主制度在中世纪后期逐渐被君主制取代，也可以认为，国王的权力凌驾于贵族之上，使得王权没有了可以制衡它的力量，后来的欧洲国家建构，多数是这种绝对君主制的形式。
而到了18世纪，随着法国大革命，一种新的民主观念得到传播，不像英国那样的民主，法国大革命中的民主将参与政治的权利扩展的全部国民的范围——这的确是革命性的，因为，在此之前，政治只是一部分人所关心和参与的活动，如果以英国为例，简单地说，政治，就是纳税人来决定税款怎样使用的活动。在这个意义上，民，就是纳税人。而不可想象，“民”的范围若扩展到非纳税人的层面，民主，还如何可能。
法国之所以诞生了如此革命的观念，与启蒙运动有着密切关系，而在这一点上，就需要分辨一下启蒙运动本身。
应该说，启蒙运动起源于英国，有趣的是，在汉语的语境中，对于英国的启蒙运动的地位和意义至少是认识不清，因为汉语子民总是将英国的启蒙与法国的启蒙混为一谈，也许是因为，在汉语子民看来，英国的启蒙不够“革命”。但是，在当时的观点来看，英国作为欧洲的榜样，让法国的启蒙者们羡慕不已。【实际上，这又涉及到英国宪制对欧陆宪制的影响问题，本文不拟讨论这一点。】如果区分英国和欧陆的两种启蒙路线，那么，本质上的区别就是：前者是有限理性，后者是无限理性。因此，前者的启蒙是在尊重和遵循传统的前提下开展的启蒙运动，苏格兰启蒙学派正是这种启蒙的代表;而后者的启蒙，正是由于无限理性的高扬，使得传统也成为了可以否定和改变的对象。
与法国大革命几乎同时，美国的独立，也使得一种民主政体在新大陆建立起来，如果比较美国的民主和法国的民主，就会发现，两种不同的传统和路径以同一个名字展开了或明或暗的斗争。前者导出平等的自由，后者指向平等的专制，两次世界大战让这种斗争终见分晓，前者的胜利成就了今天的宪政民主，后者的失败则是恶名昭著的极权主义。当然，两者的斗争并非没有彼此影响，至少对于前者来说，普选权的扩大，或者说群众民主的时代只能推迟而不能避免。
民族国家的出现以及遍地开花，而民族国家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已经将普选权作为国民权利写进宪法，群众民主的时代已经到来，而这种民主的观念，已经溢出了民族国家的框架，传播到世界各地。
汉语语境中的启蒙
如果说在汉语启蒙的开始，启蒙运动本身包含有富强国家的目的，那么，科学的维度尚可理解;而民主的维度就复杂得多。民主本身含有对共同体的呼唤，或者说，在共同体不存在的地方，民主——任何意义上的——非但无法维持政治实体的运行，反而是破坏政治实体的动力。因为，在结果上，民主的实现就会改变原有政治体的政治参与人群的比例，而这种改变只要超过一定阈值，就足以瘫痪现行的政治体制。
可以说，汉语的启蒙运动的确具有反传统的倾向，其激进的意味与法国大革命有相似之处，但是，这种激进在“新文化运动”阶段表现在文化方面，而到了“五四运动”之后，这种激进与政治合流，甚至，改变了当时的宪制方向。
从某种意义上，考察“五四”之后的启蒙运动的影响颇具困难，政治力量的角逐，使得启蒙运动显得无足轻重，甚至，启蒙是否还在继续都值得怀疑。
抗战的爆发，往往被视作“救亡压倒启蒙”的开始，但是，在我看来，将启蒙与救亡并列在一处，本身就有夸大启蒙的嫌疑。汉语的启蒙究竟目标为何?如果是反传统，那么，它已经在新文化运动中实现了;而若是科学和民主，前者可以变成一种技术指标——只要这么做就可以成功;而后者，并非指向民主，而是指向那些可以运用民主的政治实体，而在这一点上，政治实体的建构却与民主并无关系。“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走向，就是紧紧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而远东的政治格局又是二战和冷战的产物。
假如我们将科学的维度放置一边，在49年之后，民主，究竟实现了没有?完全取决于判断人的立场，但是，要说49年的中国是否解决了一系列历史遗留的问题，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家建构问题，答案是否定的。问题会被搁置，直到压力减弱时浮出水面。
如果说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曾经出现过将近十年的启蒙运动，我倒觉得，这个启蒙更接近“启蒙”的西语原义，它是一种从蒙昧中走出的动作，无论今天我们怎么看待那场启蒙运动，不得不说，它在其可能的向度上，为八九十年代，甚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确立了一种文化氛围，虽然，从九十年代开始，这种氛围开始消退，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时，这一氛围已经不复存在。
说启蒙的氛围已经消失，并不一定表示启蒙的失败，事实来看，开放政策以及网络的普及，在很大程度上接替了曾经启蒙的工作，甚至做得更好，在这个意义上，启蒙并未终结，而是在继续;而在另外一个方面，曾经抑制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我们比曾经任何时候更需要一种健全的认知，而这又取决于启蒙的进展。
在我看来，这一开始于百年前的汉语启蒙运动，如果说有什么可以称之为成果的地方，那就是，主流话语已经不认为今天是一个启蒙的时代了——虽然，对于历史它依旧坚持着意识形态的说辞;我不在意汉语的启蒙运动究竟中断了多久或是它是否有一个确凿的历史起点，在一个不承认需要启蒙的时代，正是启蒙开始的时机。而启蒙也不再与国家、社会或主义之类的宏大叙事相关，启蒙，应该成为个人自我完善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我们已经失去故乡的流放中……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