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水:莫言:文学与体制的双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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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获诺奖,事实上演绎为国家象征和政治文化事件,它对中国大陆政治文化生态、尤其是对社会大众的启发,将远远超越诺奖和文学本身,权且称为“莫言现象”。作为诺奖带动的世界级作家,其作品和身份,在现实中国最终都要重新接受人类良知和普世价值的审视。文学是文化或文明的载体、“政治是文化的产物”,这是常识。将莫言获奖,单纯从诺委会(西方)或中国现实,以文学或政治角度分析,恐有失偏颇。对莫言以文学呈现的国家政治特征,却不能放弃警觉。“莫言现象”作为重大文化政治事件,探讨还不充分。

笔者对莫言及其作品有如此认可:从农村到城市、从辍学少年到作家的奋斗背景;身在中共权力体制内但非政治人物;作品具有独特语言、丰富想象力和文本创新。

“文学中国”无法替代“现实中国”

在狱中看过莫言《红高粱》短篇和其最具代表性的《丰乳肥臀》,获奖后集中浏览了《天堂蒜薹之歌》和《蛙》,时被故事情节打动。记得狱中例行安检时,法制科长在我的储藏箱中翻出《丰乳肥臀》,说是黄色小说要没收,我费口舌解释:它离黄色书籍远着哩!这本盗版书是出狱难友留下的,这次躲过安检。我出狱时,连同难友留下的几十本书籍,全都转送其他尚在狱中的朋友。几个月后,有难友出狱,他告诉我,《丰乳肥臀》在安检时最终被没收。

就文学审美而言,可用低俗概括莫言作品,他就是作家界的赵本山—一被极度压抑的农耕文化表露的粗野、狡黠和恣肆,以及对世俗大众的刻意迎合和写作的利益驱动,而无作家作为社会人的道德担当,和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仅举《丰乳肥臀》两情节:1,日寇边在村庄杀戮,日军军医边给村中孕妇接生;母亲与教堂外籍牧师通奸产下混血儿,常被丈夫变态殴打下体,再与养蜂人等等在野外苟合产子。

莫言距离一个具备现实和人道情怀的作家尚远。其魔幻现实主义写作,恰恰借用《聊斋志异》民间逸闻外衣,遮蔽了历史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中国真相。文学想象伤害了文学真实;文学虚构替代了历史真相。莫言笔下虚构的三年大饥荒、计划生育情节,不及真实的百分之一。文学想象和虚构,与真实社会相比,总是遮蔽了许多可见可存的具象。读者光凭虚构的“高密东北乡”和一个个作品主角“我爷爷”“我奶奶”“我母亲”“我姑姑”……无法与现实存在的地域和真实人物衔接起来,进而产生真实感;并且后人们会认为,小说家虚构的历史事件不能当真,当然也不曾发生,进而一笑而过,中国人不都是如此被虚假历史洗脑的吗。

每个成年中国人都明白,1949年后的“现实中国”远比莫言的“文学中国”恐怖与苦难。对应于个人、家庭(家族)、村庄、城市,迄今不为人知而汇集的事件和人物,浩如烟海。因此说,莫言虚构文学带给世界的最大一个坏处是:非中文读者,读莫言的作品,会错以为那就是真实的中国,丑陋专制的中国会被淡化。那些高度褒扬莫言小说的外国评价者,正是混淆了最为关键的真实与虚构的分界线,错把虚构当真实,才给莫言作品贴上对抗、揭露和尖锐的溢美标签。

笔者并非全部否定文学虚构与想象本身,而是意在说明:非虚构的纪实和见证文学远比虚构文学,在当下中国更能承载和复原历史;非虚构文学在专制政治文化上,尚承担着反洗脑、反奴化和反愚昧的功能,而虚构文学只能带来愚化和遗忘。德国汉学家顾彬评价莫言作品“没有思想”,相当中肯。文学表达的历史和现实血淋淋的“中国记忆”,只是多样文化手段的一种,有其局限性。电影、音乐和绘画等艺术形式,具有不弱于文学的感染力、记述性和传播力。

依存体制的既得利益者

莫言从农民到国家级作协副主席、从读小学开除到著名作家。平心而论,农民和低学历都不是问题,相反,在普通中国人眼里,莫言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从社会最底层起步的成功者。但是,莫言同时存在体制和党派身份:中共党员、解放军军官、作协副主席、艺术研究院文学院长,这些身份都是由纳税人供养,或者带有体制政治色彩。

诺奖委员会可以标榜“文学与政治”无关,却不能无视政治体制带给莫言创作的优渥条件——领取官员月薪、军队配给住房、出访讲学机会、政府包管医疗和养老。莫言全面拥抱专制体制,才能够尽享以上生活便利。难道他写出大量作品,跟生存无忧无关?这应该是一个基本判断。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英格伦德评价:“他并非一名政治异见分子。我认为,他更像是一名身在体制内部的体制批判人士。”莫言是否批判体制,显然被诺委会夸大和误读。批判体制也可以是为了让现体制变得更加稳固、持久,而非推翻之,二者有区别。

莫言在获奖当晚面对媒体宣称“这是一个自由发言的时代。”再联系以前在法兰克福书展退会、回避评价刘晓波获奖、抄写毛泽东“延安讲话”等,他拥护专制的政治立场已足够鲜明。再远推至1989年5月,王蓉芬撰文介绍当时在总参当军官的莫言,与她等人参与对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的声援和救助;二次见面是2009年在法兰克福看到退会的莫言。莫言面对屠杀的恐惧和现实利益“吃饱饭”的吸引,逐渐与邪恶者站在一起,成为既得利益者。她不由感慨“20年把一个热血青年磨成了左右逢源的老滑头。”

同样作为中国作家,写作机会不平等。中国文学或者说华语文学,无法绕开中国异议作家群体,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良心”。因着莫言获奖,他们将面临自生自灭的双重边缘化——他们的作品被中国大陆屏蔽、因被莫言遮蔽将被世界淡忘。右派作家、文革作家,近年的杨天水、陈卫、刘贤斌、陈西、刘晓波等等,因为写作被重判10年以上。笔者20多年来,先后六次“因言获罪”遭致陷狱、羁押,被限制出境出国,基本生存几乎被窒息。如果认可莫言是批判体制者,那么如何评价这些人?在对等写作、出版待遇下,他们将自己遭遇的政治迫害写出来,抛开文学才华,难道不如莫言虚构小说有份量。一些异议人士,本身就是政治恐怖牺牲品和受害者,却祝贺莫言获奖,不可理喻。

莫言之所以被西方普遍认可为批判体制的写作者,但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并不认可这种判定——中国社会的政治残暴、道德败坏和价值混乱,非文学所能表达。也并非莫言的虚构小说多有份量,而是对包括网络异议言论的严酷打压,才让他有机会被诺委会拣选。廖亦武与莫言是同时代作家,1980年代与莫言几乎同时成名,他们的笔端呈现截然不同的两个中国。如果真是“一个自由发言的时代”,廖亦武纪实作品在大陆能够公开出版发行,莫言虚构小说的读者群体将被严重分化。有意无意淡化莫言的体制和政治身份,其实掩盖的是中国大陆“因言治罪”的残酷现实;许多公众不敢面对事实真相而故意麻醉自己,许多人看不清这一点。

莫言从不隐瞒自己“智慧的生存”诀窍——这种为文处事方式被不少国人赞赏。闻讯获得诺奖,他宣称“是文学的胜利,而不是政治正确的胜利”,极力撇清文学与政治勾连;面对质疑和批评,他辩解自己写作“也是顶着巨大的风险、冒着巨大的压力”;当他反击批判者时称“(一些人)本身也是共产党员,本身也在体制内工作,有的甚至在体制内获得了很大的好处”,又在暗示自己的政治清白;当他为“自由发言”和出版自由辩解,并表示不为抄写“延安讲话”而愧疚时,就是一个标准的铁杆中共官员。

诺奖及国人实用主义

诺委会并非十全十美。一个实例是,写作《撒旦的诗篇》作者拉什迪,曾被伊斯兰狂热分子追杀,18名终身诺文委其中3位委员,因诺文委不同意发表声明声援拉什迪而退出,以示抗议,今届评委实为15位。

诺奖此番青睐莫言,似乎是在提醒:不主动作恶的写作者,可以获得奖励和世界声誉。细细思量,这与西方国家向中国大陆贪官敞开门户,获取投资,道理上是一样的:纵容中国权贵,消费普通百姓。就获奖而言,莫言是被选择的,但难以排除诺委会“讨好中国”的内在动机。与此前颁奖给达赖喇嘛、高行健和刘晓波等异议人士,挪威遭受中国政府冷遇,寻找一种平衡和补偿。也不排除诺奖评委只在乎依靠作者扩大自身影响力,而忘乎其余。

不能说莫言获奖,一无是处,至少为检验中国人德行,提供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从来没有一个中国诺奖得主获得如此广泛关注和分歧。专制权力精准到可将文学奖赏瞬间转换为现实政绩,标榜获奖是“国富民强”的体现。不同社会位置和生存境遇的人,对莫言获奖有完全不同的解读,几乎都与文学本身无关。“屁股决定大脑”在这次文学政治事件中再次呈现,实用主义打通了文学与政治界限。褒扬或贬低莫言的程度,与他们跟体制的距离相关。为了面子和所谓集体尊严,会放弃是非观和价值判断,这其实表明的是一种农业社会的原始生命观和存在感。

文学,或者说获得诺奖的莫言,的确具有巨大的魔幻效果。唤起人们自觉地超越政治立场与个人思维,站在国家与民族立场,不吝送上褒扬。但是,他们习惯性遗忘一个基本事实:这个国家没有言论自由,自己就是政治牺牲品和受害者。在关乎所谓国家与民族尊严时,他们具有这种能力:自我放弃独立思考和批判权利,并且具有将文学艺术价值与自我现实利益对接的能力。

在一个民主国家或社会,文学与政治分离,作家无官方身份,政府更不会豢养作家,皆属正常——制度规则和职业操守保障了各自边界和文学专业的纯粹性。但在专制中国,现实社会本就是政治的组成部分——如果将文学与政治分离,就无从准确解读作品呈现的社会和人性;如果将作家与政治身份剥离,将压低作家作为“人类良心”的标准。

2012年10月23日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0期2012年10月19日—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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