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人道，作为制度内核
作为重大国际政治事件的苏联解体暨冷战结束，其外部因素是美国联合中国施压。这是定论也是事实。然而，对这样一个重大国际政治事件，中国（狭义为中共）是不愿承认它是和平演变的结果，宁肯不提自己对冷战结束的贡献。相反，自从苏联解体暨苏共失去政权后，中共还以苏共的“亡党”为教训来砥砺自己的成员，比如坚持正确方向的舆论管控，再比如重温传统革命精神而与社会底层（所谓群众）加强政治情感的沟通。如果以中共内部的派别论之，左派显然愿意加强舆论控制，并力称苏共亡党原因之一是“舆论失控”【注一】；右派则对苏联制度进行全面批判，以至于追溯列宁主义的恶政治起源【注二】而不是专让斯大林承担一切后果；中间派（习近平明显是这样的人）则认为从恢复“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做起，可以避免政治改革的不确定性后果。不确定后果之一就是像前苏联那样，改革最终脱离了发起者的控制。
然而，人们很少认识到苏联本身是有演进动力的。并且，此种演进对中国也即中共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以至于今日中共“以人为本”的政治哲学主张【注三】逻辑地承袭了后斯大林时代的“人道主义”（尚未正式形成“人道社会主义”概念）。在中苏关系密切的年代，中国人给自己订出社会目标：“苏联老大哥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既是预言也是谶言，至少今日中共“以人为本”的政治哲学主张是前苏联“人道社会主义”的一个摹本。
苏联为什么会出现“人道社会主义”政治哲学以致人道主义最后取代了社会主义，政治与历史研究者拟经纷纭。但有一点不容置疑，即从机会主义原则出发，“人道社会主义”显然可以缓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机器学说造成的残酷社会后果。尽管马列主义宣称国家机器及国家本身最终会消失，但在他们那里，建立一个理想社会需要强大且残暴的国家机器是不可避免。在苏共综合了马克思恐怖主义（从革命恐怖到国家恐怖）与本土科学成果之后，终于导致了一个以人民为敌的“人民政权”的合法化。在“人民政权”合法化之后，巴甫洛夫科学成果全面在人的研究而不是动物研究领域展开，并影响了毛主义中国与红色高棉等社会主义政权，大饥荒与大屠杀也成为社会主义政权的无形资产。没有这两项无形资产，社会主义政权不可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造成“自己不是人”的深刻观念。个人成为整个庞大社会机器而不是国家机器里的一个不足为道的小零件，统治集团（党）的任何一个个体从理论上讲，也不过大厦里建筑过程中的一块砖。在中国，曾经的经典话句是：“我是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而至今仍未被弃置的雷锋精神绝不是因其具有服务社会的意义仍被不时推崇，本质上，这种精神是“螺丝钉比喻”，即个人是庞大社会机器上的小零件。好一些的，可能成了国家机器上的小零件。雷锋精神是反人道性的苏联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结晶，也是“人民政权”以人民为敌的政治哲学本质。
一、社会主义的“发达”愿望
苏共二十大（一九五六）揭露斯大林主义的罪行，固然为人道的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出现提供了契机，但是，通俗地称为“秘密报告”的赫鲁晓夫政治报告确实是一个机会主义作品。秘密报告在强烈批判斯大林主义的同时，又高呼恢复列宁主义【注四】。这种机会主义表演或曰似而非的政治论断为苏联社会留下了道德难题，即一切人道主义讨论必须在不否定列宁主义的条件下方能进行，或者借由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追溯而重塑列宁主义，但这造成新理论创造人的不诚实乃至于以后的改革派阴谋盛行。阴谋盛行固有俄罗斯历史传统中的拜占庭政治遗传，但阴谋或权术作为改革的必要手段是须臾不可离开的。中国左派理论家对阴谋和权术下的马克思主义苏联境遇如此总结：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苏联哲学一步一步地告别了马克思主义以及“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脱离马克思主义”，“苏联哲学就是这样一步步地实现了人道主义化”【注五】。这样的总结实际上是对曾任苏联和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的哲学家斯密焦学术评论观点的转述。斯宾焦称：“在苏联七十至八十年代的科学哲学研究中，能发现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思想，其中也包括虽然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提出但源于非马克思主义学派（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的思想。”【注六】仍在思想领域，为了正当目的而使用的阴谋或权术，可称之为“雅术”。这是非常中国化的略缩语，此前也没人使用过，它指前苏联改革暨新思维设计师雅科夫列夫的政治权术。而他的正当目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自己能够搬掉旧制度这块大石头”（为此而自豪），中国左派理论家事后总结说“他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在时机未到之前绝不暴露他的真实意图”。这种评价较为贴切，更可以引用“雅术”的点睛语以证之，是为“可以在讲真话的时候撒谎，在可以骗人的同时讲真话”【注七】。
赫鲁晓夫的机会主义政治为和平演变留下巨大的空间，演变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取得是以完全消除马列主义在俄罗斯社会当中的影响为标志的。或曰：之于苏联社会转型的内部基础是人民去列宁化的愿望，“雅术”产生于苏联的改革时代是最好不过的证明。即便不说改革时期的“雅术”，仅看赫鲁晓夫机会主义政治之后的苏联，勃列日涅夫虽然建立了一个完全特务统治的社会治理体系，但仍无法否认人道主义的影响。而且，为了说明自己的整合能力，他发明了“发达社会主义”政治概念，因此，仍然带有反人性的苏联政治往世俗性靠拢了一些。也许十分矛盾，一方面特务统治极致化，因此加重了制度的非人性成份；另一方面，“发达社会主义”的自我贴金迫使统治集团不得不在民生方面做出显著改善，否则，就无以抗拒西方社会消费文化的影响，哪怕这种抗拒只是很小的心理安慰。
在中国改革派学者眼里乃至于全世界关于苏联政治的研究者那里，勃列日期涅夫是僵化的代名词，但是这有很大偏差的定性。首先，他在政治哲学上继承了赫鲁晓夫的人道主义，比如“一切了为人，为了人的幸福，是我们党的活动准则”【注八】；其次，他放弃了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急进的社会目标（一九六七），而将苏联社会性质固定在“发达社会主义”阶段，这个阶段是“共产主义发展链条中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注九】；再有，人道主义与“发达社会主义”作为系统化而投机性日益减的政治哲学导致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的出现，包括贪腐正常化的官僚阶层以及持有不同政见者群体。对于最后一项中贪腐正常化问题，系统研究俄罗斯历史的学者说：“人们认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实施了一项慷慨政策，既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又满足了大多数人对日益增长的福利需求，这是国内政治的核心，也是政权稳定的观念。”【注十】
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确实提高了全民福利，尽管他没有声称此为改革。从日后中国的邓小平改革那里也可以看得出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质上是“发过社会主义”的摹本。在策略上更成熟，与当时（一九八七）的合作伙伴赵紫阳一起在党内宣布“高级阶段可以拖到一百年之后”【注十一】。中共的一九八七是苏共一九六七的改写或曰改进。因此，可以说，邓小平的改革思路并非只来自于对西方考察的感触，也在关注苏联社会的演变中获得了灵感。他与美国合作对苏联施压并没想到结果是苏联解体暨苏共崩亡，只是缓解东方阵营分裂后苏联给中国造成的战略压力（如驻军于蒙古）。因此，他一方面继续与美国保持合作，另一方面要在国内强调防止和平演变。具有改革性质的“发达社会主义”是苏联内部演变的结果，邓小平的改革是中国内部演变的结果。如果说一九六七年的苏联“发达社会主义”是当时中国的一个巨大外部刺激，那么，反过来，一九八七年的中国“初级阶段（一百年）”之明显经济改革取向则是苏联的一个巨大外部刺激。一九八七年的刺激是导致两年后的戈尔巴乔夫中国之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软化或西化：胡耀邦与赵紫阳的再尝试
中国体制外的观察家们往往把江泽民与勃列日涅夫做类比【注十二】，尤其是政治灰暗、官僚主义、行贿受贿诸负面的类比，但事实是只有“邓小平加上江泽民才等于勃列日涅夫”。江泽民的“闷声发大财”主张虽然只是个比喻【注十三】，即教训记者也是新闻界尽管做捞取经济利益的事情而没必要介入政治太深，但在其政治治理的时代，以政治权力与商业强势相结合为特征的社会特色（俗称官商勾结）确实是勃列日涅夫式经济绩效的反映。正像后来的邓小平想削弱而不是搞垮苏联一样，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意想不到的后果是国内异议由体制内而体制外的规模性兴起。为了对付这个体制内主动演变的体制外副产品，勃列日涅夫采取了极致化的特务统治，而这一点又为江泽民政治所效法，以至于延伸至胡锦涛时代。最难以让体制内知识精英接受的是在二〇〇八年的北京奥运会结束后，举国体制下的安保模式成功终使“维稳新政”取代了“胡温新政”。四年后，薄熙来看似突然的政治倒台恰是“胡温新政”反击“维稳新政”的结果。因为若不反击，在中共十八时出掌“维稳新政”实权的薄熙来肯定会发动第二次“文革”。
从赫鲁晓夫的人道社会主义到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从邓小平“初级阶段一百年”到江泽民的“闷声发大财”，在内部演变过程中产生异议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异议的发起是在体制内，而后才是体制外。体制内产生异议力量不是西方（美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至少不是直接的结果，而是源于知识分子本身的启蒙天职。在戈尔巴乔夫政治时期，起重要作用的那些六十年代已有政治积累的改革派【注十四】虽然未具典型的异议的特征，但其受益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人道主义是毫无疑问的。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个类型的人都是按“共产主义新人标准”培养的。“共产主义新人”的最重要标准是接受“发达社会主义”理论。
在中国，时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所出现的异议也是起自体制内，其情形是“近几年来，思想文化界有一些人借改革、开放之机，发表各种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使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在一些地方泛滥开来”【注十五】。由于当时（一九八七）的实际掌权者邓小平认为“这种情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注十六】，因此，中共在党内开展了整肃运动，直接后果是总书记胡耀邦下台。邓小平发动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其政治技巧仍来自苏共，或者说苏共的党内整肃策略深刻地影响了中共。胡耀邦成了中国版的马林科夫，尽管两人的政治方向没有共同之处；共同之处在于通过内部准政变的形式之逼迫，二人均程序化地交出了权力【注十七】。胡耀邦的下台，对社会公布，称之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同志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注十八】。众所周知，“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中共内部演变运动并未因胡耀邦被迫辞职而终止，相反，它在胡耀邦下台后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体制外抗议运动。到一九八九年六月初，邓小平决定采取军事镇压行动（这在威权主义政治里面并不鲜见），更迫使良心政治家赵紫阳辞去总书记职务。赵紫阳被指为支持动乱【注十九】，逻辑地指向对过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纵容。
中共两位总书记（党首）在两年半的时间内相继倒台显然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其党史意义远超过了苏共的情况：马林科夫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彻底失去权力，夺取了他的党首职务的赫鲁晓夫在一九六四年十月被解职，其间隔了七年多时间。不管胡赵二人的相继倒台在何种程度上证明了邓小平的威权不可动摇，邓小平实质上也是个演变的推进者。这由三方面来说明。其一是，他是中共内部最强劲也最初始的演变人物刘少奇的政治衣钵继承人；其二，毛泽东为了地缘政治利益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也主动地进入了演变者的角色，而邓小平主导的中美建交不过是毛泽东版演变的逻辑结果；其三，邓小平的“经济自由、政治独裁”改革模式实质性地接近了美国（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一项主要指标。
刘少奇的和平演变思路是用儒家学说软化共产党的暴力性质，在他失败之后，林彪又继承了这个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发起的“批林批孔”运动是针对其夫人江青的政治障碍周恩来的，毋宁说那个运动是“批林批孔兼批刘”，即对刘少奇借助苏联力量的国内演变进行力所能及的清算。软化共产党暴力性质的公开文件是一本小册子，名曰《论共产党人的修养》。最初写成于抗日战争时期，至中共建政前夕的一九四九年八月，出了修订第一版。至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做了第二次修订并在中共最高理论党刊《求是》杂志一九六二年第十五、十六两期连续发表【注二十】。
一九六二年，苏共与中共的关系已经十分紧张，为了给中共予以政治道德方面的打击，莫斯科发起了一场纪念中国儒家创造人孔子（并批判秦始皇）的政治伦理运动，并且前中共党首、最重的异议流亡人士王明参与了这一运动【注二十一】。也因此，在刘少奇日后倒台后，对刘少奇的具体指责有曰：“一九六二年，配合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华大合唱，刘少奇再度修改抛出黑《修养》，继续发挥尊孔思想，不厌其烦大段大段地引用孔子、孟子原话，而在引用列宁论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段斗争的两段语录时，却有意地删去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字样及有关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的论述！”【注二十二】
三、策略家陷入罪恶
对毛刘矛盾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定论几为中外研究者一致认同，但苏联演变因素对中国演变的影响而成为该运动爆发的重要原因却没有人（在本书之前）认识到。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及其整个派系显然是苏联所指认的“健康力量”，而该种“健康力量”应该是苏联有意使之取代毛的政治准备。因此，在批判苏共的行为时，中共的权威媒体说：“苏修如此放肆地吹捧孔孟儒家，当然不是为了好玩，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反华、反共、反革命，为了支持刘少奇、林彪这些现代中国孔夫子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为了在中国找到追随苏修的‘健康力量’，说出苏修‘决定性的话’，变社会主义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注二十三】苏共有可能使用入侵方式支持中共“健康”力量上台，是毛泽东深为忌惮之事【注二十四】。果如此，不但其与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暨冷战的东方阵营领袖无望，而且很可能像中国历史上五代晋政权的晋出帝石重贵以及北宋的徽钦二帝（赵佶赵桓父子）一样，被北方的军事强国掳走。这对熟读中国历史典籍的毛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事实。但是，在赫鲁晓夫仍掌握苏联党政大权的时候，毛对中共内部的“健康力量”也奈何不得。只是到了一九六四年十月，苏共内部政变，赫鲁晓夫被迫下台，毛才有了整肃“健康力量”的机会。更为微妙的是，远在台湾的蒋介石对毛反击刘也表示认可。蒋认为刘代表苏联利益，毛清除刘使中国免于苏联的直接控制，并使台湾受到的威胁减弱【注二十五】。
在中国大陆，人们更愿意按历史图式来理解毛刘的权争，甚至很少同情刘的失败而对毛深谙帝王权术发出文化性崇敬。其实，自中共建政之后，内部权力秩序的任何一次剧烈变化都与国际政治环境有关。林彪是比刘少奇更明显的亲苏派，因此，中美关系一旦缓和就会使其丧失所居的地位。中共党史所描述的“设否国家主席”毛林之争是个伪命题，至少是没有考虑国际因素的不完全判断。在中共的内部演变中，毛因赫鲁晓夫倒台这一重大外部因素而占据有利地位。为了使自己的权力得到稳固，尤其不重复石重贵及赵佶赵桓父子的历史悲剧，毛的演变策略之首选就是与美国缓和关系。在今已众所周知的一九七一年辛基格秘密访华之前，中美于一九六九年七月就在东方阵营国家罗马尼亚的首都布加勒斯特有了接触【注二十六】。
历史如此吊诡：从赫鲁晓夫倒台到刘少奇被彻底打倒（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历时四年；而从中美布加勒斯特秘谈到林彪被迫出逃（一九七一年九月），历时两年多一点。换言之，毛泽东主导的以清除儒家式软化政权暴力性的演变政治进程一直再加速运行。在演变权力的争夺中，毛获胜，而最终的荣誉却归诸邓小平。邓小平是个精明的策略家。一方面，他继承了刘少奇软化政权暴力性质的衣钵，尽管他没提儒家的文化地位问题；但他从意识形态上结束了来自苏联的阶级斗争传统，同时又引进了或曰改版了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另一方面，邓将毛与美国缓和的策略执行下去以至于一九七九年双方正式建交，由于有此基于毛远苏亲美演变的国际战略方面的巨大收获，邓不可能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面批判那样完全否定毛。当然，这里无意对邓给予过誉之词，而且在他主导的演变中他陷入了巨大矛盾之后，又重操毛的斗争策略而牺牲了无辜的胡赵，乃至于下令天安门广场开枪，都是自作的历史罪恶。
结语：邓小平之后的“维持会”
说邓小平陷入了演变过程的巨大矛盾绝非牵强，并且此种矛盾背后有重要的国际因素。美国的限制性接触战略没有变化，在遏制前提下促动中国和平演变是其全球战略构想的重中之重。用“国家利益”来描述之已然乏力，准确地说，此为美国道德焦虑的核心。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初期，美国给予了最大可能的意识形态让步，以至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生“六四事件”之前根本不谈人权问题，正如美乔治·梅森大学的一位学者所言：“邓小平自一九七八年起大力推动经济改革，对外实行开放政策，西方在八十年代对邓与中国的良好印象基本压住了西方媒体关于人权状况的负面报道。”【注二十七】
美国（西方）的人权指向确实有交易性质，对邓时代一九八九年之前绝少批评是中共与美国联手削弱苏联的正当报偿，也中共帮助美国实施和平演变的一个有力证明。然而，在面临外部演变因素所起的作用确有超过内部演变的迹象时，邓小平难住了，陷入了矛盾之中，按西方（美国）路线走下去无疑是背弃了自己革命的初始目标（最终埋葬资本主义制度）；不按西方路线走下去即全面拒绝和平演变不仅要折掉他从勃列日涅夫“发达社会主义”那里套取的无形资产，而且还会与使中共与人民的“生活信仰”产生对立并长期下去。作为精明的策略家邓不会解决这样的问题，因此，对一九八九年的血腥事件他的日后说法是：“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注二十八】
演变，无论来自外部诱因还是产生于内部权力利益暨秩序变，它并没有停止下来。面对演变，在邓之后中国所有的顶尖级领导人都陷入了另一种矛盾，所谓维持会状态是也【注二十九】。这是因为中共在邓小平之后既无法产生邓那样的策略大师，也不可能有毛刘那样完全具有使用个人无形资产进行对决的人物，尽管这种对决的双方都会利用国际因素。也就是说，当邓退出历史舞台后，整个的中共政治其机会主义性质远在苏联的赫鲁晓夫之上。也由于“邓加江才等于勃”，在邓离开人世及江不得已经过隔代离开权力中心之后，没有机会主义也就没有政治生存的可能。不要讥笑勃列日涅夫，中共已经不可能再出现勃列日涅夫那样的策略大师，因为他确实比邓小平的智谋高出许多。而仅就苏共自身的变化而言，对和平演变的贡献，勃列日涅夫是在赫鲁晓夫与戈尔巴乔夫之上的。
注释部分：
[一]参见唐修哲、孙润玉著《岁月有痕——从苏联到俄罗斯亲历》，第二百一十八至二百二十三页（该书第四部第六章的一个附件〈舆论失控〉）；唐孙著版本：东方出版社，二〇〇八。此外，中共最高理论党刊《求是》杂志于二〇一〇年第二十一期（十一月初）发表了署名赵强的文章《舆论失控：苏联解体的催化剂》。
[二]参见两份严谨的政治学文献：（一）讲「历史上第一次国家政权对人性的大规模改造」即按巴甫洛夫理论将人改造成政权零件的列宁主义政治实践，是为程映虹文章《革命政权如何「塑造新人」，载于《炎黄春秋》二〇一二年第一期；（二）讲红色恐怖塑造社会秩序的残酷行为指向，是为闻一文章《契卡与「红色恐怖」结合》，同前刊二〇一三年第六期。
[三]「以人为本」是胡锦涛政治的一个经典口号，也是其个人比前任江泽民有较好民众评论的重要原因。但从发生学上来看，这个颇具机会主义性质的政治口号在中国最初导源于现实的就业压力，也即国企改革失败的社会后果。可参见《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各卷单另页码），第五百〇四至五百一十三页（「<就业是民生之本>，二〇〇二年九月十二日）；江著版本：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
[四]参见[意]维•维达利《「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日记》（汉译本，王德树译），第二百二十五至二百九十六页〈该书附录：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王译版本：东方出版社，二〇〇六。在报告的结尾，赫氏说：「我们绝对确信，我们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历史性决义武装起来的党必将领导苏联人民沿着列宁主义的道路去争取新的胜利。」美国国务院一九五六年六月四日的译文还记有现场情形，[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还有「我们党的旗帜——列宁主义万岁！」，以及[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最后转为欢呼、全体起立] 。
[五]和[六]参见曹长盛、张捷、樊建新主编《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第三十二页；曹张樊编版本：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四。
[七]同[五]，第四百六十六页。
[八]同[五]，第一百六十六页。
[九]同[五]，第一百〇三页。
[十]参见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与马克•斯坦伯格著《俄罗斯史》（汉译本，杨烨、卿文辉主译），第五百二十五页；杨卿主译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七。
[十一]参见傅高义（Ezra F•Vogel）著《邓小平时代》（汉译本，冯克利译），第四百五十五页；冯译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一三（源自香港中文大学，二〇一二）。
[十二]比如香港《开放》杂志在一九九七年第十一期曾做过一个名为「中国将进入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专题。「勃氏停滞」由前苏联文学家巴特金给出特征描述：一、统治灰暗；二、平淡无奇；三、萧条停滞；四、行贿受贿；五、官僚主义。
[十三]参见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著《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汉译本，谈峥、于海江等译），第三百五十一页；谈于等译版本：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二〇〇五。
[十四]同[五]，第六十四页，具体指在一九八五年苏联改革时五十岁上下的高级官员当中具有两个特征的人：其一，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受过大学教育；其二，在六十年代的人道主义氛围中成熟起来，即仕途或学问有了一定的起色。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即其中一员，至少她有两位同学（弗罗洛夫与马马尔达什维利）成为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体制内异议分子，尽管两人并不具备非常突出的异议特征。
[十五]与[十六]参见《人民日报》一九八七年年元旦献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搞好改革开放的根本保证》。
[十七]马林科夫最初被迫辞去的职务是部长会议主席（相当于中国国务院总理），时在一九五五年二月。至一九五七年六月，被取消中央委员与中央主席团委员资格；一九六一年七月，苏共二十二大时，被开除出党。一九八八年一月，善终，享年八十六岁。就个人际遇而言，好于中国的胡耀邦，也比赫鲁晓夫（享年七十一岁）晚死十七年。此外，马林科夫在斯大林去世（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后接任苏共第一书记，但不到十天就被迫放弃（仍任部长会议主席），以至于苏共党的最高职务空缺了半年的时间。一九五三年九月，由赫鲁晓夫出任。可参见赫鲁晓夫著《赫鲁晓夫回忆录》（汉译本，译自英文版，张岱云、王长荣、陆宗荣、潘绪年、关可光等译），第四百九十四至四百九十七页〈评价语。但评价文字非出自赫鲁晓夫本人，而是英文出版者英国安德烈•多伊奇出版公司编辑加注的〉；张王陆潘关等译版本：东方出版社，一九八八。
[十八]参见《人民日报》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
[十九]参见新华社一九八九年七月六日电稿，《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报告人：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六月三十日）。指责赵紫阳支持动乱是该报告（共八部分）的第四部分，小标题〈赵紫阳同志「五四」讲话是动乱升级的转折点〉。涉及该报告的及另外一个重要文件的评价，可参见我的文章《「四•二六社论」回眸》，载于香港《争鸣》杂志二〇一三年六月号。
[二十]当今可见到的最普遍版本是一九八〇年三月由人民出版社根据一九六二年九月版的重印版。
[二十一]参见未署名小册子《林彪是现代中国的孔子》，第三十八页；未署名小册子版本：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四。其源资料来源分别是《解放日报》（上海，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六、二十七与二十九日）、《文汇报》（上海，一月四、八日）、《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一期）。
[二十二]同[二十一]，第四十一页（该段，第三十九至四十一页，小标题〈刘少奇的《修养》与尊孔〉）。
[二十三]同[二十一]，第四十六页（该段，第四十四至四十七页，小标题〈孔子亡灵在莫斯科招摇过市〉）。
[二十四]据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一九一七至一九九一年中苏若干关系问题再探讨》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一一）第三百八十页所载：毛在多次会见外宾时询问「赫鲁晓夫会不会找我们」的问题，并设想赫氏可能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以及内蒙。
[二十五]据[美]陶涵（Jay Taylor）著《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一书（林添贵译，中信出版社，二〇一二）所载：「蒋试着想象毛若下台，继承人可能会来找他。但是，他担心，更可能的是，由刘少奇或其他温和派领导的反毛势力若是得胜，会恢复中苏同盟，因此对国民党及蒋的地位构成比毛更大的威胁。」（第四百五十四页）
[二十六]同[二十五]，第四百六十一页。
[二十七]参见万明文章《人权问题：本质上的边缘化和形式化》，载于郝雨凡、张冬燕主编《限制性接触：布什政府对华政策走向》一书，第三百九十三至四百一十九页（具体在第三百九十六页）；郝张主编版本：新华出版社，二〇〇一。
[二十八]同[十九]，陈希同在引用邓的这段话时省略了「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之结尾。邓的全面说法见于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可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各卷单另页码），第三百〇二至三百〇八页（具体在第三百〇二页）；邓著版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
[二十九]关于中共的「维持会政治」，可参见香港《动向》杂志二〇一三年七月号文章《党风整顿大背景揭秘——谁是最后一任「维持会长」？》（作者：燕友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