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时代

汪建辉的写作是一种值得尊敬的写作。这种写作区别于中国大陆正在流行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党文学和“私人化写作”的身体文学。汪建辉坚持的是一种文学自由独立写作。

只有把汪建辉的写作放在中国大陆的文学现状中来考察,才能更加凸现他的独立写作的意义。

在当代中国大陆,官方文学批评家认为,文学虽然失去了“轰动”效应,但依旧繁荣,为此他们还推出了一批歌颂共产党领导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家榜样。在官方强大的文化机器的鼓吹下,中国大陆出现了一大批从事类似写作的作家,他们通过塑造“改革模范”、“反腐英雄”来歌颂共产党的统治。这种写作已经走向了一种很严重的模式化,我们可以用一个公式来概括他们所有的写作的内容,那就是“道路曲折,前途光明”。除此之外,他们的作品无法带给我们其它更有趣的享受。

这种没有生命、奴婢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党文学却拥有中国大陆的大多数读者。经过20世纪那场毁灭性的革命(包括夺去无数人生命的战争和随之而来的残酷统治),共产党控制了中国大陆的每一个角落,它对个体的控制能力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独裁的王朝,它对大众的思想意识的控制尤其严厉。这种情形有点类似于美国大片《骇客帝国》中的“主体”,它控制了现实,一切都是真实的,但它同时也是虚假的,并不存在的一种模拟程序,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却浑然不觉,甚至觉得一切理所当然。我把这称作为“预先制作的现实”。这个“预先制作的现实”是由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大众传媒、学校教育、领导讲话、文艺作品等综合手段建构起来的庞大的幻觉世界,它和真实与真相无关,它的所有目的都是用来麻醉大众,维护共产党的极权统治。这了达到这个目的,共产党对中国的文化思想和伦理道德进行了肆无忌惮的破坏,建国后几乎关押了所有的知识分子,消灭了独立思想产生的可能。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活过来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成为了“思想植物人”。这似乎成为了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文化基因遗传了,在后极权主义时代的写作中,每个人都能自觉地过滤掉“有害思想”,使自己的写作能符合党母亲的要求,至少不触犯党母亲。经过五十多年的类似“冰川纪”的文化改造,在某种意义上说,共产党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大多数读者对由它扶持起来的、反文学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党文学的支持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今天的中国大陆,这类歌颂现实的文学作品的印数是庞大的,出版社常常为出现盗版而头疼。由于经常受到官方的表扬和获奖,许多作家都投身到这样的写作之中。他们不但包括官方餋养的体制内作家,还包括那些正努力成为“作家”的文学爱好者,甚至还有一些是生活在贫困底层的下岗工人、农民文学爱好者。我就曾遇到过一个这样的写作者,他是生活在一个贫困乡村小镇的小学教师,他写了上百万字的三部长篇小说,这些小说甚至比五六十年代的《艳阳天》、《创业史》这类小说更为恶劣,充满了对共产党的肉麻、露骨吹捧。他的这些小说当然也无法出版,官方出版社需要的是那些小说技术无懈可击,从头到脚做得都很顺溜的作品,因为它们更具有欺骗性,以便告诉人们:这就是文学。

中国作家现在生活在一个比八十年代中后期更为恶劣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中,共产党通常不会通过一部公开的法律、法规来干涉人们的创作自由,但却在暗地里通过一个又一个“通知”来限制人们的创作、出版、言论自由。这样做的好处是,它可以在国际上提高中国大陆的形象,而在事实上却扼杀了“非暴力不合作”的文学创作,从而实现“创作、出版自由”这一“预先制作的现实”。

除了“现实主义”党文学,共产党容忍并且鼓励了许多疏离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大量出现,这就是所谓的“私人化写作”的身体文学。

这是游离于官方文化体制之外的年轻作家们津津乐道的一种写作方式。这些作家利用有限的“创作自由”,无限制地进行身体经验写作,迷恋于男人的生殖器和女人的肉体,或者是灵魂腐烂的个人生活。这和索尔仁尼琴时代的苏联文学类似,“那些作家的作品,大多注重于表现个人对于周围环境的细微感受,但与此同时,对于今日的社会伤痕和疾病,却流露出一份彻底的漠不关心(索尔仁尼琴:《对新奇无休止的迷恋》)。”这种没有思想和灵魂、对残忍现实无所作为的文学,得到了官方的认同,因为它不能和现实构成冲突,相反和主流文学是一种共谋,共同扼杀文学走向真实。它可以继续引导读者的审美趣味沉睡在现实幻觉的冰河里,而不是让读者觉醒或惊恐。共产党并不欢迎任何一个清醒的个体,这不利于它的“稳定”。所以,这种私人化的身体写作在当代中国大陆文坛是可以与“现实主义”党文学并驾齐驱的另一种写作,因为它具有麻醉功能,同样得到了大众读者的欢迎,它们常常制造出畅销读物,并几乎占据了大多数官方文学刊物。这类在专制齿缝生存的作家,似乎更痛恨那些真正具有良知的独立写作的作家。他们自认为自己的写作是“回到文学自身的写作”,认为这种写作代表了目前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他们把否定一切理想和道德作为一种勇敢的表现。在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这些作家比官方还要嫉恨,他们甚至声称“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一个傻逼。”这些作家对这些粗鄙语言的喜爱也是他们的写作特征之一。

梳理当代中国大陆的文学创作,无疑是让人绝望的,文化上的专制、作家的投机,还有读者,经过几十年文化专制对文学的重构、管辖和改造,读者的阅读胃口只能适应肤浅的喜剧文本,他们不想拥有任何看到现实真相的痛苦。三者合力,把当代中国大陆文学拖进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党文学、电子网络化与身体文学的庸俗之中。

但我要指出的是,在当代中国大陆还存在着一批“第三种写作”的作家。他们以坚忍的态度,与现实毫不妥协。他们用写作质问现实,追求诗意的理想。这是一批拥有自由思想的独立写作的作家。流亡海外的作家马建认为,高尚的理想和诗意的理想,作家所具备的对知识的诚实,在大陆作家群里还不存在。大陆自由作家王心丽在谈到高行健时也认为“一个中国作家到国外去写作,只要能坚持下来,我以为会比在国内的写作更为纯粹的。国内的写作很难抵达那样一种纯粹的自由创作的境界,因为无论是发表或出版都会遭遇很多莫名其妙的限制。”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有点偏颇,前者是对中国独立作家的现实状况并不是太了解,后者也太绝对了。事实上,一些具有有机阅读背景、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进行真正写作,这不包括那种由知识分子作家发起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试验写作。试验写作在任何一个自由国家里都是一种值得赞赏的艺术探索行为,但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软弱无力,这种写作只能算是一种文学逃难行为,在逃难的人群中,我们是找不到英雄的。而我说的“第三种写作”的指向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见证这个时代,记录民族和个人的命运,尤其关切那些处在不幸与苦难之中的人们,他们用写作来证明自己的悲天悯人的崇高精神和道德理想,他们的灵魂在残忍的现实上空飘荡并为此忧心如焚。他们很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写作并不是为了目前的发表和出版,他们的意义在于,记录下所发生的这一切。这种写作当然和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地下写作没有区别,它们同样具有高尚的理想和人格力量。但由于共产党的铁幕统治(前不久又以“反垃圾邮件”为名屏蔽了九十家来自台湾的服务器),从而鲜为外人所知,但他们肯定存在着,并且默默地写作着,比如汪建辉。

推翻并建立

汪建辉曾给我讲过“文学的敌人”这个概念。他认为每一个人的写作都会有一个敌人,身体写作挑战的是男女关系,新写实面对的是犬儒式的小人物一地鸡毛的个人生活。汪建辉没有讲他的“文学的敌人”是什么。但我从他的小说中看得出来,他的“文学的敌人”是庞大和不可一世的,那就是“主流(官方)的文学史。”

在中国大陆的作家和批评家中,有一大批是被体制圈养起来的,他们拿工资,然后写作。这种写作到底能深入到生存事实深处多远,是非常可疑的。但他们掌握了话语权力,制造出大量虚假的作品,他们所作所为都是“反文学”的。目前的文学繁荣更像是一个假设、意象和幻想,是一个“主流(官方)的文学史”。这是意识形态对文学控制、重构和管辖的结果。

汪建辉的写作推翻了这种“主流(官方)的文学史”,他的写作拒绝接受官方钦定的“预先制作的现实”,拒绝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有违良知的讴歌,同时他也远离了在专制齿缝下以“私人化写作”面目出现的“回归文学本身的写作”。汪建辉的写作挑战“主流(官方)的文学史”,他用自己的写作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小说帝国:让文学来见证中华民族正在经受的苦难,让人性来说明一切。

我指的是这部长篇小说《中国地图》。这是一部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的小说,从共产党执政的一九四九年一直到现在。在这个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华民族经历了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的苦难和残酷,几千万的人民失去了生命,民族精英知识分子几乎全部被整肃。邓小平上台以后,虽然进行了一些经济改革,但在思想与文化上依旧是一种压制的政策。中华民族经历的苦难和残酷的悲剧真相要揭露出来仍然是艰难的。在共产党专制下生活的知识分子,始终无法摆脱恐惧感的追逐,这影响到他们进行独立写作的可能。反映二十世纪下半叶共产党中国现实的作品很多,也涉及到了“反右派”、“大跃进”、“文革”,甚至还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文学流派“伤痕文学”,有许多作家因此出名。但这些作品是在党母亲允许的尺度下进行反思,停留在现实的表层,作家的“自我审查”和“自我回避”也限制了这种写作深入追问下去。

汪建辉的《中国地图》则与此相反,它直接深入到了中国大陆历史与现实的冻土层之下。这个小说一开始“总览”中的一个标题就是“特务――1949~2000年◎中国◎一个人的一生”。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我们用人民的眼睛和耳朵来感受中国太久了,那么我们就用特务的目光来思考吧。这显然已经与“主流(官方)的文学史”写作拉开了距离,在中国现实语境中,“人民”已经成为一个虚假的代名词,“人民”的眼睛已经失明了。而作为对立面的“特务”则在民族狂欢中保持了难得的清醒。但在作者的这个长篇小说中,“特务”更像是一个象征符号,它见证中华民族所经历的苦难,但他同时也是中华民族自身的象征。“特务”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一生都有一个干番大事业的明确追求,后来猛然醒悟,他的理想和追求不过是一场虚无,是一场彻头彻尾自己人为的悲剧;但是一切已经太晚了,他已经没有机会和时间重新开始自己。他只能将错就错,为此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做赌注。这个人的一生,有点儿像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共产党中国目前正走在这样一条毫无希望和前途的道路上。“特务”更像是一个寓言中的人物,他的使命就是见证这个时代,在残酷的思想改造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廓清这个苦难时代的内质,把整个小说的美学帝国大厦建立起来。事实上,作者正是用“特务”这个人物,让他记录下了共产党中国所发生的真实的一切,土改、人民公社、反右、大跃进、文革、恢复高考、包产到户、严打、六四、邓小平南巡、三个代表等等,极其真实准确地还原了历史与现实。汪建辉写过很多小说,但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其最优秀的小说还是这个,在我看来,这是作者的一个创造。这部小说对历史与现实的描述,真实得惊心动魄,严峻得近乎残忍,但主人公对现实的观察始终是冷静的目光,不动声色的描述,具备这种定力的只有“特务”,而“特务”的目光是不会被疯狂的红色意识形态所左右的,他的经历给我们提供了可靠的见证。

但我更喜欢的是小说中的另外两个人物:新国和红英。这两个人物的经历是共产党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经历。作者利用这两个人物,把在共产党政治压制下的人性脆弱与内心恐惧揭示得淋漓尽致。新国是一个可以在文学史下留下来的人物形象。他本来是一个有着丰富情感的年轻人,渴望爱情,又十分敏感,并且曾经有过一次与村长的妻子、哥哥(特务)的情人——兰花花——私奔的经历,但政治运动却让他吓破了胆,在那个恐怖的现实中,他自愿把自己“精神阉割”,成为一个惶惶不可终日的“惊弓之鸟”。他对红英本来是有爱情的,也有肉体冲动,但在残酷现实面前,他却无力维护自己高贵的情感,他们的爱情在政治高压下反而成为一种龌龊、无聊、耻辱的现实。红英也是一个被改造得失去了自我的悲剧人物,但她和新国不同,她还是一个能意识到自己是个有尊严的个人,所以她想努力地掌握自己的命运,活得更有尊严一点,为此她不惜让自己的人性堕入黑暗之中。但这是徒劳的,政治魔魇在任何时候都对那些试图保持清醒的个体都是残酷和翻脸不认人的,她最后只能走向死亡。新国却能很幸福地生活下去。如果说,在政治高压年代,新国这是一种出于求生本能而被迫把自己变为“无脑人”的行为,那么在政治高压过去以后,他的所作所为则成为了一种习惯。我们在这里吃惊地看到了,个人是如何被政治魔魇毒害并被改造成行尸走肉的。新国在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大学,后来成为了一名法官,在审判自己曾经暗恋的同学、“流氓犯”小芳时,他知道这是一个冤案,在审判自己的哥哥“特务”时,他也知道这是自己唯一的一个亲人,但他没有一点感情的波澜,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没有思想,只有残酷、冷漠的现实。他这时不但是个“无脑人”,为了生存,为了免于恐惧,他把自己改造成为了一个冷血动物,而这样的人共产党是非常欢迎的,因为他们可以有效地支撑共产党的极权统治。小说的结局也证实了这一点:除了新国和一个叫“命”的年轻人无聊地行尸走肉般地还活着,或美或坏的其他的人都死去了……

这是一部在2003年的互联网上出现的一部值得我们期待的长篇小说。在一开始,特务到公安局去自首,说:“政府,你们抓我吧,我真的是特务……我的心是一个特务的心……我这一生——50年来都在准备着为我的事业献身……”,已经刺激了我的阅读欲望,作者要建立一个庞大的小说帝国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事实上,就我已经看完的作者截止目前的连载,他的写作精神和小说技术准备已经使他具备了这个实力。他要做的,就是在完成这个小说初稿以后,让自己的激情冷静下来,从技术上完善这个小说,圆满地完成自己这次个人亚经典写作行动。

对这部小说的肯定和赞扬是在它能够完整的出版以后,在互联网上连载的意义在于,它可以让一些武装得较好的读者看到,并谈出自己的看法。由于复面阅读的客观存在,证明了一个小说被解读的方向具有无限的复数性,有的甚至违背了作者的初衷。因此,我下面的阅读感受是建立在个人阅读视野和写作惯性之上,并不一定准确,作者随便看看,但毫无疑问,作为同样一个写作的人,我面对一部突如其来的优秀小说,激情同样是不可迄止的,但这种激情是厚道的,尽管它有可能是把小说引向一个错误的方向。

对一部长篇小说而言,在网络中匆忙阅读完全文之时,我无法把握它的全部精神内涵。因此我只能在细枝末节上和作者交流自己的看法:

第一:这部小说可能是史诗记叙的一种变形,是处于通俗水平或者说是世俗化的史诗,它把个人经历(虚构的)和人民群众的历史(真实的)结合起来的方式是成功的。特别让我感兴趣的是胡风和毛泽东在小说中的出现,作者在这里引用了已有的资料,这一是可以增加它的真实性,二来小说不能说的内容可以通过互文性流露出来。毛泽东在滴水洞那一节我们没有更好的处理办法,但关于胡风的那一节,我个人觉得,也许并不用提出资料来源,直接天衣无缝地锲合进小说中,把“这家伙”替换为“F”,这样更能达到真假莫辨的真实性。也许作者引用资料是在提醒读者注意历史的荒诞性,但实际上并不用提醒,读者已经能感受到了。资料的引用如果涉及著作权问题,可以用“注释”的方式解决。做得比较好的是B去宁夏石嘴山时,作者对油布雨伞的描述,这种对历史的滑稽模仿与小说溶于一体,极其完美。

第二:作为一个大尺度的长篇小说,作者要建立一个庞大的想像的小说帝国,要让帝国美学更好地建立起来,二十万字显得有些太少了。根据我已经阅读语速,小说全文达到三十万字左右时会让它更加圆满。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在新国进入文革之前,许多章节可增加内容,这会让它更加丰满。新国的文字在文革时加大了,细节饱满,但与前面对比,阅读感受有点突兀,所以就小说技术而言,作者也有必要在前面有关主人公A的情节加大文字量,达成一种和谐的平衡。如A在省城读书的背景,如果更详细一点,可以让我们为这个人后来的异化感到更深的痛苦;那个算术课本的情节也很有意思,但大量的引用与主体故事情节单薄形成反差。

第三:在小说的结构上,作者采用了类似地图册的手法。前面是“总览”;后面是“分册”,前面是国家地图,是概貌;后面是省、市、县,是细节。前后互为补充、互为对照,在阅读上给读者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受。是一次智慧的开启。

这的确是一部好小说,它在一定的语言变迁和文化场域背景下,向读者提供了除文学本身以外的一幅新中国历史全貌,或者正如作者所说的,国家的精神地图。它也是好读好看的,遵循了小说某些技巧,但也创造出了新的可读性标准,比如用英文字母A、B、C来置换主人公的名字,非常自然和耐人寻味;用一个特务的视觉观察新中国及中国人的国民性;还有那个“强奸黄河”的细节,想像力之诡异、阅读冲击力之强,无与伦比;另外,J的父亲被枪决的情景也在我所知道的革命秘史中得到了验证,它是真实的。

是的,这是一幅国家的精神地图。小说涉及到了中国当代史上所有的重大事件,它在一定的语言变迁和文化场域背景下,向读者提供了除文学本身以外的一幅新中国历史全貌。它不仅“修正历史”了,而且把人性的黑暗、脆弱、悲哀、挣扎表现得十分真切。它通过对新国、红英、兰花花、雨来、小芳这些人物的经历,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大陆的极权和后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个人生存的残忍,在政治魔魇的毒害下,生命是一种负担,思想成为一种恐惧,为了免于恐惧,人们被改造得失去了本性,但自己却又浑然不觉。这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经历的历史与现实,但只有汪建辉如此真切表达出来了。

汪建辉显然利用自己的写作建立起了一个小说美学帝国:在对人性充分认识和掌握的前提下,见证历史和现实的灾难和荒诞。

这部小说可能是史诗记叙的一种变形,是处于通俗水平或者说是世俗化的史诗,它把个人经历(虚构的)和人民群众中的历史(真实的)结合起来的方式是成功的。汪建辉的写作带有诸多的后现代的拼贴、反讽、荒诞等写作技法,同时它还运用了意识流等现代主义写作手法,把想像与现实、历史纪实与虚构文本结合起来。但它同时又是非常容易阅读的。汪建辉在承继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同时,又使这部作品具备了现代性。

好在文学史是后人写的。在若干年后,当“主流(官方)的文学史”坍塌以后,这是一部在文学废墟上能够站得住的文学作品。

等待,并希望着

我把汪建辉定义为中国大陆的“独立作家”,这显然是为了与中国大陆出版物中的“自由作家”区别开外。中国大陆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些自愿辞去公职的作家,被称为“自由作家”,他们的写作行为被称为“自由创作”。这和我们所理解的“自由”的涵义并不一样。“根据国情”内外标准有别,中国的人权就是和世界人权不一样,中国的民主就是和世界的民主不一样,文学当然也不能搞特殊化。他们所谓的“自由”就是指身体、职业的自由,而和思想与独立写作无关。

在中国现实语境中的写作,如果是为了让官方出版社发表和出版,那么,除了作者必须要进行“自我审查”以外,出版机构也要进行严格的过滤,能够通过这个官方审查筛子出版的作品,我不能说它们都是不好的,但肯定是有缺失的。但如果一个写作者在写作之前,并不对发表和出版抱有任何希望,那么这个作品就具备了力量。也许它在艺术上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缺陷,但作者的人格力量却是强大的,犹如风中的火柴,它很清楚地知道外界压力的存在,但它还是要固执地燃烧一次。

如果没有这一次燃烧,那它只能风化成一块石头。而像一块石头一样沉默地活着,这对任何一个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并准备诉之以实践的知识分子来说,都是不能容忍的。他们具备苦难和英雄的双重角色。

而我相信,除了汪建辉,中国大陆还肯定存在着另外一批在无边无尽的寒风中默默写作的人。现实并不能说明一切,它甚至也代表不了真实,真实存在于现实的冻土层之下。现在中国大陆的文学似乎非常繁荣,它拥有上百种文学报刊杂志,每年有近千部长篇小说出版,还有众多的文学奖,以及火爆的改编演出,但这些并不一定是真正的文学。因为没有人敢触及真实的历史与现实,他们把文学当作了个人投机的工具。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末“反右”时说过大意是这样的一句话:“鲁迅如果现在还活着,如果他不改变的话,那他现在就在监狱里呆着。”是的,就像汪建辉小说中的大多数人物一样,中国的大多数作家已经被吓破胆了,他们没有勇气担当因为触及真实而受到的损害。

但在中国的大地上,还生活着另外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独立作家,这一点和前苏联与东欧国家并没有区别,也许他们的人数要少一点,但也许会更多。他们每个人都凭着自己对文学的荣誉感和个人良知写作,他们并不想依靠文学在“主流(官方)的文学史”里为自己博取什么名声,他们的写作非常纯粹,那就是在遍体疾病的中国大陆,真实地见证历史与现实,记录所发生的这一切。

在中国大陆文学之魂可以自由呼吸的那一天(那一天终会来到),他们会突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而我们的文学将会因为他们的到来而复苏,从而获得有灵魂的生命。

我们仍然在等待,并希望着。

文章来源:汪建辉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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