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居住的两路口国际新村一号重庆铁路局宿舍，离大田湾广场很近。五一年起，经常听到从大田湾方向传来阵阵噼啪声，大人告诉我，这是枪毙反革命。第二天报纸上就有一大排人跪着被枪毙的照片。
那时候，我们依仁小学经常组织小学生话剧团和歌舞组周末演出，宣传抗美援朝。我独唱“王大妈要和平”、“美帝国主义你罪恶滔天”之类的歌曲，心中充满正义感，痛恨美帝痛恨反动派。晚上回家经过以前扔垃圾现在枪毙人的大田湾广场，同学们背心发麻抢着往人堆里鉆，深怕枪毙的人变成鬼来抓我们。
那时候我非常贪玩，放学不回家，总爱去大田湾广场看镇压反革命成果展览，因为不收门票，我看了一遍又一遍。蒋介石那张骨头脸，太阳穴总歪贴着一块黑膏药，看上去就不是好人。台湾的派遣特务王琼的现身表演我耳熟能详，一贯害人道害人不浅活该镇压。我认为蒋介石很坏，特务很坏，台湾很坏。
想不到，高中毕业后，我自己也当了叛国投敌的现行反革命，六一年九月进了另外一个世界——四川省第二监狱，劳改十年。狱外的人互称同志，牢里的人互称同犯，同犯间日夜相处，三五年、八年十年之后，彼此的肠肝肚腑都了解得一清二楚。这段刻骨铭心的生活我没齿不忘。
四川省二监五五年正式建立，曾经包括近五百名劳教人员和四至五百名少年犯管教人员，加上近两千个服现役的劳改犯，人数曾经很庞大。多年来，因组织反革命集团、散布谣言、逃跑等新罪被加刑、枪毙的事时有发生，但加刑枪毙的数目激增，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频繁召开“宽严大会”以后。现在，我把我知道的情况写下来。
六八年春，省二监男队第一个为文革祭血的是一队的江开华。
江开华出生于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家庭，解放后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五十年代中期转业回乡（四川江油县）当干部。可是他“恶毒攻击党的三面红旗，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堕落腐化蜕化变质”，因反革命罪判刑十五年，在四川省二监第一中队劳改。入狱后，“江开华自恃出身好，历史光荣，又是党员干部，拒不认罪，继续坚持反动立场，污蔑共产党和毛主席，重犯新罪”，被关进狱中之狱的小监房。他在小监房里，把报纸右上角的毛主席像的双眼挖掉，一共挖了四十九次。最后，“恶贯满盈”，“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给枪毙了。
几个月后，省二监就业队的张占松为文革祭坛献命。
五十多岁只有一条胳臂的就业员张占松，在就业队砖瓦厂泥塘踩泥。他在扇子上写了一首四川民间广为流传的打油诗：“一扇就有风，骑马过江东。问君何处去，寻找自由风”，结果被分析为，“过江东”是他想去台湾，“寻找自由风”，是要叛国投敌投靠蒋介石。张占松说他同时看见过两个月亮，上面说他的隐意是有两个太阳，是反对伟大的红太阳毛泽东，妄想变天。有人检举张占松讲过，他只用“斗争、杀”三个字就把毛泽东思想全部概括了，此事是否属实，无人知晓，反正这是在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三条罪状，把这个老弱病残的张占松送上了断头台。枪毙前，公安局怕他呼喊反动口号，用棕绳勒紧他脖子，他眼睛弹了出来，面孔肿大窒息成猪肝色。
在枪毙江开华之前数月，女犯三中队的牟光珍给批斗至死，张占松枪毙后不久，熊兴珍也被枪毙。牟光珍和熊兴珍都是我们反革命小组的，大家朝夕相处一起生活了好几年，我对她俩的情况了解得较为详细。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早饭前，牟光珍夹起被盖卷在队部前高喊：“报告队长，我今天早饭在哪里吃？”谭大淑指导员从办公室里走出来，背着手站在队部花台旁回答：“就在劳改队吃，吃一辈子。”牟光珍站在那里拒绝离开，最后连人带被盖关进了小监房。
牟光珍五八年大跃进时，在重庆朝天门投江自杀，不巧穿的外套因为懒得扣，它铺开来像把伞将牟光珍托住，没沉下去反被人救上了岸。人们从她口袋里搜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的：“刘少奇讲的中国妇女翻了身，我就没有翻身。”为此事，她六零年夏被捕，后来以反革命造谣罪判刑八年。当然，牟光珍的八年重判与她过去的丈夫熊强有关，据说熊强是大特务而且去了台湾，是他指使重庆特务杨进兴在渣子洞杀的杨虎成。
六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两点，三队女犯集中在操场坝，队长命令把坐了三个多月小监，已经相当虚弱的牟光珍拖出来接受批斗。她蓬头垢面，勉强坚持着站在我们的面前。“牟光珍没有站好，态度不端正”，“她装死狗，继续反改造”，“要她啄九十度”，犯人中传出愤怒的喊声，马上有人站出来帮她纠正姿势。有人踢脚，有人扭手，有人揪头发。她被推左搡右，不时发出“哎哟，哎哟”的叫声，头发一簇一簇扯落在地，寒风把它们揉成球滚到远处。
第二天上午，牟光珍又被解出小监，昨天吃的拳头在脸上一一显形，眼睛周围、颧骨、额头上青包叠叠，眼睛血丝满布。谭指导员站在小监门口，对牟光珍鬼一般吓人的模样无动于衷，她叫住牟光珍训话：“牟光珍，现在只是触及了一下你的皮肉，这是很不够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灵魂的革命，你要彻底挖出灵魂深处的反动根子，才过得了关。”牟光珍“噢，噢”连声应答，连连点头。
批斗了两个多小时，又把她拖了回去。
第四天，再拖牟光珍出来批斗时，她青紫的脸看了令人毛骨耸然，整个人委顿如泥站立不稳，几个打手上去按她的头要她啄九十度，刚碰到她的头，她就跌了下去，提起来，又马上跌下去，花去不少时间还端正不了她的态度。张队长见状很生气，命令把牟光珍用绳子大扎起来，吊在篮球架的横樑上。这个可以移动的篮球架是用厚重的枕木做的，非常坚实。牟光珍双手吊在背后，脚尖刚好触地，头无力地垂下，身体四面悬空时而左时而右地转悠。这幅恐怖的图画，令我想起过去看电影和展览里控诉国民党残害共产党的情景。当时，正好有两个二队搞农业的男犯给葡萄整枝，后来转到队部前弄花圃，看见吊在篮球架上披头散发犹如死人的牟光珍，他们脸上满是震骇。
三个多小时后，批斗会结束，几个人粗手粗脚把牟光珍从樑上放下来时，她的头撞在篮球架四棱四线的枕木上，发出闷钝的敲击声竟毫无反应，她早已昏迷。两个人架着牟光珍的胳膊拖回小监后，有人来找我借大扳钳，那是车间修缝纫机脚架用的，说是队长喊给牟光珍上脚镣。
二十七日下午五时，樊云轩到车间问我要扳钳，要给牟光珍下脚镣。我以为是送她去医院。牟光珍的小监门敞开着，她对着门双脚摊开躺在地板上，一股尿臭扑鼻而来，我和樊云轩一人解一只。樊云轩先解开，她把牟光珍的脚从铁箍里取出来，重重扔在地板上“咚”的一声。我心想，“为什么你不能轻一点，难道她不痛？”当我解开螺帽，用手拿出牟光珍的脚时，我问樊云轩：“她的袜子是湿的，要不要给她换一双才去医院。”樊云轩告诉我不必多此一举，牟光珍已经死了。她不满四十八岁。
当晚，我吃了加倍的安眠药，仍然通宵未眠。牟光珍披头散发满脸青肿恐怖的模样，一直在我眼前摇晃，这个情景是如此地难忘，时至今日，它仍然火烙似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牟光珍从拉出来批斗到断气一共只有四天。
六七年春，我组来了个熊兴珍，四十出头，说话斯文，面貌慈祥，一个温柔的女人。这位家庭妇女拿毛主席语录塞老鼠洞，逮捕她的时候呼了“打倒毛主席”的口号，判刑十年。会上熊兴珍说她用毛主席语录塞耗子洞那是因为大小正合适，呼“打倒毛主席”口号，是因为那些来抓她的人把她激怒了。张队长说她不认罪，命令熊兴珍向毛主席请罪。熊兴珍不肯正对毛主席画像低头。张队长发怒，叫人把熊兴珍捆起来，她骨头给扎得咯咯作响，脸色苍白满身大汗，人几乎虚脱，但头始终没有正对毛像低下去。
熊兴珍始终不认罪。她说全中国每个人都是好人，只有毛主席一个是坏人，毛主席来了吃不好穿不好玩不好；她说蒋介石好，蒋介石来了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她说她要当反革命死，她要当死反革命。三年多来，熊兴珍公开重复说的就是上面这几句话，别的说不来，她识字不多，只会写笔划很简单的字。我们都“骂”她找死，她总说她不会死。我私下里问她为何如此顽固，她说她做了个实验，两个广柑，一个代表共产党，一个代表国民党，结果代表共产党的广柑烂了，代表国民党的那个还是好的，说明共产党要垮台。
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四日，省二监干部到垫江县把我提回重庆，准备提前释放我——洗脑成功的一个典型。两个多月前，三队女犯全部从省二监调到垫江县东印农场，只有熊兴珍一人送去了看守所，再度受审交待新罪。提我回重庆的同一天，他们把熊兴珍从看守所解押回三队，三队人去搂空，一片冷清。那晚，熊兴珍睡在原狱吏办公室的墙角地上，警卫站在窗口手持机关枪对准她，两小时换一岗。
我睡在她隔壁的房间里，徐队长临走前对我交待：“熊兴珍的情况你是晓得的，睡觉要警觉点，有情况你要马上汇报。”
第二天清晨，队长带我去拿饭，先到就业队，我要了二两稀饭和油辣子拌大头菜。然后去四队犯人食堂拿了三两罐罐饭，上面倒了一小瓢豆瓣，这是给熊兴珍的。
熊兴珍早已起床坐在地铺上，我把饭递给她的时候，她没有伸手接，看着我的那碗说：“我要吃稀饭，早晨乾饭吞不下。”我望望队长。队长说：“就吃乾饭，吞不下喝点开水。”熊兴珍只刨了两三口就不吃了，徐队长让我把剩饭倒在坝子上，几只麻雀飞下来快乐地聚餐。
早饭后，队长指示我帮熊兴珍收拾东西，理到一双穿过但成色尚好的劳改布鞋时，熊兴珍说：“齐家贞，帮我把这双布鞋甩了，哪个回去还穿这种鞋子。”
死到临头，熊兴珍还以为是要放她回家！
熊兴珍刚跨出房间，士兵就给她戴了手铐，熊兴珍嘟着嘴不开心，士兵又在她脖子上挂了个大牌子，上面写着“现行反革命犯，熊兴珍”，名字上用红笔画了一个大叉。熊兴珍不懂这把大叉意味着什么，这把大叉意味着死！那时的布告，凡是名字上画大红叉的都枪毙，她不看布告，也从来不听别人谈时事。
一九七零年八月廿六日召开的省二监宽严大会，规模空前，不仅全监两千犯人参加（当时，劳教人员和少年犯都已独立出去），而且，就业队五百余就业人员也破天荒被弄来同犯人一起开会，没有区别对待。
我被安排坐在就业队的最前面，省二监的正副监狱长和其他头面人物一个个坐在台上。紧靠台下，面对我们的是一长串即将从严惩处加刑或枪毙的犯人，有二十人左右，个个带着手铐，挂着大牌子，勾腰驼背地站在那里。我找到了唯一的女犯熊兴珍，她位置相当靠右。
我完全记不起这个“宽严大会”开了些什么，记不起有多少人加刑或者枪毙，也记不起我是怎样上台去拿了一张减刑的纸，我只记住了一个人，那就是熊兴珍。当上面宣布“熊兴珍死刑，立即执行”时，她立即呕吐了。我想，这一刻，仅仅是这一刻，熊兴珍才相信了我们经常用暗语警告她的“锅儿是铁打的”——无产阶级的江山是铁打的，熊兴珍才相信了建筑她全部信仰的基础：一只烂广柑的故事是不足为凭的。
就业队用了好几天时间讨论政府给齐家贞的宽大，是把我们“改造成新人”和“给出路”政策的集中体现；同时，每个人都表态拥护政府对熊兴珍的严惩，没人，包括本人在内，不在会上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熊兴珍自绝于人民，自寻死路。”
他们赐给我“蜜糖”——提前释放，“蜜”里掺合了鲜血——枪毙熊兴珍，像两个连体人，我一忆及提前释放，我就想起熊兴珍，想起从她身体里流淌出来的鲜血。这位无知得难以置信，也善良得非同寻常的妇女的被枪毙，令我终身不得安宁。
队上继牟光珍之后，我们小组又死了一个，叫田素珍，约五十岁，她非常沉默，劳动非常卖力，一直有高血压，不肯麻烦医生拿药。那天她弯着腰洗头，站起来就叫左眼疼痛难忍，送医院两小时后死亡，说是脑溢血。扁面孔薛队长叫我挑着田素珍的遗物去监狱大门口，交给田的女儿。我把东西清点给她时，田素珍的女儿索要母亲的骨灰。薛队长回答：“反革命的骨灰，要来做啥子？没得！”
冤死的人们，他们永远沉默了。幸运活下来的人，如果也沉默，那就是一种犯罪。
（原载《开放》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