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居住的两路口国际新村一号重庆铁路局宿舍,离大田湾广场很近。五一年起,经常听到从大田湾方向传来阵阵噼啪声,大人告诉我,这是枪毙反革命。第二天报纸上就有一大排人跪着被枪毙的照片。

那时候,我们依仁小学经常组织小学生话剧团和歌舞组周末演出,宣传抗美援朝。我独唱“王大妈要和平”、“美帝国主义你罪恶滔天”之类的歌曲,心中充满正义感,痛恨美帝痛恨反动派。晚上回家经过以前扔垃圾现在枪毙人的大田湾广场,同学们背心发麻抢着往人堆里鉆,深怕枪毙的人变成鬼来抓我们。

那时候我非常贪玩,放学不回家,总爱去大田湾广场看镇压反革命成果展览,因为不收门票,我看了一遍又一遍。蒋介石那张骨头脸,太阳穴总歪贴着一块黑膏药,看上去就不是好人。台湾的派遣特务王琼的现身表演我耳熟能详,一贯害人道害人不浅活该镇压。我认为蒋介石很坏,特务很坏,台湾很坏。

想不到,高中毕业后,我自己也当了叛国投敌的现行反革命,六一年九月进了另外一个世界——四川省第二监狱,劳改十年。狱外的人互称同志,牢里的人互称同犯,同犯间日夜相处,三五年、八年十年之后,彼此的肠肝肚腑都了解得一清二楚。这段刻骨铭心的生活我没齿不忘。

四川省二监五五年正式建立,曾经包括近五百名劳教人员和四至五百名少年犯管教人员,加上近两千个服现役的劳改犯,人数曾经很庞大。多年来,因组织反革命集团、散布谣言、逃跑等新罪被加刑、枪毙的事时有发生,但加刑枪毙的数目激增,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频繁召开“宽严大会”以后。现在,我把我知道的情况写下来。

六八年春,省二监男队第一个为文革祭血的是一队的江开华。

江开华出生于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家庭,解放后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五十年代中期转业回乡(四川江油县)当干部。可是他“恶毒攻击党的三面红旗,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堕落腐化蜕化变质”,因反革命罪判刑十五年,在四川省二监第一中队劳改。入狱后,“江开华自恃出身好,历史光荣,又是党员干部,拒不认罪,继续坚持反动立场,污蔑共产党和毛主席,重犯新罪”,被关进狱中之狱的小监房。他在小监房里,把报纸右上角的毛主席像的双眼挖掉,一共挖了四十九次。最后,“恶贯满盈”,“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给枪毙了。

几个月后,省二监就业队的张占松为文革祭坛献命。

五十多岁只有一条胳臂的就业员张占松,在就业队砖瓦厂泥塘踩泥。他在扇子上写了一首四川民间广为流传的打油诗:“一扇就有风,骑马过江东。问君何处去,寻找自由风”,结果被分析为,“过江东”是他想去台湾,“寻找自由风”,是要叛国投敌投靠蒋介石。张占松说他同时看见过两个月亮,上面说他的隐意是有两个太阳,是反对伟大的红太阳毛泽东,妄想变天。有人检举张占松讲过,他只用“斗争、杀”三个字就把毛泽东思想全部概括了,此事是否属实,无人知晓,反正这是在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三条罪状,把这个老弱病残的张占松送上了断头台。枪毙前,公安局怕他呼喊反动口号,用棕绳勒紧他脖子,他眼睛弹了出来,面孔肿大窒息成猪肝色。

在枪毙江开华之前数月,女犯三中队的牟光珍给批斗至死,张占松枪毙后不久,熊兴珍也被枪毙。牟光珍和熊兴珍都是我们反革命小组的,大家朝夕相处一起生活了好几年,我对她俩的情况了解得较为详细。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早饭前,牟光珍夹起被盖卷在队部前高喊:“报告队长,我今天早饭在哪里吃?”谭大淑指导员从办公室里走出来,背着手站在队部花台旁回答:“就在劳改队吃,吃一辈子。”牟光珍站在那里拒绝离开,最后连人带被盖关进了小监房。

牟光珍五八年大跃进时,在重庆朝天门投江自杀,不巧穿的外套因为懒得扣,它铺开来像把伞将牟光珍托住,没沉下去反被人救上了岸。人们从她口袋里搜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的:“刘少奇讲的中国妇女翻了身,我就没有翻身。”为此事,她六零年夏被捕,后来以反革命造谣罪判刑八年。当然,牟光珍的八年重判与她过去的丈夫熊强有关,据说熊强是大特务而且去了台湾,是他指使重庆特务杨进兴在渣子洞杀的杨虎成。

六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两点,三队女犯集中在操场坝,队长命令把坐了三个多月小监,已经相当虚弱的牟光珍拖出来接受批斗。她蓬头垢面,勉强坚持着站在我们的面前。“牟光珍没有站好,态度不端正”,“她装死狗,继续反改造”,“要她啄九十度”,犯人中传出愤怒的喊声,马上有人站出来帮她纠正姿势。有人踢脚,有人扭手,有人揪头发。她被推左搡右,不时发出“哎哟,哎哟”的叫声,头发一簇一簇扯落在地,寒风把它们揉成球滚到远处。

第二天上午,牟光珍又被解出小监,昨天吃的拳头在脸上一一显形,眼睛周围、颧骨、额头上青包叠叠,眼睛血丝满布。谭指导员站在小监门口,对牟光珍鬼一般吓人的模样无动于衷,她叫住牟光珍训话:“牟光珍,现在只是触及了一下你的皮肉,这是很不够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灵魂的革命,你要彻底挖出灵魂深处的反动根子,才过得了关。”牟光珍“噢,噢”连声应答,连连点头。

批斗了两个多小时,又把她拖了回去。

第四天,再拖牟光珍出来批斗时,她青紫的脸看了令人毛骨耸然,整个人委顿如泥站立不稳,几个打手上去按她的头要她啄九十度,刚碰到她的头,她就跌了下去,提起来,又马上跌下去,花去不少时间还端正不了她的态度。张队长见状很生气,命令把牟光珍用绳子大扎起来,吊在篮球架的横樑上。这个可以移动的篮球架是用厚重的枕木做的,非常坚实。牟光珍双手吊在背后,脚尖刚好触地,头无力地垂下,身体四面悬空时而左时而右地转悠。这幅恐怖的图画,令我想起过去看电影和展览里控诉国民党残害共产党的情景。当时,正好有两个二队搞农业的男犯给葡萄整枝,后来转到队部前弄花圃,看见吊在篮球架上披头散发犹如死人的牟光珍,他们脸上满是震骇。

三个多小时后,批斗会结束,几个人粗手粗脚把牟光珍从樑上放下来时,她的头撞在篮球架四棱四线的枕木上,发出闷钝的敲击声竟毫无反应,她早已昏迷。两个人架着牟光珍的胳膊拖回小监后,有人来找我借大扳钳,那是车间修缝纫机脚架用的,说是队长喊给牟光珍上脚镣。

二十七日下午五时,樊云轩到车间问我要扳钳,要给牟光珍下脚镣。我以为是送她去医院。牟光珍的小监门敞开着,她对着门双脚摊开躺在地板上,一股尿臭扑鼻而来,我和樊云轩一人解一只。樊云轩先解开,她把牟光珍的脚从铁箍里取出来,重重扔在地板上“咚”的一声。我心想,“为什么你不能轻一点,难道她不痛?”当我解开螺帽,用手拿出牟光珍的脚时,我问樊云轩:“她的袜子是湿的,要不要给她换一双才去医院。”樊云轩告诉我不必多此一举,牟光珍已经死了。她不满四十八岁。

当晚,我吃了加倍的安眠药,仍然通宵未眠。牟光珍披头散发满脸青肿恐怖的模样,一直在我眼前摇晃,这个情景是如此地难忘,时至今日,它仍然火烙似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牟光珍从拉出来批斗到断气一共只有四天。

六七年春,我组来了个熊兴珍,四十出头,说话斯文,面貌慈祥,一个温柔的女人。这位家庭妇女拿毛主席语录塞老鼠洞,逮捕她的时候呼了“打倒毛主席”的口号,判刑十年。会上熊兴珍说她用毛主席语录塞耗子洞那是因为大小正合适,呼“打倒毛主席”口号,是因为那些来抓她的人把她激怒了。张队长说她不认罪,命令熊兴珍向毛主席请罪。熊兴珍不肯正对毛主席画像低头。张队长发怒,叫人把熊兴珍捆起来,她骨头给扎得咯咯作响,脸色苍白满身大汗,人几乎虚脱,但头始终没有正对毛像低下去。

熊兴珍始终不认罪。她说全中国每个人都是好人,只有毛主席一个是坏人,毛主席来了吃不好穿不好玩不好;她说蒋介石好,蒋介石来了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她说她要当反革命死,她要当死反革命。三年多来,熊兴珍公开重复说的就是上面这几句话,别的说不来,她识字不多,只会写笔划很简单的字。我们都“骂”她找死,她总说她不会死。我私下里问她为何如此顽固,她说她做了个实验,两个广柑,一个代表共产党,一个代表国民党,结果代表共产党的广柑烂了,代表国民党的那个还是好的,说明共产党要垮台。

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四日,省二监干部到垫江县把我提回重庆,准备提前释放我——洗脑成功的一个典型。两个多月前,三队女犯全部从省二监调到垫江县东印农场,只有熊兴珍一人送去了看守所,再度受审交待新罪。提我回重庆的同一天,他们把熊兴珍从看守所解押回三队,三队人去搂空,一片冷清。那晚,熊兴珍睡在原狱吏办公室的墙角地上,警卫站在窗口手持机关枪对准她,两小时换一岗。

我睡在她隔壁的房间里,徐队长临走前对我交待:“熊兴珍的情况你是晓得的,睡觉要警觉点,有情况你要马上汇报。”

第二天清晨,队长带我去拿饭,先到就业队,我要了二两稀饭和油辣子拌大头菜。然后去四队犯人食堂拿了三两罐罐饭,上面倒了一小瓢豆瓣,这是给熊兴珍的。

熊兴珍早已起床坐在地铺上,我把饭递给她的时候,她没有伸手接,看着我的那碗说:“我要吃稀饭,早晨乾饭吞不下。”我望望队长。队长说:“就吃乾饭,吞不下喝点开水。”熊兴珍只刨了两三口就不吃了,徐队长让我把剩饭倒在坝子上,几只麻雀飞下来快乐地聚餐。

早饭后,队长指示我帮熊兴珍收拾东西,理到一双穿过但成色尚好的劳改布鞋时,熊兴珍说:“齐家贞,帮我把这双布鞋甩了,哪个回去还穿这种鞋子。”

死到临头,熊兴珍还以为是要放她回家!

熊兴珍刚跨出房间,士兵就给她戴了手铐,熊兴珍嘟着嘴不开心,士兵又在她脖子上挂了个大牌子,上面写着“现行反革命犯,熊兴珍”,名字上用红笔画了一个大叉。熊兴珍不懂这把大叉意味着什么,这把大叉意味着死!那时的布告,凡是名字上画大红叉的都枪毙,她不看布告,也从来不听别人谈时事。

一九七零年八月廿六日召开的省二监宽严大会,规模空前,不仅全监两千犯人参加(当时,劳教人员和少年犯都已独立出去),而且,就业队五百余就业人员也破天荒被弄来同犯人一起开会,没有区别对待。

我被安排坐在就业队的最前面,省二监的正副监狱长和其他头面人物一个个坐在台上。紧靠台下,面对我们的是一长串即将从严惩处加刑或枪毙的犯人,有二十人左右,个个带着手铐,挂着大牌子,勾腰驼背地站在那里。我找到了唯一的女犯熊兴珍,她位置相当靠右。

我完全记不起这个“宽严大会”开了些什么,记不起有多少人加刑或者枪毙,也记不起我是怎样上台去拿了一张减刑的纸,我只记住了一个人,那就是熊兴珍。当上面宣布“熊兴珍死刑,立即执行”时,她立即呕吐了。我想,这一刻,仅仅是这一刻,熊兴珍才相信了我们经常用暗语警告她的“锅儿是铁打的”——无产阶级的江山是铁打的,熊兴珍才相信了建筑她全部信仰的基础:一只烂广柑的故事是不足为凭的。

就业队用了好几天时间讨论政府给齐家贞的宽大,是把我们“改造成新人”和“给出路”政策的集中体现;同时,每个人都表态拥护政府对熊兴珍的严惩,没人,包括本人在内,不在会上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熊兴珍自绝于人民,自寻死路。”

他们赐给我“蜜糖”——提前释放,“蜜”里掺合了鲜血——枪毙熊兴珍,像两个连体人,我一忆及提前释放,我就想起熊兴珍,想起从她身体里流淌出来的鲜血。这位无知得难以置信,也善良得非同寻常的妇女的被枪毙,令我终身不得安宁。

队上继牟光珍之后,我们小组又死了一个,叫田素珍,约五十岁,她非常沉默,劳动非常卖力,一直有高血压,不肯麻烦医生拿药。那天她弯着腰洗头,站起来就叫左眼疼痛难忍,送医院两小时后死亡,说是脑溢血。扁面孔薛队长叫我挑着田素珍的遗物去监狱大门口,交给田的女儿。我把东西清点给她时,田素珍的女儿索要母亲的骨灰。薛队长回答:“反革命的骨灰,要来做啥子?没得!”

冤死的人们,他们永远沉默了。幸运活下来的人,如果也沉默,那就是一种犯罪。

(原载《开放》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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