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蔑视常识的社会，因为整体思维的惰性，便造成社会之戾气。这是一个具有因果关系的链条，常识的缺席，导致表达的混乱，表达的混乱，导致交流的障碍，人是交流的动物，如果丧失交流的途径，便很难形成有效的解决。
无论我们拥有怎样的知识，都无法否定人类社会的发展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并且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种能被我们证实的方案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社会的矛盾。但是这丝毫不会影响我们的探索，无论是科学的还是文化的，无论是归纳演绎还是仅仅源于幻想。一个形象的反映便是现在我们可以相信如同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或者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是绝对不会发生在人类未来历史之中的，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我们以文学的角度理解它们可能成为某个过去或未来、智慧或愚昧时代的样板，而我们在阅读它们的时候也并不会时刻提醒自己这是虚假的，因而便毫无意义。虽然我们有过罗伯特·欧文时代的共产主义实验村，有过日本的新村主义运动。所以只有愚昧无知者才会焚书，给人的思维和行动设立种种界限。
其实一种知识在成为常识之后，便不再为人们提供的一种知识、信仰或行动方案(虽然曾经它们一度会成为信仰)，而是提供一种思维习惯，比如我们现在不会相信女巫，而中世纪或17世纪的美国则会烧死女巫，比如人类社会曾有过冷漠的奴隶社会时期，而现在人类社会的公益、关怀则是一种常识。因为常识已经融入在我们对事件的判定过程之中，我们最接近理性的判断也正是建立在这些或荒谬或的假设之中的。否则，我们将不会把对《发条橙》或《一九八四》的恐惧对应到对一个警察国家的恐惧之中。
常识并不一定通过知识的直接获得，有时候它是可以通过简单的质疑和逻辑形成的，但反对常识的社会，其最大破坏性并不仅仅是信息的屏蔽、价值的灌输、强权的干预，而是对思维方式的破坏。文革时期，会有儿子出卖父亲、妻子举报丈夫，会有因为“用锄头瞄了一下飞机就被以‘破坏革命成果’罪批斗而死”的情形，这是对人所具有的自然的道德或智力的破坏，它改变了人最简单的逻辑思维能力，使人丧失本性。而反常识便是为了防止可能的恶果，通过权力从源头上消除这些本性，比如消除人诉说、求助、交流的基本权力。
然而，能够毁灭和践踏常识的往往是真理的拥有者，而真理的权力曾杀死过布鲁诺，杀死过西帕索斯，所谓真理最易犯下的错误便是对某一理念的执着信仰，无论这种信念是灌输的，还是因其所接受知识的局限性造成的(其一是扭曲，其二是缺失，这是两种可怕的洗脑)，这都使得他们固步自封，面临危机时无法找出突破性的方案。人类之大敌，便是不容置疑的真理。为了维持这个真理的绝对性，真理拥有者便会用各种方式来降低人的思维范围，林肯说什么样的国民造就什么样的政府，而美国的权力架构则强调对政府作用的削弱。我们无法证明是惰性的个体的组合造成了惰性的社会还是相反的关系，这二者总归是相辅相成。
但无论如何反常识是要消除公民自治能力的，因为公民社会的自治自组织将是建立不同真理标准的一个基础，但绝对真理则要为所有人负责，这种负责就是权力的渗透，将人变成分散的个体，是最好的手段。比如今天人们怀疑我使用虚假信息募捐，如果我真正抱有不良目的，那么自然应该接受相应的惩罚，如诈骗罪，正常的社会完全能够对大部分这样的行为做出反应。但如果仅仅以社会经济稳定或防止欺诈发生等美名来对我进行教育，并阻止我的募捐，而后给我留下一个有病不能医治的残疾，这就是错的。因为防范欺诈与我的现实利益之间不能构成常识性的逻辑，存在虚假募捐这一事实与我的募捐也并没有常识性的关联。相反不禁止募捐的国家也会有慈善组织和个人对他人的疾病置之不理这倒是常识，所以这种制止募捐的理由便不正当，不成立。这样的事情在大跃进时期就发生过，人民还在饥饿之中，却有相关条文禁止逃荒，乞讨更需要证明，否则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由于当时的人们没有逃荒和乞讨的权力，造成了大批百姓只能在自己家中等死的惨剧。这便是反常识者的思维方式，往往是“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而那一个恰恰就是被其看做对真理的挑衅，因为他们知道绝对的真理是不堪一击的。为了维护真理的尊严，反常识者往往将社会退回到原始化，禁止一切正常的人的活动，消灭本能性的关怀。
蔑视常识的社会，因为整体思维的惰性，便造成社会之戾气。这是一个具有因果关系的链条，常识的缺席，导致表达的混乱，表达的混乱，导致交流的障碍，人是交流的动物，如果丧失交流的途径，便很难形成有效的解决。“有话好好说”尚不能得到满足，于是便有人吃了哑巴亏，这个哑巴亏吃多了，便成了杨佳、邓玉娇、胡文海，于是只能通过你死我活的手段维持对立中的话语权。所以反常识的社会，是弥漫着愤怒和仇恨的，那么那些身受疾病之苦却只能面对社会冷漠的人，还会出现多少杨佳、邓玉娇呢?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