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件
我们首先从一个电影——《猩球崛起2——黎明》讲起：
在该电影前作中，主角凯撒——一只因人类实验而拥有智慧的猩猩，几乎是以一己之力解救了城市中被人类囚禁的所有猩猩，包括马戏团、动物园、实验室里的等等。立下此不世功勋的凯撒，理所当然地被推举为后来的猩猩社会的首领。这部电影开头，这件事已经过去了10年。我们可以看到，10年后的凯撒，仍然是这个社会中说一不二的领袖，没错，说白了就是猩猩中的独裁者(注：本文中所使用的所有概念，均无褒贬，无感情倾向，包括“独裁者”在内)。
在猩猩社会，所有的成员，对凯撒的权威绝对的服从，包括不同意他政策的科巴在内
后来发生了一个事件：开国元老之一——科巴，因为不满凯撒对人类的和平政策，偷偷暗杀了凯撒(实际凯撒未死，只是掉下山崖，后被人类救起)，并宣称凯撒是被人类所杀，并以为凯撒报仇的名义，一改凯撒曾经的对人类友好的政策，向人类发动了大举进攻。这一次，除了少数绝对忠于凯撒的元老被科巴囚禁外，所有猩猩就像曾经对凯撒的绝对忠诚那样，对科巴的命令言听计从，甚至包括凯撒的儿子。
那么，为什么所有的猩猩对凯撒的命令绝对服从了10年(甚至包括并不同意他政策的科巴，直到下决心暗杀凯撒前也绝对服从凯撒的统治)?为什么当独裁者从凯撒换成了科巴时，这种绝对服从几乎毫无二致地被继承了下来?
在详细分析这个个案之前，我再列举如下几个事实：
一、历史上，有四个著名的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秦帝国、阿提拉匈族帝国、帖木儿帝国。他们除了消灭了一个又一个强大的对手，建立了巨大的帝国以外，还有另一个共同点：建立功勋的统治者死后，帝国立刻分崩离析，曾经巨大的疆域顷刻之间就土崩瓦解，不复存在。
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位期间废除了丞相制度，专制皇权空前加强。然而不合理的是，明朝早在成祖之后，就已经慢慢出现了文官集团逆袭的迹象(如明宣宗朱瞻基因为闲暇之余爱斗蛐蛐就被大臣责骂)，到了中后期文官集团甚至有时已经事实上架空了皇帝(如明武宗朱厚照想去一次西北竟然要背着大臣偷偷跑出来)。明朝中后期，大臣和皇帝更多的是围绕着权力展开拉锯战，完全不像一个废除了丞相的王朝应有的权力格局。
三、近代以来，许多照搬了民主制度的国家并没有如制度所愿实现民主，反而是重新落入了独裁者手中，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魏玛共和国。一战后的德国，在美国等国的扶植下，建立了被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誉为“民主楷模”的魏玛共和国。然而这个国家却在建立十几年后就被希特勒以完全合法的手段，改造成了给世界留下恐怖记忆的纳粹帝国。类似的例子还有完全照搬美国(甚至包括国旗)，甚至连建立者都是来自美国的黑人的利比里亚(其国名Liberia都来自“自由”liberty)，其民主制度也仅仅维持了30多年，就变成了独裁专制，最后频频内战，混乱不堪的国家。
连国旗都照搬美国的利比里亚，最终也没有逃出沦为独裁国家的命运
以上三个历史事件，再加上本文开头提到的电影情节，究其原因，都可以用下面的这个权力博弈模型来解释。
二、模型
假设存在这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中，皇帝是法定最高元首，拥有着无上大权。大臣们原则上只能是皇帝的仆人。那么，这样一个国家将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权力格局?一定是皇帝君临天下，大臣唯唯诺诺吗?
没那么简单!
注：本文后面的分析所使用的“皇帝”的概念，不一定指的是法律上的皇帝，而是泛指所有可能的实际掌权者(皇帝、太后、权臣等等)。
2.1 大臣与大臣的博弈
设想一个这样的情景：一个大臣拒绝服从皇帝的命令，皇帝下令将他关入大牢。这时，刑部的大臣如果拒绝执行处罚该大臣的命令，皇帝将命令其他大臣惩罚这位刑部大臣。那如果那些大臣也拒绝执行这道命令呢?这时候皇帝的命令就无法执行了。因此一个大臣是否决定服从皇帝的命令，取决于他预计的其他大臣会不会服从(定理一)。如果一个大臣认定大部分大臣不会服从皇帝的命令，与众大臣作对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注：此处分析的是长期稳定的体制下，不排除个别情况下会有个别大臣在对皇帝的态度方面与其他人做对，但这种情况是不可能被一个长期运行的君臣体制所容许的)，因此结果就是所有大臣全部选择抗命。相反地，如果一个大臣认定其他大部分大臣都将遵循皇帝的旨意，那么自己将处于自我保护的动机选择服从(同样，此处不排除个别情况下个别大臣会选择逆势抗旨，但这种现象不会长期存在)。
那么，会不会有一种情况，大臣们分裂为遵旨不遵旨两派呢?
答案是，会，但不会长期存在。但这种偶然情况的出现有时也会对历史产生巨大影响。我们把这种情况定义为“分化时期”。
分化时期的出现，根源在于某事件的发生导致在朝堂上分裂出了人数相近的两派大臣，每个大臣都无法判断遵旨与不遵旨哪一派的人数会占优势。
分化时期不会长久持续的道理，和经济学中完全开放自由竞争的结果一定是某一方实现寡头垄断是一样的。由于分化时期无论哪两派的利益，一定低于非分化时期(有点类似囚徒困境中，无论哪种情况，招供的利益永远大于抵赖的利益)。因此两派为了利益的最大化不可能和睦相处，一定会为了使自己这一派统一朝堂展开激烈斗争。在这种斗争中，任何一种偶然因素都可能影响结果(比如保皇派的领袖摔了一跤断了腿这样的偶发事件)。因此这样的平衡是非常脆弱的。
综上，长期来看，群臣面对皇帝的态度一定是趋于一致的。(注意，此处讨论的是群臣面对皇帝的态度。这个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变量。不排除群臣面对某事件的意见会发生分裂，但这类事件都属于偶发事件，和群臣面对皇帝的态度不属于一个维度)
2.2 皇帝与大臣的博弈
首先设想这样一个情景：皇帝向大臣们下了一个命令，由定理一的推论可知，大臣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集体服从皇帝的命令，要么集体违抗皇命，并面临可能的惩罚。
显然，长期来看，只有当大臣永远倾向于选择前一种，才会出现皇帝一人专断，大臣唯唯诺诺的情形。否则，大臣将长期置皇命如妄闻，皇帝的惩罚也将越来越难以实施，长期来看就会是皇权旁落的结果。
那么，什么时候大臣选择服从皇帝的命令?什么时候大臣宁可面临受罚的风险也选择违抗皇命?这取决于双方的成本收益的计算。
(注：为了避免像结构功能主义那样，陷入推理越深入越与现实脱节的陷阱，本文后面的抽象推理会附上对应的具体现实，以保证理论与经验的一致性)
定义α为皇帝的权威系数，它表示的是众臣会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多大的概率，也可以理解为多少种情况)众臣会选择服从圣旨。
定义β为皇帝的个人能力系数。这个值表示的是群臣对皇帝个人能力的观测值，不一定和皇帝的真实能力相等。
以上两个值的区间为(0,1)。
定义X为皇帝期望的命令通行度(也可以理解为皇帝期望的处罚大臣的力度)。取值范围为(0,N]。
α与X的乘积，则是实际上皇帝命令的通行度。这个值可以认为是皇权的满足度，也可以认为是惩罚抗命大臣的惩罚力度。
定义C为因缺少大臣的配合造成的必须亲自弥补的损失。由于该值显然与αX线性相关(即惩罚大臣力度越大，造成的这种损失也越大)，因此可以认为C=γαX，γ为常数，其取值主要取决于所处的政治环境。在原始部落中，酋长一人几乎有能力解决所有事，γ的值很低。在一个古代国家中，由大臣帮助分担的事物越来越多，处罚大臣的成本也将越来越高，γ值上升到一个中等的水平。而在一个君主立宪国家中，处罚大臣几乎是冒天下之大不韪，γ的值几乎可以是无穷大。(注：此处假设的是所有大臣集体违抗皇命，因此皇帝无法选择任命其他大臣代替受罚大臣)
β与C的乘积，则是皇帝可以凭借个人能力弥补的损失。显然，(1-β)C，即γα(1-β)X，就是皇帝为了维护皇权所付出的成本。这个数值同时也是大臣违抗皇权所获得的收益(因为该值越大意味着大臣拥有的皇帝的把柄越大)。
首先来计算一下，大臣集体抗命，皇帝惩罚抗命大臣的情况下，双方的净收益：
首先，皇帝的收益就是自己权力欲的满足，即自己命令的通行，即αX。皇帝的损失是不得不亲自处理更多政事，即γα(1-β)X。二者相减可得，皇帝的净收益为[α-γα(1-β)]X。显然，当该值小于0时，皇帝将不得不不处罚违抗他的大臣，从而使X=0，[α-γα(1-β)]X也相应地变回0。
大臣的收益则是权力欲的满足。我们可以将它拆解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获得的皇帝的把柄，即皇帝为惩罚自己所付出的成本，即γα(1-β)X。第二部分就用字母G来表示，代表其它的权力欲望。大臣的损失则是受到的惩罚αX(由于皇权的满足与大臣因违背皇命所受的惩罚是相通的，因此αX既可以表示皇权的实际满足度也可以表示大臣的实际受罚度)。二者相减可得，大臣的净收益为[γα(1-β)-α]X+G。
而如果大臣仍然集体抗命，皇帝不惩罚抗命大臣时，双方的净收益如下：
皇帝的收益是避免了因惩罚大臣而不得不独自处理政务所带来的成本，即γα(1-β)X。皇帝的损失是皇权的满足，即αX。二者相减可得，皇帝的净收益为[γα(1-β)-α]X。
大臣既满足了权力欲γα(1-β)X+G，又避免了受到总量为αX的惩罚。除此之外没有损失。其总收益为[α+γα(1-β)]X+G。
现在来计算一下：大臣们服从皇帝时双方的净收益：
首先，皇帝仍然获得了命令通行，即皇权满足这一收益，即αX。除此之外，皇帝避免了因惩罚大臣而带来的损失，这个损失值也可以被视作潜在的收益。此时的皇帝没有任何损失可言。二者相加可得，皇帝的净收益为[α+γα(1-β)]X。
大臣因为免于惩罚，获得了数值等于惩罚值的收益，即αX。而大臣的损失则是失去了包括制约皇帝的把柄在内的权力欲，即皇帝如果惩罚大臣将付出的成本γα(1-β)X以及其它权力欲G。二者相减可得，大臣的净收益为[α-γα(1-β)]X-G。[page]
现在，我们得出了四个结论：
第一，当大臣选择抗旨时，大臣永远倾向皇帝不处罚这一结果。因为[α+γα(1-β)]X+G显然永远大于[γα(1-β)-α]X+G。这在直观上也很好理解：大臣当然期望自己的抗命行为不需要付出代价。
第二，当大臣选择抗旨时，皇帝是否惩罚大臣，取决于[α-γα(1-β)]X的正负。一旦该值为正，皇帝惩罚大臣的收益[α-γα(1-β)]X显然大于不惩罚大臣的收益[γα(1-β)-α]X。反之则不惩罚大臣时的收益大于惩罚大臣时。
第三，无论如何，皇帝永远倾向于大臣服从这一结果，因为这种情况下皇帝的净收益[α+γα(1-β)] X显然永远大于另一种情况的净收益[α-γα(1-β)]X(惩罚大臣时的收益)或[γα(1-β)-α]X(不惩罚大臣时的收益)。也就是说皇帝将不惜代价阻止大臣抗命这一结果的发生。这在直观上也是容易理解的：皇帝当然永远希望大臣都是自己的仆人。
第四，大臣做出何种选择，取决于[α-γα(1-β)]X这个数值与G的大小关系(定理二)。如果该值大于G，大臣将倾向于服从皇帝的命令，反之大臣将选择抗命。这个结论非常重要!是本文所有推理的基础。
(顺便一提，还有一个可以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与本文主旨无关，但同样可以引发思考。那就是这个博弈的帕累托最优存在于大臣服从这个均衡点上，因为这个结果下二者净收益之和大于另一个结果)。
根据第二个和第三个结论，我们能得出的结论是：[α-γα(1-β)]X长期处于0和G之间的可能性很低。因为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将会是大臣集体抗命，皇帝处罚大臣并亲自弥补损失的结果。由于X是由皇帝主观决定的，因此只要皇帝提高X，也即加重对大臣的处罚，就能重新令[α-γα(1-β)]X大于G，使博弈回到有利于自己的结果。除非皇帝的威望低到了即使X提高到了理论最大值N，即皇帝期望对群臣施以理论上最严厉的惩罚，也无法阻止大臣集体抗命。这种情况下皇帝的个人能力必须处在一个极其高位的水平才能令[α-γα(1-β)]X重新大于0，否则皇帝就会因[α-γα(1-β)]X小于0而选择不对群臣施加惩罚，使得群臣抗旨、皇帝不惩罚成为长期的平衡点。因此，只要大臣选择集体抗旨，从长期来看，皇帝一般不会施加惩罚。因此[α-γα(1-β)]X从长期看，一般而言只有大于G和小于0两种结果。用现实的语言解释就是，如果皇帝惩罚群臣后，仍然有能力独自处理政务。那么皇帝只需要加大惩罚就能令群臣听命于自己(如果惩罚加到最大仍然无法阻止群臣抗旨，除非皇帝的个人能力处在一个极高的水平，使得他长期失去众臣的支持也能独自处理政务，才能使[α-γα(1-β)]X位于0和G之间，但这几乎不可能。因此群臣抗旨的情况下皇帝一般不会施加惩罚，使得[α-γα(1-β)]X小于0)。因此长期来看，皇帝与大臣的博弈，要么众臣的违抗令皇帝无法独自弥补损失，导致皇帝无法处罚众臣，使得众臣违抗、皇帝不惩罚成为常态，要么众臣偶然的违抗遭到了个人能力强的皇帝更大的处罚，导致众臣顺从成为常态。
根据第四个结论，我们推导出一个很重要的定理：
γ决定性定理：由[α-γα(1-β)]X的构成可以看出，α的变化对β的变化对[α-γα(1-β)]X的影响程度的变化幅度，取决于γ的大小。因为对α求偏导，可得[1-γ(1-β)]X。这意味着α的增加同时令X的系数增加了1α、减少了γ(1-β) α。也就是说，虽然-γα减少量的增加放大了β的变化对整个式子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同时被前一项α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种抵消程度有多大取决于γ的大小。根据前文γ的定义我们知道，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越发达γ的值越大。也就是说，γ值逐渐增加，个人凭借自身能力实现独裁的可能性越来越小，[α-γα(1-β)]X的值越来越不可能大于G。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独裁也就越来越难以存在于发达的社会中(定理三)。
[α-γα(1-β)]X这个变量，描述的其实是皇帝的权威与个人能力的关系。β的值取决于皇帝自身，容易理解也容易掌握。真正有趣的是α。
皇帝的权威来自哪里?按照韦伯对权力的定义，权力意味着令其他人去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的能力。因此皇帝的权威大小，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大臣是否服从。
这是一个很意思的公理，因为这意味着，α的大小，由[α-γα(1-β)]X决定着!也就是说，α与 [α-γα(1-β)]X是互为因果的一对变量(公理一)!
当原始部落社会γ的值极低时，即使α与β都很小，[α-γα(1-β)]X也将大于G。根据公理一，α值不论一开始多低，也将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因此原始部落必然将形成一个稳定的个人独裁体制。(定理四)只要前任酋长建立了巨大的威信，即使后代的能力不强，这种威信也难以被破除。用现实的语言解释就是，原始社会事务简单，很多事情即使酋长个人能力并不强也可以轻松处理，对臣子的依赖很低。因此权威不容易打破。
当历史进入现代时，工业大生产的经济背景下，治国理政的复杂程度相较古代大大增加，统治者越来越难以独自承受失去下属支持的成本，γ的值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增加到极高的水平。在发达的现代社会，个人独裁很难长久持续。由于γ的增加，原先的君主制国家中有能力维持个人独裁的帝王越来越少，最终要么改革为共和政体(注意，共和不等于民主)，要么永远陷入大臣抗命的平衡点而走向君主立宪。
真正有趣的，是γ不大也不小的古代社会(根据对史实的考察，这个“古代”时间上应该包含16~18世纪的近代早期)。
根据公理一，当古代国家γ不大也不小时。在β较大且不变的情况下，由于[α-γα(1-β)]X>G，因此α越大，[α-γα(1-β)]X也就越大，而反过来[α-γα(1-β)]X越大，由于群臣越来越倾向服从皇命，因此α也越大。反之当β较小时，[α-γα(1-β)]X
此外要注意的是，社会的发展必然导致γ的增加，但γ的增加并不必然由社会发展导致。例如，秦以来中国古代的君主与中世纪以来欧洲君主相比，其独裁帝王的产量要明显多于后者，这是因为中国君主与贵族的斗争中明显占了优势。中国的贵族势力由于诸多的历史事件的作用，其垄断的资源相较于欧洲的贵族要少(比如中世纪欧洲贵族垄断了很多宗教有关的资源)，导致中国君主对大臣的依赖小于欧洲君主，也就是中国的γ值低于中世纪欧洲γ值导致的。在这里，两个γ值的不同并不是因为哪个社会更先进，而是因为历史事件导致的不同社会贵族的资源垄断能力不同。这段推理用现实的语言解释就是，社会的发展必然导致统治者越来越难以独自处理政务，但统治者越来越难以独自处理政务并不一定是因社会发展导致的，它还有可能由于贵族资源垄断能力不同等诸多偶然因素。(一个不成熟的猜想：古代雅典之所以能别具一格地发展出民主政治，其原因正是γ值相较于其他社会出奇地高。这是由于商业城邦独特的经济模式培养了一大批垄断大量财富的精英，这些精英的资源垄断令雅典的γ大到几乎产生不出可以驾驭它的独裁者)。
另一个影响γ的非社会发展因素，是社会认同。显然皇帝的惩罚行为如果得到了全社会一定程度上的包容，则因惩罚带来的成本也会降低。在一个稳定民主的社会中，γ可以近乎无穷大，这是因为在民主社会中任何统治者想惩罚所有的下属，面临的将是全社会的反抗。而如果民主体制令社会失望(比如托克维尔笔下的“人民宁愿要奴役中的平等，也不愿要自由中的不平等”)，或因其他原因导致社会成员将希望寄托在一个领导者身上，全社会对统治者的惩罚行动也就更容易默许。
综上，可以将γ所受的影响表示为γ=(社会发展程度+，贵族垄断能力+，独裁者的社会认可程度—)
另外，关于β还有一个有趣的讨论。以上描述的都是在朝堂之上的博弈。如果将这个推理推广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很显然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地方官员违抗圣旨的成本会小于朝堂上的大臣，这是因为皇帝管理地方官员与管理朝堂大臣，所要求的个人能力更为苛刻。因此以上公式在讨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时，可以修改为[α-γα(1-δβ)]X。其中δ为皇权作用系数，与距离首都的距离成反比，与中央集权程度、交通条件和通讯技术成正比，取值区间为(0,1)。
此外，根据前文“大臣与大臣的博弈”中的论述，“分化时期”产生的原因是群臣无法判断哪一派将占优势，导致大臣们围绕是否遵旨分裂为人数基本对等的两派。根据之前的推论，[α-γα(1-β)]X与G的大小关系决定了群臣选择一致臣服还是一致抗旨，那么当[α-γα(1-β)]X恰好等于G时，大臣们就无法就是否遵旨达成一致意见，“分化时期”也就出现了。因此分化时期只是[α-γα(1-β)]X恰好与G值相等的特殊时期。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分化时期并不会长久存在。
三、案例分析
首先来看《猩球崛起》中的案例：
男主角凯撒凭借着极高的个人能力(即β值极大)，创造了极高的威信(α值极大)。二者的共同作用导致猩猩社会初创时，[α-γα(1-β)]X大于G。由于定理五的作用，凯撒在10年的时间里都稳坐着独裁者的位置。
科巴暗杀了凯撒后，由于打出了“人类杀了凯撒”这张悲情牌，成功团结了众猩猩，保证了α值的连续性。再加上科巴本身就是开国元勋之一，其出色个人能力令其政变顺利地成功。
亚历山大帝国、秦帝国、阿提拉帝国、帖木儿帝国一夜崩塌的案例：
亚历山大、秦始皇、阿提拉、帖木儿，凭借着极高的个人能力创造了巨大的威信，因此帝国初创时[α-γα(1-β)]X远远大于G。然而这四个人都没有做好一件事，就是保证自己的帝国的α值的连续性，导致他们死时，由于没有可以服众的继承人(胡亥靠害死扶苏、蒙恬等人才得以继位)，α值剧烈下降，[α-γα(1-β)]X由原来的远大于G一下降到G附近的点，导致国家进入了“分化时期”。如果我们把“皇帝”的范围扩充到所有可能的掌权者(皇帝、权臣、太后等等)，没有一个掌权者的[α-γα(1-β)]X能够摆脱G值。这种情况在朝堂的表现就是群臣争权夺利斗争不止，行政效率低下。在地方上的表现就是地方掌权者无论是皇帝还是其他人，没有一个能够令其统一服从命令的人，因此内乱不止(项梁起兵前夕，会稽郡守曾找项梁暗商反秦大计。如果是秦始皇时期，这位郡守是绝对不敢这样做的，因为他知道其他郡守都会忠于秦始皇)。
明朝废除宰相但中后期仍然被文官压制的案例：
朱元璋废除了宰相，令皇帝的权威达到了极点。朱棣也凭借着极高的个人能力维持着这种权威。然而由于定理五的作用，当从小衣食无忧，个人能力不及先辈的后代皇帝即位时，仅凭自己的能力根本无法弥补因宰相缺失带来的事务处理的繁琐。当后辈皇帝的β值远低于开国两代皇帝时，[α-γα(1-β)]X将越来越向小于G的方向上发展。此外，β值的降低除了后代皇帝本身的个人能力下降外，不同的环境也造成了后代皇帝能力的观测值很容易低于开国皇帝。开国一代的皇帝们都是在战火硝烟中磨炼出来的，不仅自己的个人能力一定很强，那种在战场上运筹帷幄的环境也更容易让下属看到自己出类拔萃的一面。相反，如果一个皇帝生来就处在群臣围绕，共同协助其处理政事的环境中，即使其个人能力真的不输开国皇帝，也很难让群臣对自己能力的观测值，即β，回到开国皇帝的水平。在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朱元璋废除宰相建立的无上权威不到百年就被打破，也是很正常的了。
另外，这个案例的分析还有一个历史事件不得不提，那就是土木堡之变。这场惨败不但严重破坏了皇帝的威信，同时也大大降低了群臣对朱祁镇的β观测值。虽然获得了孙太后支持的朱祁钰及时继位，使得α的连续性没有被破坏，令明朝免于陷入“分化时期”，但经此一战，α值的加速下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魏玛共和国、利比里亚等民主制国家被独裁者掌控的案例：
民主制度的意义在于大幅增加γ值，使得任何统治者都无法承担惩罚所有不服从的下属的成本。然而如上所述，γ值的大小不仅仅取决于制度因素(甚至制度层面的因素根本就不是一个需要太多考虑的因素，本文的主旨也是在探讨专制制度的失灵)，它还取决于社会认可等诸多因素。魏玛共和国完全照搬了民主制度，但却招致了人类历史上空前严重的通货膨胀。德国的物价在一个月内上涨了2500%，一个马克的价值下降到仅及战前价值的一万亿分之一。除此之外，巨额的战争赔款、民族尊严等德国民众希望解决的问题，通通没有被魏玛共和国妥善解决。在此情况下，希特勒通过出色的个人魅力，以及对满怀期待的民众许下的承诺，获得了巨大的社会认可。这种认可无与伦比的认可，对γ值降低的程度远远超过了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对γ的提升幅度。原本民主的德国落入独裁者手里也不足为奇了。
利比里亚与德国略有不同。利比里亚的模仿对象——美国，其民主制本身就诞生自极高的社会基础(清教传统、来自法国的启蒙思想渗透等等)。美国的民主之所以能保持，不是因为民主制度有多完美，而是因为γ值由于社会对民主的认可而处在极高的水平(托克维尔在《民主在美国》一书中，认为美国的民主能保持，很大程度是由于美国人由于公民教育等因素“将心灵带回民主”)。外加美国没有经历过魏玛共和国那样的巨大危机，民众没又产生过必须依靠强力的领导者才能实现的巨大诉求，使得美国社会的γ值长期居于高位不变。而利比里亚的社会，除了制度之外，没有一条与美国的情况符合。
除了以上案例外，本模型还能解释的史实有很多，包括一个王朝普遍只有前两三代皇帝才是公认的明君(这是因为前两三代皇帝早年为实现开国所处的环境使得他们的β值更容易处在高位)，包括最专制的皇帝一定是最勤政的皇帝(因为定理五)，等等。
来源：政治学人微信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