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月是苏联解体20周年，莫斯科的大街被成群的愤怒青年所占据，他们在针对统一俄罗斯党（“骗子和小偷组成的政党”）进行抗议，高呼“没有普金的俄罗斯！”数百人已被拘留，军队已进入莫斯科中心，美其名曰“提供安全保障”。虽然在街上抗议的人数还远远不到当年涌上街头，埋葬了苏联的50万人，这也是近年来最大的抗议活动了。引发这次危机的导火索是12月4日议会选举中的舞弊现象。但是真正的原因要深得多。
俄罗斯执政当局的正统性已经开始丧失，这正发生在俄罗斯总理弗拉基米尔·普京宣布“稳定”的最终胜利，承诺他会回到克里姆林宫再任总统，以及宣誓会和前苏联的几个共和国一起重建一个欧亚联盟的同时。这些带有苏联色彩的言论在11月底统俄党的大会上尤为明显，普金在会上被提名为总统。一位电影导演很激动地说道：“我们需要一位强硬，勇敢且能干的领袖……而我们有这么一个人选：那就是弗拉基米尔·普京。”一位炼钢工人向议会讲述了普金是怎样“让我们的工厂从此站了起来”，并以“他睿智的教诲”支持了工厂。一位有19个孩子的单亲妈妈为了“光明的未来”感谢普金。
这样和已经被理想化的后苏联时代呼应的故事本是普金的一大卖点。没有令人厌烦的政治辩论，基本上宽松的个人自由，商店里装满了食物：这些不是人们想要的吗？恰恰相反，普金居然几次被大家报以嘘声，这真是难以想象。第一次是在11月20日一个格斗大会上被观众嘘，之后又在多个投票站被选民嘘，现在轮到大街上的游行者来嘘他了。他苏联式的言论遭致了反苏联回应。
根据独立民意调查机构－勒瓦达中心的列夫·古德科夫，这种针对独断，腐败且专制的当局的反应本身就是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一部份产物。这种反应不是被共同要求改变的远见推动的，而是源于人民缺乏其它选择可以替代执政当局。这是因为俄罗斯仍然是一个混合机制国家。俄罗斯比苏联小，更注重消费主义，而集体主义成分较低。但是虽然已摆脱过去的意识形态，延续政治权力的机制仍然存在。一些关键社会制度，包括法院，警察及安全局，电视以及教育都被官僚阶级用来维持他们自身的权力和财富。非民选的总统班子现在仍在前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原楼原址办公。
更重要的一点，苏联的心理软件[注2]似乎比意识形态本身更坚固持久。1989年，一群由尤里·勒瓦达[注3]带领的社会学家开始研究苏维埃人[注1]，一种人为的心理建构，拥有双重思想[注4]，家长主义[注5]，怀疑猜忌和孤立主义的特点。当时他们认为具有这种心理建构的个人正在消失。在接下来的20年中，他们意识到实际上苏维埃人变异并繁衍了，一路以来追加了新的特点，例如愤世嫉俗，好斗情绪等。这并不是某种基因传承的结果，而是制度限制，再加上克里姆林宫所传播的那扭曲的经济和道德刺激所引发的结果。
勒瓦达小组一开始怀疑这种心理软件是某一代人特有的，之后发现这不是一个世代特点。在莫斯科选举中舞弊的人不仅包括那些对苏联时代有记忆的中年人，还有数以千计的亲克里姆林宫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被召集起来，分派出去在莫斯科市内的各个投票站投票。非常有象征意义的，这些人就在斯大林时代的人民成就展的一个空展馆内扎营居住。这些人中大多数都没有任何关于苏联的记忆：他们是在苏联解体之后才出生的。
但是选举的结果也暴露了俄罗斯社会中很大一部分人不愿让现有体系进一步继续下去。数千名愤怒的男女老少试图终止舞弊，保护他们的权利。一位竞选监察人在被从一个投票站赶出来之后，在他的博客内写道“愧疚死了……我没能救下你们的投票……原谅我。”这样的声音还是少数，但是这两个团体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两个文明的冲突，这标志着20年前开始的苏联体系解体，还远远没有结束。
道德真空
1991年共产党执政垮台之后在西方和俄罗斯内部都有一种期望，即俄罗斯可以再一次接受西方价值，加入到文明世界行列。但是这种期望无视了当时荒废的经济，短缺耗尽的人力资本，以及70年苏联统治下的心理和道德创伤。当时没人知道取代苏联的会是哪种国家，也不知道作为一个俄罗斯人到底意味着什么。移除了意识形态和地理上的限制后，道德的清晰性却没有增加。
特别是苏联解体的动力来源－知识分子们被搞得措手不及。当他们“无望的目标”突然成真了，很快一个问题就浮出水面：俄罗斯缺少一位负责的精英有能力且愿意创造新的社会制度。苏联的过去和它的制度一直没有被好好地检察过，取而代之，所有和苏联相关的东西都成为了可笑之事。就连“苏维埃”一词也被缩写成“索沃克”（sovok），俄语里“簸箕”的意思。勒瓦达中心的古德科夫认为，实际上这种自我嘲讽并不是一种对苏联体系的理性否决，它带有戏谑轻浮的色彩。由于多年以来被国家的家长主义排除在外，无法参与政治，大多数人不想要承担起国家大事的责任。
在政府取消了价格调控，暴露了苏联积蓄一文不值之后，这种轻浮态度结束了。1993年鲍里斯·叶利钦在面对武装反抗的情况下，向苏联议会开火。很快对于奇迹的希望被幻灭和怀旧的感觉取代。勒瓦达的民调显示，这并不表示大多数人想要回到过去的苏联时代。但是他们渴求秩序和稳定，并把这两点和军队及安全局，而不是政客联系起来。
英雄登场
普金先生年轻，沉稳，头脑清醒而有一双蓝眼[注6]，这简直和人民的期望完全相符。虽然是被叶利钦所挑选出来的，他和这位病怏怏的领导人形成鲜明对比。虽然他的仕途得利于20世纪90年代，但是他特别强调自己的经历和那个时代很不一样。有两个因素让普金广受民众欢迎，一是增长的经济，这让他可以支付拖欠的薪水和养老金，二是发动战争惩罚了车臣。这两点都象征俄罗斯恢复为一个国家了。
在没有任何新的前景或身份的情况下，要和20世纪90年代作比较就只能诉诸于那之前的时期，也就是苏联后期。不过虽然普金巧妙利用了人们对理想化的苏联的怀念情绪，也重新恢复了苏联国歌，他并没有任何要在经济上或地理上重建苏联的企图。正如他说过多次的那句话：“不因为苏联的逝去而后悔的人都是没心没肺的，但那些想要重建苏联的人是没有脑的。”
作为一名前克格勃[注7]，普金完全理解国家控制的苏联经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其意识形态是空洞的。但也是因为在克格勃的经历，让他相信民主和文明社会只是西方利用的一种表面掩盖。世界上不管东方西方，最重要的就是金钱和权力，这就是他决定要加强巩固的东西。
当时的俄罗斯对于意识形态已经很疲倦了，而他也没有勉强引入新的意识形态。他唯一承诺（而且之后也基本上做到的）就是提高收入，重建苏联时代的稳定和价值感，提供更多的消费品，让人们可以自由旅行。因为这几条满足了20世纪80年代尾以来人民关于“自由”的大部份需求，大家很乐于接受他的另一项要求，那就是不要搀和政治。虽然普金是个专制者，在人民的眼中他很“民主”。
普金轻而易举就消灭了所有除他以外的权力源头，这并不说明他的实力，却恰恰显示了俄罗斯的制度脆弱。仇恨共产党的叶利钦之前曾拒绝审查媒体或干涉法院体系。普金可没有这种顾忌。他首先把电视台牢牢控制在手中，然后是油气产业。曾帮助建立俄罗斯第一家私营电视台－俄罗斯独立电视台（NTV）的伊戈尔·马拉申科提到他本以为“会有足够多的年轻记者不愿再被牵回马厩中。事实证明我想错了。”
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比在普金统治下要自由多了。但是这种改变是潜移默化，而不是突然发生的。而且这种改变的基础来自于前一个时代遗留下来的金钱和权力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的私有化将财产权交到了前苏联官员和一小群俄罗斯寡头[注8]的手中。正如历史学家及政治分析员克里尔·罗格夫发现，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资金的积累不公平，资金积累一般都是不公平的，真正的问题在于将财产权从效率较低的持有者往能够更有效使用财产的持有者转移的竞争规则及机制从未被建立起来。
在叶利钦手下，俄罗斯的寡头们通过政治影响力躲避了竞争。普金仅仅将这个公式倒转来使用，把财产持有者变成了在他允许下才能保有财产的奴隶。从那时起财产持有的保证就从持有者的财富变成了官僚的权力。政治权力和财产权利之间的纽带在正常运作的民主国家内必然会被打破，而在俄罗斯，这种联系一直存在。
以权换钱
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私有财产的缺乏是靠权力和地位所弥补的。一位党内干部并没有工厂的所有权，他甚至都不能在自己名下买一套公寓，但是他在党内的地位赋予他可以使用国家集体财产的待遇，其中包括了高级住房和特别饮食。“特别”一词是苏联体系的最爱，例如“特别会议”，“特别公寓”和“特别政权”等等。
在高级干部决定把他们的特权“金钱化”，将其转变为财产后，苏联体系瓦解了。“特殊”一词也就商业化了，变得高档且奢华。这个词几乎用在一切广告内，大到一幢房子，小到一次理发。在普金治下，“特殊”重新回复了其在苏联时代的意义，却没有摆脱其商业价值。一辆车顶带上蓝色闪光灯，在人群内招摇过市的黑色奔驰成了权力和金钱的终极表现。这同时也是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标志之一，而这种不公正也是最近抗议的触发原因之一。
官僚阶级，尤其是安全局的人，对企业施压的故事现在比比皆是。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以及尤科斯石油公司的解体是最著名的例子[注9]。但是类似的故事还有成千上万。统计数字的结果是很不留情的：过去十年俄罗斯每六位商人中就有一位因经济罪而被判刑。根据俄罗斯法律经济研究中心的报告，大多数这类案件都没有原告，最后被判无罪的案例几乎没有。这意味着大量身陷牢狱的俄罗斯商人其实是腐败的检察官，警察和法院的牺牲品，这些人可以将他们的生意充公而不受惩罚。
正如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叶戈尔·盖达尔在1994年警告的一样：“根据其目的不同，一具官僚体系的残骸也可以变成一具黑帮体系的残骸。”他的书在2009年出版的时候，这种警告已经成真。过去几年内这种“巨大的混合体制”已经将其触角伸入到公务圈子内所有有利可图的角落。对商人行暴的例子到处都是。这些问题最终形成一种苏联风格的负面选择政策，对最优秀和最活跃的商家进行打压或消灭，同时对寄生的官僚和执法者进行奖励。斯大林当年靠镇压和肃清所干的事，今天的俄罗斯在用腐败和国家暴力达到同样效果。
官僚的主要资源在于其在租金分布系统[注10]内的参与。虽然这使得官僚可以将资金导入敏感的地区和工厂，但也增加了俄罗斯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并助长了家长主义。普金很努力塑造国家是唯一的恩人这一形象，将高位油价带动的收入增高记为自己的功劳。他在统俄党大会强调，只有国家和执政党有能力解决人民面对的问题。“没有其他人可以对村庄，乡镇，城市，地区，或者全国的事务负责。这样的势力不存在。”
这个思想被地方州长广为传播，他们在大选前告诉自己的州民们要获得地区拨款就得投票给统俄党。贫困的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州长告诉其州民“有责任心的人没有选择。我们必须99.99%地投给（统俄党）候选人。这就是苏联时代的做法，如果不是我们打破了这个秩序，我们现在还会生活在苏联里……那要比现在好多了。”实际上怎么样呢？很多批评者认为俄罗斯政府并没有执行很多国家功能，例如提供足够的医疗，教育，安全和公义。但是在俄罗斯口头承诺和象征意义经常比实际经历更重要。
围城心态
在普金重新发扬的象征苏联的事物中，没有一个比俄罗斯是一个被敌人包围的强国这一概念更重要的了。在推广了“斯大林代表俄罗斯的伟大”这一历史版本之后（他的镇压只不过是美国强加于他身上的冷战的一个不幸副产品），普金动用斯大林主义最喜欢的一个公式：俄罗斯是一个孤立的围城。
虽然现在俄罗斯没有铁幕，互联网也是自由的，勒瓦达写道：“就好像有一道无形的墙仍然把所有‘我们的’事物和‘外国的’事物分隔开来，形成对比。”确实，勒瓦达的民调显示到2004年，那些认为自己和别的国家的人民没有不同的俄罗斯人比例下降了，而俄罗斯被日益强大的敌人包围的看法则显著增长。
最近的议会选举伴随着一系列霸道的宣传竞选，这些宣传把美国的反导弹系统描述为一个事关俄罗斯生死存亡的威胁。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作出了寻衅的言论，而国家电视台播出了冗长的关于俄罗斯导弹，雷达和其它威胁性玩意儿的影片，还伴随有语气紧张的声带。就好像俄罗斯快要被攻击了一样。这次竞选的目标不是西方，俄罗斯的精英们大量时间都呆在西方，钱也花在那儿，其目标是国内的观众。
在俄罗斯内部批评政府的任何人都是在帮助外部的敌人。在党大会上的演讲中，普金特别攻击了一些非政府组织，谴责它们拿西方的钱来“影响我们国家的竞选过程”。他说，那些“所谓的拨款接收者”都像是犹大[注11]。他的演讲的结尾引用了斯大林时代的一句话：“真理站在我们这边。胜利终将是我们的！”他故意漏掉了该引言的第三句：“敌人将会被毁灭！”但是他发言后不久，俄罗斯那些狗腿的电视台立刻播放了一部宣传影片（现在的抗议却没有一家转播），影片的主题是一家独立的选举监察机构－格罗斯[注12]，影片试图将其员工描述为西方的间谍。
这样把敌人描述为无处不在，而没人可以有高尚动机的战术，造成了一种广泛的愤世嫉俗心态。在这一点上，苏联后的俄罗斯和苏联时代是很不同的。苏联时代的领导人不仅有利益观，还有价值观。共产党可能内部僵化，镇压群众，但它至少不被称为“小偷和骗子的政党”。苏联领导人不鼓励愤世嫉俗：他们很看重自己的形象和言论。例如，苏联时代一个首席意识形态分子不可能写一本匿名小说来暴露他自己创造的体系内部的黑暗。而克里姆林宫的主要战略家沃拉迪斯拉夫·苏尔科夫刚刚就这么做了。
实际上，许多克里姆林宫政客认为自己是进步的西方人，在努力控制落后，懒惰，既不想，也没能力尝试民主的人民。他们假设人民只要收入上升，就什么都可以忍受。但是当普金透露他和梅德韦杰夫的职位交换是很早以前就计划好时，人民感到被欺骗了。在这些无耻的政治阴谋中一切都是虚假的，没有真实，而早在选举之前这些阴谋就已经造成对统俄党的支持消散了。当克里姆林宫决定要对投票公开操纵，人民的愤怒最终爆发了。
在十年的“稳定期”之后，俄罗斯现在看来和苏联接近尾声时一样脆弱，任何震荡都可能产生灾难性后果。不过，很大的不同是苏联当时有清楚的内部结构，而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并不准备用武装力量保护自己。今天，情况是大有不同了。
普金不太可能借鉴戈尔巴乔夫的办法，将舞弊选举的结果作废。相对的，他可能会付诸于更积极的镇压，把俄罗斯变得更像苏联。这将会恶化危机。普金高度个人化的权力会怎样受到外部挑战，挑战的结果会是什么，这些现在还都是无法回答的问题。但是有一点很明显，除非俄罗斯创造一个促进诚实，开放，容忍和进取的体系，不管领导人怎么更替，都不可能让国家从苏联时代的阴影下走出来。
译者注
1－HomoSovieticus，苏维埃人，苏联作家季诺维耶夫发明的一种带有讽刺和批判意味的名词，改自HomoSapiens(人类学名)，文中的SovietMan意思相近。这是对当年苏联宣传苏联体系下会产生一种全新的，更好的人类，“NewSovietMan”（新苏维埃人）的讽刺。苏维埃人一般包括以下特点：对劳动成果漠不关心，缺乏动力；对集体财产，盗用公家资源漠不关心；与世界文化绝缘；对政府提出的一切被动接受；在一切事务上避免个人责任；可能还酗酒。
2－mentalsoftware，心理软件，形容一个人驱动其行为，想法的心理特质，来自把大脑身体比喻为硬件，心理比喻为控制硬件的软件。这儿是指苏联导致的人民心理状态。
3－YuriLevada，尤里·勒瓦达，知名俄罗斯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文中的勒瓦达中心是他建立，以他名字命名的。
4－doublethink双想，双重思想，出自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指一个人同时接受两套相互矛盾的信仰，简单来说一些表现包括可以故意撒弥天大谎，而同时自己又相信自己的谎言；可以在需要是否定任何现实，而需要时又可以接受任何自己否定的现实。和虚伪意思上有相近之处，但是不一样，故意做虚伪的事而相信自己不虚伪是双想。
5－paternalism家长主义，又称父爱主义，通常有两个特征，一是对自由的干涉，二是干涉方对被干涉方是怀有好意进行干涉的。引申到国家政治上（statepaternalism）就包括国家对国民事事干涉，什么都要管，认为没有国家干涉国民什么都做不好，可能是出于善意，也可能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6－blueeyes双关，一般说某人有blueeyes有招人喜欢的意思。源于蓝眼为最漂亮的眼睛这一看法。蓝眼多见于东欧波罗的海一带民族，普金的双眼是蓝色的。
7－KGB，克格勃，国家安全局的简称，前苏联的国家安全机构，是冷战时期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斗法的全球主要情报间谍机构。
8－Russianoligarchs，俄罗斯寡头，类似于“商业大亨”的意思，专制前苏联共和国内（大多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在90年代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迅速致富的一些商人，不管其有否政治实权，一律称为oligarch（寡头），这和oligarch一词一般意思不同。
9－MikhailKhodorkovsky，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2004年曾是俄罗斯首富，全球财富第16位。2003年10月被捕，之后普金冻结其尤科斯石油公司（Yukos)股份，在2004年底公司被俄罗斯政府出售。2005年霍多尔科夫斯基因欺诈罪判刑9年。被捕前在2003年霍多尔科夫斯基曾为多个政党出资，据说其中还包括统俄党。2010年底，被二次审判加判罪名入狱14年（包括第一次的9年）。
10－rent-distribution，这里的rent是指economicrent，即经济租金，本义为经济活动中超出货物服务本身价值的额外金额。在政治上专指通过调节政治环境，从中牟取的利益。这种行为称为rent-seeking，即寻租行为，贬义。例如，以权力行使方便收取回扣就是一种行为。Rent-distribution指整个政治体系中这种利益的分布系统，例如中央通过政治寻租收取的利润分派一部份给地方政府，让地方政府确保地方民众服从的系统。
11－Judas，犹大，耶稣门徒之一，为了30个银币出卖耶稣，是西方文化中叛徒的象征体。这里是说拿取非政府组织拨款的俄罗斯人都是叛徒。
12－Golos，全名TheGOLOSAssociation，2000年建立的俄罗斯民间组织，旨在保护公民权利，促进文明社会。是目前俄罗斯唯一的独立选举检察机构。其名字GOLOS在俄语里是“投票”或“声音”的意思。
来源: 经济学人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