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市场竞争,面对生存压力,面对话语空间,左方身上常常会表现出他现实的一面——那是他在几十年政治运动中学会的“妥协”——即便如今,他也仍然反对年轻人的“激进”。他说:“不要去做烈士,做烈士最容易。”

广州的夜空里,“南方周末”的巨大霓虹像一座雕塑,在湿润的空气里微微闪烁。曾经,在一代人心中,这四个字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和良心。

80岁的左方先生已经很久没回过广州大道中289号大院了。在这个被视为新闻的圣殿里,老老少少都称他老左。和传承几代人的自由氛围一样,从他创办《南方周末》的那天起,这传统延续了30年。

老左——这两个字本身就仿佛是一时代的痕迹。朝鲜战争他当过兵,“文化革命”他造过反,但谁又会想到,知天命之年,他又会在这个国家的改革巨浪中摇旗呐喊,创办了一份后来被视为自由派的报纸。

Zuo Fang

 

 

 

 

 

 

 

 

 

 

左方

“我把启蒙视作办报的灵魂。”广州的某一天,他在咖啡馆里坐下,用了6个小时为我们讲述一张报纸的历史,讲述一段他心中那个“保尔·柯察金”如何消失的故事。耄耋之年,左方依旧睿智。不久前,他还刚刚在香港出版了自己的口述历史。书名叫作《钢铁是怎么炼不成的》——是他人生的反思,也是对旧时代的隐喻。

相比这份报纸后来的辉煌,很少人提起左方时代的《南方周末》。但在改革最关键的30年里,这份报纸的前半程却承载着更多意义。从左方开始,很多人曾影响这份报纸的性格形成。他们的故事,关于一张报纸,关于一场改革,关于一个国家,也关于一个时代。

1、生于1984

1984年,他们要去创造一个时代。

1984年的广州,城市还显得有些无趣。一个叫张向春的年轻夹报工人坐在《南方日报》社资料室里。如果不出意外,他的整个白天都将与那些旧报纸为伴——那些千篇一律的“真理报”,将是他千篇一律的日子。

有时候,他也会偷偷将自己的画压在资料室的玻璃台板下,那是他对抗千篇一律的方式。谁会想到,多年以后,这个年轻人的版式设计和插画,一度成为《南方周末》在市场上大杀四方的利器。

在文革结束后,资料室就成了报社的“冷宫”。屋子里的老员工,大都是在“文革”犯错误的“三种人”(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他们中最著名的造反派正是“左方”。如今,他已经在这里呆了六年时间。

动乱后挂在报社大院的两行大标语,似乎可以对左方的前半生做个总结——“左方是广东多股帮派势力的黑高参,大乱南方日报的挂帅人物”。

是的,他,左方,是造反派“新闻兵”的头头——一个可以呼风唤雨般调动十万人上街的“革命青年”。当然,后来,他同样被用“文革”的方式扣上“帽子”,赶下台。

这个造反派,这个报社,这个国家……一切内心的坚固,都将在1984年烟消云散。那一天,左方50岁了。这个大名鼎鼎的“造反派头头”突然告诉张向春:“走,我们去办一张报纸!”

年轻人未曾想到:1984年,他们要去创造一个时代。

在英国人乔治·奥威尔的笔下,1984是个充满专制隐喻的年份。不过当这一年真的到来,1984并未走向《1984》,世界也并未如奥威尔描写那般令人恐惧。

1984年,中国,改革的气息在元旦后不久就散发出来——坐镇北京的邓小平突然决定到南方看看。他一路沉默不语,直到回到广州,才写下这样一段后来影响整个中国的话:“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在整个1980年代,敢为天下之先的广东,都是国家开放的标尺。邓丽君、喇叭裤、寻呼机……甚至内地第一个赴港旅行团都是从广州起行。1984年,一位香港老太太兴奋地拉着大陆游客的手说:邓小平应该长命百岁。

在离开资料室的这一天之前,左方悄悄去了火车站,那时候,中国的改革已经开始从农村转向城市。他看到潮水一般的民工涌入广东——“一场经济的大革命正在产生……不管怎样,他们不会再是原来的那些人了。”

那时候,报纸上还没人敢记录日子的改变,也没有人敢谈那些“真理”之外的东西。最终,是《南方日报》老社长丁希凌力排众议,要办一张与党报不同的报纸。

老社长丁希凌将《南方周末》视为“《南方日报》改革发展的试验田”。总编辑不愿派人办报,他就去找“被打入冷宫”的左方——一个在政治上已经“靠边站”的人。

几十年后,你会发现,这样的历史桥段似乎只可能在《南方日报》这样的大院里出现。与中国其他党报不同的是,《南方周末》的前身是香港《华商报》,即使经历文革,仍保留着文人办报的传统。

在1984年,中国的新闻改革方兴未艾。很少有人记得,《中国妇女》杂志在那一年,首次刊登了两则征婚启事。这个举动微乎其微,在当时却是一个坚定的信号——甚至,它和《南方周末》的创办一样,还意味着中国的媒体将独自面对读者,面向市场。

市场的力量充斥着整个1984年。张瑞敏、柳传志、王石、李经纬、牟其中开始了创业……日后很多驰骋一时的公司均诞生在这一年。财经作家吴晓波将之称为中国的“公司元年”。

在改革前沿的广东,1984同样是《南方周末》的创业元年,也是广东的媒体市场化元年。左方和几个编辑挤进一进办公室,“为改革摇旗呐喊”。

许多年后,左方对搜狐网自豪地讲起第一期的《南方周末》:他们大胆用演员黄宗英下海经商的新闻当做头条——“表达对敢为天下先的赞颂”;第二条才是邓小平到珠海视察,去爬罗姑山——“表达对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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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年轻人最流行的一句话是:我们都下海吧!

2、左方向右

左方和陈兆川,造反派和老右派,就像同一条暗渠在不同的历史缝隙间喷涌。

许多年后,一位美国记者问了左方这样一个问题:“你的新闻经历有15年是在毛泽东时期,有15年是在邓小平时期——我想知道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你的表现……”

左方的答案是:“在毛泽东时代,我拥护毛泽东文艺思想、批判‘文艺黑线’、宣传样板戏;在邓小平时代,我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就是你熟悉的《南方周末》……”

美国人显然无法理解他在两个时代的“分裂”。左方却觉得美国人“不理解我们这一代中国人”。

“左方”,“老左”——这个名字似乎已经隐喻了这代人的命运。他本叫黄克骥,抗美援朝时,这个十五岁的家中独子不惜断绝母子关系弃学从军。他为自己改了新名字:左方。

他成了一个狂热的左翼青年,满脑子革命理想,又弃武从文进入《南方日报》。他在后来的“文革”中如鱼得水,成为呼风唤雨的造反派领袖,甚至夺了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的权。

左方曾对《南方周末》的年轻人讲起他在航校学习的某个夜晚——他望着满天星空,心潮澎湃,血液里是布尔什维克的雄心壮志。

以50岁为界,两个时代呈现了两个左方:一个是追随毛泽东主义的革命小将;一个是倡导改革开放的自由报人。似乎每个形象,他都如此顺应时代——然而,这样的人生,该用理想主义还是功利主义去定义?

1989年,南方日报社的第三个研究生徐列,被优先分配到《南方周末》。生于1963、学于80年代,他一度想不明白:为什么造反派左方成了报社的头头儿。

“我想‘文革’中的三种人可能都是投机取巧——那时候对人的判断完全一种政治解读。到后来,我才发现他们这代人身上有很强的一个倾向:如果57年他在,他就是一个右派;到了文革的时候,他就是个造反派;也许到了改革开放,他是一个改革派。”

在这一代人的命运中,左方的老同事陈兆川似乎是左方的另一面。因为在“大鸣大放”中向报社领导提了三条意见,1957年“反右”,陈兆川被扣上了“向党放了三支毒箭”的帽子。在历次残酷的政治运动中,他又成了红卫兵们的专政对象。

1984年,《南方周末》组成了筹备三人小组,陈兆川是其中之一——那些年,人们戏称造就《南方周末》的,是“一个造反派,两个老右派”。

只是那时候,陈兆川仍不常说话,走路轻轻的,仿佛内心仍然留存着恐惧。陈兆川后来告诉搜狐网:大鸣大放的年代,他们也是心中充满了理想主义,真的希望去改变世界。

徐列开始理解这些前辈:“造反派和右派,想想是两个概念是吧?实际上他们是一个概念,不要理解文革的造反派都是为了什么阴谋,为了夺权……你看看文革所谓造反派们,都是心中充满正义理想的,都是以为要跟着毛泽东去干大事的人……”

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徐列都将它们归结于“理想主义”——一个时代留给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痕迹。后来,他主持的杂志采访了金庸,标题就是《八十金庸:拒绝理想主义》。因为金庸同样认为:如果一个人把理想作为理想主义强加于人,就是专制主义。

几十年后,坐在广州的咖啡馆里,左方对于自己的描述似乎更加形象,他说:他和陈兆川——造反派和老右派,就像地下流淌的同一条暗渠,只是他们在不同的历史缝隙间喷涌而出。

左方年轻时有两个偶像:一个是保尔·柯察金,第二个是约翰·克里斯托弗。那也是两个自己,一个代表着他的革命,另一个代表着他的人性。

在动乱的年代,支配他行动的是保尔·柯察金,潜伏在他内心的是却约翰·克里斯托夫。那时候,他时常用保尔来批判心中另一个自己。直到资料室的6年,他心中的约翰·克里斯托夫终于回来了。

“这是时代所然,还是性格所然。我究竟是个成功者还是个失败者,要留给后人去评说。”

美国记者当然无法理解一个人的转变为何如此自然。几十年后,左方想起的却是,1984年广州火车站的人声鼎沸——“我听到了板块的断裂和撞击声。我觉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再也不需要革命和暴力,而是经济发展和对民众的启蒙。”

创办《南方周末》后,他请《文汇报》驻广州的记者来写在改革开放广州,写观念意识的变化。他支持编辑徐列去写“皮尔卡丹进广州”,写西方文明如何进入中国。

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左方,花了几十年的功夫终于明白:他追随的神像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形象。好在,如今,斗争已经结束;好在,他战胜了自己。

保尔死了。

3、娱乐突围

“新闻事业要推进,第一步要走进市场,有了市场就有了竞争。竞争本身就推动新闻的发展,扩大新闻的自由度。”

在口述史的发布会上,左方曾给当下中国的新闻人三句寄语:保持理想不妥协;适应形势无需硬顶;绝不同流合污。这些话像极了1968年巴黎左翼学生印在胸前的那句:“让我们忠于理想,让我们面对现实。”

在另一些老同事看来,经历过文革的左方,却更像个“现实主义”者。即使在那个变革的时代,他提出的口号也是“不举旗”。

相比后来,当年的《南方周末》也显得有些“现实”——报纸头条一度充斥着影星、歌星。在改革初兴的1980年代初,这是最先进入人们视野的文化产物。

那时候,陈兆川去济南采访中国电影百花奖,回到广州写了一篇《邂逅明星》。“左方把它放在一版头条。他很高兴地告诉我,今天的报纸多卖了几千份。”

在那一代的文人看来,娱乐却是另一种打破禁区的方式。在左方的记忆里,中国开放的标志并非经济特区的建立,而是70年代末的一个除夕夜。当时广东电视台和香港无线电视台合办了一场《欢乐今宵》,一批香港艺人出现在了内地的电视银幕上——“这不是一个文艺现象,而是个强烈的政治信号”。

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并未能阻止流行文化在中国的土地上蔓延。历史的潮流始终是无法阻挡的,“白天老邓,晚上小邓”成了开放的标志。左方说:“我们就把香港和台湾的歌星都介绍进来,这大概就是《南方周末》最早的追求——认为周末色彩就是娱乐性的。”

一些后来的媒体人也许觉得:左方时代的《南方周末》只不过是张文艺小报。但在左方和陈兆川看来,在刚刚开放的年代,他们正是在一步步突破旧时代的禁区。

这一代经历过“文革”的中国文人们,将“娱乐化”和“市场化”视为媒体的出路,也视为他们打破禁区的方式。《南方周末》创办的十年后,湖南台老台长魏文彬开始了他“娱乐湘军”时代的试验。他说:“我们应该把媒体作为一个产业来看……产业是商品,只有变成商品的时候,它才是市场经济。”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央视的春晚。在春晚最火红的年代,观众们发现,这台晚会不再担负说教的任务,陈佩斯的经典小品《吃面条》,没有任何政治色彩,可以让人开怀大笑。在文化领域,去意识形态化的所有尝试,在当时都意味着重大的变革。

不过,在一贯带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传媒业,这样的观点并非没有政治风险。

就像左方后来所说:“当时登了‘三星’(演艺明星、体育明星、明星艺术家)是多了些,有人据此认为《南方周末》这个时期是一张没有社会价值的文化娱乐小报。其实当时在一版头条登‘三星’也需要胆识和勇气,因为当时报界将这种做法视为离经叛道。”

在共和国的传媒史上,左方这一代文人打破了《真理报》模式,也实现了报纸从宣传属性恢复到商品属性,实现了编辑部的官僚本位回归市场本位。当然,市场也给了他们丰厚的回报——《南方周末》迅速盈利。

左方说:“新闻自由不是想要就要得到的,但新闻事业要推进,我认为第一步要走进市场,有了市场就有了竞争。竞争本身就推动新闻的发展,扩大新闻的自由度。”

4、一切为了生存

左方那一次很生气:“既能够说出我们要说的话,同时又能生存下去。”

对于后人给予左方时代的否定,当年的年轻人张向春坐在《南方周末》的办公室里,表达着他的不满:“如果有人说早期的《南方周末》是个低俗文化小报,责任应该算在我头上。”

在左方时代,他是头版的美术编辑——红唇、美腿贯穿版面的设计,是他独步江湖的武器。

对于版面的改变,出于左方的另一种“妥协”。《南方周末》创刊半年的时候,就出现了一场危机,广州街头突然出现了许多品味底下的庸俗小报。这些由几位广西作家编来赚钱的报纸,充斥着“宫廷秘闻”“江青秘史”之类的低俗故事。人们称他们:“百万大山土匪下山”。

当时的《南方周末》主编关振东生了气,他提出改版与他们竞争。老编辑陈兆川是第一个反对者:“我们办报纸连拿回家给孩子看都不敢,就不要办了!”内容不能与小报看齐,但版面设计却可以与小报一争高下。张向春记得,当时左方让他跑到地摊学习小报板式,另辟蹊径。

左方当时曾说过这么一句:《南方周末》的发行量一半靠向春。那时候的报刊地摊,最好卖的报纸会被摊主挂在电线杆上。很长时间,《南方周末》都占据着电线杆的显著位置——圈里甚至流传着张向春如何一笔线条,就让发行上个十来万份的神话。

“一切为了生存。”左方曾在口述史中如此提及初办《南方周末》时的种种:

他们为了养活报纸,搞过装饰杂志,办过“音乐茶座”,为药厂登过连环画广告——甚至,左方还想过筹办选美。美编张向春说:那时候的《南方周末》才真的超前、真的叫多种经营。

面对市场竞争,面对生存压力,面对话语空间,左方身上常常会表现出他现实的一面——那是他在几十年政治运动中学会的“妥协”——即便如今,他也仍然反对年轻人的“激进”。他说:“不要去做烈士,做烈士最容易。”

《亚洲周刊》的记者曾在报道里描写过左方的一次愤怒。那是一次报纸出刊后的周会,年轻记者们对许多报道不能刊登非常愤慨。“他们非常激烈,说与其这样,那么不用怕报纸被砍头,反正就像割了韭菜一样,割了一茬还有一茬”。

“老左那一次很生气,他说,这个报纸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爱护这份报纸——既能够说出我们要说的话,同时又能生存下去。”

生存,一直是左方考虑的问题。《南方周末》创刊的第3年,彩票、洋快餐、大哥大……改革渗透在城市人的生活里,《南方周末》赖以为生的明星新闻不再是吸引读者的唯一话题。“现实”再一次摆在左方和编辑部面前:未来,这份报纸该如何生存下去。

5、重启“启蒙”

已宣布绝笔的黄文俞给《南方周末》写一封信:可以有不说出来的真话。但绝对不能讲假话。

在1980年代,很多人和很多事都有意无意造就了后来的《南方周末》。1987年秋的这一天,左方去见老社长黄文俞——一个在“文革”年代被左方们打倒的人。

在动乱之前,黄文俞是广东的报坛泰斗,东江纵队的老战士,《羊城晚报》的创办者。那一次,黄文俞告诉左方,新闻改革就是要打破“苏联的《真理报》模式”,打破“根据红头文件办报”、打破“只对领导负责”、打破“假、大、空”。

作为更早一代的知识分子,黄文俞讲起30年前他奉命创办《羊城晚报》的故事。当时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曾放下一句狠话:“如果办成《南方日报》就不要办了。”

1957年,黄文俞找来解放前就办过报纸的“右派”邬为梓。这位老编辑偷偷拿出解放前和香港的报纸,提出要“新闻主攻、副刊主守”,要“敢碰新闻,敢抢新闻”。

30年后,黄文俞对左方说:“你左方不是去探索什么新路,你就是倒回到原来的新闻传统上面去,我办《羊城晚报》就是一次跟中国原有的新闻传统的秘密接轨。但是你现在可以公开接轨了。”

1980年代,更多的新思潮得以公开出现在中国知识界。在这个中国人思想斗争最为激烈的时代,保守与改革争论不休,黄文俞给左方指明的方向却是一条“老路”:回到1930年代的新闻传统,回到五四运动的民主启蒙。

也正是80年代,李泽厚提出“五四”后中国的“救亡压倒启蒙”——他说,革命和救亡运动不仅没有继续推进文化启蒙,传统的旧意识形态却改头换面悄悄渗入,最终造就了“文革”。而启蒙就是要回到“五四”之前。

那时候,中国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国家的命运。已经宣布绝笔的黄文俞破例给《南方周末》写了一封信。他在这封信里面写下一句厚重的话:“可以有不说出来的真话,但绝对不能讲假话。”——直到许多年后,这句话仍影响着《南方周末》,甚至仍影响着几代南方报人。

在那次谈话后,左方和他的编辑部有了新的方向:“我整个新闻思想明确了好多。这样《南方周末》从启蒙和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的追求,转为逐步突破真理报的潜规则,把进行新闻改革作为重点了。这是我们办报的追求,从1988年开始一个很大的转变。”

1988年,创始人之一的陈兆川退休了。退休前,他和左方拉着编辑部的年轻人,到番禺滴水岩苗圃场开了三天“小字辈”会议。在那次会上,大家提出将《南方周末》办成一张有全国影响的综合性大型周末报,向社会性转变。

那时候,《南方周末》的头版发表社会特写《一位女研究生被拐卖始末》;《文革十年史》也得以连载刊登——那是文革结束以来,大陆公开探讨文革史的开山之作。

当然在更年轻的中国文人看来,当时《南方周末》的“社会转型”仍带有旧时代的局限。1988年的“滴水延会议”,刚入报社两年的谭军波最为年轻,他如今只记得: “(当时对于社会性)只是提一下而已,没有真正的落到实处。”

几十年后,左方再次讲起创办《南方周末》时的初衷:“启蒙不能停留在学术圈子内,必须面向民众,启蒙不能止于学理研究,而是贵在行动。”

接下来的下一句话,似乎更代表左方自己:“启蒙要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启蒙也不能脱离政治。”只是,一年后的春天,《南方周末》预想的改革还是被政治打乱了。

6、春天故事

邓小平南巡这一年,陈兆川找到左方:“我们广东要开风气之先。”

像中国很多的报纸一样,《南方周末》陷入了两年的低潮。直到1991年的春天,邓小平坐上了南下的火车。他的列车行驶在一片沉寂的大地,这情形有些像在13年前。

这一次,他要到上海看看。

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首先传出了重启改革的强音。“皇甫平”四篇讨论改革的文章,立即引发一场“改革姓资姓社”的论战,也最终导致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

那一年的广州,已经退休返聘的“老右派“陈兆川找到左方:“我们广东要开风气之先。现在,可以搞(社会性改革)了。”

1991年,《南方周末》决定从4个版扩充到8个版。其中副主编游雁凌负责的《人与法》版面开始涉足社会报道和法学普及。在谭军波看来,这位左方的接班人是“《南方周末》转型期最为关键的人”。

年轻编委徐列负责的版面则被老左命名为《芳草地》。虽然听起来有些文学副刊的味道,但对于当时苦于无处发稿的北京文人,这里却成了他们最后的阵地。

当时左方的策略是:“让敏感的人写不敏感的文章,让不敏感的人写敏感的文章”。于是,那时候的《南方周末》已经不再是个文化娱乐小报,而开始带有杂文家们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李泽厚、邵燕祥、牧惠……甚至连前文化部长王蒙都在这里开设专栏。

1992年,广东文人预先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气息:中国的改革进程在人们不经意间重新开启。1992年的某一天,编辑卢昆从深圳回来找到左方:“老左,邓小平可能今天或者明天要去深圳视察”。他在深圳国贸大厦下楼时看到大厅里的服务员拿着花在演习——“邓伯伯好,邓伯伯好”。

1992年的历史果然是从这一天开始的。1月19日,邓小平出现在深圳。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尽管那天天气微寒,但人们后来提到邓小平的这次南行,都说那是一个“春天的故事”。

对于文人来说,当年的媒体环境同样是一个春天。也正是那一年,已经升任《南方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的徐列,出人意料的选择了“自我降格”,卸下了很多人羡慕不已的职务,回到了《南方周末》。党报的文化让他难以适应。

后来的《南方周末》主编江艺平曾如此描写当年的“南周”文化:“当时《南方周末》的记者编辑们见到主编副主编,不称“某总”,直呼其名;普通员工可以和老总拍桌子辩论,哪怕到脸红脖子粗的程度……”

直到2004年,当年书生意气的徐列离开了编辑部,开始带领一群年轻人,创办《南方人物周刊》,传承老南周“人文、宽容、平等”的基因。深居云南的前《南方周末》记者尹鸿伟,对这本杂志的评价是:“为‘老南周’留下了火种”。

7、停刊风波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决定保全这份报纸:“报纸不能停”。

“打破《真理报》模式的潜规则”——这是左方对自己在《南方周末》报史上功绩的总结。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新秩序又该如何重建?

在新闻专业主义真正驾临之前,中国文人们还没有答案。《南方周末》和中国传媒的发展史,都曾走过一段曲折的弯路。

1990年代初,“大特写”式报告文学开始风靡。这种中国作家独创的文体,常常用小说的文学手法描写社会问题——他们用“A省、B市”来描绘一个模糊的地点,报道的主人公也使用化名。甚至,有些作家会饶有兴致地在稿件中杜撰。

《南方周末》的第一位专职记者朱德付曾如此评价那时的报纸:“长篇连载、大特写、张向春的版式,在很长的历史岁月里,一直是《南方周末》混迹江湖的三大法宝。这三大法宝是左方时代《南方周末》最大的财富,当然也是最大的软肋。”

1993年7月30日,一篇江西铁路局作家杜撰的《袭警案》,让《南方周末》陷入了面临停刊的窘境。文章用小说的笔法杜撰了“三省交界的B市”,一对夫妻因婚后不育,物色一位出租车调度员“借种”,最终遭遇两名治安民警的敲诈勒索的故事。在故事的结尾,三人合谋报复杀死民警一家。

文章刊出后,公安部一位副部长想将案件立为“反面典型”。编辑部在询问作者时,才知道案件为作者虚构。因为这则假新闻,公安部最终告到中宣部。

当主管部门要求报社“停刊整顿”的时候,《南方周末》的发行量刚刚突破100万。若非身处广州,后来的《南方周末》可能再也无法在新闻史上留下厚重一笔。

左方做好了被免职的准备。他对当时主管《南方周末》的社委李孟昱和《南方周末》副主编游雁凌说:“你们一个是《南方日报》的接班人,一个是《南方周末》的接班人,而我还有一年多就退休了,责任全包到我身上……就算我这次逃过一劫,今后也是在劫难逃,难道我们三个人抱在一起跳楼。”

那年的社庆活动上,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若听说了《南方周末》要被停刊的消息,为了保护这张报纸,他把电话打给了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黄华华。林若曾是省委书记,也曾是位南方报人。1992年那辆影响中国的列车驶向深圳,正是他等在终点站,迎接邓小平。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也决定保全这份报纸:“我认为《南方周末》是张好报,对《南方周末》编辑部怎么处理都可以,但报纸不能停”。当时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广东的一些老领导甚至把停不停《南方周末》看成是改革派与反改革派的斗争。

“对我们最有利是省委的领导,他们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南方日报》从起来到发展壮大和省委有很大的关系。”当时还是社委的李孟昱说。几年后,他升任《南方日报》社长,开启了南方报业集团化改革的“李范时代”(范指《南方日报》总编辑范以锦)——《南方都市报》转为日报实现盈利,《21世纪经济报道》创刊并迅速崛起。

“办好一张报纸,第一是选好总编辑,第二就是要定位准确,第三就是要爱惜人才。”许多年后,李孟昱坐在南方报业的大楼里,回忆当年他作为新闻官时的岁月:“作为我,包括左方在内,我们是比较传统的……我们在处理问题上,都是维护党的原则,这个是大前提。但是为什么有一些问题,在别人看来是打擦边球?在我们看来这其实不是打擦边球,还是因为广东这种开放的环境。”

8、289号大院里的圣徒

江艺平当时的答案是:这张报纸已经完成了它启蒙的使命。

1995年对于《南方周末》来说,是个重要的节点。从这一年开始,一批批成长于80年代的年轻人,怀揣理想走进广州大道中289号《南方日报》大院——后来一位南方记者称他们是:“广州大道289号的圣徒”。

为了筹备第二次扩版,方迎忠成为了《南方周末》第一位摄影记者。在决定加盟之前,记者组组长朱德付的一句话触动了他:“你想想,全中国的新闻你只要感兴趣,立刻就可以坐飞机去!”那时候,原报社的同事也曾摆了七桌酒席劝方迎忠留下,但他依然决定“投奔敌刊”——他说:“我可以用柯达胶卷!”

有一句话其实说得并不为过——《南方周末》开启了中国新闻人最有尊严的时代——无论这尊严指得是物质生活还是职业荣誉。左方时代为《南方周末》日后辉煌打下的经济基础是:在广州记者平均工资停留在800元的时候,《南方周末》的记者每月已经能拿到3000元底薪。

在左方退居二线的时候,《南方周末》旗下已经集结了一批60年代出生的大学毕业生:陈微尘、谭军波、徐列、朱德付、谭庭浩、沈灏、陈朝华……再到后来的方迎忠、郭国松、李晖、刘洲伟、陈菊红、陈明洋……这些更年轻的年轻人,也为这份报纸带来更新的东西,也最终重建了前辈们未能完成的新秩序。

这群成长于80年代年轻人,与他们的前辈不同,新闻的光荣与梦想是他们的共同基因。年轻人设想的《南方周末》,是一张有时政、经济、社会、文化,几个板块组成的新闻周报。这或许与文艺副刊出身的左方设想并不相同。

在左方的继任者游雁凌任职副主编和主编的期间,《南方周末》的发行从三四十万冲破百万,而报纸的新闻性也开始加强——经历了《袭警案》的风波,当时的年轻人决心要做真正的深度报道。

1995年,是个中国媒体的转折年。一场“周末报”大战正在如火如荼的上演。同样出于改革的尝试,一份名叫《粤港信息报》的报纸创办《粤港周末》,率先举起了新闻周报的大旗。《中国青年报》“冰点”特稿版也在这一年创刊。

对于游雁凌在报纸改革中的贡献,后来成为媒体掌门的朱德付曾如此描述:“《南方周末》实现真正的转型,成就今天的江湖地位,老游(游雁凌)功不可没。只是因为很多特殊的原因,大家都选择性地遗忘了他而已。”

“在《南方周末》的历史上,游雁凌影响了一代人。”说这话的谭军波,后来成为了中国最著名的报纸发行人。20年后,他在《东莞时报》总编辑任上依然坚守——成了 “一个在大斜坡上推石头的人”。

在游雁凌离开后,《南方周末》迎来了充满人文情怀的主编江艺平。一批中国最优秀的新闻记者聚集在一起,而江艺平的人格魅力也足以使得这份报纸成为“新闻界的黄埔军校”。

当时的编辑沈灏继续推动了《南方周末》的新闻化。那时候,国内新闻界专业化的萌芽让北大才子沈颢有了天马行空的挥洒空间。他负责的试验特刊顺利出刊。

监督性报道开始让《南方周末》赢得“知识分子的良心”的美誉,也开始让这份报纸经历更多的磨难。对于年轻人推动的“大案要案”改革,左方是有所保留的。他有时候会觉得,年轻人并不像他们一样明白“妥协”。但在一个全新的时代,他还是会让年轻人放手去做。

60年代毕业的老报人、60年代出生的大学生,代际的隔阂并未阻隔两代人共同的精神血脉。左方说:“《南方周末》是我栽的树,但是在江艺平手里开花结果。”而在当年,江艺平愿意接任主编职位的条件,则是左方必须接受返聘,陪她“一起跨世纪”。

1997年和1998年,一个时代结束了。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邓小平,没能踏上香港的土地。创办《南方周末》的左方,也没能陪这份报纸跨世纪。不过,在左方退休后,另一个“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的时代却仍在继续——南方报人们如今仍然自豪地称它“江艺平时代”。

创办了《南方周末》的左方,如今谈起报纸比当年更加掷地有声:“(办报)最重要的要有政治家的胸怀——当领导表扬你的时候,你不要沾沾自喜,无非是你发出的某个文章,适应了这个时期政治形势的需要。当领导批评你的时候,你不要紧张,可能你受批评的文章,正是未来中国历史上最有价值的文章。只有这种胸怀才是真正报人的最高境界。

创造了《南周》鼎盛时期的江艺平,离开了《南方周末》,最终也告别了南方大院。在她退休前的2013年,一位年轻记者曾在春节的那场风波后,问过江艺平该如何看待这份报纸如今遭受的非议——“如何看待当年被这张报纸启蒙过的人,现在开始反对它的启蒙话语”。据说,江艺平当时的答案是:这张报纸已经完成了它启蒙的使命,如今需要的是与时俱进。

好在从1984到2014年——中国改革巨变的30年里,《南方周末》依然曾是一幅知识分子的精神图腾。而《南方周末》的一代代报人,也正像一株株蒲公英,随风飘散,落地生根,薪火相传。

旧时代“保尔”的神像再也不会回来了。或许我们该用曾经的《南方周末》编辑沈灏的诗,来结束这一代人和这30年的故事:

生长带来突破,停止带来颠覆。这就是我们的轮回。

轮回意味着永远。

即使新闻死了,

也会留下圣徒无数。

——《瞧,那些新闻的圣徒》

来源:搜狐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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