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的短板
中共的纪律处分条例第四十六条第二款把“妄议中央”作为撤销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的违规之例给了人们很多启示：中央是绝对正确的。因为这一条并未指明可以在什么条件下议中央，什么条件下是“妄议”，铁板钉钉地就是不能议。
且不说流行了几十年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早已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遭到了否定。《马克思传》的作者弗？梅林讲过《资本论》：“正像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一样，他的这部著作也不是包含着一成不变的最后真理的圣经；但它却是启发进一步思考促进进一步研究和为真理而斗争的不竭的源泉。”（《马克思传》樊集译本P482）一八八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恩格斯在写给伯恩斯坦的信中早就坦陈马克思的学说可以批评，但他说“为此需要一个更进步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P21）言下之意，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也受着历史的局限，他表述的不是终极的不可移易的真理。马克思主义的际遇尚且如此，我们今日的“党中央”却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独享这“绝对正确”，在理论上是说不过去的。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哲学》九，“道德和法·永恆真理”中说：如果有人要追求这个永恆真理、绝对正确的真理，得到“除非是一些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例如，人一般不劳动就不能生活，人直到现在大都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拿破仑死于一八二一年五月五日，如此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P98）但他还说即或是物理学上著名的波义耳定律：“根据这一定律，在温度不变的情况下，气体的体积和它所受的压力成反比”。但雷尼奥却发现“这一定律不适合于某些情况”，“特别是对于可以因压力而液化的气体。当压力接近液化开始那一点时，波义耳定律就失去了效力。所以波义耳定律只在一定范围内才是正确的。”（同上书P100）
要规定今日的“党中央”作出的决定是绝对正确的不可议的真理，除了显出夜郎自大的霸气而外，还表明今日“党中央”理论素养上的短板。置于辩证唯物主义（按：恩格斯：“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意义。”（同上书P99））和历史唯物主义之中，就纯属茶余酒后的笑谈了。
二，历史的尴尬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口号、主张、主义的提出、实践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阶段──从苏联的轰轰烈烈到訇然解体都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共产党、工人党提出这样那样的主张从来就不是颠扑不破的不能“妄议”的，最经典的例子就是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为此在给白拉克（德国社会民主党爱森纳赫派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的信中说：“我的义务也不容许我即使只用外交方式的沉默方法来承认一个我认为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P37）
就中国共产党确立毛泽东思想为主导思想的发展历程也可见出，正是议或曰“妄议”中央的结果。如：对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由陈独秀（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所通过的决议的批评与抵制；对一九三一年起王明、博古（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人）所执行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抵制与批判（到遵义会议始告终结）等等。但毛泽东当权后却对这种“妄议”下了封杀令。这就是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彭德怀亲眼目睹了大跃进、浮夸风给整个神州大地带来的灾难，给毛泽东呈上了一封为民请命的信件，却被指为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在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纲领，并加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之罪名予以批判打杀之，致使中国在错误的路上一滑再跌，饿殍达三千七百多万。
历史的教训若不能引起注意，那灾难多是不言而喻的。
三，现实的无奈
毋庸置疑，也不须否认，习李王执政几年来也取得了一些被老百姓认可的实绩，最为耀眼的当数打“虎”一招──一百多位省部级高官落马，也让逃往海外的“狐”被抓回了不少，同时扑灭了一些嗡嗡叫的“蝇”们。但“每一个共产党国家，每一个共产党，都有其本身的特殊的历史，都有其本身所特有的地域和地区的特色。追溯起来，他们都与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所缔造的模式有关联。这种关联像是共产主义遗传密码，决定了各国共产党的性质。”（柯尔多瓦：《共产主义黑皮书》，转引自《共产主义实录》）
习近平也显然受这个“遗传密码”所支配，用《共产主义实录》（美，Richard Pipes着）中的话说，“一党专政，由党领导一切，支配一切”，“这个一党专政，不受任何党外机构的约束”，“蔑视人权，所有那一类政权都坚持党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党永远是正确的，党权力高于一切，无远弗届”。就中国目前内政外交上所处困境而言，正是这永远正确的一党专政的结果。如南海问题、中日问题、中美间不断摩擦等等，在诸多国际大问题上中国的话语权的丧失；内部的民族问题（自焚与不断的暴力），医药与医患问题（山东毒疫苗与魏则西医案），风行的电讯诈骗案，校园暴力与校园凶杀（包括学生杀老师），打杀拘捕维权律师及异见人士，及每年一二十万起群体闹事事件，等等。“在现代世界，与非民主体制相比，民主体制往往更不易于引发民间暴力，在对它们的公民使用暴力方面，民主政府要比威权政府少得多。民主国家还为体制内表达反对和不同意见提供得到认可的渠道，政府和反对派都很少有动力针对对方使用暴力。”（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P22-23）又如，以大国大党的偏狭对待香港与歪释基本法，导致香港与大陆的矛盾风波，也负面影响到台湾。这正如维吉尼亚？吴尔夫所言，“为浇一丛玫瑰而把半个屋子喷湿，既无益，又愚蠢。”（《西方名着入门》（四）P6）以上的若干问题都不是一个党，一个党的一个人的能力所能解决的。那就应该听听“妄议”──如果我们把“妄”释为“大胆”的话（其实“妄想”就是幻想、空想、大胆地想），就更不应该阻断党内大胆评议中央的决议，更不应该阻断亿万人民包括诸多知识分子大胆地议论中央的决策。群策群智，也许就能解国内外诸多难题，使国家走出困惑。
文章来源：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