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佛尔:狂热分子

2016-02-19

2010年,香港中文大学的亚大研究所公布的民意调查发现,近四分一受访者支持以较激的手法去迫使政府回应市民诉求。当然,四分一受访者,未必代表了四分一香港人,毕竟民调永远有取样误差的问题。我记得当时这份民调还是引起了不少讨论,可惜之后不了了之。

直到早几天在旺角发生的冲突,才令我忽然回忆起这份报告。猴年正月初一上演的冲突事件,社会主流舆论大多针对谁是谁非的问题,相对比较少人深思背后的群众心理状况。依我观察,过去几年香港的所谓本土意识,当中有不少狂热运动的元素。先此声明,狂热运动这个形词语,不一定是负面的,像美国独立战争,由圣雄甘地带领的印度独立,甚至各主要宗教在始创阶段的过程,都是狂热运动。要知道,历史是由胜利者所编写的,所以一场正在进行中的狂热运动,最终是正是邪,只有未来的历史可以作批判。

对狂热运动观察得最细致入微,分析最精辟独到的,应该要算“码头苦力哲学家”贺佛尔(Eric Hoffer)在1951年成的一代经典著作《狂热份子》(The True Believer –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

贺佛尔提出,狂热社运,无论背后意识形态是什么,模式都是相近;推动狂热运动的人,就是不同种类的“失落者”(Misfits)。这些失落者都曾经有某种强烈的个人理想,但在客观条件下,他们自知永远无法圆梦;正当他们认为现世没有值得留恋的地方,狂热社运的出现,正好让他们放下“见到都眼冤”的自我,以群体成员的身份追寻完美未来,代入新的身份。争取什么只是其次,最重要是在争取的过程他们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二次大战前的欧洲,由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混合而成的法西斯,就是狂热运动之一例。廿世纪的中国,头七十多年,几乎在此起彼落的狂热运动中渡过;最疯癫的,叫做文化大革命。

狂热运动的先知领袖,多是郁郁不得志者:例如希特拉是个失败的画师,毛泽东当不成知识份子。这些人大多创造力不足,但心灵的空虚,却容许了他们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地,模仿他们心目中最讨厌的敌人;例如共产党本来打正旗号推翻工业革命对工人的异化,当权后,同一群人却讽刺地积极搞大鍊钢大跃进。

贺佛尔本人,其实就是一个时代的失落者的写照。七岁时,他意外失去视力,但到十五岁,又忽然复明;因为怕再失去视力,他不断读书自学,可惜已错过了接受正式教育的机会。步入壮年,他只有不断打散工;到三十年代大萧条,他更意图自杀但拿不出勇气。第二次世界大战,年近四十的他,希望从军报国,可是被拒入伍。到四十九岁时写成《狂热份子》,一时声名大噪,但一直到六十五岁,他的正职仍是码头苦力,而且也非常享受体力劳动工作。

香港本土狂热运动,说穿了就是群体在身份失落后,寻求新身份的过程。心理健康的人,有嗜好、家庭、宗教、职业等等多种的身份认同,但当以上种种社会支柱都逐一倒下,越多人在各范畴都寻找不到肯定和凭藉,最后的出路就是投身狂热政治运动,在群众的激情中建立新的自我。香港本土狂热运动其实早就落地生根,现在已经见到开花结果,要从政策上对应,似乎已经太迟,已是不可能的事。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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