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2-19
2010年，香港中文大学的亚大研究所公布的民意调查发现，近四分一受访者支持以较激的手法去迫使政府回应市民诉求。当然，四分一受访者，未必代表了四分一香港人，毕竟民调永远有取样误差的问题。我记得当时这份民调还是引起了不少讨论，可惜之后不了了之。
直到早几天在旺角发生的冲突，才令我忽然回忆起这份报告。猴年正月初一上演的冲突事件，社会主流舆论大多针对谁是谁非的问题，相对比较少人深思背后的群众心理状况。依我观察，过去几年香港的所谓本土意识，当中有不少狂热运动的元素。先此声明，狂热运动这个形词语，不一定是负面的，像美国独立战争，由圣雄甘地带领的印度独立，甚至各主要宗教在始创阶段的过程，都是狂热运动。要知道，历史是由胜利者所编写的，所以一场正在进行中的狂热运动，最终是正是邪，只有未来的历史可以作批判。
对狂热运动观察得最细致入微，分析最精辟独到的，应该要算“码头苦力哲学家”贺佛尔（Eric Hoffer）在1951年成的一代经典著作《狂热份子》（The True Believer –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
贺佛尔提出，狂热社运，无论背后意识形态是什么，模式都是相近；推动狂热运动的人，就是不同种类的“失落者”（Misfits）。这些失落者都曾经有某种强烈的个人理想，但在客观条件下，他们自知永远无法圆梦；正当他们认为现世没有值得留恋的地方，狂热社运的出现，正好让他们放下“见到都眼冤”的自我，以群体成员的身份追寻完美未来，代入新的身份。争取什么只是其次，最重要是在争取的过程他们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二次大战前的欧洲，由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混合而成的法西斯，就是狂热运动之一例。廿世纪的中国，头七十多年，几乎在此起彼落的狂热运动中渡过；最疯癫的，叫做文化大革命。
狂热运动的先知领袖，多是郁郁不得志者：例如希特拉是个失败的画师，毛泽东当不成知识份子。这些人大多创造力不足，但心灵的空虚，却容许了他们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地，模仿他们心目中最讨厌的敌人；例如共产党本来打正旗号推翻工业革命对工人的异化，当权后，同一群人却讽刺地积极搞大鍊钢大跃进。
贺佛尔本人，其实就是一个时代的失落者的写照。七岁时，他意外失去视力，但到十五岁，又忽然复明；因为怕再失去视力，他不断读书自学，可惜已错过了接受正式教育的机会。步入壮年，他只有不断打散工；到三十年代大萧条，他更意图自杀但拿不出勇气。第二次世界大战，年近四十的他，希望从军报国，可是被拒入伍。到四十九岁时写成《狂热份子》，一时声名大噪，但一直到六十五岁，他的正职仍是码头苦力，而且也非常享受体力劳动工作。
香港本土狂热运动，说穿了就是群体在身份失落后，寻求新身份的过程。心理健康的人，有嗜好、家庭、宗教、职业等等多种的身份认同，但当以上种种社会支柱都逐一倒下，越多人在各范畴都寻找不到肯定和凭藉，最后的出路就是投身狂热政治运动，在群众的激情中建立新的自我。香港本土狂热运动其实早就落地生根，现在已经见到开花结果，要从政策上对应，似乎已经太迟，已是不可能的事。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