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4-01

不少东亚国家的领袖,如已故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最近再次走上政治舞台的前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等,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均强调亚洲国家要建立属于亚洲的制度,走属于自己的亚洲国际之道。

那么在没有欧洲帝国主义来到东亚及东南亚之先,亚洲的国际关系及区域网络之怎样的呢?学者滨下武志认为,东亚的国际关系是由朝贡网络主导,当中既有官方的朝贡体系,也有民间的网络贸易,而后者造就了港口城市的崛起。本人最近阅读一本由日本学者羽田正(Haneda Masahi)编撰的Asian Port Cities,1600 –1800︰Local and Foreign Cultural Interactions,当中有一些想法可以分享。

这本书事实上是由两个于2007年举办的学术会议所集合的论文集,收录了10篇有关研究1600-1800年代亚洲不同港口城市的比较研究文章。虽然羽田正教授在其导论指出,欧洲及亚洲在论文集在只是一个地理概念,但他亦不讳言希望透过论文的分析及辩证,建立一套非欧洲主导的历史观来了解亚洲港口城市之间的连系及社会脉络。

由于是论文集的关系,文章难免有些沉闷,也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主旨贯穿全书,甚至有其他学者质疑这本论文集能否达到羽田正教授希望得到的效果,即重建一个非欧洲史观了解亚洲海洋格局。但作为港口城市比较研究的起点,这本书收录了不少有用的案例让有志研究者的开展他们的研究︰例如羽田正的第一篇文章分析了东亚国家与印度及阿拉伯国家在处理欧洲外商及贸易的体制及特质,书中的第三章则分析荷属东印度公司如何在广东这个清初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生存,如何与中国商人打交道以及中国人的方式做生意;第八及第九章则分析英国及法国如何在当地人交流及背后原因等。这些史料及资讯,实际上是有助我们反思亚洲在今天的定位。

事实上,我们分析亚洲国际关系及历史研究,都会以“欧洲/西方”的视角讨论问题。而这些所谓“欧洲/西方”视角,往往涉及在欧洲历史洪流下衍生对于世界、对于国际社会、对于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概念,例如现代国家制度是30年战争之后所建构的产物,今天强调的国家主权、民主制度、外交礼节等,背后也有欧洲历史及社会制度的影子,却在欧洲殖民后直接搬字过纸来到东亚地区。因此,假如我们尝试以港口为经,以城市为纬来分析甚至建立亚洲国际关系,强调城市间的自主性,以城市而非国家为连系的主要单位,以民间而非国家主导文化及政策交流,可能是解决不少亚洲困局的一个妙著。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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