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在一九九四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确定了保守强硬派的政策，改变了胡赵时期反思西藏政策错误的态度，而决定采取“拖”的做法，把西藏的一切苦难和问题都推到藏人自己身上，指望拖到达赖喇嘛之后西藏问题自然消失。他们认为，时间不在达赖喇嘛一边。此后，他们也很关心，达赖喇嘛对这种“拖延”政策是否感到焦虑？是不是会因焦虑而绝望，因绝望而屈服？他们想不到的是，达赖喇嘛不仅是一个政治领袖，也是一个有极深修养的高僧。对于这个世界，对于时间，达赖喇嘛有深刻的认识。就在外界猜想达赖喇嘛一定感到焦虑和沮丧的时候，达赖喇嘛的精神状态和日常活动一点不受干扰，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一九九七年和几位当代物理学家的一次对话，我们就可以从中看到达赖喇嘛的心胸和世界观。
达赖喇嘛尊西方物理学家为师
达赖喇嘛认为，藏传佛教是古印度佛教那兰陀学院理性传统的继承人，历代那兰陀学派的高僧对外部世界的本质有很深的探索、思考和辩论，积累了浩瀚经典，这些经典保存最好的地方是西藏的寺院，西藏的僧侣至今还在学习这些经典。另一方面，西方物理学对物质世界的观察和认识有极高的成就，那是另一种文明传统的结晶，但是东西方文明所面对的是同一个外部物质世界。达赖喇嘛和其他宗教领袖不一样的是，他不是对西方物理学采取避而不见的态度，而是充满好奇，千方百计一窥其真谛。他七十年代访问欧美，立即要求拜访西方科学家。在达赖喇嘛的科学自传《一个原子中的宇宙》中，达赖喇嘛提到了最初给他讲解当代物理学的科学家，特别是德国科学家卡尔？冯？魏柴克，以及被视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的美国科学家戴维？玻姆。达赖喇嘛称他们是自己的科学老师，和他们结下了长久的友谊，每次出访都要找时间拜访，直到他们先后逝世。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达赖喇嘛和西方科学家形成常规性的对话平台，主要集中在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方面，这是因为西方神经科学家们主动要求瞭解西藏佛教的冥想修行中的科学机制，这个对话平台叫做“心智与生命研究所”。同时，达赖喇嘛瞭解西方物理学的热情不减，于是，一九九七年十月末，五位西方物理学家和一位哲学家组团前往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的住地，在此就当代物理学和宇宙学展开了一连五天认真的对话。
令人印象深刻的物理学家阵容
领队的物理学家阿瑟？查恩茨是著名天体物理学家，而且对人文科学有很深的思考，著作等身。他带来了在奥地利工作时的同事，世界闻名的实验物理学家安东？翟林格。安东？翟林格在量子物理学基础方面的理论和实验有开拓性贡献，是现在迅速发展中的量子信息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另一位物理学家是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的戴维？芬克尔斯坦，作为一位理论物理学家，他有一些前沿性的思考是非常深奥的。在这次对话中，他的一些想法连在场的其他物理学家都感觉抽象难懂，他的抽象理论思维和安东？翟林格成为明显的对照。翟林格坚持实验物理学家的规范，认为物理学家只能研究物理现象，而“只有实验能够观察到的现象才是现象”。阿瑟？查恩茨则是在两人之间，起到了实验与理论两个领域的桥樑作用。
另外两位物理学家，一是普林斯顿大学天体物理学家皮埃特？哈特，有一颗行星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还有一位是天文学教授乔治？格林斯坦。
当达赖喇嘛和一组科学家对话的时候，科学家们通常会邀请一位哲学家或科学史专家参加，在哲学或科学史方面提供专业知识，指导对话。这次达赖喇嘛和西方物理学家的对话，邀请了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杜维明先生。查恩茨认为，有一位华人哲学家和史学家参与这次和达赖喇嘛的对话，有着特别的意义。
物质世界本质和佛教的空性观
五天的对话是从微观世界开始的，由实验物理学家翟林格领头介绍二十世纪量子物理学的发现，这些发现颠覆了自伽利略和牛顿时代以来经典物理学的根本观念，向人类提出了一些难以理解的问题。理论物理学家芬克尔斯坦解释了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时空观，以及新物理学对人类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逻辑学提出的挑战。最后两天的对话则转向天文学和宇宙学的宏观世界，科学家们向达赖喇嘛介绍了大爆炸理论，暗物质的思想，宇宙是否无限，是否有边界，以及宇宙的未来。这些内容充满了惊人的发现、困惑与争议。
科学家们十分迫切地想知道，佛教和东方文明长久以来是怎样对待这些议题的，有些怎样的思想。达赖喇嘛兴致勃勃地倾听科学家们对他进行的科普宣讲，时不时提出问题要求解释。达赖喇嘛对佛教那兰陀学院近千年积累的经典瞭如指掌，特别是公元二世纪龙树菩萨开创的中观论传统，那是达赖喇嘛的强项。当科学家们在讲解中提问佛教的观点时，达赖喇嘛信手拈来，如数家珍，一一介绍历史上的佛教大师们是如何分析的，常常令这些知识渊博思维严谨而非常挑剔的科学家赞歎不已。
西方物理学家们和达赖喇嘛一起回顾了东西方对外部物质世界的认识过程。粒子论曾经是西方科学长期以来对物质本质的认识，直到现代基本粒子的发现和量子力学的确立，粒子论有了本质上的改变，当代物理学对于物质结构的认识，是经典物理学匪夷所思的。达赖喇嘛告诉科学家们，古印度佛教也有类似的粒子论，认为物质世界是有几种基本的粒子所构成的。但是，佛教思想家们通过思想强度极高的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对物质结构的分析可以一层一层深入，最后达到精微层面，是一切物质的本质的层面，那就是空粒子。达赖喇嘛对空粒子的描述，让科学家们惊歎.古印度佛教思想家通过思维和辩论所叙述的空粒子的性质，竟和近百年西方新物理学的发现如此“平行”。西方科学家想知道，东方佛教思想家在没有实验仪器，没有数学定量手段的条件下，是如何在近两千年前得出这样精细的结论的。
现代物理学是建立在实验和数学推理基础上的高度复杂的体系，但是物理学也依赖于“思想实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肇始于他的几个著名“思想实验”。而这种纯粹在头脑中进行的假设、推理和办正，恰恰是佛教的传统思想方式，特别是藏传佛教的辩经，就类似于这样的“思想实验”。参加对话的科学家从佛教的空性观，看到了人类思想的巨大潜力。
实相、虚相和名相
杜维明先生在五天对话中起了很大的引导、解释和协调作用。每当西方科学家对东方思路理解困难的时候，就请杜维明来解释。人作为观察者、外部物质世界作为观察对象，语言作为工具，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三者各自的局限，杜维明的阐释非常精彩。他的解释实际上是中国道家的思想，而佛教中有非常微妙的方法来定义和区分实相、虚相和名相，这些知识对于所有人都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五天的对话，最后以哲学家杜维明的长篇讲话作结。
达赖喇嘛后来说过，古印度佛教中的科学，叫做“内观”科学，注重的是人的内在心智，在这方面佛教科学是有优势的，但是，对外部物质世界的认识，当代西方科学远远走在前面，佛教应该向西方科学学习。达赖喇嘛在十多年后终于成功地在佛教格鲁派寺院里安排学僧们学习现代科学，开创了佛教面对现代化的革新。
佛教的时间观念是非常特殊的，理解一百五十亿年前发生的大爆炸一点没有困难。在这样的时间观指导下，达赖喇嘛在现实问题上具有常人不备的超越心态。他一直在别人以为不可能的困难情况下做着该做的事情，最后达到的成就却是别人难以企及的。这一切，大概是中国政府那些政治动物们看不到也不愿面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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