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荒唐岁月里许多极端行为是来自保护自身的需要，个人的极端掩盖着个人恐惧所包裹的私心：别让别人看到自己的懦弱，揪出自己。也许喊得最厉害的人是内心最空虚的人。
过去了的世纪，发生着许多灭绝人性的悲剧，我们不希望再会上演，但应该知道，使自己在未来剧目中是正面人物。
一、本我的自由表现
精神分析学说创始人弗洛伊德的著名人格理论认为，人格分为本我、自我、超我三个层面。当自我和超我对本我失去约束和控制时，本我所隐含的兽性就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了，所卷之处留下的是斑斑劣迹。
人们的人格结构中，超我的力量所含有的分量和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有的人超我的力量大，表现为自控能力强，能够自我修养、自我克制。有的人则相对弱些，需要有外在力量的制约，于是就有了法律和各种社会规范。但当法律和各种社会规范被打碎时，本我就有了肆无忌惮兴风作浪的机会。
1966年8月开始席卷全国，以“革命造反有理”名义下的“破四旧”狂飙就是在本我得到释放时的尽情表现。
叶回忆了她所在的北京师大女附中8月5日打死校长的事情：
“领导从楼里面被押出来，押出来后是先开会还是先押着她们围着教学楼游街我不清楚。在游街的过程中就开始打了，是用带钉子的木板打的，可能是废旧的板凳腿或桌子腿，看到的人说一打一个血窟窿。还给她们戴了用自纸篓做的高帽子。我的一个同学看到了游街，她说游第一圈时胡志涛的衬衣还是白的，第二圈过来就成了黑的了，她还纳闷胡志涛怎么有时间换衣服，等走近了一看是泼的墨汁。这个同学突然觉得一股寒气袭来，可那天又闷又热。她说冷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她抱住自己的双肩还从心底发抖。她很同情这些校领导，可马上又想:我怎么能同情她们呢?我是不是右了?这是一个同学当时的思想活动。开会的时候，这些领导轮流上去批判自己┅┅接着就让校领导劳改，担特别沉的黄土，还要把土使劲往实里拍┅┅。
“校领导们后来从担土的地方被分头带走，在学生的监视下劳改┅┅卞仲耘被带到学生宿舍楼去劳改。不清楚她是上去干了一会儿倒下的，还是一上宿舍楼台阶就倒下了，总之她倒在了宿舍楼门口，倒下去就再没起来┅┅。
“第二天，就是8月6号早上，我们听到了关于卞之死的广播。非常简短:‘卞仲耘死了，死了就死了。’学生是在广播里重复市委领导对此事表态的原话。
“卞之死给我的刺激很深，甚至到美国后还做过噩梦。多年来，我带着一之内就做出这种骇入听闻的事情来?你说是怎么回事?“(叶维丽、马笑冬口述，叶维丽撰写，动荡的青春·红色女院的女儿们，新华出版社， 2008年，113-117页)
一种说不清的力量控制着被挂上“小将”封号的青少年们肆无忌惮地兴风作浪了。事过半个世纪，当年的青少年进入了老年。在忏悔和反思中，才知道曾经缺乏的历史中有着惊人的相似。
二、历史的惊人相似
人性的疯狂在许多历史事件中一再重复着，也在许多专著中被作为研究的对象。1841年英国人查尔斯·麦基《大癫狂》一书是其中一种。该书一出版，很快受到英美等国读者热捧，但在一百多年后的2000年才首次引进中国大陆出版。虽然书更多地是写金融事件并影响着金融界，但它所揭示的事件后面的人性原因却覆盖所有领域。麦基在书中指出：“在每一个时代，都会发生一些教人难以言说的愚妄之事。例如一项计划、一个工程，或者是一种叫人奋不顾身投入其中的幻想……而叫人不可思议的是，无论哪一个时代，在人群中间总会出现某种程度上的癫狂情绪。或者发生在政治上，或是在宗教信仰上，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麦基对其以往事件的这种总结，也预见了此后一个世纪人类品性的表演。
今天看来成为愚妄之事的中国文化革命曾被赞颂为“史无前例”的人类创举，但充斥其中的被红卫兵狂热分子鼓吹为“红色恐怖”的癫狂现象则并非史无前例。人类的兽性在许多中外历史事件上体现出一脉相承。
我们先看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是在1096年到1291年发生的六次宗教性军事行动的总称，是由西欧基督教(天主教)国家对地中海东岸的国家发动的战争。由于罗马天主教圣城耶路撒冷落入伊斯兰教徒手中，西欧封建主、大商人和罗马教廷在“拯救圣地”的名义下，号召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去夺回被伊斯兰教控制的耶路撒冷，并对东部地中海沿岸各国进行了持续近200年的侵略性远征。东征期间，教会授予每一个战士十字架，组成的军队称为十字军。尽管十字军东征使西欧直接接触到了当时更为先进的拜占庭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开辟了道路。但十字军东征作为天主教的暴行，也留下了人类兽性的记录。
十字军东征一般被认为是天主教的暴行。东征吸引了许多人，目的是为了到圣城耶路撒冷。这种吸引开始于8、9、10世纪。
“无论是谁，对于能在有生之年亲至圣地瞻仰圣迹，好奇心和猎奇感自会油然而生。所以不管是不是虔诚的教徒。洪水一般涌向圣地的人潮从来没有停歇过。虔诚的基督教徒踏上朝圣之路是为了能看一眼这片耶稣基督曾经生活、殉道的土地……。对于那些并不是真心敬神但却为数众多的人来说，朝圣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游山玩水，是闲来无事时的有趣消遣。”(查尔斯·麦基，大癫狂，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0-151页)
文革期间，当人们几乎免费地游历各圣地和名山大川时，其动力与近8-9个世纪前的东征战士何等相似!
于是，当教会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发起倡议组成十字军东征时，群众的热情立刻被点燃。其发起者，一个小修道士彼得居然成为了人们膜拜的对象。
“公众们对彼得的尊敬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无论他说什么做什么，总会有一种神圣的光环闪耀在他身上。为了表示自己的尊敬，人们甚至会从彼得的座骑——一头驴子——身上拔下几根鬃毛，作为自己永久的珍藏。”(查尔斯·麦基，大癫狂，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9页)
于是，“忠诚的、疯狂的、贫穷的、浪荡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跛子……人人争先恐后的报名加入十字军”。问题是，这批披着圣徒外衣的强盗们在经过匈牙利、保加利亚的过程中就原形毕露了。他们烧杀抢掠，令匈牙利国王要亲帅大军讨伐。
历史给十字军留下了一笔，它们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但西方人杀人抢掠的罪行却为群体心理学留下了佐证。
稍晚点时间的是法国大革命。维基百科给法国大革命(1789年–1799年)的解释是阶级的，说它是一段激进主义在法国乃至欧洲政治及社会层面横行的时期。统治法国多个世纪的绝对君主制封建制度在三年内土崩瓦解。法国在这段时期经历着一个史诗式的转变：过往的封建、贵族和宗教特权不断受到自由主义政治组织及上街抗议的民众的冲击，传统观念逐渐被全新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的民主思想所取代。
勒庞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子，在《革命心理学》中对此做了详细的分析。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群众中自发的虐杀行为。
雅各宾派被认为是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最为彻底的一个资产阶级政治派别，他们在革命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雅各宾专政又称恐怖时代，是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比尔的专制统治。恐怖统治是雅各宾派在革命危机时刻采取的一种具有特殊历史使命的统治方式。它极大地强化了雅各宾政权并使法国大革命转危为安，但是在危机缓解的形势下雅各宾派却不能及时调整这种临时性的战时措施导致恐怖的扩大化，使得革命者的激情转化为统治者的疯狂从而使雅各宾派的统治陷入全面危机最终走向失败。自1789年开始，也就说早在国民公会之前，当大众的兽性被释放出来时，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就已经开始了。在九月屠杀中，囚徒们被慢慢地用马刀一块一块地割成碎片，以延长他们的痛苦取悦观众，而那些暴徒则从受害者抽搐的场景和痛苦的尖叫声中获得了极大的快乐。特鲁瓦市长的双眼被剪刀戳瞎，在经历几个小时的折磨之后死去;原龙骑兵团长贝尔鲁斯被活活地剐成碎片;在许多地方，遇害者的心脏被挖了出来，并被挑在枪尖上招摇过市[1]。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吹鼓手马拉在《告人民书》中也曾经说过：“人民的安全处在生死攸关的危急状态中!在这一最高的法律面前，其他的所有法律都将无效。只要能够拯救祖国，所有手段都是善的，所有方法都是正义的，所有措施都是值得赞赏的。”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恐怖行动，正是来源于这些声嘶力竭的号叫[2]。我们从1966年6月后媒体的文章以及人们在它蛊惑下的喧嚣也能看到这一点。
《双城记》完成于1859年，是狄更斯晚年的一部力作。这部著作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他在《双城记》中为我们如临其境般地描绘了一个难忘的情景——坐在断头台前的妇女们一边打毛线一边数着掉下的头颅:“二十二、二十三……”。据统计，在恐怖实施期间有1.7万人被直接判处死刑，处死未经审判而处死者达3.5~4,5万人，在所有业经查明的死者中贵族占8.5%;教士占6.5%;倡导革命的第三等级则占85%，甚至连颇具影响的革命者丹东也未能幸免。到1794年5月全国被逮捕的嫌疑犯总数达30万之多，他们随时都有可能面临死亡。恐怖统治正是用这种强制力迫使全民族为维护雅各宾统治而作出牺牲。此时的革命激情已完全变成了一种疯狂，革命恐怖的扩大使雅各宾专政完全陷入了一场灾难而不能自拔以致最终垮台[3]。
文革之后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红色高棉也延续着这惨绝人寰的做法，被乔治·奥威尔在1948年写的《1984》中不幸而言中。“红色高棉”已成为一个弥漫着血腥气的历史名词， 在它恐怖统治之下的全能社会发生的大规模杀戮，曾经造成柬埔寨700万人口当中约五分之一的非正常死亡，包括处死、饿死、累死、病死的，仅埋人坑就有2万多个。红色高棉的军人荷枪实弹,强迫城市居民迁往乡下改造,实践所谓的农业乌托邦计划。那时全国所有城镇的人口被全部迁出。所有金边人四天之内被迫离开了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放弃所有财产,成为彻头彻尾的无产者。素有“东方巴黎”之称、并有两百万人口的金边,数日之内就成了死寂的空城。
红色高棉视知识为罪恶,不设正规学校,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只准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人们不能自由流动。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清理阶级队伍,有产者、业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及其他专业人士都不是无产阶级,属于清理之列,连戴眼镜的人也不放过。然后是种族和宗教迫害,会说外语也是死罪。禁止所有的宗教信仰,关闭或摧毁所有的教堂和庙宇,佛教徒被迫还俗。除了整肃党内异己,普通百姓以越南或苏联间谍、美国特务等罪名遭疯狂屠杀,大多数遇难者全家都被斩尽杀绝。
为了防止任何不满的声音，他们开动高效的暴力机器，不仅随意处死政治上被他们贴上标签的人，而且不断地进行党内清洗，以保持政治纯洁性，最多的一次处决了近10万人。
“红色高棉”的出现幸亏并非历史的必然。法国雷吉斯•德布雷评价道，在“革命”事情发生之际，有醉酒兴奋的成分，也有纪律和镇压的成分，既可联欢也可哀悼。随着时间的流逝，再好的冲动也会偏离正道，奇异的魅力变成苦涩，甚至变成一场噩梦。
从十字军东征到雅各宾专政再到红色高棉，人性的丑陋心理在屠杀抢掠中无不起着重大作用。善良的人们在面对残忍的祖宗和同类时，无不感到汗颜和不解。[page]
三、历史与人性的阐释
黑格尔曾经指出：“人们认为，当他们说人性是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性是恶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性善还是性恶，在中国思想史上早有渊源，孟子主张人性善，称“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荀子则认为人生来本性恶，有“好利”、“争夺”之心，还有“耳目声色之欲”。荀子认为人类结成群体虽然解决了改造自然和发展物质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却又带来新的矛盾，这就是人与人的争夺。于是本能决定了人性，而人性决定了历史。
历史由人民谱写，而人离不开人性，但历史与人性对暴力的解释却是千差万别。无论是以行动还是以笔，书写历史的人偏偏离不开主宰自己干什么和写什么的人性。后世的人们不可能有直接生活在过去、体验过去的机会，他们只能依靠过去留下来的文本来重建或想象过去，而在重建或想象它们时也同样离不开主宰大脑活动的人性。
对于历史是一种对过去的描述、或想象性重构，英国一位作家曾开玩笑说：“据说连上帝都不能改变过去，但历史学家却能。”历史学家真该感谢他的看得起，但上帝改变不了的过去，历史学家也不能，他们充其量改变的只是关于过去的诠释。如何诠释，就是历史学家的人性所决定了。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回顾了暴力的历史，感觉到“在整个欧洲史上，在所有基督教民族之间曾经经常发生过各种暴虐事件，也进行过数次血流成河的战争，除此之外，欧洲人还应该对他们在殖民化过程中对黑人所犯下的全部罪行负责……它给我们展现出一幅黑暗得不能再黑暗的人类共同阴暗面。”
对于这种来自人性弱点的阴暗面，荣格揭露着教会以亚当夏娃的原罪说，编制出一种美丽的谎言来赦免人类内心的重负，并把这阴暗面抛弃给魔鬼以减轻人们内心的罪意。
荣格认为，邪恶存在于人的内心世界之中，我们任何人都无法逃脱这种“人类的黑色集体阴影的影响”，并感到负疚：
“我也是个人，也有人的本性，因而别人犯了罪，我也会感到负疚，也承担着难以逃脱的责任，而且与所有的人所具有的能力和动机一样，我也可能在某个适当的时候把那些罪行重演一遍……人类很可能具有某种‘罪恶意象’，因为只有傻瓜才能够永久性地忽视他自己本质存在的条件。”[4]
历史不能不和讲述人性的心理学结盟，因此弗洛伊德相信，“抽象的精神分析理论适用于史学文献，它是能够打开过去无意识心理的一种详尽而又聪明的分析方法。”
四、对施暴者的心理原因分析
一是情感对理智的绑架。
北京红卫兵创作的《红卫兵组歌》开宗明义对“造反”进行歌颂。其朗诵道:“战鼓响，烈火熊，杀声起，军旗红。冲天霹雳泣鬼神，杀出英雄红卫兵。……党给一身造反骨，唇枪舌剑杀气腾。主席亲手授战旗，小将高唱《东方红》。”然后齐诵:“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杀!杀!杀!嘿!!”
当“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冲杀”、“杀向帝修反”、“杀上大批判的战场”等成为亿万人生活之基本内容的时候，极度疯狂的野蛮和残酷性对整个社会的笼盖也就是必然的。
“文革”中青年学生打人，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革命”的崇拜。工作组撤销后，要我们自己解放自己。很多人急于证明。我们早有能力自己“干革命”的。
马:“革命”就意味着暴力，我过去是相信这个的。
叶:那时候最常听到的毛主席语录，就是他在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的一最权威的定义，被反复地引用。
马:你说的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那时人人都会背。
叶:还有“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意思是说过火行为在革命运动中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考察报告》里还很具体地讲湖南农民怎么惩罚土豪劣绅，给他们戴高帽游街。“文革”是“史无前例”的，没人知道该怎么搞。戴高帽游街的形式，不是“文革”的发明，是《考察报告》里详细描述的。这个40年前关于湖南农村的报告成了1966年如何搞“文革”的指南。
说起咱们这代人对革命的崇拜，我甚至想，打人成了咱们“革命的成人礼”……
马：一个讲“文革”的纪录片，里面有一个被采访的当年的女红卫兵，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她一直不能回答的问题。有一天她们班的同学去斗争一个资本家，她去晚了，到的时候那个资本家已经被打死了。后来她一直问自己，如果当时她在场，会不会也上去打?她说她不敢肯定自己一定不会动手。班上别的人能动手，她为什么就不能?她跟别人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叶维丽、马笑冬口述，叶维丽撰写，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新华出版社， 2008年，第118页)
对于被闷在课堂的学生们，冲出社会干自己想干的任何事情是一种解放，是一种既寄托高级情感，又满足儿童游戏需要的事情。
“我们怀着当年儿童团员的那种神圣的感情，随着“大队”“东征西讨”，今儿去家属院，烧毁那些个旧书旧画”，明儿，又去劳教队、剪去女劳教犯额前的卷发。队长说这就叫“破四旧、立四新”。我们甚至在家里也闹起了“革命“”，弟弟把妈妈治脚气用的进口药粉，防蚊蝇的花露水全砸了个稀巴烂。……多开心，多痛快，像是做游戏，而且是和那些大人一块做游戏，就更觉得开心、热闹了。”(李辉编著，残缺的窗栏板一中的红卫兵，海天出版社，1998年，第247页)
情感的被绑架，恶行变成了游戏，终于使人的行为变疯狂了。
二是恐惧引发的疯狂。
庞勒对法国大革命中的心理作了透彻的分析，他认为恐惧在革命中的作用几平和仇恨的作用一样重要。“在大革命期间，各种形式的恐惧比比皆是:最流行的恐惧就是惟恐被人指斥为温和派，国民公会的代表、公共检举人、国民公会的“特派员”、革命法庭的法官等等，都争先恐后地表明自己比对手更激进、更进步。恐惧是这一时期一切罪行的主要根源之一”[5]
恐惧或恐慌必然连着自卑，不信任周边的环境而缺乏安全感，因此必须动员自身的强力来抵御周围的一切可能侵犯。嬴政登基后号称秦始皇，他开始建造的万里长城，现在虽然是世界八大奇观之一，成为中国的象征，但其起因，就是恐惧北方民族侵犯自己。于是他疯狂地驱赶奴役民众为之大动土木砖石。对苛政心生不满与反抗的民众，行动上不敢，便流传起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来。
在中国的“伟大改革家”序列里，商鞅及与他同时代的李悝、吴起等人，是祖师级的人物，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伟大人物。但实际上，其人不过是一个冷血的“国家主义”打手，是一个中国历史长河中从未消失过的恐怖幽灵。文革中拼命肯定作为法家的商鞅，变法理念有三：1、铲除“仁义和平善良孝悌”，国家才会强盛;2、人人互相监视互相告密，国家才会强盛;3、必须“弱民”、“愚民”，国家才能强盛。后者造成了缺知识、本领的人的恐慌而自卑。
400多年前培根发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呐喊，曾唤醒了愚昧的人们并招来科学技术进步。知识虽然不是本领，但导致本领高强的事实，令缺少知识和本领的人因此自卑而恐慌着。恐慌就是因为害怕自己跟不上趟而给人瞧不起。
对此，毛泽东早在1939年就指出过：“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这种恐慌既有知识的原因，也有本领的原因。
知识欠缺导致的恐慌，曾助长了一些国人以“无文化”为炫耀的“本领”，于是权力大于知识，知识被压到底层。究其历史，因为知识往往来源于教育，而六、七十年以前，接受教育进学堂往往是有钱子弟，穷苦人难得认字读书，这使知识成为穷富的分界。于是“知识分子”成为了需要“改造”之人，他们只是“分子”而已，决定其大小的是“分母”呢!。
在我们几千年的古国里，教育的重要作用在人心里未被撼动。偏偏教育领地里需要有知识之人任教，而那个年代里有知识之人多来自“剥削阶级”家庭，这就形成了“剥削阶级”家庭的人要教育来自工农大众的人的矛盾。“难忘的十年”里企图解决这矛盾，就拿“知识”开刀。本身矛盾的命题最后只能带来荒唐的岁月。
荒唐岁月里许多极端行为是来自保护自身的需要，个人的极端掩盖着个人恐惧所包裹的私心：别让别人看到自己的懦弱，揪出自己。也许喊得最厉害的人是内心最空虚的人。
三是行为时的复仇快感。
美国丹·戈德哈根的轰动性著作《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对希特勒德国屠杀犹太人罪行作了深入的分析以后，得出的结论是“行刑者是自愿的”,含着微笑、嘲笑去虐待、残害犹太人.这本书引起德国人心灵的极大震动。丹·尼尔戈德哈根据大量事实判断：“有些普通的德国人甚至完全自发地、主动地在杀害犹太人。一个德国人解释说：“刑警杀犹太人并不需要得到这样的命令才行刑，他们往往是自觉执行的。许多刑警以杀犹太人为乐。为什么高兴?为什么自觉自愿?很显然，因为这些普通德国人对犹太人有看法，认为他们不是人”(第261页)“认为他们不是人”的长期排犹主义教育，使普通德国人产生灭绝犹太种族的狂热，因而造就了千万个希特勒的自愿行刑者。
勒庞在《革命心理学》中描述了这一情景：“实际上人们所拥有的感觉是如此迟钝，以至对这样的场面见怪不怪，不以为然了。那时候母亲们带着她们的孩子去看侩子手行刑，就像今天她们带孩子去看木偶戏一样”[6]。数不尽的自愿行刑者已经感觉迟钝了。
“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在礼仪之邦的中国大地上也出现了数不尽的自愿行刑者，有所启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认为斗争对象、受刑者“他们不是人”，既然是“牛鬼蛇神”，当然要“横扫”;是“害人虫”，一定要“清除”。这些“不是人”之类实质上成为了那时代中国大陆的“犹太人”群体。
四是麻木看客形成的纵凶气场。
上世纪初的一天，一个中国留学生在异国的课堂上看到了让他深受刺激的一张幻灯片：一个中国人绑在中间，将要被处死，围观的是前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也是中国人。这名年轻人由此决定弃医从文。他就是周树人——鲁迅。
鲁迅小说《药》，以秋瑾烈士为背景，描述了类似的场景：
“一阵脚步声响，一眨眼，已经涌过了一大簇人。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赶;将到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个半圆。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
文章揭示了作为看客的国人的民族劣根性，但那仅仅出现于作者发表文章的年代吗?
充当麻木的看客，把围观虐杀当作娱乐并非国人的特色，而是人类一种普遍的兽性宣泄。
奥威尔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中，描写主人公温斯顿到邻居家，被邻居小孩以玩具枪指着。邻居解释道：
“‘他们真胡闹，’她说。‘他们不能去看绞刑很失望，所以才这么闹。我太忙，没空带他们去，托姆下班来不及。’ ‘我们为什么不能去看绞刑?’那个男孩声若洪钟地问。‘要看绞刑!要看绞刑!’那个小女孩叫道，一边仍在蹦跳着。温斯顿记了起来，有几个犯了战争罪行的欧亚国俘虏这天晚上要在公园里处绞刑。这种事情一个月发生一次，是大家都爱看的。孩子们总是吵着要带他们去看。”(奥威尔，《一九八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2页)
奥威尔1948年写的这部小说是对未来革命世界各种情景的想象性描写与刻画，但对人类兽性的这种描述却并非是凭空想象。
未来文明的发展，是希望这种跨越时空的兽性被彻底埋葬。
[1] 勒庞，革命心理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6-47页
[2] 萧瀚，二十世纪人类的一场劫难——《古拉格群岛》阅读札记，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3] 凌晓华，评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甘肃高师学报，2001年第1期
[4]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赵敦福译.未发现的自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65～66.
[5] (法)勒庞，佟德志译，革命心理学，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7页
[6] 古斯塔夫·勒庞，革命心理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7页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