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汉南曾经是个历史学家，后来投身政治，当了欧洲议会的议员，属于英国保守党。据说当了议员之后，自知再也无法做严肃的历史学家、写出严肃的历史著作，于是就写《自由的基因》这种畅销书或者普及型读物。
本书立论，可以用一个标签概括之：盎格鲁圈例外论。盎格鲁圈，即指受英国自由价值观影响的、讲英语的国家和地区，前身都是英国的殖民地，核心是英、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汉南认为，盎格鲁圈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全球其他地区，是因为英国特殊的自由价值观的作用。这种价值观乃是深植于英国早期文化之中，不仅可以上溯到1688年的权利法案和1215年的大宪章，更可以远溯至日耳曼蛮人时期的部落大会传统。
汉南在书中追溯了这个传统，他还将美国独立战争视为盎格鲁圈的第二次内战（第一次是光荣革命），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斗争视为英国人自由精神的延续和传承。而英国政府吸取了这次战争的教训，在后来处理殖民地自治和独立问题时避免了类似的冲突。
盎格鲁式自由的基因，按照汉南的说法，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观念，一是个人自治，契约精神、财产权利，都来源于这里；二是代议制民主，即集体的决定由向选民负责的代表作出；三是法治精神，法律对君主和臣民具有同等的约束效力（显然更重要的是约束君主）。
这种基因，决定了奠基其上的社会，是个人主义的（个人高过集体）因而也是多元的（宗教宽容），分权的（限权的），地方自治的（联邦国家），民众创造法律的（陪审制度、普通法）。可是，汉南说的基因，不就是从这些表象中抽取出来的吗？在遥远的日耳曼蛮荒时代，一定还曾经有过不同的价值吧，为什么最终是汉南所说的这些基因取胜并且流传至今呢？
追溯，是倒推，是从结果中寻找原因，正因为如此，原因倒像是结果，是我们只能看到的结果。因为还有无数的原因被历史埋没了。
于是又回到了此前我曾提及的论题，盎格鲁道路与其说是自由基因的作用，倒不如说是从复杂演变中“涌现”出来的社会秩序。刘苏里推荐本书，建议跟艾伦·麦克法兰的《现代世界的诞生》 一起看，说汉南受麦克法兰影响很深。麦克法兰那本书，写现代世界诞生，其实写的就是英格兰道路，而麦克法兰几乎是把社会的方方面面讲了个遍。汪丁丁对麦克法兰这本书有个书评，给我印象很深，说的是复杂秩序的涌现，在汪丁丁看来，社会的演化就是一种复杂秩序的“涌现”过程，这种涌现几乎是无法通过统计方法表达的。所以笃信个人主义的麦克法兰，一定相信自己所阐述的英格兰道路确实是独特的，但他仍然缺乏十足的信心，所以才会要将英国走向现代的方方面面全都说上一遍，方才安心。
丹尼尔·汉南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可以将这些自由的基因阐述得非常美好，但要说盎格鲁圈的现代国家之发展是根源自这些基因，两者之间的逻辑连接，无论如何都不是那么放心，感觉不是那么踏实坚固。
虽然逻辑上（或者统计学上）无法确证二者之间的因果关联，但良好的叙述仍然足以让人们产生认同。而汉南的叙述，因为他作为政治家，作为一个顽固的保守主义者而激烈地反对欧盟（以及欧盟奉行的福利社会理念）、坚持孤立主义的态度，受到了伤害。即使他所提出的盎格鲁式自由的各项基因确实机缘巧合，凑在了一起，促成了盎格鲁圈的诞生，但如果没有其他的因素，这个诞生的可能性殊为可疑。例如他过分强调自由的价值，而忽视了追求平等在促进自由中所起到的作用，没有这种对平等的追求，代议制民主不会从贵族扩展到平民，从有产者扩展到无产者，从男性扩展到女性。而这种追求平等的精神，正是现代福利国家的源头。
尽管汉南对自由基因的阐述不无精彩之处，但过于强烈的盎格鲁圈例外论，足以让圈外读者心生厌倦。如果真像那样，是你说的这些基因的机缘巧合，那么其他地方的人们还有什么奔头呢？一头撞死算了。可现实并非如此，自由的观念早已广为传播，福山说了，政治发展具有明确的方向性。在全球化的时代，观念融合，文化交汇，影响所及，总是有趋同的一面。所有的例外，终将汇成滚滚巨流，奔向自由的海洋。
（《自由的基因：我们现代世界的由来》，丹尼尔·汉南著，徐爽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
来源：豆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