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汉南曾经是个历史学家,后来投身政治,当了欧洲议会的议员,属于英国保守党。据说当了议员之后,自知再也无法做严肃的历史学家、写出严肃的历史著作,于是就写《自由的基因》这种畅销书或者普及型读物。

本书立论,可以用一个标签概括之:盎格鲁圈例外论。盎格鲁圈,即指受英国自由价值观影响的、讲英语的国家和地区,前身都是英国的殖民地,核心是英、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汉南认为,盎格鲁圈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全球其他地区,是因为英国特殊的自由价值观的作用。这种价值观乃是深植于英国早期文化之中,不仅可以上溯到1688年的权利法案和1215年的大宪章,更可以远溯至日耳曼蛮人时期的部落大会传统。

汉南在书中追溯了这个传统,他还将美国独立战争视为盎格鲁圈的第二次内战(第一次是光荣革命),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斗争视为英国人自由精神的延续和传承。而英国政府吸取了这次战争的教训,在后来处理殖民地自治和独立问题时避免了类似的冲突。

盎格鲁式自由的基因,按照汉南的说法,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观念,一是个人自治,契约精神、财产权利,都来源于这里;二是代议制民主,即集体的决定由向选民负责的代表作出;三是法治精神,法律对君主和臣民具有同等的约束效力(显然更重要的是约束君主)。

这种基因,决定了奠基其上的社会,是个人主义的(个人高过集体)因而也是多元的(宗教宽容),分权的(限权的),地方自治的(联邦国家),民众创造法律的(陪审制度、普通法)。可是,汉南说的基因,不就是从这些表象中抽取出来的吗?在遥远的日耳曼蛮荒时代,一定还曾经有过不同的价值吧,为什么最终是汉南所说的这些基因取胜并且流传至今呢?

追溯,是倒推,是从结果中寻找原因,正因为如此,原因倒像是结果,是我们只能看到的结果。因为还有无数的原因被历史埋没了。

于是又回到了此前我曾提及的论题,盎格鲁道路与其说是自由基因的作用,倒不如说是从复杂演变中“涌现”出来的社会秩序。刘苏里推荐本书,建议跟艾伦·麦克法兰的《现代世界的诞生》 一起看,说汉南受麦克法兰影响很深。麦克法兰那本书,写现代世界诞生,其实写的就是英格兰道路,而麦克法兰几乎是把社会的方方面面讲了个遍。汪丁丁对麦克法兰这本书有个书评,给我印象很深,说的是复杂秩序的涌现,在汪丁丁看来,社会的演化就是一种复杂秩序的“涌现”过程,这种涌现几乎是无法通过统计方法表达的。所以笃信个人主义的麦克法兰,一定相信自己所阐述的英格兰道路确实是独特的,但他仍然缺乏十足的信心,所以才会要将英国走向现代的方方面面全都说上一遍,方才安心。

丹尼尔·汉南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可以将这些自由的基因阐述得非常美好,但要说盎格鲁圈的现代国家之发展是根源自这些基因,两者之间的逻辑连接,无论如何都不是那么放心,感觉不是那么踏实坚固。

虽然逻辑上(或者统计学上)无法确证二者之间的因果关联,但良好的叙述仍然足以让人们产生认同。而汉南的叙述,因为他作为政治家,作为一个顽固的保守主义者而激烈地反对欧盟(以及欧盟奉行的福利社会理念)、坚持孤立主义的态度,受到了伤害。即使他所提出的盎格鲁式自由的各项基因确实机缘巧合,凑在了一起,促成了盎格鲁圈的诞生,但如果没有其他的因素,这个诞生的可能性殊为可疑。例如他过分强调自由的价值,而忽视了追求平等在促进自由中所起到的作用,没有这种对平等的追求,代议制民主不会从贵族扩展到平民,从有产者扩展到无产者,从男性扩展到女性。而这种追求平等的精神,正是现代福利国家的源头。

尽管汉南对自由基因的阐述不无精彩之处,但过于强烈的盎格鲁圈例外论,足以让圈外读者心生厌倦。如果真像那样,是你说的这些基因的机缘巧合,那么其他地方的人们还有什么奔头呢?一头撞死算了。可现实并非如此,自由的观念早已广为传播,福山说了,政治发展具有明确的方向性。在全球化的时代,观念融合,文化交汇,影响所及,总是有趋同的一面。所有的例外,终将汇成滚滚巨流,奔向自由的海洋。

(《自由的基因:我们现代世界的由来》,丹尼尔·汉南著,徐爽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

来源: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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