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国的“启蒙运动”来描述新文化运动,几乎已成为一种老生常谈,但很少有人去认真追问,我们在什么意义上把新文化运动理解为一种启蒙运动?或者说,“启蒙”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涵盖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如果不去思考和澄清这个前提性的问题,而只是不假思索地借用“启蒙”来界定这场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运动,那么我们对它的认识就会日趋单薄和僵化而不自知。

之所以使用“借用”一词,是因为“启蒙”并不是新文化运动的自我理解。“启蒙”一词古已有之,通常指幼童发蒙,晚清以降,又衍生出开启民智的近代内涵。晚清知识人借助白话报纸等媒介,向民众灌输新知,形成一股面向下层的启蒙运动,征诸史实,可谓名实相符。但这里的“启蒙”尚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Enlightenment的对译语,现在通行的“启蒙”概念应当是清末从日本输入的。五四时期,《建设》《改造》《少年中国》等杂志上有零星的对欧洲启蒙运动的介绍,但“启蒙”一词远未通行,更不可能成为当时人对新文化运动的界定。北伐之后,现代意义上的“启蒙”概念才开始较为广泛地使用(陈建守:《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翻译、书写及挪用》)。

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理解为一场“启蒙运动”,是后来者的历史阐释。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左翼文化人开始把新文化运动比附为启蒙运动。值得注意的是,在左翼文化人的论述中,“启蒙”并未给新文化运动增添今人想象中的那种荣光,相反却标示出这场运动的缺陷和不足(张艳:《五四“启蒙运动”说的历史考辨》)。“五四启蒙运动”成了被批判和有待超越的对象,左翼文化人借助对新文化运动相对负面的历史评价,获得了开展左翼文化运动的方向感。这种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对话,在一百年来对新文化运动的叙述和阐释中是很常见的。

一九四〇年发表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确立了五四运动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起点的历史地位。新中国成立以后,新民主主义论成为解释新文化运动的主导范式,启蒙运动式的理解随之隐退,直到八十年代才又重新浮出水面,最有代表性的自然是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按照李泽厚的理解,新文化运动应该在中国完成西方启蒙运动的历史任务,即确立自由、民主等一系列现代价值观,但随后迫于救亡要求而兴起的政治革命,中断了启蒙运动的历程,结果使得落后的封建主义的思想形态和社会结构沉渣泛起。如今救亡的压力已不复存在,需要重新回到新文化运动未竟的使命上来,补上启蒙运动这一课,这就是当时的新启蒙思潮。李泽厚的论述影响很大,基本上笼罩了近三十年对新文化运动的叙述和阐释。即便是那些反对李泽厚启蒙主义立场的论者,也往往沿用他以“启蒙”界定新文化运动的思路:或拓宽“启蒙”的内涵,将李泽厚贬抑的政治革命的内容也纳入其中(如黄纪苏、祝东力:《“五四”之后的两种启蒙》);或反其道而行之,以革命文化反衬五四启蒙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如贺照田:《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至于对“启蒙”概念本身的辨析,却少有涉及。

八十年代以来的“启蒙范式”,将“启蒙”看作不言自明的具有普遍效力的范畴,应用于新文化运动这一特定的历史对象,结果是后者的面目变得越来越模糊,其意义也日趋抽象化甚至空洞化。理论上说,人们自然有理由选择他们认为合适的概念,赋予其一定的内涵,来理解新文化运动。但问题在于,“启蒙”和“启蒙运动”本身是来自西方具体历史脉络的概念,在挪用它们来描述现代中国的文化运动的时候,如果不能澄清中西两种历史之间的关联,概念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

其实在西方对启蒙运动的阐释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意大利思想史家费罗尼(Vincenzo Ferrone)在《启蒙:一个观念的历史》(The Enlightenment: History of an Idea)一书中,区分了“哲学家的启蒙”和“历史学家的启蒙”,特别强调“启蒙”作为西方文化历史中的一个范畴的特殊性。启蒙的哲学内涵与启蒙运动的历史性密切相关,启蒙的普遍性只有在它具体的历史脉络中才能被理解和把握。新文化运动能不能被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在更宽广的视野中,尝试着去探索、把握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和二十世纪中国的这场运动之间的历史关联。

概括地说,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主要目标,是在思想文化以至社会的各个领域确立理性的原则,它的基本路径,是从哲学的认识论入手,探讨获取真正可靠的知识的方法,并将这种方法贯穿到对自然、历史、政治、法律、艺术等对象的研究中去。启蒙哲学家关心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去认识和把握这个世界?十七世纪的思想家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建立形而上学的体系,这些体系依托于上帝这个超验的存在,用卡西尔的话来说,“真理问题不可能独立于上帝问题得到解决,因为对神的本质的认识构成知识的最高原理,其他一切确定性都要从这里演绎出来”(卡西尔:《启蒙哲学》)。而到了十八世纪,伴随着自然科学的突破性进展,启蒙哲学家转而从具体的经验和个别的事实入手,用分析的方法,重构人类的知识图景。理性不再是上帝的赐予,而是植根于人自身的一种禀赋和能力,人类不必依靠上帝的指引,完全通过自己的理性,就可以认识和把握这个世界,进而改变世界,建立新的世界秩序。这可以说是启蒙运动最核心的诉求。

启蒙运动的这一诉求,在康德写于一七八四年的那篇著名的文章《什么是启蒙运动》中,得到了最为清晰的表达。康德开篇写道:“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强调这种不成熟状态是“自己加之于自己的”,即不是别人强加的,不能以上帝或其他外在的权威为借口,可见在康德这里,基督教已经不再是人类运用理性的障碍了,这本身就是启蒙运动的成果。既然不成熟状态是自己加之于自己的,那么摆脱这种状态也只能靠自己,同样不能乞灵于上帝或其他外在的权威。简而言之,无论是成熟还是不成熟状态,人类都要对自己负责。人的主体性已经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条件,而人需要做的,就是拿出勇气,勇敢担负起自己的主体性来。“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对自身理性的运用已经毫无障碍。康德接下来说:“必须永远要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私下运用自己的理性往往会被限制得很狭隘,虽则不致因此而特别妨碍启蒙运动的进步。”所谓“公开运用”,是指学者在听众面前所能做出的那种对理性的运用,而像军官或牧师那样担任国家公职的人员,因为要服从岗位的要求和国家的权威,对理性的运用只能是私下的和受限制的。虽然康德没有明言国家对理性的限制是不合理的,但他显然认为,最好在国家事务的各个领域,在宗教、立法等部门,也允许臣民公开运用他们的自由,而且这对国家也是有利的。十八世纪后期的普鲁士王国显然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所以康德说自己生活在一个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的时代,但还不是一个启蒙了的(enlightened)时代。

在康德这篇文章问世后不久,法国大革命爆发,启蒙运动的理念开始被付诸政治实践和国家体制的设计。但康德的这篇文章已经揭示了启蒙运动的内在逻辑。作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启蒙运动是从认识论的革命开始的,但它扩展到政治领域是不可避免的,它内在地包含了按照理性的原则重新设计和构建包括国家、社会在内的整个生活世界的要求,理性要求获得这样的自由。可以说,启蒙运动开启了西方世界理性化的进程。到了十九世纪,启蒙思想家所规划的合理的世界的蓝图,许多部分已经成为现实。普遍的法律和同质化的国民构成理性化的国家,遵循理性规律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直接刺激了工业化的兴起,最重要的当然是建立在对自由劳动力加以理性化组织基础上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通过不断地积累资本,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必然向外扩张,这种扩张是以理性化的国家机器,以及被现代科学技术装备的军事力量为支撑的。在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中,理性化包含了大规模的暴力,变成了启蒙的自我异化,启蒙运动高扬的主体成为权力的机器。启蒙哲学家呼吁用理性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结果是理性化的、非人性的机构和力量对世界的统治。

作为对理性化的反动,十九世纪西方出现了非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思潮,资本主义扩张引发的社会危机,也为社会主义运动的萌发提供了土壤。但就总体而言,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很少有人怀疑资本主义支配和统治世界的前景。韦伯在发表于一九〇五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把资本主义秩序描述成“钢铁般坚硬的外壳”,看不到任何改变的前景。而对于面对资本主义的巨大冲击的中国人来说,韦伯的忧思是过于遥远了,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在西方支配的这个世界体系中生存下去,为此就不得不用理性化的逻辑来改造自身。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也开始一系列改革,尝试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接受理性化的国际法体系和自由贸易体系,建立新型的现代国家。从清同光年间的自强运动到清末新政,清政府为挽救王朝命运所做的努力,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以理性化的方式进行国家建设,而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派,虽然各自的思想资源和制度设计有所不同,但基本上也都处在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化的脉络上,都把西方国家看作中国应当效仿的模板。简单地说,在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想象,实际上是已经被常识化的启蒙理念,是一套已经被广泛接受,其普遍性似乎不言自明的理性化话语。虽然章太炎、康有为和早期鲁迅等少数思想家有过批判性的思考,但总体来看,晚清知识界的主流是服膺普遍性的启蒙理念的。恰恰是新文化运动,在接受一部分启蒙观念的同时,提出了不同于十九世纪文明的新的构想,打开了另外的思考和实践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运动不仅不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中国翻版,反而是对启蒙运动及其话语的超越。

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最初的动因来自民国初年现实政治的刺激。中华民国建立后,有了共和体制的架构,包括国会、政党和一整套现代国家政治运作的模式,这些构成了理性化的政治结构,然而宋教仁遇刺、二次革命、袁世凯的不断集权直至称帝等一系列事件,使得共和政治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陈独秀是在这个背景下创办《青年杂志》的,他意识到要建立真正的共和国家和民主政治,仅有制度上的设计是不够的,还需要价值和伦理上的自觉。《新青年》将伦理问题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上来讨论,由此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被重新问题化,国家本身也成了有待重新构想的对象,国家建设不再是政治的归宿,政治被放置到个人和社会的层面上重新理解和锻造。简而言之,晚清思想家所接受的西方十九世纪的现代性方案不再被视为天经地义,在变化了的问题意识中,个人、社会、国家都需要被重新定义、想象和建构。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不在于提出一个包含着一贯原则的整体性规划(像欧洲启蒙运动那样),而在于打开了一个多重的论辩和实践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不同的思潮和派别竞相登场,相互激荡,释放出巨大的变革能量。

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它构成了新文化运动不可忽视的国际背景。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化不断追求对越来越多的土地和人民的统治和控制,终于在西方内部制造出这场惨烈的战争,它在某种程度上宣告了启蒙理念的破产。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又给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参照。新文化人开始想象不同于十八、十九世纪西方启蒙规划的另外的现代性道路,如陈独秀所言:“创造二十世纪之新文明,不可因袭十九世纪以上文明为止境。”(《一九一六年》)“吾人理想之中华民国,乃欲跻诸欧美文明国家,且欲驾而上之,以去其恶点而取其未及施行之新理想,以求夫最低限度之希望。”(《时局杂感》)对这个尚未形成的包含着“新理想”的“二十世纪之新文明”,中国人不是西方被动的追随者,而是主动的创造者和参与者。

今天来看,新文化运动最值得珍视的历史遗产,是它面向未来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是无法用“启蒙”来概括和穷尽的,无论赋予它怎样丰富的内涵。我们从新文化运动的政治果实—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身上,也能看到这种开放性。中国革命在具体斗争中发展出的策略和战略,它对阶级身份灵活和动态的处理,尤其是它对革命者主观能动性的高度重视,都是中国革命的特色与实践成果。中国革命对情感、意志和能动性的看重,可以追溯到新文化运动对伦理问题的关切。新文化运动所滋养的、在实践中历史地展开的中国革命,它的特殊性正是创造新的普遍性的前提,中国革命之所以具有世界意义端在于此;中国革命开创的历史格局能够绵延至今,且保留未来的可能性,亦有赖于此。而新文化运动与中国革命之间这种内在的联系,恰恰为启蒙话语所遮蔽。由于我们仍然生活在中国革命的余荫之下,失去了对这种联系的把握,就无法真正理解新文化运动与今天(尤其是今天我们对未来的想象和思考)的相关性。

从比较思想史的视角来看,欧洲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确有相似的地方:作为思想文化运动,它们都扩展到政治的领域,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变革;在各自的历史脉络中,它们都具有为现代性奠基的意义。但这种相似性不应使我们得出结论说,新文化运动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国版本,那恰恰是对前者的贬低。新文化运动发生之际,正是启蒙理念在全球遭遇危机的时刻,而这场运动正是克服这一危机创造新文明的努力的一部分。只有在这个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和把握新文化运动,而不是用单一的“启蒙”标签去固化它,我们才有可能去重新激活它内在的能量,让它成为今天思考和实践的活的资源。

来源:《读书》201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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