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网络图片）
五，晚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反帝民族主义。”
实际上学界将晚年孙中山的思想划分为三个问题来加以研究，即反帝民族主义，以党治国和联苏容共。“晚年”指的是1922 年到1925 年孙中山逝世，又称为孙中山思想演变的第三阶段。
按大陆学界的总体描述和评论为，在这一阶段，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由此可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孙中山对外主张谋求世界各国间的民族平等，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对内主张国内民族平等，少数民族有权自决自治，进而提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族主义，以国族主义这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去获得国家的发达和种族的生存。在这一阶段，孙中山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结合起来了，将民族主义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对晚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一般学者认为，又可分为以下新的内容及改变，或特色：1）。明确提出反帝口号，坚决反对帝国主义，2）。民族自决权，3）。联合被压迫民族，支持弱小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
就晚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内容的第一点来讲，从文献上看，两岸学界都讲的是反对帝国主义，而显有人讲打倒帝国主义的。在此笔者提请诸位注意，反对帝国主义与打倒帝国主义之间有着原则上的区别。
朱浤源在《再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一文中说，“民国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通过。孙中山指出：”這是本黨成立以來破天荒的舉動“’ 強調要打倒”蒂國主義“和”軍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民国13年1月，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档案）”
陈子明：《狭义五四运动及民族主义的走向》一文中说，“国民党‘一大’文件中，加入了反帝的内容：”固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二大‘宣言更指出：“中国国民革命，实为世界革命之一大部分。其努力之目标，在打倒帝国主义。’”（笔者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陈子明还没有认出，国民党“一大”文件就有“打倒帝国主义”的字样？）
刘生峰《孙中山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地位和作用》说“孙中山临终前，北洋军阀段祺瑞的代表劝告孙中山说话不要太激烈，以免引起‘列强交涉’。孙中山断然回答说：”假如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了。‘这是何等鲜明而坚决的反帝立场。孙中山不愧为一个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为祖国的独立自由而斗争的英勇战士。“
就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内容的第三点来讲，孙中山说：“将来的趋势，一定是无论哪一个民族或哪一个国家，只要是被压迫的活受委屈的，必联合一致，去抵抗强权。”他在其著名《遗嘱》中，更是集中表达了这种愿望和思想：“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对此，我们的问题是，
1）为什么在1924年孙中山国民党要反对帝国主义？还是打倒帝国主义？是某个帝国主义如日本帝国主义呢？还是英国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还是一切帝国主义？反对与打倒有什么区别？最重要的是它的合理性，合法性。
宋进杨旭（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上海，200241）在《融入与重塑：192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与民族主义思潮》（2015.05）一文中坦诚地承认，“‘打倒帝国主义’口号的作用，不但在于斗争对象的逻辑重塑———将中国的贫穷落后归咎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而且在于当政党自身的意识形态尚未取得社会法权时，通过融构动员主体的理论逻辑与动员对象的生存逻辑，产生强大的政治号召力和社会凝聚力。这在中国共产党实际领导或参与的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及其它民族主义运动中已经得到了充分体现，又在之后的抗日战争中达到了高峰。
中国共产党主导民族主义思潮的理论建构和政治动员，是围绕‘反对帝国主义’即‘彻底的民族主义’（此话来自于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中指出：“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彻底的民族主义”，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368 页。）进行的。这并非仅是迎合社会心理的动员策略，也并非仅是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简单复制，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实践。从政治动员的角度看，‘打倒帝国主义’口号是中国革命理论逻辑的高度浓缩。“
2）列宁领导下的苏联是不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还是我们必须清醒识别的最凶邪的列强，真正的“帝国主义”？
孙中山对此问题，我们暂且从文本的字面上去理解，以下出于杨奎松著作《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1922年）还在广州率海军舰艇坚持抵抗叛军（陈炯明）之际，他就迫不及待地写信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G.V.Chicherin），明言苏俄‘是我唯一的朋友’[注释：达林：《中国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26页。].”孙中山临终前夕，再次把希望寄托于苏联，特地口授了《致苏联遗书》，其中称道，“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正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望两国“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从这里看出，孙中山从他明言苏联“是我唯一的朋友”到其临终时刻，不仅把苏联看成一般的“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更是将其看成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甘愿其遗下的国民党为共产同盟（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的胜利而奋斗。
而与此同时，“1925年，北方的《晨报》和《京报》副刊围绕苏俄是不是帝国主义，应该‘联俄’还是应该‘仇俄’，曾组织过一场大论辩。参与论辩的大都是知识人，意见则正反两分，主张‘亲俄’与主张‘仇俄’几乎难决胜负。（注：论辩双方的文章，收在章进编《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北新书局，1927年）一书中。该书原拟出版上、下两册，但只见上册。）”
“国、共两党的‘亲俄”与青年党的’仇俄‘，实际均是当时中国民众（主要是知识界）对苏俄态度两极化的反映。中国青年党反对与苏俄亲善，认为共产国际由苏俄发起，受苏俄操纵，以苏俄利益为中心，是苏俄藉以称霸世界之利器。（注：李琯卿：《论中国革命与第三国际之关系并忠告蒋介石》，《醒狮》第92号（1926年7月18日）；曾琦：《蒋介石不敢复言打倒帝国主义矣》，《醒狮》第100号（1926年9月11日）。）青年党还指责苏俄’派兵占领我外蒙，侵犯我中东路权，虐待我旅俄侨胞，干涉我国内政，翻悔其既承认取消之不平等条约‘。（注：《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时局宣言》，李义彬编《中国青年党》，第129页。）“
“青年党沿用五四时期的‘外抗强权’而拒绝采纳‘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意在警觉‘帝国主义’概念背后的世界革命观。青年党认为，苏俄主张的‘世界革命’，其实质是‘使全世界各弱小国家归顺苏俄’。（注：李琯卿：《论”打倒帝国主义“口号不适宜于今日中国》，《醒狮》第95号（1926年8月7日）。）故青年党对国、共所主张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观念，颇不以为然。（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一九二○年代中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2016-02-19）《历史研究》）”
由于限于篇幅与我们的主题，对此两个问题只能略点到为至，以后有机会时再继续议，我们将重点放在晚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内容的第二点民族自决权问题上。
孙中山认为，“歐戰以還，民族自決之義，日愈昌明，吾人當仍本此精神，內以促全國民族之進化，外以謀世界民族之平等。”（<中國國民黨宣言>.全集第冊·1973 ：859）
為何要主張民族自決，孫中山先生认为世界上弱小民族“知道平日所受的痛苦，完全是由于帝國主義；現在要解除痛苦，故不得不除去帝國主義，主張民族自決.”即是“主張世界上的弱小民族都能夠自決，都能夠自由。”（<民權主義>第四講全集冊·1973 ：38）
列宁的“民族自决权”是他的“民族主义的核心”，名义上是高喊“各个被压迫民族有摆脱异族压迫，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权利”，本质上是“披着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外衣”来实现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利益最大化，“列宁主义是货真价实的社会帝国主义”。（孟泳新：《必须批判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
“帝国主义”是列宁的表述，原意指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1922年1月，为对抗华盛顿会议，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对中国革命运动最主要的影响，就是“确立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
“列宁的‘民族自决权’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两种民族自决权思想，都对孙中山产生过重要影响。早在中共筹建阶段，孙中山就与共产党人有过接触和交往。1920年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共产国际远东局派到中国来的第一位使者维金斯基，就是陈独秀介绍的。1921年孙中山在桂林时，曾与陪同马林前往的张太雷详细讨论了如何动员广大青年参加革命运动的问题，希望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能帮助他做好这项工作。1922年8月下旬，亦就是陈炯明叛变事件发生、孙中山从广州回到上海后几天，受中共中央的委派，李大钊专程赶到上海和他进行了多次交谈，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等种种问题。李大钊的广博知识，对形势的精辟分析，尤其是他的真诚态度，深得孙中山的好感、有时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几乎忘食“。在与孙中山的交谈中，李大钊不可能不谈到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会议通过的《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此时，李大钊还正在构思和写作《平民主义》一文，在文中李大钊提出了中国各民族平等的问题，认为”今后中国的汉、满、蒙、回、藏五大族，不能把其他四族作那一族的隶属“。（李大钊：《平民主义》，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6页。）此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有共产国际代表和共产党人的积极参与。1923年8月，孙中山委派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国考察。11月2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听取蒋介石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递交的关于中国国民运动和国民党的报告说明。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就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作出决议，建议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以”符合时代精神“。其中”民族主义“的一项内容是：”中国民族运动同受中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少数民族的革命运动进行合作“，即”国民党应公开提出国内各民族自决的原则，以便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军阀制度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这个原则能体现在由以前的中华帝国各民族组成的自由的中华联邦共和国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1923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42—343页。）第二天，蒋介石及他率领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带着该决议回国。这年的12月，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就即将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意见，表示大致赞同党纲草案，”惟关于民族主义内容的解释，我们主张是：对外反抗侵略主义的列强加于我人之压迫，对内解除我人加于殖民地弱小民族（如蒙古、西藏）之压迫。“（《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对于国民党全国大会意见》，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3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对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见，原则上为孙中山所采纳，写进了《国民党宣言》（1923年1月1日），尤其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以及国民党的其他文件之中，并成了改组后的国民党的基本国策。据长期追随于孙中山左右、参加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大会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的国民党元老邹鲁后来在《中国国民党史稿》一书中记载，孙中山曾再三强调：”‘民族自决’一说，就是本党的民族主义“。（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中华书局1960年，第618页。）这也是国共能实现第一次合作的思想和政治基础之一。实际上，《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就是在孙中山亲自过问和主持下，由国民党、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代表共同制定出来的。其初稿由孙中山委托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起草，作为鲍罗廷的助手和翻译，共产党员瞿秋白将鲍罗廷起草的俄文稿译成了中文，在翻译过程中，瞿秋白不仅做了不少文字修饰工作，而且也对个别内容进行了修改。后来汪精卫作为受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委派的宣言起草员，又在瞿秋白所译中文稿的基础上，另外草就了一份中文稿。《宣言》的草稿出来后，孙中山又指定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和鲍罗廷4人组成委员会，对它进行反复的讨论、审议和修改，每次讨论瞿秋白都在场（因他是鲍罗廷的助手和翻译），孙中山有时也参加，最后由孙中山审定。可以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本身就是国、共（包括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产物。所以，时任苏俄驻中国代表加拉罕对《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十分满意。他在致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信中写道：”我寄给您的党的宣言、纲领和章程很有意思，它是由三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是对以前工作的批评和对中国相互争斗的军阀集团的批评；第二部分是最重要的，这是以最概括的形式提出的国民党的原则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关于民族主义一条非常有意思，那里民族主义是按照共产国际的声明的精神解释的，而且还发挥了关于民族斗争的两个方面的思想，即一方面是同压制中国民族独立的帝国主义的斗争，另一方面是通过赋予中国境内各民族以自决权的办法实现各民族的解放，而这一条还发挥了去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有关决议的部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412页）”（转引于郑大华：《论晚年孙中山中华民族观的演变及其影响》）
李克建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述论》中说，“孙中山对列宁提出的民族自决理论非常赞赏，他认为，‘（列宁）提倡被压迫的民族去自决，为世界上被压迫的人打不平’。（《孙中山选集》（二）M中华书局，1981）在此影响之下，孙中山也‘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以期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政权后，建立一个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孙中山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56）
笔者的点评：孙中山题写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句警世名言，可能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了。孙中山在表述自己革命主张时，总喜欢从“时代”、“世界”、“各国”、“近世”、“20世纪”、“世界大势”、“世界潮流”等视角立论，这不能不说是顶尖政治家了、顶尖预言家了。在民国建立后，孙中山还是一再地认定革命是一种“时代之进化”，说：“近世以来，革命风潮磅礴于欧，渐渍于美，波荡于东亚。所谓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乃由磨砻而愈进于光明，由增益而愈趋于完善，此世界所同，而非一隅所能外者。我国当此，亦不能不激励奋发，于革命史上开一新纪元矣。”（《孙中山全集》（第7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P1））特别跷蹊的是在十月革命后，孙中山又一次地适应了时势和潮流的变动，“及时地”提出了，“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之共和国，”（孙中山全集（第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P56）。） 孙中山在复函蒋介石时说：“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孙中山先生手札墨迹》》）孙中山自负是中国人“先知先觉”者中的永久的第一人，目中无人，睥睨诸家，无论是为其所认为是政敌的所谓“军阀”如陈炯明、吴佩孚、张作霖、段祺瑞之流，无论是自己的追随者或者分道扬镳者如章太炎、冯自由之徒，无论是曾经与其唇枪舌剑过的维新派如梁启超、张君劢之辈，是怎样地认识苏俄政权的，更不论这些鼠辈们各自不同的分析苏俄政权的方位、层次，“视吴魏诸人，原如无物，”大搞起联苏容共，引狼入室，祸害华夏。孙中山这位顶尖预言家的革命联苏的世界潮流预言，在一代人的时间（1991年）过后，便贻笑于天下了。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要“历史地”看待孙中山的这一重大误判。好吧，那我们就看看当时人又是怎样看待孙中山联苏容共的。
笔者就讲一个革命童子冯自由的故事，中间加上笔者的评注。
1895年，14岁的冯自由加入兴中会，成为年龄最小的会员，有革命童子之称。辛亥革命后，冯自由曾任孙中山先生机要秘书，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改组，孙文提出联俄容共案，冯自由作为“海外代表”力持反对。冯自由曾在会议上对孙中山说：“总理，我名自由，我想自由发言，希望总理尊重我的自由！”孙中山点头道，“你想说什么，尽管说。”冯自由就说，“如果我们把国民党改组成中国的第二个共产党，把中华民国统一成第二个苏维埃，这样的革命即使成功，我们也不希望！”（冯自由一针见血地道出联苏容共的实质问题所在，并讲出了亿万民众的心声，“这样的革命即使成功，我们也不希望”！中国完全成功了的革命就是毛泽东1949至1976年时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代。一一笔者评注。）孙中山回答说，“啊！冯自由，这就是你的自由呀？！放心好了，我可以尊重你的自由，你们若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呀！这是你们的自由啊！”孙中山停了一会，又斩钉截铁地说“你们若不赞成改组，又不愿退出国民党，我将来可以解散国民党，我自己一个人去加入共产党，这也是我的自由！”（请诸位注意，此时的国民党已经成了“党徒应无条件服从党首”的宗教组织了。孙中山始终认为“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应该盲从我！”（《居正文集》第207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武汉版。）孙中山生死不渝的日本挚友宫崎滔天写道：“孙先生的态度有这种味道：”其他的中国人都不行，只有我一个人行，我是中国的救星，服从我者请来。‘“（《孙中山年谱长编》第849-950页，中华书局1991年北京版。）（引自于袁伟时《辛亥革命研究中的意识形态陷阱》）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评判国民党和共产党呢？这就请诸位略作记录，待我将冯自由讲完后才能再回来作一番评判。一一笔者评注。）
国民党元老冯自由曾回忆说，1924年2月16日晚上，孙中山在大本营曾对他声称：“反对中国共产党即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即是反对本党之民生主义，便即是破坏纪律，照党章应当革除党籍或枪毙。”（《冯自由致孙中山先生函稿》，上海《档案与历史》1986年第1期。）“若依俄国人的做法，你们应该被关起来”（1982年2月台湾《近代中国》第27期，“冯自由先生百年诞辰”口述历史座谈会黄季陆的发言，页70）！
到了1924年8月国民党召开一届二中全会。孙中山在二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23日）的讲话中，孙中山“特别举出弹劾案发生后在广州十分活跃的冯自由为例，说：”起初，当党作出决定，党要进行改组时，冯自由同志并不反对，两个月内他从未讲过任何反对改组的话，当时他是临时中央委员会委员‘“。但是，当中央委员会刚选出，他因未能入选，就向我们的敌人（香港《大公报》）供出了他所知道的关于改组和党的全部情况。他断言：冯自由不过是因为未被选为中央委员才煽动党员来反对共产党人的。他坦率地说明：冯自由一个人不可能煽动很多人，但他相信，正是因为冯自由是一个老党员，入党已20多年，在同志们中有相当影响，因此问题就更加严重。考虑到这种情况，也是为了有力地平息党内的反对联俄容共的浪潮，孙中山当场宣布：他要以总理的身份，”开除冯自由出党“。他同时警告说：”如果在全会以后还有同志说不了解我的主义，再无端挑起是非，我们就将采取对冯自由一样的方法来对待他们。“
对此，张继当场表示异议，提出：“开除冯自由您有这个权力，但是不了解民生主义的党员大有人在，而且国外华侨都不了解。此外，我与冯自由持有同样的立场，因此我也请求处罚我。”孙尽力平和地答复张继，说：“您只是不了解和不明白，您的立场与冯自由的立场是完全不同的。……”但张继还是坚持己见，说：“过去主席（总理）您宣传的思想是先统一中国，在此之后才开始实现三民主义，现在我们反对民生主义正是基于这个思想。”孙中山听了张继这段话后勃然发怒道：如果我们连党都统一不起来，还谈什么统一国家！“党员应绝对服从自己的领袖和他的领导”，如果所有的国民党员都只服从对他们有利的指示，否则就拒绝服从，“那我将抛弃整个国民党，自己去加入共产党。”（孙中山死后，据说有人假托章太炎之名，写了一副挽联，即是：举国尽苏俄，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
对于此联是否真的出之于章太炎之手，笔者没有什么兴趣去探求。笔者想说的是，章太炎和当时的梁启超、王国维等人一样，对孙中山以俄为师、接受苏俄控制的做法极其不满，是历史的真实，这是一。其上联所讲的“赤化不如陈独秀”，也是一个历史的真实，这是二。如果孙中山自己真的去加入共产党，陈独秀能将其总书记之位奉让于孙中山吗？如果陈独秀不让，孙中山能甘心当付手吗？特别重要的是，会不会如同当年与梁启超维新派商谈两党合并都到了“谈婚论嫁”地步，“两党有志者协议公推孙总理为两党合并后之会长，梁为副会长。梁语总理曰，如此则置康先生于何地？总理对曰，弟子为会长，为之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梁悦服。”没想到会出现康有为横加阻绕一样，出现什么未知之事而功亏一篑呢？重要的是，如果孙中山自己去加入共产党，此时的共产党将执行的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呢？还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呢？，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统一了三民主义呢？还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统一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呢？等等，特别重要的是诸如此类的一串问题，想必孙中山根本没有仔细地加以思考，而这些问题恰恰是关系亿万中国人命运和前途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也是你孙中山为什么要革命，革命是为什么的重大原则问题。一一笔者评注。）
孙中山的震怒，使张继再不敢有所争辩。用张继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惟总理目已发红，久不退，余已不忍多辩”，被迫表示服从孙中山的决定。“（以上引自于杨奎松《孙中山与弹劾共党案》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孙中山的确宣布过开除冯自由的党籍，嗣经有人辩护，由本人悔过，将案打销，没成事实。
国民党“一大”后，冯伙同张继、朱卓文、黄大伟等在北京组织所谓“中华民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并于1925年3月8日在北京大学三院开成立大会，从组织上分裂国民党。鉴于此，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于1925年3月27日由廖仲皑主持召开第七十次会议。对冯案作出决议如下：“中央监察委员会函复冯自由确有破坏本党，应如何议处、请付公决。决议除名。”（引自于戴均良《开除冯自由党籍时间的订正》）
孙中山的联苏容共，无论对孙中山的一生而言，或是对国民党而言，还是对共产党而言都是一个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事件。自然，由此事件的历史研究可引出无穷彼此相异的观点、理论或代表性的历史学家。换句说，凡是代表性的以民国史近代史为研究中心的历史学家都必须对此事件有一个明确的观点，因为这一个对孙中山联苏容共的明确的观点与他对民国史近代史上另外的重大事件重大人物的观点共同构成了一个对中国近代史有明确的系统的解释理论。
腾讯历史谌旭彬评论道，“孙中山一手包办的”联俄容共“战略，使得经历陈炯民之变而濒临土崩瓦解的国民党，迅速恢复了生机，并在随后的北伐战争中取得空前的成功，也使得四分五裂的中国，终于在一种新的”党治体系“下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短期的正面效应，可谓相当可观。但长期的负面效应，则一直延续到1949年。
这种长期的负面效应，可以简单概括为“国民党的精神分裂”——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基础，本来是祖自欧美的“三民主义”；出于“联俄容共”的现实需要，孙中山强行将“三民主义”和祖自苏俄的“共产主义”作了许多嫁接，也默许共产党对“三民主义”作了许多倾向于“共产主义”的解释。这种随意的嫁接和解释，直接导致了国民党人对“三民主义”的认知混乱，进而导致“国民党的精神分裂”，最后，终于搞到国民党员人人谈三民主义，人人都不信三民主义的地步，于是只好败退台湾。
孙中山是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建构者，也是使得国民党患上精神分裂症的始作俑者“。
请诸位注意，“源自欧美的‘三民主义’”和“源自苏俄的‘共产主义’”，“威尔逊主义”和“列宁主义”，“以美为师”和“以俄为师”，等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革命理论与方法是水火不容的。但孙中山却将它们糅合而一，由此得出的“三民主义”，假作真时真亦假，假假真真，真真假假，混杂出了无穷版本的“三民主义”，所谓共产党的“新三民主义”，（毛泽东更是不学无术了，还搞了一个“新民主主义”。最为可悲的是，近百年的中国，由孙中山三民主义始，紧接着的毛泽东思想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狂潮，直至今日，还在把那些不是学说的“学说”，不是理论的“理论”，如什么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是实践，什么邓小平理论，什么三个代表思想，什么科学发展观，统统当成了如同基督教“圣经”般的“红宝书”、“圣谕”、“理论”、“学说”，全国膜拜之，此风横行华夏，贻害无穷。这可说是百年中国近现代史的一大特色。笔者在此要感谢朋友黄先生的指正，故有在初稿中的“新三民主义”之前加有“所谓共产党的”字样和此段的评论。一一笔者注）混杂得连孙中山本人也不知何为“三民主义”的地步，直到一九四六年张君劢力挽狂澜，来一个“清本正源”，“三民主义”才得以正名彰显，“混糅”至此终了。
尽管在许多人看来，笔者与袁伟时在对有些事件的评价上似乎是相同的，笔者在这里特别要告诉诸位，笔者总的观点和历史哲学上的结论与袁伟时为代表的一派历史学家的观点和结论是截然不同的。请诸位留心，听我细心分析之。
前面笔者已经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评判国民党和共产党呢？
这一问题可以向前阔展到如何评判辛亥革命？如何评判袁世凯？如何评判北洋政府？如何评判梁启超？如何评判前期孙中山？如何评判五四运动？如何评判新文化运动？如何评判陈独秀？诸多问题；向后阔展到如何来评判北伐战争？如何来评判共产党的解放战争？如何评判毛泽东？如何评判六四事件？如何评判当前共产党的改革开放？未来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诸多问题。
袁伟时为代表的一派历史学家一方面批毁孙中山的北伐战争等等（这里有部分合理的地方一一笔者评点），另一方面对更重大更关键性的事件或细节（如评判共产党的解放战争，镇压反革命，反右，文化大革命，林彪事件，六四事件）几近缄口不语，或语焉不祥，是不知实情呢？还是有意回避，就讲不清了，却全心投入到对新文化运动和对陈独秀顾准李慎之的热捧，笔者有袁伟时《从陈独秀到顾准和李慎之》一文为证，以及对肃清孔夫子流毒的呐喊，似乎共产党问题就仅仅只是毛泽东等人脑子中固有的中国封建专制独裁流毒而已，认为只要修正某些“制度”，肃清了“孔夫子流毒”，“党”就有救了，“共产党”可以万岁了，故我们可称之为“救（共产）党派”历史学家，
如何认识共产党的罪恶与本质？借文化大命五十年之机笔者最近看了几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判文章，似乎有种说的都没有到位的感觉。
对于极权主义，仲维光先生说得最清楚。他说，“共产党集团的组织结构根本上完全是一种基督教教会的僧侣等级结构（hierarch）”，“今天我們面對的共產黨問題，是基督教社會世俗化產生的問題，是西方的問題.而正是這個極權主義問題，不是杭亭頓所說的東方文化問題，為二十世紀帶來了人類歷史上空前未有的災難.因為戰爭和迫害，人類有幾億人喪生。人類生存的環境——地球也遭遇到從來沒有過的物質破壞和污染，包括蘇聯共產黨的產生和發展，中國共產黨的產生和擴張，它的發源地都是在歐洲。”（引自于仲维光：《弗里德里希关于极权主义的研究及其启示》（2016-05-16））孙中山的联苏容共，使得国民党改造成象类似共产党的基督教社會世俗化组织，極權主義的幽灵一次又一次得袭击了中国大地，这就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全部真相。
限于篇幅，对于笔者与袁伟时的分歧笔者只能讲到这里为止。
六，总统制与内阁制
辛亥革命爆发后，在最为平稳保守的英国式君主立宪、虚君共和的光荣革命不被接受的情况下，就当时世界上可供模仿与参考的走向现代化的路径而言，对中国社会就只剩下两种“可行”的政制路径：其一是已经基本上成熟完善的美国式总统、议会与司法三权分立的共和制，又称总统制，其二是一直处于动荡变化之中的法国式政党议会与责任内阁共和制，又称内阁制。出任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大總統的孫文，是同盟會內部主張總統制的代表人物，宋教仁是同盟會內部主張內閣制的代表人物。
所谓内阁制，宋教仁自己的解释是：“吾人则主张内阁制，以期造成议院政治者也。盖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此吾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有学者解释说：“由议会中的多数党首领出任内阁总理，由总理组阁，内阁对议会负责。而总统就像英国国王那样，只是有很高的地位和名誉，但无实权的国家元首（当然不能世袭）。”
自从1907年2月28日黄兴与孙中山之间发生激烈冲突之后，宋教仁对于“作事近于专制跋扈”的本会总理孙中山，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和严重敌意。宋教仁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主持起草的《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和《江苏军政府临时约法》中，继续坚持主要用于架空虚置最高权力的集体协商、署名限权的法国及英国式的责任内阁制。
1911年12月30日，已经于前一天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亲自主持定稿《中国同盟会意见书》。这里虽然还没有采用“训政”二字，其中所张扬的恰恰是孙中山此后一直坚持的以中西合璧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作为远期目标；以太上皇式的一人训党、一党训政、党在国上的党国体制，作为从事革命活动的实质内容和近期目标的专权训政方略。在孙中山眼里，直接妨害他出任临时大总统的绊脚石，并不是大清王朝“虏巢尚在”的异族“鞑虏”及其“元凶”，而是革命阵营尤其是同盟会内部“冒托虚声，混迹枢要”的“败类”“汉奸满奴”，所谓的“败类”“汉奸满奴”，就是针对同盟会内部“冒托虚声，混迹枢要”的宋教仁，以及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和光复会军事首领李燮和等人极其严厉的警告。
在领导民国政权建设过程中，孙中山曾三次建立了总统制政府。这也从一个侧面反应了孙中山的政体主张。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先后有14个省宣布独立。随着形势的发展，成立中央政府的问题就摆到了革命派的议事日程。对于中央政府的组织形式，孙中山、黄兴主张总统制，宋教仁、章太炎、刘揆一主张内阁制。
马勇在《孙中山的憋屈和别扭》一文中说，“当天（12月26日）晚，孙中山主持召开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讨论即将成立的新政府权力架构，由于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已经内定为前提，所以即便宋教仁等极个别继续坚持内阁制，但这次会议还是成功劝说宋教仁放弃了这个主张。孙中山为此反复解释：内阁制断非目前非常时代所相宜。现在不管谁当总统，都不能既让他去当总统，又想方设法从制度上去怀疑这唯一置信之人。孙中山还表示：我不肯听从各位的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大计。这话说得非常坦然，孙中山显然是在向他的同志摊牌：各位如果一定要坚持内阁制，那么请自便，兄弟就不陪你们玩了。”
“孙中山的态度深刻影响了黄兴，于是黄兴从挽留孙中山的立场上反复劝说宋教仁谦让，劝说他取消提议。在黄兴等人的施压下，宋教仁从大局着想，表示让步，于是新政府的架构就完全采纳了孙中山的主张，实行总统制。”
“辛亥革命结束了，民国成立了，可是他们为中华民国准备的理论资源及政治架构统统被弃之如敝屣。这怎能不让孙中山感到憋屈和别扭？”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在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孙中山赞同实行内阁制，“现就中国情形论之，以内阁制度为佳”。当时南北议和即将成功，孙中山即将让位于袁世凯，为了从约法上制约袁世凯，保住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孙中山才赞成政体变更。宋教仁究竟是湖南人，倔强。在他完成的以袁世凯为总统目标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里，仍一秉“内阁制”安排。在同盟会内部的高层会议上，由于孙中山的支持，会议同意“改总统制为内阁制”；之后，参议院在举行审议会时，确定“实行责任内阁制”；并且增添了更为严厉的条款：“任命国务员须得参议院同意。”同时，典型内阁制，对总统的限权条款——“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公布法律及有关政务之制令时须副署之”，亦明列其间。
内阁制、总统制一变再变，李剑农先生的批判极其深刻：“这种拘于一时环境的立法精神，是所谓‘对人立法’的精神；对人立法，在理论上是不能赞许的；因为真正的大枭雄，不肯把法律放在眼底，徒使公正的政治家，失去政治运用应有的活动（后来约法屡遭破毁，半由于袁氏和北洋军阀的跋扈，亦半由于约法本身的不良）。但是，当时的参议员，大都不明白这种道理，以为只要是黑字写在白纸上经过议会多数通过的法律，便是神圣，可以压制一切恶魔，便如铁笼，可以防御一切猛兽。”
孙中山先生坚持总统制的理由是：“吾人不能对于惟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显然，袁世凯不是他可以“惟一置信推举之人”，于是弃总统制而择内阁制。只是，民主政治所需的基础性互信，似乎也在这一过程失去了。
1917年孙中山带领部分国会议员南下广州开展“护法”斗争，于9月10日成立了中华民国护法军政府。这个政权的根本法是《军政府组织大纲》。依据大纲，军政府采用的是“总统制原则而非内阁制原则”。主要表现是，军政府采用大元帅制，大元帅是国家元首，对外代表国家，同时，大元帅又是行政首脑，行使行政权，直接统辖各部，不设国务总理，国务以大元帅为最高主宰，且大元帅不对国会非常会议负责。
1920年粤军回粤，他再次来到广州。鉴于时局的变化，孙中山决定建立中华民国正式政府，“仿南京政府办法在广东设立一正式政府，以为对内对外之总机关”。1921年4月，非常国会两院联合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标志着中华民国政府的成立。按照大纲，中华民国政府不设内阁，大总统总揽政务，统率海陆军，发布命令，任免包括行政各部部长在内的文武官吏不须国会的同意，也不须副署，对外代表中华民国。因此，中华民国政府“系采用总统制原则”、“是一种总统制的政治制度”。
1946年是中国宪政史上的关键年。“当时问题，在如何调和各党需要。政府要三民主义，在野党要欧美民主政治，青年党要责任内阁，共产党主张司法制度各省独立，国际贸易地方化”。
“张君劢一方面仍是坚持特定理想化意图的知识人，另一方面却又具备政治人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为了能最终达成既不失宪政本义，又具现实可行性的协议，张君劢一方面采用类似辛亥年梁启超等人”联袁慰革“一般的政治手腕，周旋于各派之间；一方面运用其宪法学知识进行具体的协议设计，以此展开法政两方面的调和。”
由张君劢起草的宪草修改原则十二条，确定了国会制、内阁制、均权制和省自治制等原则，后经过多方协商，多次反复，最终完成了宪草的原本，提交国民大会通过。
中国是采用孙中山所主张的总统制呢，还是由宋教仁，梁启超所主张的内阁制？如张君劢后来所述，“最初的一星期，政府派了专家来痛驳政协十二点，倒是孙哲生说了：先总理不一定对的，政协也不一定完全不对。这才算息止了批评。”
张璟超：《制宪进程中的权力结构与知识人——以张君劢为中心的一种历史构图》一文中评论说，“就权力结构的波诡云谲和党派意见的复杂难定来看，张君劢所面临的局面实不亚于欧陆宪政史上的制宪者们。而通过自身的行动，张君劢却也达到其早年绍介魏玛德国宪法时曾”叹观止“者，即在”同一宪法“中”一一兼容并包……各得分愿，而限之以相当之范围“的”立法家之技能“，进而在制宪程序的重要一环中取得成就。”
“正是由于张君劢的努力，才确保经过政协民主商定的宪法蓝图得以在正式的宪法文本中得到必要的体现，并借此使得宪法规范中应然的宪法秩序得以正式确立，为后人争取宪法秩序效力实现的行动奠定根本法的基石。从这一点上看，张君劢除了如梁漱溟晚年回忆中所说‘老实忠厚’地坚持宪政理想的意图外，也具备山涛式的才具魄力。而背后所体现出的则是梁启超所谓‘在野政治家’的责任伦理和‘信守不逾’的‘政治意识’”。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7/27/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