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石剑峰
2014-08-24 20:02 来自 文化课

艾斯特哈兹大概是在世作家中球技最好的一位,哥哥是球星,他也参加过德国丙级联赛。他又是一个背负历史的人,其家族都是世袭贵族,祖父曾是奥匈帝国解体后匈牙利的首任总理。2000年,当他写完《天堂的和谐》后发现父亲居然是“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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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斯特哈兹参加上海书展活动

匈牙利作家艾斯特哈兹·彼得是刚刚结束的2014上海国际文学周受邀作家,他是匈牙利最重要的作家之一,2004年他曾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他那部关于祖辈的历史小说《天堂的和谐》还未翻译成中文,但他另外两本重要作品《赫拉巴尔之书》和《一个女人》已经有了中文版。在书展期间,热爱足球、经历冷战的没落贵族艾斯特哈兹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专访。

祖父曾是奥匈帝国解体后匈牙利的首任总理

采访艾斯特哈兹·彼得是在华亭宾馆的顶层,旁边的8万人体育场就在眼前。热爱足球的艾斯特哈兹问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那里能踢球吗?”于是,我们的专访从足球开始。

艾斯特哈兹大概是在世作家中球技最好的一位。澎湃新闻记者告诉他,对面的体育场是上海某职业球队主场,“我父亲的好朋友曾经来过你们的职业联赛当主教练。但我是巴萨的球迷。”艾斯特哈兹先自报了家门。艾斯特哈兹是作家的姓,对世界杯如数家珍的球迷会记起1986年世界杯上也有一位艾斯特哈兹,他是匈牙利国家队的中锋,“他是我弟弟。以前我被称为‘那个球星的哥哥’,现在会说他是那个作家的弟弟。”艾斯特哈兹自称小时候比弟弟球技更好,可最后进顶级联赛的是弟弟,“他去了希腊超级联赛,是足球明星。我也踢过职业联赛,是德国丙级联赛。”

在刚刚过去的世界杯,作家只能为德国队加油,“匈牙利以前很强,但现在世界杯上我只能看德国队比赛。”跟其他匈牙利作家一样,艾斯特哈兹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柏林,尽管他不断强调自己,“我是匈牙利人,我用匈牙利语写作。”

艾斯特哈兹、拉斯洛·克劳斯瑙霍尔凯、道洛什·久尔吉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这4位匈牙利作家,他们都通过德国和德语翻译走向欧洲,“匈牙利语是小语种,匈牙利是小国,德国是我们这些中欧小国写作者走向欧洲和世界的重要窗口,这是传统。”这几位匈牙利作家的出版和译介状态,也是中欧国家自身生存状态和历史的缩影。“中欧的历史是被动的,他们不能掌握自己。他们一方面受到东边俄罗斯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受西边国家的影响。他们就是中间人。现在因为欧盟原因,状况有了很大改变,但在思考世界和历史的方式上,还停留在以前。”艾斯特哈兹在书里是这么描述作为中东欧人的生存状态的,“不是不幸,而是悲剧,生在这里,就是一个悲剧,甚至是比悲剧还要严重的喜剧。”

1950年4月出生的艾斯特哈兹,是一个背负历史的人。几百年来,艾斯特哈兹家族都是世袭贵族,多位家族成员在奥匈帝国担任要职。“如果我生活在一百或二百年前,在我名下可能有5座大城堡,每天有很多事情去做,但这样的话,我就不会去写作了。”一战中,艾斯特哈兹祖父的弟弟战死,而他祖父成为奥匈帝国解体后匈牙利的首任总理。当他出生的时候,家族早已失去全部的庄园和产业,“当时我只是一个孩子,对于我来说这点并不重要,痛苦的是老一辈的人。”

艾斯特哈兹没能成为足球明星,他大学念的是数学系,“很遗憾我没有数学天赋。在大学期间我开始写作。我觉得写作、足球还有数学之间有一定的联系,都是一个场地,世界就像一个场地一样,比如说一篇长篇小说就是一个世界。”在他看来,踢球、写作和数学都是抽象式的活动。28岁时,艾斯特哈兹从公务员成为全职作家,他在中国出版的小说只有两本《赫拉巴尔之书》和《一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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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拉巴尔之书》

“父亲的生活就是欺骗,但我们在他的谎言中成长”

《赫拉巴尔之书》中的故事发生在1988年,写一位作家和他老婆安娜,以及作家赫拉巴尔之间的故事,小说里还有两位堕入人间的天使。《赫拉巴尔之书》的创作始于柏林墙倒塌前,出版时,历史已经终结,但这部向捷克作家赫拉巴尔致敬的小说精准地描绘了变革前夜,普通东欧人的生存和精神状态。他在书里这样写道:“1988年的匈牙利并非笼罩在恐惧之中,而是处于难以预料的不测之中;未来的不测,现在的不测,过去的不测。”

“1988年,大家都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只是认为,旧政权可能垮台,然后新事物会产生,会有巨大的变化。在写作中,我和所有人亲历了这个历史转折,所以书中描绘的是人们的真实感受。”1988年,艾斯特哈兹在布达佩斯,不像其他东欧作家那样流亡在西方,柏林墙倒塌的时候,他就跟平常一样在自己的房间写作。“历史的转变对《赫拉巴尔之书》影响很大,历史的转折过程也融进了这本书。我觉得书的语言是沉默的语言,1988-1989年的转变让人们开口说话。人们开始讲自己的故事,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这种过程在书中体现了出来。”

艾斯特哈兹还记得1988年——历史的前夜——一些老人开始出现在电视屏幕前,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会突然哭起来,这是历史转变的预兆。大家对未来充满希望,但这种希望也没能成为现实。”一开始,“我也觉得自由来了,但后来还是产生了很多冲突,一直延续到今天。”冷战结束,有了自由,但国家的发展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我并不满意。但对历史的回忆,也没那么容易,那里充满欺骗。大家互相欺骗,自己欺骗自己。”

欺骗就发生在艾斯特哈兹身边。2000年,艾斯特哈兹终于写完有关家族和父亲的小说《天堂的和谐》,后来他有机会接触到关于自己的秘密档案,并意外发现,自己深爱的父亲居然是“线人”,一大包卷宗都是父亲的“告密”记录。他起初想收回《天堂的和谐》,最后决定还是根据这些真实记录重写了父亲,也就是那部修订版《天堂的和谐》。

“父亲的双重生活,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父亲的生活就是欺骗,但我们在他的谎言中成长。可是,父亲的形象给予我们成长的力量和支持。他向秘密警察告密是欺骗,但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他背叛自己和自己的价值观,但还是把好的价值观传递给我们。这是一个很有戏剧性的情况。我对爸爸的爱,始终没有改变。虽然这是一个不好的故事,但是真实的。”

“他早上照镜子时,他看到的是一个背叛者;但他必须以这样的面具努力工作生活,为了家庭和孩子,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当我开始读这些记录时,非常生气和失望。”现在的艾斯特哈兹已经能理解父亲甚至他那一代人的秘密生活,“人们生活在哪个时代,是命。有些人在历史中表现得非常坚强,但很多人并不如此。其实很难想象,一个人被两个警察带到黑屋子,他们要他合作,否则就狠狠殴打他,他会怎么选择?”

谈到艾斯特哈兹和他“线人”父亲的故事,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提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和她的好友奥斯卡·帕斯提奥的故事。他们的写作都在揭露极权,但在奥斯卡去世多年后,赫塔·米勒才意外地发现,好友也曾跟秘密警察合作。“这是一个离奇的故事。奥斯卡脱离了自己生活,流亡到西德,可是我爸爸没办法离开自己的生活。而对于赫塔·米勒来说,这也是一段艰辛的故事。我也认识奥斯卡,我非常喜欢他。”艾斯特哈兹说,“历史可能比人更加强硬,有时候历史会把人拗断。”

在现实中,艾斯特哈兹和他所认识的所有人都受到父亲的“监视”,在小说《赫拉巴尔之书》里,监视作家夫妇的是两个堕入人间的天使。1988年,艾斯特哈兹开始写这本书;1987年,文德斯导演的电影《柏林苍穹下》上演,也是关于两个堕入人间的天使的故事。

这两部作品之间有关联么?“我觉得可能有影响,有些不记得了……”作家想了一会儿,“哦,我记起来了,我的天使和电影里的天使确实相关。”《柏林苍穹下》的编剧、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曾是艾斯特哈兹学习的对象,“我认识他,他的作品对我有很多影响,但我后来跟他有冲突。”“是因为汉德克支持塞尔维亚前领导人米洛舍维奇吗?”“是!”艾斯特哈兹说。

《赫拉巴尔之书》里上帝派天使下来努力理解人类,小说的结尾是,上帝吹起了萨克斯风——走音得厉害。“这么写是因为上帝可能是全能的,所以他是没有时间性的。而时间和节奏、韵律有关,但上帝无法理解时间,所以上帝无法理解音乐。不只是我们需要上帝,上帝也需要我们,需要查理·帕克(爵士音乐家)。这就如同,我们需要读者,读者也需要我们。”
不自由的作家在书中寻找自由

艾斯特哈兹的写作始于1970年代末,出生于罗马尼亚的赫塔·米勒同样是从1970年代末开始写作的。整个冷战时期,中东欧国家的写作者,他们的创造力并未为极权主义所扼杀,相反,他们对冷战和极权的写作,成为20世纪文学的一个高峰。“东欧作家经历的环境没有那么自由,所以他们在书中寻找自由。他们在精神上的恐惧,在书中有更多体现。这些作家,他们的作品也不能在市场上被出售,他们不可能去想,我们的书卖得怎么样,只是一心写自己的东西。”

相对于《赫拉巴尔之书》,另一本翻译成中文的《一个女人》则轻松很多,这是关于“爱”的97个故事,探讨了97种关于爱的可能性。在写《天堂的和谐》的过程中,他用半年时间写完了这本《一个女人》,“原本想法是,《一个女人》是《天堂的和谐》一部分,是小说里父亲的秘密日记。但在写的过程中,我决定要把它独立出来。”

写了97种爱,艾斯特哈兹会被读者误解吗?“读一本书产生一种误解,是常见的游戏。阅读,一直会有误解存在。读者可能会觉得,他们读到的都是真实的。作家可能也会觉得,他写的也是真实的。作家用‘我’,但不一定是作家本人,但我在写‘我’的时候,希望读者能理解为,这个‘我’就是我。”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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