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7-16

一个好作家从来不是为了迎合他的读者,而是为了激怒他们

小说是写给那些具备幽默的人。喜欢写或读小说的人总是比他人更容易做到宽容和拥有人道主义,即同情心。在阅读小说,一些经典作品,文本的深广是离开不了幽默的,幽默属于智识。

懦弱和无智的人是获取不了幽默的。幽默不是恶俗。特别是来自那些官方的,形成惯性思维,僵硬而无趣,等级又荒谬。我看到一些年纪轻轻的步入体制,取了点成就,会变得如此,人模狗样,装腔作势,完全傻掉了。

关于小说的语言,我认为一个杰出小说家,他的语言一直介于生熟之间,他的技艺和思想要向不同的时空生长、入侵,多维度形成不同的棱镜。而语言如果老练精熟是有问题的,说明他一种思想一种风格程式化了。

有人说,我怎么对某些事(文坛上的)出奇的冷漠,我是觉得某些事给予关注本身就傻儿吧叽的。比如方方和柳什么秧的,说真的这事儿真他妈的滑稽可笑,就是个蹩脚的笑话,而我没有义务对每一则笑话都要发笑的。

在谎言遍地的国度里,我尤其渴求聆听到人之声音,此即最大的善,或谓之文学。同样,在超极权社会里做一个真实的人,是此在最大的成就。

让整个文学团体只书写为国家所认可的东西,苏联便发明了奇妙的“作协”

让整个文学团体只书写为国家所认可的东西,苏联便发明了奇妙的“作协”。

多年来极权社会对文学概念的限制和扭曲让文学严重变形,也使普通读者不能轻松分辨真伪文学,而掌握话语权的往往是一批文盲,故而我们认为有必要让人们重新认识文学的本来面貌。

对原创的诠释,一部原创作品构成要件有二,一是原创的思想、观点,即拥有原创思考能力,一是独所具备的语言风格,即一个文体的展示能力。

伟正光从来不喜欢上帝,它有个幻觉,认为也可在天堂设个支部,派驻一名党支部书记的,但上帝肯定会拒绝抄写党章,因为上帝就是真实,与所有谎言为敌。

我的正义感一点都不强烈,相反我常常怀疑那些正义感十足的人,但更多的时侯我是出于一种怜爱对待的。

在位处于极权顶端的有司者,他们俱能体现出各个不同的愚蠢与残暴,两者是相伴同生的。

George Carlin

“在社会现实的外衣下,隐藏着另外一个现实,那是一种潜在的存在,它是一种尚未进入大众意识的真实,作家的使命之一便是对这种现实进行勘察与发现”。——阿瑟。米勒。作为正能量的亡命徒雷洋与作为正能量的螺丝钉邢永瑞是同一个人,即他们本质上是一样的,或说都作为极权机器上的同构性存在。两者在运转中出现偶然性“变数”之后,正能量都转变成了负面消息。

再没有比正义两字强辞夺理了,因之成了乌合之众偏好使用的一个词汇,当然亦深受其害,源是词柄往往掌握在更强力者手上——那些更擅于制造谎言和驱动暴力的集团。谁人的正义又由谁人决定之?它会是洪水也会是屠刀。正如博登海默所说:“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现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

钱杨之争无论是反对方还是力挺方,整体是悲哀的,在论辩中双方缺乏一种至关重要的品质,甚至事件本身都无足轻重,这种欠缺的品质将会导向一个乏味的未来,一个不具有审美意义的革命是危险的,事件到底什么才最重要——我们缺失了幽默的能力,即幽默感的品质。

谓当代无大诗人,这句话存在双重悖论,即真正的诗人无法走进官刊,而官刊上只能看到伪诗歌,没有真实。即要在官刊上发表,又要写人话,基本上是不存在此种可能。“也许是公知”这样的大诗人只可能存在于民刊、微信平台、以及屡遭封杀的博客、微博等,因不能出现公共媒体,反而鲜为人知,当然也不“存在”了。

一个好作家从来不是为了迎合他的读者,而是为了激怒他们2

期刊路可以走,尤其在一个人习作阶段,但要避免体制文学同质化,许多人把迎合官刊,顺从编辑,并以常年发表得益为荣而深陷其中,在期刊发表几百万字,充其量一生就是学徒工,还有一些年青文学爱好者走着走着就走成了娼妓。

新生代作家显然要比老作家们聪明多了,不再像前辈们脱光衣服露出屁股将嘴巴咬吻在党宣的菊花上,他们的文字有所改进变得美妙了,技艺借鉴的力度跨的更大运用更娴熟,但你别指望从一堆精妙而空洞的字里行间读到文学两字来,那些文字是用于装饰谎言的花纹,或者就是贫困地区的面子墙罢了。

我始终坚信一部好小说的力量足够摧毁一个帝国。

文章来源:独立作家

谭越森:《独立作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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