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于︰2016-08-11

【红色中国的赶超意识,体育是第一利器,由元帅主管的、半军事化的、急功近利型的训练模式,打造和平时期一支“雪耻”军队,战略目标是用最短时间,冲到世界第一。】

贺龙元帅(中)任体委首届主任。1957年将香港乒乓名手容国团(左)挖回大陆,为国争光。文革中容和几位回国运动员都被斗自杀而死。

贺龙元帅(中)任体委首届主任。1957年将香港乒乓名手容国团(左)挖回大陆,为国争光。文革中容和几位回国运动员都被斗自杀而死。

球赛在中国是政治物件,如毛泽东跟西方的媾和,是从乒乓球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禁绝大部分门类的艺术,独尊京剧,搭配体育,跳起寂寞的双人舞。不知道是不是秦始皇焚书坑儒那会儿还没体育,所以它能在两千年之后溜号?这竟然构陷了世界乒乓球男子单打冠军庄则栋有染“红都女皇”江青,成为文革后期脍炙人口的黄段子。

元帅掌体委,誓为东亚病夫出口恶气

新中国的体育,是一枚“雪耻”的温度计。中国近代思想史,原本是近代耻辱造的孽,委实延续出一段新中国续篇,或可称一部《“东亚病夫”摘帽记》,却丝毫没有引起理论界的重视。要知道,“东亚病夫”这四个字构成的耻辱,藏在历史记忆并不深远处,却控制着近代以来华夏民族的潜意识。这个词的出现,最早据说是1896年在上海的英文《字林西报》上,乃西人泛指“落后国家”,其意与“个人体魄”原本无关;却是我们的“如椽大笔”梁启超,1903年发表〈新民说〉,首次用它来说国人;1904年曾朴用它作笔名,开始发表、出版《孽海花》(至1941年止),也跟体质虚弱相联系。显然,这是国人给自己扣的一顶帽子。

“解放后”,中国要出“东亚病夫”这口恶气,所以前十七年的国家体委主任是元帅级的贺龙,他同时兼任军委常务副主席,掌兵权的管体育,可见其功能。但中央领导人对足球赛都很情绪化;六四年国家队输给巴基斯坦,贺龙一怒之下竟将其解散;八一足球队出征前,外长陈毅(也是元帅级)对队员说:你们要赢巴西队,“我陈毅就给你们磕头!”邓小平要看电视转播足球赛,下令中央电视台晚间八点不准插播新闻;九〇年亚运会中国输给泰国,邓竟打电话责问万里:“怎么搞的,我们这么个大国连泰国都打不过啦?!”

1961年4月,正当中国大饥荒最惨烈之际,中共派员在26届世乒赛拿到3项冠军,毛亲自出马向青少年大肆吹捧三明星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中3人)。

1961年4月,正当中国大饥荒最惨烈之际,中共派员在26届世乒赛拿到3项冠军,毛亲自出马向青少年大肆吹捧三明星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中3人)。文革中庄被江青捧上体委主任,2013年病逝。

利用乒乓球场和电视灌输爱国主义之滥情

政客(国家领袖)不一样,中国球迷跟英国球迷绝对不是一个种类。北京学生闹事之前,早有球迷闹事;中国政治危机的先声来自球场,只是没人读得懂。八五年北京工人体育场的“五一九”球迷骚乱,我们不妨把它当一个起始点,生发出两条平行的轨迹:一条是从这绿茵地,延伸到几年后的天安门广场,空间变得更阔大,模式则从球迷骚乱转变为街头政治抗议;另一条则是衔接到“鸟巢”,空间没有广场阔大,但是“雪耻”的含义浓烈到了顶点,几近凯旋式

用电视对民众灌输爱国主义之滥情是中国电视的一贯作法。1961年4月,使电视和乒乓球同时在中国暴得大名的一场国际比赛——第26届世界乒乓球赛,至今令中国人记忆犹新,整个所谓“祖国话语”都是在那时被植进心灵的——庄则栋的勇猛、李富荣的稳键、徐寅生十二大板扣杀星野、丘锺惠绝境一球扳成女单冠军等,这些彷彿是命运的决战,当年都让中国人如醉如狂。

北京当时约有一万架电视机,几乎每架之前都拥挤着几百人。1981年第36届世乒赛,中国囊括了全世界七项冠军,一时彷彿“拔剑四顾心茫然”,老百姓开始对乒乓“小球”没兴趣了,中国的乒乓球也由此从顶峰跌落。

同一时期,中国人正为他们的“大球”苦恼。足球不争气,连亚洲都冲不出去,让球迷们痛苦万分,电视台每转播一次都要闹事。突然,1981年中国女排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世界盃,夺得第一个中国大球冠军,此后又“二连冠”、“三连冠”,成了民族英雄。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争夺“四连冠”,最后一局即将决出胜负时,实况转播突然转为“新闻联播”,观众勃然大怒,怨声四起。后来中共“十三大”开幕新闻专题,同中国足球冲出亚洲的关键一战转播时间冲突,中央批准把时段让给球迷。

2010年的徐寅生(中)李富荣(右)。

2010年的徐寅生(中)李富荣(右)。

2008奥运办成一幕“洗雪国耻”大秀

1981年乃中国人的体育年。3月20日,中央台通过国际通讯卫星实况转播世界盃排球赛亚洲预选赛,中国男排反败为胜,击败南韩获小组冠军,电视转播之后,北大、复旦、科大学生立即在校园游行,高呼“振兴中华”——这个八○年代最煽情的口号,便是一场体育赛事的电视转播所引发的民间产物。那天还有人跑到复兴门广播大楼门前高呼“中央电视台万岁”。

北京要把2008奥运办成一幕“雪耻”大秀,国际社会是看懂了的。美国作家夏伟(Orville Schell)在美国《新闻周刊》的点评,便使用了一个字眼:humiliation(耻辱),并诠释得甚为透彻:“中国终于可以自我陶醉于它的国家认同,从受害者转为胜利者,全赖奥林匹克的点金术。一场盛大的象征性的一举成功的比赛,意味着中国历史上的耻辱一笔勾销,翻过它那受难遗产的一页,这个国家走向了春天,在世界舞台上重生,尽管中国人可能还会不对劲地继续寻找他们的自信。”

研究义和团运动的美国汉学家科恩(Paul Cohen)也指出,中国意识形态的监督者们,随时随地、从不犹豫将国家旧时之痛“用于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修辞的和情感的需要”,放大其受难性质,独占了所谓“往昔痛苦的道德权力”。

中南海非得抓住国际体育盛会的机会,来向世界宣布他们收复了国家尊严,自然涉及到众所周知的那个近代图腾“东亚病夫”。这个精心设计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民族心理上对“耻辱”的培育、教唆,应有一个二十多年的草蛇灰线可寻,这便令我不由得回味起一九八七年制作《河殇》时期,那“五一九”球迷的狂躁,竟给了我第一个灵感:哦,我们中国人原来有“输不起”情结。

《河殇》的开头: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

你看在这些体育竞技场上,中国人是多么狂热呵。

当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大伙儿都跳、都哭。

如果输了呢?大伙就骂、就砸、就闹事。

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

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已经是五连冠了。压在她们肩上的是民族和历史的沉重责任。假如下一次她们输了呢?

《河殇》这个著名的开头,过了快三十年依然是很多人的感慨。

但是,“新中国”的赶超意识,就是一种竞技,是要跟西方(国际)比快慢、高低、胜负、优劣,在所有的领域里比试;体育是第一利器,岂能逃脱?所以,它是由一个元帅主管的、半军事化的、“从娃娃抓起”的、“一条龙”的、仗着人口基数大“万里挑一”的、急功近利型训练模式的、一将成名万骨枯的……,总之,是和平建设时期的一支“雪耻”军队,战略目标是用最短时间,冲到世界第一。这个战略的最早模式,就是毛泽东的“赶英超美”,后来又直接成为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

这种“赶超欲”,被民族心理的自卑、嫉恨所驱使,也被枭雄玩于股掌之上,不仅在五○年代闹了一场荒唐的“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人;更在“开放时代”被来自西方的资本、文化所煎熬,仇外心智愈趋偏狭愚昧。凡此种种,令晚近中国二三十年,瀰漫着憎羨交织的人格分裂氛围,摘除了“东亚病夫”的帽子又怎地?

(作者按,摘自拙作《屠龙年代》)

文章来源: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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