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于︰2016-08-11
【红色中国的赶超意识，体育是第一利器，由元帅主管的、半军事化的、急功近利型的训练模式，打造和平时期一支“雪耻”军队，战略目标是用最短时间，冲到世界第一。】
贺龙元帅（中）任体委首届主任。1957年将香港乒乓名手容国团（左）挖回大陆，为国争光。文革中容和几位回国运动员都被斗自杀而死。
球赛在中国是政治物件，如毛泽东跟西方的媾和，是从乒乓球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禁绝大部分门类的艺术，独尊京剧，搭配体育，跳起寂寞的双人舞。不知道是不是秦始皇焚书坑儒那会儿还没体育，所以它能在两千年之后溜号？这竟然构陷了世界乒乓球男子单打冠军庄则栋有染“红都女皇”江青，成为文革后期脍炙人口的黄段子。
元帅掌体委，誓为东亚病夫出口恶气
新中国的体育，是一枚“雪耻”的温度计。中国近代思想史，原本是近代耻辱造的孽，委实延续出一段新中国续篇，或可称一部《“东亚病夫”摘帽记》，却丝毫没有引起理论界的重视。要知道，“东亚病夫”这四个字构成的耻辱，藏在历史记忆并不深远处，却控制着近代以来华夏民族的潜意识。这个词的出现，最早据说是1896年在上海的英文《字林西报》上，乃西人泛指“落后国家”，其意与“个人体魄”原本无关；却是我们的“如椽大笔”梁启超，1903年发表〈新民说〉，首次用它来说国人；1904年曾朴用它作笔名，开始发表、出版《孽海花》（至1941年止），也跟体质虚弱相联系。显然，这是国人给自己扣的一顶帽子。
“解放后”，中国要出“东亚病夫”这口恶气，所以前十七年的国家体委主任是元帅级的贺龙，他同时兼任军委常务副主席，掌兵权的管体育，可见其功能。但中央领导人对足球赛都很情绪化；六四年国家队输给巴基斯坦，贺龙一怒之下竟将其解散；八一足球队出征前，外长陈毅（也是元帅级）对队员说：你们要赢巴西队，“我陈毅就给你们磕头！”邓小平要看电视转播足球赛，下令中央电视台晚间八点不准插播新闻；九〇年亚运会中国输给泰国，邓竟打电话责问万里：“怎么搞的，我们这么个大国连泰国都打不过啦？！”
1961年4月，正当中国大饥荒最惨烈之际，中共派员在26届世乒赛拿到3项冠军，毛亲自出马向青少年大肆吹捧三明星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中3人）。文革中庄被江青捧上体委主任，2013年病逝。
利用乒乓球场和电视灌输爱国主义之滥情
政客（国家领袖）不一样，中国球迷跟英国球迷绝对不是一个种类。北京学生闹事之前，早有球迷闹事；中国政治危机的先声来自球场，只是没人读得懂。八五年北京工人体育场的“五一九”球迷骚乱，我们不妨把它当一个起始点，生发出两条平行的轨迹：一条是从这绿茵地，延伸到几年后的天安门广场，空间变得更阔大，模式则从球迷骚乱转变为街头政治抗议；另一条则是衔接到“鸟巢”，空间没有广场阔大，但是“雪耻”的含义浓烈到了顶点，几近凯旋式
用电视对民众灌输爱国主义之滥情是中国电视的一贯作法。1961年4月，使电视和乒乓球同时在中国暴得大名的一场国际比赛——第26届世界乒乓球赛，至今令中国人记忆犹新，整个所谓“祖国话语”都是在那时被植进心灵的——庄则栋的勇猛、李富荣的稳键、徐寅生十二大板扣杀星野、丘锺惠绝境一球扳成女单冠军等，这些彷彿是命运的决战，当年都让中国人如醉如狂。
北京当时约有一万架电视机，几乎每架之前都拥挤着几百人。1981年第36届世乒赛，中国囊括了全世界七项冠军，一时彷彿“拔剑四顾心茫然”，老百姓开始对乒乓“小球”没兴趣了，中国的乒乓球也由此从顶峰跌落。
同一时期，中国人正为他们的“大球”苦恼。足球不争气，连亚洲都冲不出去，让球迷们痛苦万分，电视台每转播一次都要闹事。突然，1981年中国女排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世界盃，夺得第一个中国大球冠军，此后又“二连冠”、“三连冠”，成了民族英雄。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争夺“四连冠”，最后一局即将决出胜负时，实况转播突然转为“新闻联播”，观众勃然大怒，怨声四起。后来中共“十三大”开幕新闻专题，同中国足球冲出亚洲的关键一战转播时间冲突，中央批准把时段让给球迷。
2010年的徐寅生（中）李富荣（右）。
2008奥运办成一幕“洗雪国耻”大秀
1981年乃中国人的体育年。3月20日，中央台通过国际通讯卫星实况转播世界盃排球赛亚洲预选赛，中国男排反败为胜，击败南韩获小组冠军，电视转播之后，北大、复旦、科大学生立即在校园游行，高呼“振兴中华”——这个八○年代最煽情的口号，便是一场体育赛事的电视转播所引发的民间产物。那天还有人跑到复兴门广播大楼门前高呼“中央电视台万岁”。
北京要把2008奥运办成一幕“雪耻”大秀，国际社会是看懂了的。美国作家夏伟（Orville Schell）在美国《新闻周刊》的点评，便使用了一个字眼：humiliation（耻辱），并诠释得甚为透彻：“中国终于可以自我陶醉于它的国家认同，从受害者转为胜利者，全赖奥林匹克的点金术。一场盛大的象征性的一举成功的比赛，意味着中国历史上的耻辱一笔勾销，翻过它那受难遗产的一页，这个国家走向了春天，在世界舞台上重生，尽管中国人可能还会不对劲地继续寻找他们的自信。”
研究义和团运动的美国汉学家科恩（Paul Cohen）也指出，中国意识形态的监督者们，随时随地、从不犹豫将国家旧时之痛“用于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修辞的和情感的需要”，放大其受难性质，独占了所谓“往昔痛苦的道德权力”。
中南海非得抓住国际体育盛会的机会，来向世界宣布他们收复了国家尊严，自然涉及到众所周知的那个近代图腾“东亚病夫”。这个精心设计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民族心理上对“耻辱”的培育、教唆，应有一个二十多年的草蛇灰线可寻，这便令我不由得回味起一九八七年制作《河殇》时期，那“五一九”球迷的狂躁，竟给了我第一个灵感：哦，我们中国人原来有“输不起”情结。
《河殇》的开头：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
你看在这些体育竞技场上，中国人是多么狂热呵。
当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大伙儿都跳、都哭。
如果输了呢？大伙就骂、就砸、就闹事。
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
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已经是五连冠了。压在她们肩上的是民族和历史的沉重责任。假如下一次她们输了呢？
《河殇》这个著名的开头，过了快三十年依然是很多人的感慨。
但是，“新中国”的赶超意识，就是一种竞技，是要跟西方（国际）比快慢、高低、胜负、优劣，在所有的领域里比试；体育是第一利器，岂能逃脱？所以，它是由一个元帅主管的、半军事化的、“从娃娃抓起”的、“一条龙”的、仗着人口基数大“万里挑一”的、急功近利型训练模式的、一将成名万骨枯的……，总之，是和平建设时期的一支“雪耻”军队，战略目标是用最短时间，冲到世界第一。这个战略的最早模式，就是毛泽东的“赶英超美”，后来又直接成为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
这种“赶超欲”，被民族心理的自卑、嫉恨所驱使，也被枭雄玩于股掌之上，不仅在五○年代闹了一场荒唐的“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人；更在“开放时代”被来自西方的资本、文化所煎熬，仇外心智愈趋偏狭愚昧。凡此种种，令晚近中国二三十年，瀰漫着憎羨交织的人格分裂氛围，摘除了“东亚病夫”的帽子又怎地？
（作者按，摘自拙作《屠龙年代》）
文章来源：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