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岁末,《新华每日电讯》曾刊出一篇专稿《高校“官本位”:中国教育不能承受之重》,触及了当今高校最大的病根所在。据记者调查,目前“官本位”意识已渗透到高校的方方面面,大凡教学、科研、利益分配甚至教授资格的认定,几乎都是由行政官员主导。在“官本位”的支配下,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对科学与学术的敬畏和虔诚,剩下的只是对“行政权威”的仰视、顺从和无奈。连一些学有所成的学者也禁不住利益的诱惑,放下学术的身段竞聘系主任、所长、校长等行政职务。一位参与过国家863科技项目的资深教授,先后参加后勤处处长、保卫处副处长的竞聘,两次落选,“只好很失落地继续做教授。”

面对“官本位”对高校的侵蚀,记者发出了“不能承受之重”的感叹。虽然他在下笔之时那么小心翼翼:“近年来部分高校出现行政化倾向,一些人‘官本位’意识在增强。”但我们知道行政化倾向既不是近年才开始的,也不是部分高校的特有现象,“官本位”意识更不是局限于“一些人”,而是渗透到了大多数人的灵魂深处。既然院校被定为部级、副部、厅级,校长甚至教授也按局、厅、部等不同行政级别来排列,“官本位”意识的盛行就是必然的,如果不是“官本位”反倒是怪事。

在“官本位”意识的侵蚀、渗透之下,今天坐不住冷板凳、转而对当官趋之若骛的教授、副教授、讲师不乏其人,究其原因无非是想分一杯羹。趋利是人类的动物性本能之一,大多数人都免不了按本能行事,本也无可厚非,令人遗憾的是以“官本位”为运行潜规则的高校体制。在上述报道中,首都师范大学的一位教师说得很清楚:“当了官,就能拿到更多资源,包括学科建设资金、研究经费、教学收入分配等等。”“一位安安静静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专心做学问的学者,在学术资源占用和待遇上会远不如那些当官的同行。为此,不少教师对教书育人已彻底失去了兴趣,他们或以‘学问’作为叩开仕途的敲门砖,或干脆弄虚作假以取得‘成果’。”另一位教师更是概括地说:“目前,高校体制的一个重大的矛盾就是,越来越多涌进高校的资源和落后的资源配置体系之间的矛盾,而行政主导的方式无疑是这一矛盾形成的根基。”

大学或者说高等学校总是有一些普世公认的基本准则,比如学术自由、教学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等,这早已是常识。在中国并不悠久的高等教育史上,这些准则其实也已成为传统,即使在国民党统治时代,试图推行党化教育,将权力的意志渗透到高校的围墙内,许多国立大学校长(当然包括张伯苓这样的私立大学校长)也竭尽所能进行了抵制,小心而坚定地守护着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的那些传统。哪怕外边是连天的硝烟,外强的铁蹄,内战的炮火,此起伏的学潮,都未能动摇他们的信念。在他们看来,大学校长不是官员,至少也有别于一般的行政官员,校长之下,行政后勤人员,一是数量并不庞大,二是不可能凌驾在教授之上,干预教学、学术事务,三是他们的收入也在教授之下,那时的高校还是奉行“学本位”,以学术为本,以教学为本,以教师为本,以学生为本,所有行政后勤人员乃至校长都是为“学本位”服务的。当然,他们在人格上没有尊卑高下之分,太阳底下,他们和教授有着一样的尊严,只是扮演的职业角色不同而已,如果专业上有造诣,他们一样可以成为教授,走到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

遥望60年前的西南联大,1946年1月29日,那是“学本位”占绝对上风、教授们意气风发之时,为了中文系研究生王遥毕业论文初试一事,闻一多教授写信给梅贻琦和教务长潘光旦,将有关事项一一开列在信上,包括要“文书科办通知”,“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邀请其他教授,等等。第二天,梅贻琦就作了批复,只有两个字:“照办”。在信奉“官本位”的人们看来,俨然老爷的“文书科”、“事务组”竟然都能勤勤恳恳地为教学、为教授服务,校长对教授也是尊重有加,难免大跌眼睛。可是,放在那个时候的学府,这只是平常不过的小事,而且早已形成惯例。

一切“以官为本”的“官本位”意识,都是与文明社会相背离的陈腐意识。今天当世人蓦然发现“官本位”意识正在侵蚀高校,并导致学术精神沦丧,各类腐败丛生,难免会产生强烈的内心震撼。感谢《新华每日电讯》的这篇专稿,提出了这一不能再回避的重要问题。从“官本位”回归“学本位”,就是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毫无疑问,这是高校改革的方向。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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