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按：“文革”至今已五十年，为巩固中共的一党统治，发动“文革”的首恶毛泽东的画像还高挂在天安门城楼，毛的尸骨还存留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和枪杀孙从轩凶手的罪行都没有得到立法彻底追查，所以，在过去3年中，许多人权捍卫者、异议人士被关押、被失踪，被关押的人数据估计已经超过了江泽民、胡锦涛当政期间的总和。至今中国人权状况已下降到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以来的最低点。文革的血腥并未远去，毛泽东的幽灵仍在中国大地梭巡。
1968年4月21日下午，我在荣县石油筑路处，收到好友沙世谦的电报，召我赶回成都处置孙从轩的后事。我有些不知所措，心想，孙从轩4月初才请假回成都探望母亲，怎么就去世了呢？赶回成都我才知道，当天孙从轩迫于生計，蹬平板三轮车从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门口经过时，被该校的“红成”派“野鸭子”（当时对那些不是为派别利益作战而是在社会上胡作非为的武装团伙的称呼）武装人员拦住，要他帮忙拉伤员去医院（伤员是“野鸭子”与“红成”派的川医“九一五”武斗人员争饭吃打伤的），在枪口下，他不得不照办。当他被押着蹬平板三轮车从四川医学院门前经过时，占据该校的“九一五”武斗人员又跟“野鸭子”展开枪战，他无辜中弹身亡。终年27岁。尚未成家。当时，帮他推车的俩个侄儿孙欣和孙红，幸亏遇到下坡路，掉在平板三轮车后面，目睹了其叔父的慘死。
当年春节我回家探亲，大年初二夜里，途经锦江边川医白果林一带时，也被这伙武装歹徒抓进川医钟楼附近的黑牢房，暴打后，第二天才找机会死里逃生。我深知他们的残暴。
时大陆军管﹐武斗正烈。我即通过成都警司﹐在殡仪馆找到孙从轩的遗体。天气闷热﹐孙从轩的遗体已经变形﹐我只好请人清洗掉他身上的血污﹐换上一套干净的工作服﹐匆匆地送他到火葬场火化。我替他选了个雕满荷花的骨灰盒﹐并即题诗于骨灰盒上，寄讬我的哀思。
《悼——题在一个骨灰盒上》：
两旁雕满了呆板的荷花，
过往的一切都轻易地装下，
正中嵌着你昔年的小照，
这就是你死寂的永远的家。
可是我忘不了我们共同的语言
那是一只高亢的亲切的歌——
再见吧，妈妈……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由于孙从轩家中尚有需要赡养的老母，必须争得抚恤金。我又赶到小关庙石油局招待所，找到张征祥、何蜀、沙世谦等商量。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石油系统分团的名义为孙从轩发了讣告，举办了追悼会。讣告是沙世谦起草的，其文字很有时代特色，兹录此以供了解——
最高指示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叫日月换新天
讣 告
高天哀鸣，大地悲伤！
正当四川省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的灿烂曙光升起在地平线上的时候，我们向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向全川石油战线上的《红十条》派的战友们沉痛地宣告，我兵团石油系统分团优秀战士孙从轩同志，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捍卫《红十条》，于4月21日中午被地总红成川医九?一五中一小撮反坏分子所枪杀。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飚为我从天落”。我兵团战士闻此噩耗无不义愤填膺，挥泪如雨，旧仇新恨，交织于胸。血债要用血来还！
粉碎右倾翻案逆流！
还我战友，还我血！
图：孙从轩遗像
孙从轩烈士出身于小商家庭，现年27岁，65年参加石油建设工作。孙从轩烈士无限热爱毛主席，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工作一贯踏实认真，曾被评为优秀的生产突击手。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高举革命造反有理的大旗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殊死的斗争。被走资派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在二月黑风中被打成“反革命”，投入荣县监狱近一月之久，在狱一直坚持斗争，出狱后更积极地参加捍卫《红十条》的斗争。不幸于68年4月21日中午路经四川医学院门口时被地总红成川医“九?一五”中一小撮阶级敌人开枪射击，罪恶的子弹穿入了他的胸部、大腿等处。孙从轩烈士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实现了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壮丽誓言。
“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
“挥泪继承烈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
孙从轩烈士未完成的事业，我们来完成吧！我兵团战士誓死捍卫《红十条》，誓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死难烈士万岁！”
孙从轩烈士追悼大会于 月 日在成都市小关庙四川省石油管理局举行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石油系统分团
孙从轩烈士治丧委员会
68.4.26
我与孙从轩君相识于1964年底，那时“四清”后，他刚被甘肃农大勒令退学，清理回家。毕业证没有拿到，只能到街道办事处参加社青学习，等待申请工作。记得当年，在小天竺街道办事处参加学习的社青成百上千，其中，沙世谦、孙从轩、谢寿武在1965年8月与我一起去参加“石油大会战”，做临时工。他们三人都是大学生，我自然喜欢与他们接近。
文革初期，我们所在的石油筑路处土建中队，被集中到威远县静林寺学习，由官方组建的“毛泽东主义工人赤卫队”下来“宣讲十六条”。当杨老工人讲到“十六条”上规定的各单位文革委员会、文革代表大会要像巴黎公社那样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时，他自作聪明地讲解说：巴黎公社是北京郊区的一个大民主搞得最好的人民公社……听得孙从轩和我不禁议论了几句并笑出声来，孙从轩的笑声比我高，就被当场揪出来批斗。这是他后来带头组织造反的直接原因。
到了66年底，外地的红卫兵到土建中队串联，鼓动我们成立造反组织。孙从轩找到我，要我支持他组织起来造反，我没有答应，说再看看。过了几天他成立了筑路处12.25造反兵团，我却一直旁观。直到一个月后，他对我说，不革命就是反革命，而且，那些“走资派”不仅尸位素餐，还无恶不作，我才有所触动，参加了12.25造反兵团。谁知参加的当晚，我就被选成勤务员，孙从轩是当然的司令。
孙从轩个子不高，但很壮实。上唇留着一抹小胡子，嘴中经常哼着小调。夏天，他头戴一顶破草帽，冬天，他在破棉袄腰间拴根稻草绳，头上一顶皱巴巴的帽子，从来没有戴端正。他那一副落拓不羁的样子，在筑路处确实引人注目。后来他告诉我，他家世代业医﹐其父早逝﹐家中还有同父异母、同母异父的兄姐5人。母以开小中药铺养大他姐弟几人。孙从轩两岁时，因母笃信天主，故受洗皈依天主教。不幸在“解放”后﹐此即成为他参加“天主教圣母救国军”的罪证﹐被甘肃农大勒令退学，清理回家，沦为贱民。他同母异父的哥哥孙文源是成都晚报社的“右派”，目前，夫妻俩人在成都以走街串巷补铝锅为生，养活三个儿女。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后，一天夜里，孙司令带领我们到处机关去夺权，与筑路处“联合造反司令部”和“红旗战斗团”等在深夜联合夺了筑路处的权。抢来一堆公章。在组织科夺权时当时组织科的老窦不交公章，引起革命造反派一阵喊打声。我推开众人，问老窦为什么？老窦反问造反派中有党员吗？我说没有。老窦说按党的组织原则，组织科的公章只能交给党员，否则后患无穷。我见争执不下，就建议把公章封存起来，结果得到勤务组和老窦的同意，还把所有的公章都封存起来。这个举动使我被选举进处“联合造反司令部”担任勤务员，住进了“红旗村”的石头房子。
跟即就是“二月镇反”。毛泽东在号召向走资派全面夺权的同时，又通过他亲自批准发布了“公安六条”，1967年二月，新年伊始，毛又批示发出了“军委八条”，于是那场腥风血雨的“二月镇反运动”从悄悄地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注：后来上上下下把它习惯性地称为“二月逆流”）3月初，“镇反”之风刮到石油会战工地，土建中队的孙从轩、张征祥以及夏宗明、程光慧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抓进荣县监狱。从公布出来的“罪状”中人们惊骇地看到，孙从轩曾参加过“反动组织天主教圣母救国军”！人们后来才知道，孙从轩两岁时，因母笃信天主，故受洗皈依天主教。不幸，此即成为他参加“天主教圣母救国军”的罪证。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据说，我被计划第三批抓捕。因此，每天被迫在“红旗村”广播站上，反复的“消毒、请罪”。“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覆小人心”。孙从轩他们在狱中刚待了一个月，1967年4月初，善于变脸的毛泽东又把明明是自己部署搞起来的“镇反”说成是下面的支左部队和专政机关搞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并与所谓“二月逆流”挂在一起进行批判，强令转向，各地赶紧给“现行反革命”们平反，监狱陆续放人。孙从轩他们出狱的时候，我们已被解雇回家——石油会战因为文革的冲击已经难以继续，加上各级领导不愿再看到这些重新平反的造反者们找他们的麻烦，就干脆解雇了事。我们回家后不久，1967年5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即《红十条》发出。我马上返回“红村”和“红旗村”造反，并为成都中队的一批人办成了复工手续，重新领到了工资。
不过，孙从轩返回筑路处成都中队复工后，没有再象“镇反”前那样积极参加造反活动，他已经看透了这场所谓“大民主”愚弄民众的真相，不愿再被利用。因此，他没有带行李回队，每天白天参加劳动，晚上与我抵足而眠。不久，他趁全国范围内“全面内战”、停工停产之机，给队上请了事假，对我打招呼说，他会看情况发展选择是否再回队。
谁知，他一去就永不复返，成为“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两百多万冤魂中的一员,成为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罪证。更为讽刺的是，当年，那些杀人或被杀的人都被愚弄，认为自己在“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官方虽然定性：“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至今已五十年，为巩固中共的一党统治，发动“文革”的首恶毛泽东的画像还高挂在天安门城楼，毛的尸骨还存留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和枪杀孙从轩凶手的罪行都没有得到立法彻底追查，所以，在过去3年中，许多人权捍卫者、异议人士被关押、被失踪，被关押的人数据估计已经超过了江泽民、胡锦涛当政期间的总和。至今中国人权状况已下降到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以来的最低点。文革的血腥并未远去，毛泽东的幽灵仍在中国大地梭巡。
2016年5月25日
文章来源：民主论坛特刊2016-0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