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伟大的1989年全国民主运动的普通参与者之一,我在运动开始之前、运动过程的每次高潮之中、还是在运动遭到残酷镇压之后的17年间,都始终如一的保持着自己的冷静看法;无论是17年前身处牢狱、还是获得释放后远在江湖、包括近年来历次被警察约谈恐吓时,我都能够十分坦率的表达并公开坚持自己不变的信念;无论是在运动17年前的全民参与阶段,还是在血腥屠杀发生之后全民禁声、万马齐喑的漫长岁月,我对这场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全民争取民主权利的运动的评价,依然是——它是完美的!从审美的角度看,它有一个偶然的、出乎意料的开幕、它有波澜壮阔高潮迭起的发展过程和突然发生的悲壮结局,就像任何一曲伟大的交响乐都必须具有的一个休止符号。但17年来,我听到了关于这场运动的太多的公开的或私下的、官方的或民间的不公正评价,在这场民主运动结束17周年纪念之际,我愿意为它写下一个运动亲历者的辩护词。

一、“89民运”还是“64事件”:如何为它命名?

其实在它15周年纪念之际发生的“平反”与“正名”之争,诉诸的是价值判断,争议的是究竟由当时官民对抗中的当事人一方的官方来主动纠正,还是由另一方当事人民间来给它做出肯定判断。而我这里要说的命名还只是形式上的,是究竟如何为这场运动确定一个准确的称呼的问题。17年来,官方的说法有很多种,在运动初起时官方称之为“学潮”,“北京学潮”,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又被称作“动乱”、“反革命动乱”,当官方动用武力镇压时又称作“反革命暴乱”,到后来,官方又称作“春夏之交的那场动乱”、“六四事件”、“天安门事件”、“六四风波”、“那次风波”等,人们从不同时期的不同称呼中,自然能揣摩出官方微妙的机会主义心理。而民间对这场运动的称呼,也五花八门,最常见的有“学潮”、“六四”、“六四血案”、“六四屠杀”、“89民运”、“动乱”等,民间的胡乱称谓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间认识的肤浅和思考不周带来的偏见。

我的称呼一直是“1989年的爱国民主运动”,也可以简称为“89民运”。因为“六四”所代表的仅仅是运动过程中的一个事件,是发生在特定日子的一个事件,无法反映从4月15日开始到6月12日全国范围内的抗争完全停止、近两个月期间的运动全貌。更为重要的是,“六四”是官方的行为,记录的是官方的罪行,4月15日到6月12日才是民间争取民主权利的行为,才是运动的价值所在。以六四来称呼,固然能够彰显罪恶、拒绝遗忘,但这只反映了运动的消极一面,无法反映运动的积极一面,无法肯定民众权利意识觉悟、呼唤并争取公民权利、推动法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反对腐败的正面价值。运动当然也不只是学生的运动,是全民以不同方式广泛参与的运动,也不只是发生在北京、更不是只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运动,它是遍及全国660多所城市、甚至数千个城镇、广大乡村以及港澳台和海外华人也同步参与和积极呼应的争取民主权利的广泛运动。甚至屠杀也不仅仅发生在北京和发生在六月四日。从“动乱”、“暴乱”到“风波”的称谓,反映了官方企图强制遗忘、淡化、弱化的用心,而把1989年全国性的民主运动称作“六四”,当然也失之片面和简单,是不客观和不公正的。

二、推进改革还是延缓改革:如何评价它的历史作用?

以1989年为转折点,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的黄金岁月宣告结束,从此中国进入漫长的戒严时期,这个戒严时期以人们的思想受到严格禁锢、新闻舆论受到严密封锁、公民团体的活动受到严重限制、异议者的行为受到严酷镇压、甚至大学教育内容也倒退回到准文革时期等特征为其标志,因而,有一种几乎朝野双方达成一致的“共识”,这就是1989年的爱国民主运动终结了中国体制改革的进程,言下之意,如果不是激进的民主运动干扰,中国可以在中共当局主导下循序渐进、以改良的方式最终完成宪政转型。比如,1989年紧急出台的《游行示威法》,标志着中国进入无限期戒严状态,比如,1988年热烈讨论中的《新闻法》从此再无声息,比如,中共当局内的民主派受到彻底清洗和排挤,使执政集团严密控制在“稳定派”手中,比如,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从此成为禁区……持上述看法的,不但有善于把80年代和90年代做肤浅对比的民众,也有能够进行理性思考、深入分析的知识阶层,尤其以曾经进入中共高层献策的知识精英为代表,比如在赵紫阳身边工作过的吴国光等,至今还坚持89民运意外中断了体制改革进程的观点。

诚然,1989年全民争取民主权利的运动,使中共当局意识到,他们自己1978年开始发动的改革开放行动可能是冒失的,改革的本意是借水载舟,但大水涌动也有覆舟之虞,使他们从此收紧了开放和改革的步伐。但民间社会应该清醒的认识到,改革开放本来是中共的自我求生运动,本来是为了化解其生存危机的,使他们已经搁浅的大船能够开动起来,借水行船。在他们改革开放的所有方案中,从来不存在和平演变、结束一党专政的内容。实现宪政转型、还政于民只是“载舟之水”的一相情愿。换言之,不是89民运终结了体制改革的进程,而是中共为了预防危机自己停止了改革步伐。可以断言,如果没有1989年的民主运动,在此后任何时候,只要发生民众自己起来争取公民权利的行动,中共当局都会停止改革的步伐。因为他们改革的目的,是给民众一些实惠,想从民众这里得到感激和拥戴,从而稳定自己手中的权力,而不是让民众觉悟起来,要求还政于民、对其权力进行制衡和监督。如果其果然像口号中宣称的那样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那么1989年的民主运动已经结束17年了,他们为什么不顺应民众在运动中提出的要求?为什么不自我改革、还政于民?

把1989年后出现的倒退和停滞归罪于1989年的民主运动,是所有加诸这场运动错误评价中最严重的一种。

三、消解运动还是支持运动:如何看待赵紫阳功过?

因为中共当局给自己的总书记赵紫阳扣了一顶“支持动乱”、“分裂党”的大帽子,民间社会也就一相情愿的把赵当作中共内部支持民主运动的人物,这其实也是一桩冤案。我的看法是,1989年,赵从来就没有以任何方式支持过民主运动。相反,倒是当时的总理李鹏和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以特殊的方式“支持”了运动。4月22上午日天安门广场地区的提前戒严,使希望参加胡耀邦追悼会的学生在前一天夜间游行进入该地区;22日上午追悼会结束后,李鹏拒绝接见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台阶上跪交请愿书的学生代表,把广场上数十万青年学生和民众的情绪激发到一个爆发点,导致北京各高校开始罢课,使运动升级;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把自发、和平、理性的民主运动定性为受一小撮坏人操纵煽动的“动乱”,直接把北京和全国人民的情绪推向一个更高的爆发点,导致了声势浩大的谴责“4.26社论”的大游行,并使运动从北京和各中心城市波及到全国,形成第一个高峰;江泽民4月27日在上海悍然查封《世界经济导报》,使国内新闻界继青年学生和少数知识分子外,成为第三个公开站出来抗议的群体,5月3日,数百名新闻界代表在鲁迅纪念馆集会,宣布参加五四大游行,导致5月4日的大游行,从此前的学生群体扩大到记者群体,并打开了全国各界人士广泛参与运动的突破口……与陈希同“平暴”报告中所说的“凡是我党采取有力措施,运动就平息下来,凡是赵紫阳软弱、动摇,运动就高涨起来”完全相反,正是李鹏和江泽民的一系列“有力措施”,把运动从一个高潮推向另一个高潮。而赵紫阳在出访朝鲜期间的谈话、在回国后接见亚行年会代表时的谈话,反而宣泄了民众的情绪,使运动难以继续进行下去。赵前一天晚上的谈话在电视播出后,五月四日的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游行,已经呈现疲软迹象,五月四日晚上导致了学生组织的内部分裂,使1989年的民主运动差点儿以五四游行为标志宣布结束。

赵紫阳是善良的,他对民众有一定的同情,甚至宁愿放弃手中的权柄也不愿下达对民众开枪的命令,其道德品行赢得了人们的广泛尊敬。但正如刘晓波先生所说的,“在位时没有成为戈尔巴乔夫,下台后没有成为叶利钦”,这才是他作为政治家的最大悲剧,使他提出的“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有价值的建议无从实施。因为他的选择,民众感激他,但不能因此就说他是运动的支持者。1989年的民主运动是民众向中共争取权利的运动,甚至是向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本人争取权利的运动,与赵紫阳的支持与否毫无关系。他同情民众,民众要争取权利,他不同情民众,民众也要争取权利。

四、运动是有序的还是混乱的:如何评价运动过程?

按照官方的说法,持续将近两个月的全民运动是一场大动乱,官方媒体甚至以他们自己一手发动的真正的大动乱“文革”相比,而民间也有相当的人认为是一场混乱的、无序的运动,比如造成城市功能瘫痪、交通和通讯中断、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再如运动结束后官方公布的烧毁车辆数千辆、“造成解放军官兵死伤2000余人”等。这些年来,也有不少的人曾经当面质疑过我,说什么学生是有秩序的,但“社会闲杂人员”的参与是混乱的;运动初期的性质是好的,但后来就乱了,问题的性质就变了;也许参与者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运动的客观结果造成了社会危害……而这种种错误认识,在民间甚至有相当的认同。从表面上看来,确实是一场混乱的运动,而且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我承认运动期间社会秩序相当混乱,但这种混乱与刺刀管制下的“稳定局面”相比,我宁愿要前者;我承认运动期间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这些损失与一党专制造成的、使中国落后于同期发展中国家50年以上时间的局面相比,还是小得多;我承认在运动最激烈的时候,出现了一定的失控行为,但这些行为是行为人自己的行为,它并非运动本身的问题。如果一定要追究造成秩序混乱、经济损失和出现的非法行为的责任,那也应该全部由官方来承担。因为极权专制下的社会,民众缺乏表达政治意见的正当途径、方式和方法,也即缺乏赵紫阳所说的“民主和法制的解决轨道”,甚至民众也缺乏表达政治意见的基本素质,在这种情况下,民众争取政治权利的行为,只能以运动的方式出现。

更为重要的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1989年的民主运动作为一场自发的、缺少公民组织、也缺少正式民众领袖领导的全民运动,它也始终表现出了令人敬佩的和平、理性、温和的精神,民众总是首先用温和的、文明的、有序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和意见,四月下旬在长沙五一路和西安北大街出现的暴力行为,仅仅是局部的、偶然的现象,而且很快就平息下来,至于运动最后阶段在北京以及其他中心城市出现的暴力,那首先是来自官方的镇压暴力,那是一种国家暴力,手无寸铁的民众仅仅以自己的血肉之躯选择了抵抗,更不能因此而把整个运动的和平性质歪曲为暴力性质。凡是亲身参与了那场运动的人,无不为中国民众的文明素质、和平信念和善良品质而骄傲和自豪!

官方把民众对民主权利诉求的自发运动歪曲为方励之、严家其等少数人的操纵和煽动,这是对方、严等人的吹捧和拔高,也是对民众的诽谤和矮化。他们既不可能领导也不可能煽动,如果有所谓煽动,那一定是官方对民众合法、正当诉求的一次次漠视煽动起了民众的抗争意志,如果有所谓领导,也只能是民众渴望民主权利的理念在领导着民众前进。当官方每次发起一场运动时,他们总是动用自己掌控的一切媒体来煽动、总是动用自己巨大的国家组织机器来动员、用自己庞大的官员队伍来领导,其煽动和领导的效果又如何呢?作为一场如此持久、如此广泛、如此规模宏大的全民争取民主权利的运动,没有人能够领导得了,更没有人能够操纵得了。在这种情况下,运动的整个过程仍然是理性的、和平的、有秩序的,与世界各民主国家常见的民众游行示威活动相比,甚至是非常文明的。在这一点上,我拒绝任何对运动的批评和指责,更不能接受官方的诽谤和陷害。

五、必然失败还是可能成功:如何看待其结局?

这也是关于89民运争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在我1989年4月中旬开始参与这场运动时,有不少好心人以个人力量渺小来规劝过我,我说虽然知道结局是失败,但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必须参与;在运动出现的几次高潮中,也有许多头脑发热的人问我,有无取得成功的可能?我回答说绝对不可能;在我被关进监狱时,管教干警也好奇的问我,你当时觉得你们有成功的可能吗?我的回答是,我一开始就知道不可能成功。这位管教非常吃惊:既然明知道不可能成功,你为什么还要去参与?我的回答是,民主必须去争取,要一次又一次的去争取,才有成功的可能。如果一次都不去争取,那就永远没有成功的可能。管教问我,那下一次你还会去争取吗?我的回答是:不是会不会去,而是必须去争取。

时至今日,还有相当多的人为这场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的失败结局感到惋惜,感到不可接受,他们觉得运动已经发展到如此规模竟然还是失败了,觉得简直不可思议。而在我看来,持这种想法的人太幼稚了,把民主权利的获得也看得太容易了。包遵信先生在《未完成的涅磐》中曾经透露过关于运动的一个可能的离奇结局——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在6月1日欢迎戒严部队进驻天安门广场,举行一次军民联欢,然后把空无一人的广场交给军人占领,自己全部撤回校园。但当广场指挥部的学生领袖柴玲把这个天才创意传达给广场的学生时,被坚决的拒绝了。即便当时学生们能够冷静的选择以这种方式和平结局,也不代表89民运会取得实质性的民主成果,更不代表着运动的成功。在运动停止之后,民众提出的的民主诉求照样得不到满足,等待着运动参与者的,也只能是残酷的、大规模的抓捕、关押、审讯和刑事审判、甚至枪毙。所以任何关于运动成功的假设,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运动虽然全方位的检验了80年代思想启蒙的伟大成就,最强烈、也最充分的表达了民众的民主诉求,甚至也展示了民众追求民主的山呼海啸般的伟大力量,但民众对民主和权利的认识,还停留在感性上,远未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层面,对民主的渴望还没有成为生活中最必须的部分,他们的不满,甚至表现在对某个具体的贪官的憎恨上,或者表现在工资太低、买不起电冰箱之类的烦恼上,参加几次游行、高呼几声口号,心中的无名怨气就足以得到宣泄了,这样枪声一响,就迅速作鸟兽散,还达不到1789年的法兰西民众可以坚持街巷战、摧毁巴士底狱的程度。从这个角度看,1989年的运动也必然不可能获得成功。

但我仍然认为它作为一次阶段性的民主运动,是非常成功的,它已经很好的完成了属于它的历史性任务。它的历史任务就是对民主的呼唤、最广泛也最直接的启蒙、对民间力量的充分展示、对极权专制的震撼和动摇,总之血不会白流,牢不会白坐,流亡的路也不会没有尽头,所有的付出都不会没有回报,甚至它的最具有悲剧性的结局,也已经为将来的民众抗争积累了最强大和最充分的道义资源。以它为标志,中国也从此进入哈维尔所说的后极权社会,就是它的阶段性成果之一。至于能够取得实质性民主成就的,那是下一次、甚至更下一次的民主运动的任务了。中国的民主之路也许还很长,也许已经不远了。

在伟大的1989年全国民主运动17周年之际,谨以上述文字纪念,也以此悼念所有为此付出了的生命的英烈!

绝食中完成于2006年6月3日夜 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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