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缘起
大约在2000年秋天，我就在成都青羊宫附近看过文华春先生的演唱。当时我挤在人堆中，对着那台集各种打击乐于一身的机器研究了半天，却忽略了机器的制造者。没多久，画家曾循为我提供《中国底层访谈录》的图片，其中一张脚踏机器手拉二胡的盲人街头卖艺照突然映入眼帘，“怎么是他？”我嘀咕了一声。曾循反问：“不好么？”“不错，就是模糊了一点。”“这是我拍摄的瞎子卖艺系列中的一张，如果你想访谈，我陪你去找。”
那时太累，缺乏采访冲动，就只把文先生的照片放进了书里。以后几年，我又两次与其邂逅，听观众议论他是个有名的瞎子，我却麻木不仁。
2006年3月中旬，我从云南回成都，顺便回归都市生活，兼拜访旧友。先在“草堂读书会”上与王怡、冉云飞、杨远宏等匆匆晤面，天晚时又尾随谈性未尽的一群去烫火锅。没料到，我的前访谈对象，上访诗人老陆也挤在一伙知识分子里，就趋前打招呼。老陆依然长发遮肩，打狗棍在手，豪迈之情溢于言表。他说已在王怡那里得到一本《中国冤案录》的黑皮书，自己还没看完，就叫别的上访者夺去了。接着他评价道：“写我那一篇，基本属实，文笔也耐读，就是没有将我对法律的正面认识反映出来。”我恭维道：“老兄通过参加读书会，理论水平肯定大有长进，远非那个告地状的打油诗人可比了。”
老陆急忙点头，与我继续探讨法律的士气顿时下降了一截。我们邀他共烫火锅，老陆自然从命，他坐在桌头，一边吃，一边很注意地倾听知识分子们的高谈阔论，插了几次嘴，没引起任何反应，情急之中，他在我的点拨下，朗声背诵近作一首，叫《虱子、蚊子、跳蚤的对话》，激起满堂喝彩——
虱子：弓背黑壳壳，做事太可恶，非要把我捉。
跳蚤：嘴尖屁股拖，吃得又太多，逃不脱了你怪我？
蚊子：你两个都是吸血虫，大哥不要说二哥，确实一贯作恶太多。
你们请看我，高高在上，谁能奈何？
喝彩之余，我让老陆作个简单解释，老陆不满道：“都是才高八斗的文人，还要我献丑哦。你们评价一下这三个害虫，谁在社会上占优势？”
大伙没兴趣评价，继续吃喝，跟着散场。我与诗人蒋骥同路回家，这个面黄肌瘦的诗人突然说：“我认识一个瞎子，性格和老陆差不多，不晓得你愿不愿意采访？”
我说我已不搞底层访谈了。而蒋骥认为，我的冤案系列不过是底层访谈的一个分支。他还说：“当今的中国谁没有冤屈？你去见了，弄不准又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故事。”
我点头称是。跟着在2006年3月25号下午，我由底层情结深厚的诗人蒋骥领路，搭车去成都南郊的中央花园，在某一栋简陋楼房的2层，拜访了在此租房的盲艺人文华春先生。
文先生的妻子很热情地在楼梯口迎住我们。她是一位秀气的农村妇女，眉宇和嘴角却透出坚毅，她比文先生小20多岁，可由衷佩服他的才艺和骨气，自愿终身与其同甘共苦。所以，每一次街头演出，都是她蹬一辆三轮车，满载行头和人出发。“我是他的老婆、车夫、保姆、保镖兼眼睛，”她微笑道。接着，文先生从门里探头，我一眼就认出那张久违了的熟面孔，不禁与蒋骥相视一笑。
屋里除了桌子、凳子、旧电视和文先生自制的乐器，就是徒然四壁了。醒目的是，迎窗的墙上，还有一张披头士乐队的彩色招贴图片。我与文先生互相客气着落座，我咂了口劣质的茶水说：“请吧。”
老威：多年前，我朋友曾循曾拍过一张你在街头卖艺的照片，非常传神，我就把它用在《中国底层访谈录》里了……
文华春：我是四川境内最有名的街头艺人嘛，许多记者都拍过我的照片。你们算来得巧，我巡回卖艺一圈，刚刚拢屋，气还没喘均匀呢。我去汉中，当地一家报纸立马出动，现场采访；去了自贡，电视台和报纸我都亮了相；到了重庆，更是老地盘上的老风光，晚报、晨报、电视台全找来了；而眼下，成都的媒体也闻风出动，卫视台，还有6频道的《今日生活》栏目都来催着我上，哎哟哟！
老威：我在白果林小区看过你的演出，当时你唱的是《走进新时代》，还拉二胡，踩你自己发明的这套交响机器，搞得颇为热闹，吸引了一大圈人。我还往你的盒子里扔了两块钱呢。不过，我有点不明白，为啥全国各地的瞎子都喜欢唱《走进新时代》？前一阵子，我去北京和乌鲁木齐，在两地的闹市，竟不约而同地看见瞎子们拉二胡、背音箱，唱着“继往开来的领导人，率领我们走进新时代”……
文华春：你在讽刺我么？
老威：岂敢岂敢。当时我正在出神呢，警车就嘟嘟嘟地到了，十几个警察排开观众，要将你老人家连人带马搬上车。你不去，当街大吼大叫：“无论新旧社会，卖艺都不犯法！”警察也大吼大叫：“瞎子你妨碍交通，影响市容！”群众看不过，也一道起哄，为你助威；我也混在其中喊：“瞎子你到警察家端碗吃饭去！”结果呢，地头蛇不敌强龙，警察警棍乱挥，你挨了一棍头，就与行头一块被弄走了。
文华春：你这文人，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街头卖艺嘛，行头被砸呀，人进了局子呀，都是家常便饭，呆一呆就出来了嘛。吃点小苦头，更能锻炼意志，丰富人生阅历。瞎子我抖一抖筋骨，又是一个艳阳天。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屁眼要朝天，精神要乐观。所以，你我对共产党这头老虎，只能抹顺毛，不能抹反毛，不管瞎与不瞎，永远都要《走进新时代》！
老威：理解，理解。
文华春：所以呀，文人要看透，透了，才能写出好文章。好文章发表不了，就埋起来，发霉发酵，给子孙后代留起，这叫名垂千古。所谓文章千古事，人生值个逑。
老威：高论，高论。
文华春：你又在讽刺我了。
老威：我是社会大学毕业的，简称“射大”，意思就是被社会的利箭射大的。但是老前辈你，早已万箭穿心了，因此在你的跟前，我不值个逑，也不值个屁。今天，我不想用场面上的话来套你，我只要听真话。
文华春：啥子真话？
老威：你没有对任何媒体讲过，他们也公开不了的真话。
文华春：你有神通公开？
老威：我的文章能在海外自由发表，你就把肠肠肚肚都掏出来，留一段历史吧。
文华春：我是重庆南岸区黄角桠街上的人，1944年12月8号生。黄角桠你晓得不？蒋介石居住过，很出名。我父母也很出名，因为整条街上，就数他们炸的糍粑块儿好吃，简直供不应求，所以街坊邻居就把我爸爸叫“文糍粑”。当然，除了这手绝活，我家还做白糕、油钱儿、醪糟鸡蛋、藕粉之类。我家的小铺面一天到晚都吃客盈门，所以父母起早贪黑做生意，没空闲的时间来管儿女。我从小就由奶妈带，包括喂奶……
老威：那你也过了几天少爷日子？
文华春：我家不是地主、资本家，而是靠勤劳致富的小商小贩，况且我奶奶太累，没奶水，就把我送到乡下奶妈家养，好吃奶嘛——我要说明一下，我们那儿把妈妈叫作奶奶。
老威：那奶奶又叫啥子？
文华春：叫婆婆或外婆。不过我没叫过，因为家里没有更上一辈的的人。
老威：念中学时，共青团组织我们去大邑县地主庄园接受阶级斗争教育，辅导老师曾指着庄园内的某一组泥塑解说道——地主刘文彩天天都要喝贫下中农妇女的奶水，简直就是个吸血鬼。
文华春：我也晓得刘文彩，可人奶腥味儿重，成年人喝那玩意儿干啥？
老威：你是先天失明吗？
文华春：我呱呱落地时，眼睛非常明亮，大家都说长得乖。我至今记得，乡下办婚丧大事，奶妈都抱着我去吃流水席，几十桌，周围人也把我当作菜盘子，传过来传过去，还咂咂弹着舌头，往我的衣兜里揣糖果。我还记得屋檐下的鸡娃跑来跑去，我扑到地上去抓。还有街道、铺面、厨房、冒着烟的油锅、我奶奶将我背在肩头推磨、点豆花的情景，都一清二楚。1947年9月份，我差3个月满3岁时，回到亲生父母身边，接着就害了“鸡蒙眼”。
老威：哦？
文华春：所谓“鸡蒙眼”，就是天亮看得见，天黑就看不见了。这跟鸡差不多，好像每时每刻，眼球表面都蒙了一层撩不开的帘子。鸡看东西都习惯偏着脑袋，快瞎的时候，我看东西不仅要偏脑袋，而且脖子往前冲，真是不如鸡。
老威：老先生挺幽默的。
文华春：幽默个逑，除开睡着了，我从早到晚都在揉眼睛，哭，乱抓。
老威：你是中毒了？
文华春：也算慢性中毒吧。过去乡下人带娃儿，不像现在城里这么金贵，奶妈自己有好几个子女，除了耕田种地，做家务活，还要腾出奶水喂我，这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她碰见我花脸花屁股在灰里爬，就一把拎起来；碰不见，我就成了泥巴里钻的虫虫，啥都朝脸上抹。灶灰迷了眼，大哭起来，奶妈顶多“心肝乖乖”地哄一阵，扒开眼皮呼呼吹一阵，就了事。还有重庆人习惯麻辣，大热天，太阳明晃晃的，晒在背壳上如刀子在戳，还要光着脊梁烫火锅；都脱得只剩一条内裤了，还要呲牙咧嘴嚼辣椒。我嘛，更是重庆人中的麻辣鬼，可以说，还没有断奶，我就开始沾辣了。路都走不稳，双手就捧个大海碗，里头红鲜鲜的，辣椒一半饭一半，吃一口，汗水、泪水、鼻涕一起出来，我不管不顾地抹一把，又埋头吃。旁边人看得直摇头，以为我受了多大的刑罚，却不晓得这有多爽，从嘴巴通过肠子畅快到了屁股——如此发展，体内的热毒就一步步被煽起来了，刚回黄角桠那阵，腋窝、嘴角都长满小疮，而脑门左右，一边冒出一个大疮，足足有酒杯那么粗，乌红乌红的，麻痒得不行，一抠就出脓。父母见了，也没大惊小怪，就从厨房里拿了一把切糕的刀，迎着那疮一割一挑，脓血卜的就喷成两条线，顺着耳根子往颈窝淌。
老威：够狠啊。
文华春：狠的还在后头。父母按住我，一下一下地挤脓，我像一头小猪崽，在他们的手里乱打乱踢，一抽一抽地嚎。那个痛啊，犹如钉子敲进脑髓。终于将脓包挤瘪了，他们又在上面敷了两大砣膏药。凉丝丝的。奶奶说，娃呀，以后少整点辣椒。可我的舌头已养成那个味儿了，还是无辣不吃饭，无辣就摔碗，在地上打滚撒泼。终于有一天，奶妈到城里来看我，听见她与奶奶在外头说话，我就吼着要出去。可两眼抹黑，左一抓右一抓，撞破了脑壳。奶奶赶进来，把我抱到亮处一瞅，就说糟了，这娃儿得了“鸡蒙眼”；还说我的八字拿给一个远近闻名的神仙算过，料定我的命中必带残疾。
老威：如果你从小不那么热爱麻辣，命中还带残疾吗？
文华春：那个神仙将我的八字反复推了三遍，拍案大惊，对我奶奶说，你这个娃儿了不得，以后要掌印把，至少做到知县。不过，在3岁以前，你们一定不能把他接回家，否则必带残疾——不在脸上，就在脚上。
老威：你继续留在乡下也会出问题。
文华春：我七、八岁时，已解放了，那个神仙还从我家门前路过。奶奶急忙将我藏起来，然后请他进屋，又拿出我的八字。神仙算的与几年前一模一样。并且劝告：如果这娃儿已带残疾，就让他学一门既可以糊口，又可以扬名的手艺。
老威：按道理，你的眼病是可以治愈的。
文华春：我们家本来有姐弟两个，可比我大几个月的姐姐在1946年出天花死了，剩我一根独苗。所以神仙的话，父母爱儿心切，就没听进去；等到应验了，又急得火上房，四处求医，花了不少冤枉钱。家境就这样败了，连他们视为宝贝的进口自鸣钟也拿去当了17个大洋。
老威：看的中医还是西医？
文华春：都看过了。诊断结果是湿热毒交加，烧坏了视神经。啥子药都弄遍了，吃的、敷的、薰的、泡的。一年多，我大概看了几十个医生，父母都灰心丧气了，有亲戚又推荐了南岸区名望非常高的张瘸子。这个张瘸子是个儿科医生，尤其以治眼出名，于是我奶奶一大早就背上我，从黄角桠到上清街去求医。我至今还记得，那一路的鸟叫、蝉鸣，还有蟋蟀的唧唧声。奶奶给我唱儿歌，数顺口溜，我感觉她很高兴，好像这一趟绝不会白跑；我也很高兴，以为马上就将摆脱黑暗。奶奶说，哪怕就是倾家荡产，沿街要饭，也要治好我的病。
真是希望之路啊，我变成了一个天使，闭着眼睛，插上翅膀，飞到了张瘸子的医院。我看不见，却能感应到微弱的光。听张瘸子说，莫得关系，吃我的药包好。张瘸子不收纸币，我奶奶就从兜里掏出所有的银元，哗拉拉地倒在桌子上。张瘸子边往抽屉赶银元边嘎嘎嘎地笑，手都抖了，好像没见过钱似的。
可没想到啊，真没想到啊！这个虎狼名医的药才一帖下肚，我的两只眼球卜地顶了出来！
一阵钻心的疼之后，那一直都有的微弱的光感也熄灭了。这一来，不仅我整夜号哭，父母也差点疯了，他们还打架，生意也没心思做了。
老威：你们没找张瘸子算帐？
文华春：就是把他打死，我眼睛也复不了明，况且人家有钱有势。自认晦气吧。正走投无路，有人又来推荐外国医生。
老威：洋骗子？
文华春：奶奶说，管他啥子土骗子洋骗子，反正都瞎了，就死马当活马医吧。况且人家还信仰上帝。
老威：那人与你们家熟悉？
文华春：不熟悉，但听说我的遭遇，就上门来介绍，说汪山上面有一个教会医院，那儿的神父医术很高明。我爸爸有些疑惑，说我们家不信洋教，他们肯为娃儿治病？那人划了个十字——阿门，我主垂怜每个受苦的人。
老威：这人是个天主教徒。当时信洋教的人多吗？
文华春：整个重庆我不晓得，可在我们黄角桠周围，信洋教已相当普遍。因为重庆是抗战陪都，驻扎过不少美国人，加上蒋介石和宋美龄都是基督教徒，所以抗战前后，进来了很多外国传教士，他们建教堂，建医院，建救济所，做了太多实际的善事，而不像中国本土的佛教道教那样，只讲究烧香磕头，求神拜佛。所以我父母一听汪山上有教会医院，二话不说，就急匆匆地赶去了。
老威：汪山在重庆的哪个位置？
文华春：离黄角桠不远，紧挨着黄山，是蒋介石住过的地方，因此非常有名，现在还有黄山公园嘛。父母跟着那人去了大半天，在太阳落坡前带回了一管眼药水。我当时正坐在门槛上玩耍，听见了他们咚咚咚的脚步，奶奶老远就喊：“乖儿坐稳当啰，你爸爸马上给你洗眼睛了！”
我连声答应。因为年纪虽小，我也被黑暗折腾得够烦。天生瞎子，没尝过光明是啥滋味就好得多，偏偏我又尝过，有那种永远难忘的记忆。我乖乖地坐在门槛上，把脸仰起来，让奶奶擦洗。我在地上爬了几个钟头，肯定很脏，奶奶从脚到背，再到胳膊到脸，替我洗了七、八盆热水，还翻出一块细细的绒布，一点点掏我的鼻孔，一点点抹我眼眶周围。最后，才拿出从神父那儿带回的消毒棉球和眼药水……
老威：真是一个细心的慈母啊。
文华春：我奶奶是个手脚麻利，风风火火的人，这是长期起早贪黑做生意养成的。可能这次是洋大夫专门叮嘱，奶奶小心翼翼用棉球将眼皮内外都粘干净了，才拿出宝贝眼药水，一边眼睛点了一滴，然后叫我转动眼珠子，过一分钟再睁眼。唉，没想到啊，没想到啊。
老威：又怎么了？
文华春：我突然之间感觉到了光线！不对，不是感觉，是真正看到了光线！那一会儿太阳要落坡了，那光线哗地一下，从街对面房顶泼了过来，像被迎面浇了一盆热水！我打了个寒战，猛地就站起来了。我奶奶急忙抓住我，连问啷个了？我就呜呜地指街上——模模糊糊的人影子，晃来晃去。父母都明白了，也大呼小叫起来，街坊邻居全都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议论：“这娃儿才福大命大哟！”“莫非真是上帝显灵了？”他们还将脸一张接一张地凑拢来，让我认；我呢，只能辩出个大概，摸得准鼻子眼睛嘴巴。
父母受了鼓舞，就照神父说的，天天给我点眼睛，早晚两次，情况真是越来越好。这样持续了一个来月，视力渐渐在恢复，盯人盯物，那种虚着的边儿慢慢凝固了，生人不敢说能认，但熟人站在一尺外，我是一认一个准。奶奶说，等下次去领药，得好好谢谢人家洋大夫。
老威：什么药水，这么灵验？
文华春：不晓得。
老威：好好回忆一下，你父母没说过吗？
文华春：那是一种西洋药水，即使人家告诉了，我父母也云里雾里。
老威：这么神秘的东西，你家里花了多少钱？
文华春：别人是替上帝做慈善，所以没花钱。
老威：哦。
文华春：那年我5岁，快解放了。最激烈的那一饷，天天都能听到枪炮声。在黄角桠上面的内儿井，国民党驻扎有重兵，解放军攻了好久，才突破了防线。我奶奶将我按倒在桌子下，子弹如蝗虫，飕飕地在房顶上钻，崩碎了很多瓦片。到后来，街面没有一个行人，奶奶说，有两条死狗躺在路当中，一公一母，大概在交配，就挨了炮弹，肠子都飞到屋檐上挂起了。
可就这么乱，父母还冒着炮火去给我领药。他们走了大半天，我在家里担惊受怕，不过也满怀希望。天都黑了一阵，他们才回家，累得如两麻袋土豆，轰地就塌了下来。我摸上去揪住奶奶，嚷着要眼药水，奶奶却像个木头人，任我拽来拽去。终于，她呜呜呜地哭起来，那尾音拖得长长的，那是乡村嚎丧的调子，再配上屋外劈哩叭啦的枪炮声，显得格外凄惨。爸爸也跟着哭，脑壳还把墙撞得咚咚响。
我再小再不懂事，也明白了。我也哭了起来，一家三口嚎了一夜，喉咙全哑了。天蒙蒙亮时，枪炮声突然停了，接着，人民解放军的脚步声自远而近，如排山倒海一般过来了，其间还响了几阵子“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的口令。再接着，群众也欢呼起来，放鞭炮，扭秧歌，呼口号，重庆解放了。
老威：那个洋大夫的下落呢？
文华春：临近解放，所有在重庆的外国人都提前撤退，包括领事馆人员与传教士。当我父母赶去时，汪山上已经人去楼空。他们还四处打听，附近的居民说：“帝国主义走狗嘛，他自己不跑，共产党来了，也要把他撵跑。”这就是命啊，如果重庆晚解放半年，我的眼睛肯定就复明了。
老威：这叫天有不测风云。
文华春：莫办法，又不敢公开讲，是新社会剥夺了我的光明。一直到七、八岁以前，我眼前都有模糊的亮点，家里两道门，有客人刚进第一道门，我就能“发现”。当然，不是明眼人很清楚的发现，而是一种歪来歪去的影子。后来，就渐渐没感觉了，连光感也没有了。
父母从来没停止过求医。可都说太晚。人在一天天长大成熟，可眼球没长，不仅没长，还往里面萎缩，所以我的眼眶进化得像外国人，很凹。
莫得办法，父母就合计，要送我学个手艺。将来不愁饭吃。我从小就聪明，无论看相算八字的，还是老君洞的道人，一见之下，都想收我为徒。
老威：在新社会，这叫封建职业。
文华春：50年代开头，党的政策还比较宽松，所以瞎子拉过街胡琴算命啦，道士敲道琴测字啦，很普遍。只是我的天性适合搞音乐，黄角桠那条街又是“艺人街”，上上下下都有拉小提琴、拉二胡、吹笛子、吹口琴的，还有唱歌、跳舞的。我天天耳濡目染，习惯了，就闹着要学。我家背后住了一个袁伯伯，笛子吹得好惨了，我就拜他为师；稍后又跟隔壁的刘瞎子学拉二胡、吹口琴，很快也会了。我所说的会，就是演奏歌曲，而不是一上手就有多高的水平。50年代有许多歌，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防火防盗防特务，中苏友好，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等等，可谓五花八门，我几乎是一首歌滚一遍就能唱。比如：“小淘气来真淘气，一天到晚光打屁，大人的招呼他不听，还跳到马路上做游戏。汽车来了他不怕，专门跟司机唱对台戏。喇叭响了他不管，还伸伸舌头做鬼脸……”
老威：这是啥玩意儿？
文华春：宣传交通规则的快板书。还有防特务的：“天黑了，要闩门，如果有人来敲门，一定要问是何人，谨防遇到是坏人。多盘问，多思考，看他是不是偷情报……”还有“镇压反革命，大家一条心”，还有“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想反反不了”……
老威：还有呢？
文华春：太多了，记不过来了。况且我十几岁就被弄进街道宣传队，为登台演出者拉二胡伴奏，所以调子记得多（说不定有一万首），词反而忘了，我拿过许多演出奖。三年大饥荒，人都饿落气了，政府还组织我们去巡回演出，我那时虽小，也挣了一些“代金卷”，当粮票用。我吃过不少代食品，比如松毛粑粑，包谷芯子粑粑，麦麸子粑粑，树皮，红苕皮，芭蕉头，各种野菜。那胀死人的观音土我也吃过，但是不敢吃太多。
老威：啥子味道？
文华春：糯唧唧的，我爸爸挖了一大砣，将它和灰面、米粉子揉作一堆，然后放盐、五香粉，团成粑粑蒸。我吃了两个，还要，就叫奶奶制止了。果然，我一天一夜屙不出屎。政府又叫去演出，奶奶一着急，就用竹签子为我掏，搞得我大呼小叫。唉，那阵的黄角桠，天天有人倒在街面上，还有人走一步吼一声：“饿死逑了！饿死逑了！”
老威：三年大饥荒时期你们演出啥？
文华春：吹拉弹唱照旧嘛，都是形势一派大好，由于我工作踏实，还得过先进。那三年没啥新歌唱，就继续五七、五八年的歌，比如“苏联卫星高飞，中国红旗飘扬”之类。
老威：那时得先进，有啥子奖励？
文华春：开先进残疾人会嘛，会后一个人奖励一张奖状一碗红苕。一直到1964年，开会才兴吃席，散会还有酒水招待。拢了1966年，文革开始，我们的街道宣传队就解散了，因为造反时兴，各种群众组织的宣传队多了，残疾人自然就面临失业。
老威：文革没受冲击吧？
文华春：起头没有，没事干就回家呆着。到了文革后期，八个样板戏也看烦了，许多在社会上闲逛着的年轻人就找到我，要跟我学乐器。这样几来几往，家里由冷清到热闹，地下床上都坐的是人。大家在一块唱文革前的老歌，甚至三四十年代在上海滩流行的靡靡之音，我用自己做的二胡或扬琴伴奏。不过瘾时，还将藏在阁楼上的老式留声机和唱片翻出来，鼓捣一下，放出的歌声怪怪的，却把一大帮文艺青年兴奋坏了。此外，还有人用收音机搜索港澳台的文娱节目，那时，这叫“收听敌台”，被民兵抓住了，要判刑的。
所以没弄多久，街道的居民委员会就检举我“搞黑俱乐部”，派出所经常半夜三更查夜，最后，我成了派出所的常客，三番五次被抓进去关黑屋子。我是个瞎子，罪名只是热爱音乐，所以也判不了刑。一直到毛主席死，文革结束，我为了生存，尝试上街卖艺，才将进派出所和收容所当作家常便饭，我的嘴硬，城管人员除了没收乐器，拿不出更高的招数。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虽然还在街头混，却称得上民间文艺界的老前辈，一面被媒体追踪报道，一面被城管追踪罚款。自从收容遣返制度取消，警察也不会轻易抓我，或没收我的乐器——拿毛主席的话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老威：你这墙头还贴着披头士乐队的图片，似乎有什么想法？
文华春：虽然风格不同，他们也是我的同行嘛。说不定有一天，我将漂洋过海，去美国街头演出。还顺便打听一下当年给我治眼睛的神父的下落，还有那种神奇眼药水的名称，也算了却一桩早年的心愿。
首发人与人权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