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缘起

大约在2000年秋天,我就在成都青羊宫附近看过文华春先生的演唱。当时我挤在人堆中,对着那台集各种打击乐于一身的机器研究了半天,却忽略了机器的制造者。没多久,画家曾循为我提供《中国底层访谈录》的图片,其中一张脚踏机器手拉二胡的盲人街头卖艺照突然映入眼帘,“怎么是他?”我嘀咕了一声。曾循反问:“不好么?”“不错,就是模糊了一点。”“这是我拍摄的瞎子卖艺系列中的一张,如果你想访谈,我陪你去找。”

那时太累,缺乏采访冲动,就只把文先生的照片放进了书里。以后几年,我又两次与其邂逅,听观众议论他是个有名的瞎子,我却麻木不仁。

2006年3月中旬,我从云南回成都,顺便回归都市生活,兼拜访旧友。先在“草堂读书会”上与王怡、冉云飞、杨远宏等匆匆晤面,天晚时又尾随谈性未尽的一群去烫火锅。没料到,我的前访谈对象,上访诗人老陆也挤在一伙知识分子里,就趋前打招呼。老陆依然长发遮肩,打狗棍在手,豪迈之情溢于言表。他说已在王怡那里得到一本《中国冤案录》的黑皮书,自己还没看完,就叫别的上访者夺去了。接着他评价道:“写我那一篇,基本属实,文笔也耐读,就是没有将我对法律的正面认识反映出来。”我恭维道:“老兄通过参加读书会,理论水平肯定大有长进,远非那个告地状的打油诗人可比了。”

老陆急忙点头,与我继续探讨法律的士气顿时下降了一截。我们邀他共烫火锅,老陆自然从命,他坐在桌头,一边吃,一边很注意地倾听知识分子们的高谈阔论,插了几次嘴,没引起任何反应,情急之中,他在我的点拨下,朗声背诵近作一首,叫《虱子、蚊子、跳蚤的对话》,激起满堂喝彩——

虱子:弓背黑壳壳,做事太可恶,非要把我捉。

跳蚤:嘴尖屁股拖,吃得又太多,逃不脱了你怪我?

蚊子:你两个都是吸血虫,大哥不要说二哥,确实一贯作恶太多。

你们请看我,高高在上,谁能奈何?

喝彩之余,我让老陆作个简单解释,老陆不满道:“都是才高八斗的文人,还要我献丑哦。你们评价一下这三个害虫,谁在社会上占优势?”

大伙没兴趣评价,继续吃喝,跟着散场。我与诗人蒋骥同路回家,这个面黄肌瘦的诗人突然说:“我认识一个瞎子,性格和老陆差不多,不晓得你愿不愿意采访?”

我说我已不搞底层访谈了。而蒋骥认为,我的冤案系列不过是底层访谈的一个分支。他还说:“当今的中国谁没有冤屈?你去见了,弄不准又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故事。”

我点头称是。跟着在2006年3月25号下午,我由底层情结深厚的诗人蒋骥领路,搭车去成都南郊的中央花园,在某一栋简陋楼房的2层,拜访了在此租房的盲艺人文华春先生。

文先生的妻子很热情地在楼梯口迎住我们。她是一位秀气的农村妇女,眉宇和嘴角却透出坚毅,她比文先生小20多岁,可由衷佩服他的才艺和骨气,自愿终身与其同甘共苦。所以,每一次街头演出,都是她蹬一辆三轮车,满载行头和人出发。“我是他的老婆、车夫、保姆、保镖兼眼睛,”她微笑道。接着,文先生从门里探头,我一眼就认出那张久违了的熟面孔,不禁与蒋骥相视一笑。

屋里除了桌子、凳子、旧电视和文先生自制的乐器,就是徒然四壁了。醒目的是,迎窗的墙上,还有一张披头士乐队的彩色招贴图片。我与文先生互相客气着落座,我咂了口劣质的茶水说:“请吧。”

老威:多年前,我朋友曾循曾拍过一张你在街头卖艺的照片,非常传神,我就把它用在《中国底层访谈录》里了……

文华春:我是四川境内最有名的街头艺人嘛,许多记者都拍过我的照片。你们算来得巧,我巡回卖艺一圈,刚刚拢屋,气还没喘均匀呢。我去汉中,当地一家报纸立马出动,现场采访;去了自贡,电视台和报纸我都亮了相;到了重庆,更是老地盘上的老风光,晚报、晨报、电视台全找来了;而眼下,成都的媒体也闻风出动,卫视台,还有6频道的《今日生活》栏目都来催着我上,哎哟哟!

老威:我在白果林小区看过你的演出,当时你唱的是《走进新时代》,还拉二胡,踩你自己发明的这套交响机器,搞得颇为热闹,吸引了一大圈人。我还往你的盒子里扔了两块钱呢。不过,我有点不明白,为啥全国各地的瞎子都喜欢唱《走进新时代》?前一阵子,我去北京和乌鲁木齐,在两地的闹市,竟不约而同地看见瞎子们拉二胡、背音箱,唱着“继往开来的领导人,率领我们走进新时代”……

文华春:你在讽刺我么?

老威:岂敢岂敢。当时我正在出神呢,警车就嘟嘟嘟地到了,十几个警察排开观众,要将你老人家连人带马搬上车。你不去,当街大吼大叫:“无论新旧社会,卖艺都不犯法!”警察也大吼大叫:“瞎子你妨碍交通,影响市容!”群众看不过,也一道起哄,为你助威;我也混在其中喊:“瞎子你到警察家端碗吃饭去!”结果呢,地头蛇不敌强龙,警察警棍乱挥,你挨了一棍头,就与行头一块被弄走了。

文华春:你这文人,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街头卖艺嘛,行头被砸呀,人进了局子呀,都是家常便饭,呆一呆就出来了嘛。吃点小苦头,更能锻炼意志,丰富人生阅历。瞎子我抖一抖筋骨,又是一个艳阳天。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屁眼要朝天,精神要乐观。所以,你我对共产党这头老虎,只能抹顺毛,不能抹反毛,不管瞎与不瞎,永远都要《走进新时代》!

老威:理解,理解。

文华春:所以呀,文人要看透,透了,才能写出好文章。好文章发表不了,就埋起来,发霉发酵,给子孙后代留起,这叫名垂千古。所谓文章千古事,人生值个逑。

老威:高论,高论。

文华春:你又在讽刺我了。

老威:我是社会大学毕业的,简称“射大”,意思就是被社会的利箭射大的。但是老前辈你,早已万箭穿心了,因此在你的跟前,我不值个逑,也不值个屁。今天,我不想用场面上的话来套你,我只要听真话。

文华春:啥子真话?

老威:你没有对任何媒体讲过,他们也公开不了的真话。

文华春:你有神通公开?

老威:我的文章能在海外自由发表,你就把肠肠肚肚都掏出来,留一段历史吧。

文华春:我是重庆南岸区黄角桠街上的人,1944年12月8号生。黄角桠你晓得不?蒋介石居住过,很出名。我父母也很出名,因为整条街上,就数他们炸的糍粑块儿好吃,简直供不应求,所以街坊邻居就把我爸爸叫“文糍粑”。当然,除了这手绝活,我家还做白糕、油钱儿、醪糟鸡蛋、藕粉之类。我家的小铺面一天到晚都吃客盈门,所以父母起早贪黑做生意,没空闲的时间来管儿女。我从小就由奶妈带,包括喂奶……

老威:那你也过了几天少爷日子?

文华春:我家不是地主、资本家,而是靠勤劳致富的小商小贩,况且我奶奶太累,没奶水,就把我送到乡下奶妈家养,好吃奶嘛——我要说明一下,我们那儿把妈妈叫作奶奶。

老威:那奶奶又叫啥子?

文华春:叫婆婆或外婆。不过我没叫过,因为家里没有更上一辈的的人。

老威:念中学时,共青团组织我们去大邑县地主庄园接受阶级斗争教育,辅导老师曾指着庄园内的某一组泥塑解说道——地主刘文彩天天都要喝贫下中农妇女的奶水,简直就是个吸血鬼。

文华春:我也晓得刘文彩,可人奶腥味儿重,成年人喝那玩意儿干啥?

老威:你是先天失明吗?

文华春:我呱呱落地时,眼睛非常明亮,大家都说长得乖。我至今记得,乡下办婚丧大事,奶妈都抱着我去吃流水席,几十桌,周围人也把我当作菜盘子,传过来传过去,还咂咂弹着舌头,往我的衣兜里揣糖果。我还记得屋檐下的鸡娃跑来跑去,我扑到地上去抓。还有街道、铺面、厨房、冒着烟的油锅、我奶奶将我背在肩头推磨、点豆花的情景,都一清二楚。1947年9月份,我差3个月满3岁时,回到亲生父母身边,接着就害了“鸡蒙眼”。

老威:哦?

文华春:所谓“鸡蒙眼”,就是天亮看得见,天黑就看不见了。这跟鸡差不多,好像每时每刻,眼球表面都蒙了一层撩不开的帘子。鸡看东西都习惯偏着脑袋,快瞎的时候,我看东西不仅要偏脑袋,而且脖子往前冲,真是不如鸡。

老威:老先生挺幽默的。

文华春:幽默个逑,除开睡着了,我从早到晚都在揉眼睛,哭,乱抓。

老威:你是中毒了?

文华春:也算慢性中毒吧。过去乡下人带娃儿,不像现在城里这么金贵,奶妈自己有好几个子女,除了耕田种地,做家务活,还要腾出奶水喂我,这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她碰见我花脸花屁股在灰里爬,就一把拎起来;碰不见,我就成了泥巴里钻的虫虫,啥都朝脸上抹。灶灰迷了眼,大哭起来,奶妈顶多“心肝乖乖”地哄一阵,扒开眼皮呼呼吹一阵,就了事。还有重庆人习惯麻辣,大热天,太阳明晃晃的,晒在背壳上如刀子在戳,还要光着脊梁烫火锅;都脱得只剩一条内裤了,还要呲牙咧嘴嚼辣椒。我嘛,更是重庆人中的麻辣鬼,可以说,还没有断奶,我就开始沾辣了。路都走不稳,双手就捧个大海碗,里头红鲜鲜的,辣椒一半饭一半,吃一口,汗水、泪水、鼻涕一起出来,我不管不顾地抹一把,又埋头吃。旁边人看得直摇头,以为我受了多大的刑罚,却不晓得这有多爽,从嘴巴通过肠子畅快到了屁股——如此发展,体内的热毒就一步步被煽起来了,刚回黄角桠那阵,腋窝、嘴角都长满小疮,而脑门左右,一边冒出一个大疮,足足有酒杯那么粗,乌红乌红的,麻痒得不行,一抠就出脓。父母见了,也没大惊小怪,就从厨房里拿了一把切糕的刀,迎着那疮一割一挑,脓血卜的就喷成两条线,顺着耳根子往颈窝淌。

老威:够狠啊。

文华春:狠的还在后头。父母按住我,一下一下地挤脓,我像一头小猪崽,在他们的手里乱打乱踢,一抽一抽地嚎。那个痛啊,犹如钉子敲进脑髓。终于将脓包挤瘪了,他们又在上面敷了两大砣膏药。凉丝丝的。奶奶说,娃呀,以后少整点辣椒。可我的舌头已养成那个味儿了,还是无辣不吃饭,无辣就摔碗,在地上打滚撒泼。终于有一天,奶妈到城里来看我,听见她与奶奶在外头说话,我就吼着要出去。可两眼抹黑,左一抓右一抓,撞破了脑壳。奶奶赶进来,把我抱到亮处一瞅,就说糟了,这娃儿得了“鸡蒙眼”;还说我的八字拿给一个远近闻名的神仙算过,料定我的命中必带残疾。

老威:如果你从小不那么热爱麻辣,命中还带残疾吗?

文华春:那个神仙将我的八字反复推了三遍,拍案大惊,对我奶奶说,你这个娃儿了不得,以后要掌印把,至少做到知县。不过,在3岁以前,你们一定不能把他接回家,否则必带残疾——不在脸上,就在脚上。

老威:你继续留在乡下也会出问题。

文华春:我七、八岁时,已解放了,那个神仙还从我家门前路过。奶奶急忙将我藏起来,然后请他进屋,又拿出我的八字。神仙算的与几年前一模一样。并且劝告:如果这娃儿已带残疾,就让他学一门既可以糊口,又可以扬名的手艺。

老威:按道理,你的眼病是可以治愈的。

文华春:我们家本来有姐弟两个,可比我大几个月的姐姐在1946年出天花死了,剩我一根独苗。所以神仙的话,父母爱儿心切,就没听进去;等到应验了,又急得火上房,四处求医,花了不少冤枉钱。家境就这样败了,连他们视为宝贝的进口自鸣钟也拿去当了17个大洋。

老威:看的中医还是西医?

文华春:都看过了。诊断结果是湿热毒交加,烧坏了视神经。啥子药都弄遍了,吃的、敷的、薰的、泡的。一年多,我大概看了几十个医生,父母都灰心丧气了,有亲戚又推荐了南岸区名望非常高的张瘸子。这个张瘸子是个儿科医生,尤其以治眼出名,于是我奶奶一大早就背上我,从黄角桠到上清街去求医。我至今还记得,那一路的鸟叫、蝉鸣,还有蟋蟀的唧唧声。奶奶给我唱儿歌,数顺口溜,我感觉她很高兴,好像这一趟绝不会白跑;我也很高兴,以为马上就将摆脱黑暗。奶奶说,哪怕就是倾家荡产,沿街要饭,也要治好我的病。

真是希望之路啊,我变成了一个天使,闭着眼睛,插上翅膀,飞到了张瘸子的医院。我看不见,却能感应到微弱的光。听张瘸子说,莫得关系,吃我的药包好。张瘸子不收纸币,我奶奶就从兜里掏出所有的银元,哗拉拉地倒在桌子上。张瘸子边往抽屉赶银元边嘎嘎嘎地笑,手都抖了,好像没见过钱似的。

可没想到啊,真没想到啊!这个虎狼名医的药才一帖下肚,我的两只眼球卜地顶了出来!

一阵钻心的疼之后,那一直都有的微弱的光感也熄灭了。这一来,不仅我整夜号哭,父母也差点疯了,他们还打架,生意也没心思做了。

老威:你们没找张瘸子算帐?

文华春:就是把他打死,我眼睛也复不了明,况且人家有钱有势。自认晦气吧。正走投无路,有人又来推荐外国医生。

老威:洋骗子?

文华春:奶奶说,管他啥子土骗子洋骗子,反正都瞎了,就死马当活马医吧。况且人家还信仰上帝。

老威:那人与你们家熟悉?

文华春:不熟悉,但听说我的遭遇,就上门来介绍,说汪山上面有一个教会医院,那儿的神父医术很高明。我爸爸有些疑惑,说我们家不信洋教,他们肯为娃儿治病?那人划了个十字——阿门,我主垂怜每个受苦的人。

老威:这人是个天主教徒。当时信洋教的人多吗?

文华春:整个重庆我不晓得,可在我们黄角桠周围,信洋教已相当普遍。因为重庆是抗战陪都,驻扎过不少美国人,加上蒋介石和宋美龄都是基督教徒,所以抗战前后,进来了很多外国传教士,他们建教堂,建医院,建救济所,做了太多实际的善事,而不像中国本土的佛教道教那样,只讲究烧香磕头,求神拜佛。所以我父母一听汪山上有教会医院,二话不说,就急匆匆地赶去了。

老威:汪山在重庆的哪个位置?

文华春:离黄角桠不远,紧挨着黄山,是蒋介石住过的地方,因此非常有名,现在还有黄山公园嘛。父母跟着那人去了大半天,在太阳落坡前带回了一管眼药水。我当时正坐在门槛上玩耍,听见了他们咚咚咚的脚步,奶奶老远就喊:“乖儿坐稳当啰,你爸爸马上给你洗眼睛了!”

我连声答应。因为年纪虽小,我也被黑暗折腾得够烦。天生瞎子,没尝过光明是啥滋味就好得多,偏偏我又尝过,有那种永远难忘的记忆。我乖乖地坐在门槛上,把脸仰起来,让奶奶擦洗。我在地上爬了几个钟头,肯定很脏,奶奶从脚到背,再到胳膊到脸,替我洗了七、八盆热水,还翻出一块细细的绒布,一点点掏我的鼻孔,一点点抹我眼眶周围。最后,才拿出从神父那儿带回的消毒棉球和眼药水……

老威:真是一个细心的慈母啊。

文华春:我奶奶是个手脚麻利,风风火火的人,这是长期起早贪黑做生意养成的。可能这次是洋大夫专门叮嘱,奶奶小心翼翼用棉球将眼皮内外都粘干净了,才拿出宝贝眼药水,一边眼睛点了一滴,然后叫我转动眼珠子,过一分钟再睁眼。唉,没想到啊,没想到啊。

老威:又怎么了?

文华春:我突然之间感觉到了光线!不对,不是感觉,是真正看到了光线!那一会儿太阳要落坡了,那光线哗地一下,从街对面房顶泼了过来,像被迎面浇了一盆热水!我打了个寒战,猛地就站起来了。我奶奶急忙抓住我,连问啷个了?我就呜呜地指街上——模模糊糊的人影子,晃来晃去。父母都明白了,也大呼小叫起来,街坊邻居全都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议论:“这娃儿才福大命大哟!”“莫非真是上帝显灵了?”他们还将脸一张接一张地凑拢来,让我认;我呢,只能辩出个大概,摸得准鼻子眼睛嘴巴。

父母受了鼓舞,就照神父说的,天天给我点眼睛,早晚两次,情况真是越来越好。这样持续了一个来月,视力渐渐在恢复,盯人盯物,那种虚着的边儿慢慢凝固了,生人不敢说能认,但熟人站在一尺外,我是一认一个准。奶奶说,等下次去领药,得好好谢谢人家洋大夫。

老威:什么药水,这么灵验?

文华春:不晓得。

老威:好好回忆一下,你父母没说过吗?

文华春:那是一种西洋药水,即使人家告诉了,我父母也云里雾里。

老威:这么神秘的东西,你家里花了多少钱?

文华春:别人是替上帝做慈善,所以没花钱。

老威:哦。

文华春:那年我5岁,快解放了。最激烈的那一饷,天天都能听到枪炮声。在黄角桠上面的内儿井,国民党驻扎有重兵,解放军攻了好久,才突破了防线。我奶奶将我按倒在桌子下,子弹如蝗虫,飕飕地在房顶上钻,崩碎了很多瓦片。到后来,街面没有一个行人,奶奶说,有两条死狗躺在路当中,一公一母,大概在交配,就挨了炮弹,肠子都飞到屋檐上挂起了。

可就这么乱,父母还冒着炮火去给我领药。他们走了大半天,我在家里担惊受怕,不过也满怀希望。天都黑了一阵,他们才回家,累得如两麻袋土豆,轰地就塌了下来。我摸上去揪住奶奶,嚷着要眼药水,奶奶却像个木头人,任我拽来拽去。终于,她呜呜呜地哭起来,那尾音拖得长长的,那是乡村嚎丧的调子,再配上屋外劈哩叭啦的枪炮声,显得格外凄惨。爸爸也跟着哭,脑壳还把墙撞得咚咚响。

我再小再不懂事,也明白了。我也哭了起来,一家三口嚎了一夜,喉咙全哑了。天蒙蒙亮时,枪炮声突然停了,接着,人民解放军的脚步声自远而近,如排山倒海一般过来了,其间还响了几阵子“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的口令。再接着,群众也欢呼起来,放鞭炮,扭秧歌,呼口号,重庆解放了。

老威:那个洋大夫的下落呢?

文华春:临近解放,所有在重庆的外国人都提前撤退,包括领事馆人员与传教士。当我父母赶去时,汪山上已经人去楼空。他们还四处打听,附近的居民说:“帝国主义走狗嘛,他自己不跑,共产党来了,也要把他撵跑。”这就是命啊,如果重庆晚解放半年,我的眼睛肯定就复明了。

老威:这叫天有不测风云。

文华春:莫办法,又不敢公开讲,是新社会剥夺了我的光明。一直到七、八岁以前,我眼前都有模糊的亮点,家里两道门,有客人刚进第一道门,我就能“发现”。当然,不是明眼人很清楚的发现,而是一种歪来歪去的影子。后来,就渐渐没感觉了,连光感也没有了。

父母从来没停止过求医。可都说太晚。人在一天天长大成熟,可眼球没长,不仅没长,还往里面萎缩,所以我的眼眶进化得像外国人,很凹。

莫得办法,父母就合计,要送我学个手艺。将来不愁饭吃。我从小就聪明,无论看相算八字的,还是老君洞的道人,一见之下,都想收我为徒。

老威:在新社会,这叫封建职业。

文华春:50年代开头,党的政策还比较宽松,所以瞎子拉过街胡琴算命啦,道士敲道琴测字啦,很普遍。只是我的天性适合搞音乐,黄角桠那条街又是“艺人街”,上上下下都有拉小提琴、拉二胡、吹笛子、吹口琴的,还有唱歌、跳舞的。我天天耳濡目染,习惯了,就闹着要学。我家背后住了一个袁伯伯,笛子吹得好惨了,我就拜他为师;稍后又跟隔壁的刘瞎子学拉二胡、吹口琴,很快也会了。我所说的会,就是演奏歌曲,而不是一上手就有多高的水平。50年代有许多歌,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防火防盗防特务,中苏友好,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等等,可谓五花八门,我几乎是一首歌滚一遍就能唱。比如:“小淘气来真淘气,一天到晚光打屁,大人的招呼他不听,还跳到马路上做游戏。汽车来了他不怕,专门跟司机唱对台戏。喇叭响了他不管,还伸伸舌头做鬼脸……”

老威:这是啥玩意儿?

文华春:宣传交通规则的快板书。还有防特务的:“天黑了,要闩门,如果有人来敲门,一定要问是何人,谨防遇到是坏人。多盘问,多思考,看他是不是偷情报……”还有“镇压反革命,大家一条心”,还有“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想反反不了”……

老威:还有呢?

文华春:太多了,记不过来了。况且我十几岁就被弄进街道宣传队,为登台演出者拉二胡伴奏,所以调子记得多(说不定有一万首),词反而忘了,我拿过许多演出奖。三年大饥荒,人都饿落气了,政府还组织我们去巡回演出,我那时虽小,也挣了一些“代金卷”,当粮票用。我吃过不少代食品,比如松毛粑粑,包谷芯子粑粑,麦麸子粑粑,树皮,红苕皮,芭蕉头,各种野菜。那胀死人的观音土我也吃过,但是不敢吃太多。

老威:啥子味道?

文华春:糯唧唧的,我爸爸挖了一大砣,将它和灰面、米粉子揉作一堆,然后放盐、五香粉,团成粑粑蒸。我吃了两个,还要,就叫奶奶制止了。果然,我一天一夜屙不出屎。政府又叫去演出,奶奶一着急,就用竹签子为我掏,搞得我大呼小叫。唉,那阵的黄角桠,天天有人倒在街面上,还有人走一步吼一声:“饿死逑了!饿死逑了!”

老威:三年大饥荒时期你们演出啥?

文华春:吹拉弹唱照旧嘛,都是形势一派大好,由于我工作踏实,还得过先进。那三年没啥新歌唱,就继续五七、五八年的歌,比如“苏联卫星高飞,中国红旗飘扬”之类。

老威:那时得先进,有啥子奖励?

文华春:开先进残疾人会嘛,会后一个人奖励一张奖状一碗红苕。一直到1964年,开会才兴吃席,散会还有酒水招待。拢了1966年,文革开始,我们的街道宣传队就解散了,因为造反时兴,各种群众组织的宣传队多了,残疾人自然就面临失业。

老威:文革没受冲击吧?

文华春:起头没有,没事干就回家呆着。到了文革后期,八个样板戏也看烦了,许多在社会上闲逛着的年轻人就找到我,要跟我学乐器。这样几来几往,家里由冷清到热闹,地下床上都坐的是人。大家在一块唱文革前的老歌,甚至三四十年代在上海滩流行的靡靡之音,我用自己做的二胡或扬琴伴奏。不过瘾时,还将藏在阁楼上的老式留声机和唱片翻出来,鼓捣一下,放出的歌声怪怪的,却把一大帮文艺青年兴奋坏了。此外,还有人用收音机搜索港澳台的文娱节目,那时,这叫“收听敌台”,被民兵抓住了,要判刑的。

所以没弄多久,街道的居民委员会就检举我“搞黑俱乐部”,派出所经常半夜三更查夜,最后,我成了派出所的常客,三番五次被抓进去关黑屋子。我是个瞎子,罪名只是热爱音乐,所以也判不了刑。一直到毛主席死,文革结束,我为了生存,尝试上街卖艺,才将进派出所和收容所当作家常便饭,我的嘴硬,城管人员除了没收乐器,拿不出更高的招数。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虽然还在街头混,却称得上民间文艺界的老前辈,一面被媒体追踪报道,一面被城管追踪罚款。自从收容遣返制度取消,警察也不会轻易抓我,或没收我的乐器——拿毛主席的话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老威:你这墙头还贴着披头士乐队的图片,似乎有什么想法?

文华春:虽然风格不同,他们也是我的同行嘛。说不定有一天,我将漂洋过海,去美国街头演出。还顺便打听一下当年给我治眼睛的神父的下落,还有那种神奇眼药水的名称,也算了却一桩早年的心愿。

首发人与人权2006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