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符号化超我的主流影像
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符号秩序的严酷面貌。我们不难发现，主流文本的习语、句法成为社会律法的一部分，规定了社会主体的基本行为与思想法则。这种符号秩序正是拉康意义上的符号界，它迫使散漫的、自恋的自我社会化，换言之，只有符合社会语法的自我才具有所谓的主体性。没有未被符号化的主体：这样一个结论在当代中国尤其适用。
主流文本不仅仅是由文字符号组成的，视像符号始终是这个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地看，这些视觉符号的类型、样式似乎是不胜枚举的，它们组成一个巨大的符号体系。在表现途径上，它们所依赖的媒介也是遍布了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比如宣传画，当然是最典型的建立意识形态视像符号体系的主要手段。但其实上，日常生活的各种对象都是这个符号体系的一部分，不但包括像邮票、年历等本身就是以美术为主要表现方式的物品，而且也包括像杯子、脸盆等日用品。在毛时代的二三十年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以政治领袖、工农兵、革命群众、少年队员（或红卫兵、红小兵）等人物符号和阳光、花朵、禾苗等自然符号所组成的，就是这个世界的主要面貌，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世界的限度——符号界。
（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