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符号化超我的主流影像

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符号秩序的严酷面貌。我们不难发现,主流文本的习语、句法成为社会律法的一部分,规定了社会主体的基本行为与思想法则。这种符号秩序正是拉康意义上的符号界,它迫使散漫的、自恋的自我社会化,换言之,只有符合社会语法的自我才具有所谓的主体性。没有未被符号化的主体:这样一个结论在当代中国尤其适用。

主流文本不仅仅是由文字符号组成的,视像符号始终是这个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地看,这些视觉符号的类型、样式似乎是不胜枚举的,它们组成一个巨大的符号体系。在表现途径上,它们所依赖的媒介也是遍布了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比如宣传画,当然是最典型的建立意识形态视像符号体系的主要手段。但其实上,日常生活的各种对象都是这个符号体系的一部分,不但包括像邮票、年历等本身就是以美术为主要表现方式的物品,而且也包括像杯子、脸盆等日用品。在毛时代的二三十年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以政治领袖、工农兵、革命群众、少年队员(或红卫兵、红小兵)等人物符号和阳光、花朵、禾苗等自然符号所组成的,就是这个世界的主要面貌,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世界的限度——符号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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