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你总以为“生活在别处”，
于是，你到“别处”来生活。
当“别处”变成了“此处”，
你却发现，你在“此处”又变成了“别人”。
2
“你在美国住了十来年，习惯了吧？”
“还不习惯，不过，也习惯了。”
“什么？不习惯也习惯了？
哦，我懂了，你是说习惯了不习惯。”
“是的，我已经习惯不习惯了
我已经习惯了不习惯。”
3
离家才会想家，
别乡才会思乡，
和他人相处，你才会意识到自我，
到了外国生活，你才会体会到自己是中国人。
没移植过的树，不觉得自己有根。
4
鱼在沙滩上扑腾，
人们都知道是沙滩不对，不是鱼不对。
咸水鱼在淡水湖里扑腾，
人们不觉得是淡水湖不对，
人们祇怪鱼不对。
5
美国是无国者之国，
纽约是无家者之家。
美国是第一第二故乡，最佳次佳居住地。
6
纽约不是美国。
纽约就是美国。
纽约才是美国。
纽约最是美国。
7
关于日本，有两个小笑话，意味颇深长。
1，问：为什么美国经济如此发达？
答：美国得天独厚，资源丰富，焉有不发达之理？
又问：为什么日本经济如此发达？
答：日本地狭人稠，资源贫乏，不发达行吗？
2、问：为什么中国人火气大，动不动就吵架？
答：中国人太多，大家狭路相逢，碰撞冲突在所难免，火气当然大。
又问：为什么日本人那么谦恭有礼？
答：日本人口密度太高，人们若不彬彬礼让，那还得了。
现今一些中国人爱讲国情，以国情为理由拒绝改革，以国情为理由为存在的毛病辩护。在这方面，日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证。相同的条件未必引出相同的结果，面对同样的挑战人们可能作出不同的应对。
8
华侨的中国性每每停格于他们去国的时代。
9
北京郊县的一个农民在本乡的商店买东西受了某位售货员的欺负，他会生这个售货员的气，他会和家人、和邻里骂那个售货员：“张家老二实在不像话！”
可是，这个农民要是进城去王府井的商店买东西受了气，他就会骂一声“王府井的售货员实在不像话”；
如果他是在深圳的一家商店买东西受了气，他就会骂“深圳人”如何如何；
如果他是在美国遇到类似的事呢？他要骂的就会是“美国人”了。
越是熟悉的，越是具体的，复杂的，多方面的；越是陌生的，越是抽象的，笼统的，简单化的，片面的，
什么是偏见？偏见就是以偏概全之见。
10
成功是成功，
失败是差一点成功。
失败者的传记和成功者没有两样，
——祇除了最后一章。
11
人类原来也有发情期，
自从发明了衣服之后就开始退化了，
后来就消失了。
12
说服一万个人容易，说服一个人难。
13
标榜永远的反体制，其逻辑结果祇能是造成一个绝对体制，一个禁止一切反体制言行的体制。共产主义从最彻底的反叛开始，到最完整的压制告终。
14
据我所知，不少人至今仍强调文革的所谓反官僚体制的积极意义，对毛泽东身为最高统治者却又主张不断革命、造反有理总有些敬佩。这些人不知道，大独裁者都是不喜欢官僚体制的，虽然他事实上又离不开官僚体制，正像大资本家不喜欢中间商、但又离不开中间商一样。一个人不断地造反、反叛权威，其逻辑后果是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是让天下祇留下自己一个人的权威，是走向最高程度的独裁。还能有别的结果吗?
15
不少人谈到毛泽东思想的一大特点是对所谓底层民众的崇拜。这看上去像是民粹主义，其实还够不上。六十年代的中国，谁最是底层民众呢?黑五类。毛思想的最荒谬之处在于，先是以被压迫者的名义打倒原先的所谓压迫者，从而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最大的压迫者，但同时还要垄断着“被压迫者”的美称，另一方面，则是使别人成为最悲惨无助的被压迫者，但同时还背着“压迫者”的罪名，以便进一步加强对别人的压迫，并把它叫做“反压迫”。
16
一切归于自由主义。用美国学者波科维兹(Peter Berkowitz)的话来说就是，“自由主义的批评家们无非是自由主义的不肖子孙，他们放肆地揭发批判他们的父母，但实际上他们正是在继续享用和挥霍父母留下的家产。”连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在自由主义的故乡英国写成的，而不是在任何其他什么主义的国度里。既然你们承认你们并没有跳出自由主义的手板心，那干嘛还冲着自由主义吐唾沫呢?
17
新闻自由并不能使新闻公正成为必然，但确使它成为可能。
否定新闻自由则必然使新闻公正成为不可能。
18
信主的人是幸运的，
幸运的人无须信主。
19
对犹太人，宗教是他们的历史。
对中国人，历史是我们的宗教。
对于缺少宗教的中国人，如果历史不再神圣，那么还有什么神圣？如果中国人的人生失去神圣，那将是怎样的人生？
作为中国人，我们必须对历史心怀虔敬。
20
如果说对于我们中国人，历史是我们的宗教，那么，写作则是一种拯救。
21
与其说毛泽东爱穷人，
不如说毛泽东爱人穷。
22
统一未必就是善，分裂未必就是恶。事实上，没有人会主张统一至上。统一不可能至高无上。在统一之上，必定还有更高的原则：统一，用什么原则统一？谁统一谁？如果你说统一至高无上，用什么原则无关紧要，谁统一谁无关紧要，那么，你无非是主张成王败寇，主张谁强大就站在谁一边；你无非是理直气壮地趋炎附势罢了。
23
如果人人都是在追求利益最大化，那怎么还有好人和坏人的区分呢？有的祇是会算计和不会算计的区分。就像边沁说的：“坏人就是数不清数的人。”
24
今日中国陷入严峻的多重危机。其中，最深刻的危机是精神的危机。
在很多方面，目前国人的精神状态甚至比毛泽东时代更令人忧虑。我并不是说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国人精神受到的戕害比毛泽东时代还严重。问题在于，目前中国的精神状态乃是多次沉沦累积的结果，犹如雪上加霜，更感寒气逼人。这好比一个地区接连遭到好几次地震，后面的几次地震不一定比前面的更强烈，但无疑会使得该地区被破坏的程度更见恶化。本来，在八十年代，中国曾经出现过令人鼓舞的精神复苏，但不幸被“六四”的血泊所淹没。五十多年来，中国不但政治地震频繁不断，而且震动的方向还变化多端：有的地震是垂直方向的，有的地震是水平方向的。有的建筑经得起上下折腾，却经不起左右晃动；有的建筑经得起左右摇晃，却经不起上下震动；于是到头来没有几栋建筑还能完好无损，茫茫大地祇留下一片废墟。
25
专制这种毒品是很容易上瘾的。专制有自我实现和自我证明的能力。专制的特点是敌视自由，不相信自发，不相信自然，不相信诱导性政策也能解决问题。专制总是迷信暴力，迷信强制。殊不知专制本身就会制造出大量问题，但是，除非这些问题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否则专制政府就会置之不理；然而等到问题堆积如山，积重难返，专制又再度诉诸专制的手段实行相反的政策，因为专制不把人当人看，做事不择手段，什么手段都敢用，所以专制看上去大刀阔斧，立竿见影。至于这种专制手段又会引出哪些严重的隐患或副作用，专制政府就顾不上了。于是整个社会就陷入专制的恶性循环：越专制就越专制，以至于到后来，很多人都以为不专制就天下大乱，不专制就不行了（？！）。
26
所谓“稳定压倒一切”是一个陷阱。一旦你接受了这个口号，一切善恶是非就彻底颠倒了。如果稳定就是至高无上的原则，那么，那些既得利益者，尤其是那些不受制约的权势者，由于他们最维护既定秩序，因此就成了最坚定的稳定力量，最可靠的稳定因素，而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群体和个人，由于现行制度剥夺了他们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以及投票权利，因此他们为了维护自身权益的言行都构成了对既定秩序的挑战，因此就成了危害稳定的力量或曰不稳定因素。按照这套逻辑，权势者代表秩序代表稳定，没理也是有理，再错也是对的；反之，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群体和个人，有理也是没理，再对也是错的。我们必须懂得，没有自由、没有正义的稳定就是暴政。一切有良知的人，绝不能堕落到维护暴政的地步，而应为自由与正义不懈地抗争。
27
什么叫“解决问题”？如果仅仅是着眼于“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你把人类社会中的种种麻烦都仅仅当作是有待解决的“问题”，而“忘记”了你面对的是一个个的活生生的人，那么你甚至可以说，专制肯定比民主更能“解决问题”。因为专制不把人当人看，专制可以不择手段，专制没有道德底线，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所以专制看上去大刀阔斧，雷厉风行，随心所欲，立竿见影。例如人口问题。当今世界，人满为患，人口爆炸是一个严重问题，人们绞尽脑汁，想出种种办法，但是其效果仍然未尽人意。为什么不干脆杀人呢？大规模的杀人无疑能够减少人口数目（如果有计划、按比例地杀人，效果一定更好），对解决人口压力问题无疑有立竿见影之效。如果针对残疾者和智障者开刀，还可以为社会卸下沉重的包袱，可以保证人均产值立刻飚升。你一定会说：不，不，不能用杀人的办法解决人口压力问题。那么，为什么不能呢？难道杀人不能解决人口压力问题吗？显然，不是杀人不能解决问题，而是不能用杀人来解决问题。
28
世界各国的经验都表明，自由民主更有利于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自由，不祇是为了实现更好的公共管理，更是为了保证个人尊严与生活最高目标的追求；它本身就是最高的政治目的。民主不祇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民主是为了解决“如何解决问题”这个问题。民主是用讨论代替监禁，用“数人头”代替“砍人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无论其性别、肤色、教育程度以及诸如此类——甘愿由于他的思想、观点、信仰而被监禁、被虐待、被屠杀，没有人甘愿在自己的利益遭到损害时却被禁止公开呐喊，没有人甘愿接受那种无法无天的绝对权力。这就是自由民主的伟大价值之所在，这就是自由民主的普遍意义之所在。
29
共产专制是一套庞大而复杂的机器，可是要使这台机器能够正常运转，就必须要不断地实行政治迫害，不断地实行暴力镇压。一旦停止了暴力镇压，这台庞大的机器就瘫痪了，停顿了，就死掉了。共产专制从不吃素，它必须天天喝人血吃人肉才能活下去，一旦它不喝人血不吃人肉了，它随即就渴死了饿死了。
30
对自由的渴望深深地植根于人心之中，它永远不会熄灭。自由民主好比不死的凤凰，它可以失败一百次一千次，但每一次它都会浴火重生。相反，共产专制祇能输一次，它一旦倒下，就再也爬不起来。
北京之春20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