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为了争取自由、民主与人权,经过了三个阶段较大规模的抗争。第一阶段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主要以1957 年为代表的,以“提意见”为形式的“进谏”时期;第二阶段是1976—1989 年的学院启蒙时期:第三阶段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至今的社会维权时期。有关这方面的认识我在《历史的抉择——中国大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已有过阐述,本文在此想就中国社会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至今的维权运动进行一个更明细的分析,以供关心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国际国内人士参考。

一、维权运动三阶段

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以维权为主轴的民主运动,根据其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诉求重点及维权主体大际可分为书斋呐喊期、法庭诉讼期与街头抗争期等三个不同时期,或不同阶段。

书斋呐喊期:时间主要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至2003 年前。这时主要凭借的工具是互联网;参与的主体是广大知识分子,尤其以一批社会异议人士为主;表现形式是通过网络在国内一些论坛及国外一些网络、媒体发出不同于官方的独立的声音;主要内容是披露中国这遍土地所发生的各种灾难事实,谴责中共当局侵犯人权的行径,呼唤社会民众勇敢起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

法庭诉讼期:本世纪以来,尤其是2003 年之后的几年,中国出现了以一批维权律师为主体,以现行法律为依托,以司法诉讼为途径的维权运动。

街头抗争期:从2005 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以一批践行人权、实践民主的社会活动人士为主体,以广泛动员被侵权民众积极参与,以直接的集会、静坐、游行、甚至绝食等为途径的维权抗争运动。

近十年来中国维权运动所走过的三个不同时期(或说三阶段)是中国民主运动向深层次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变革由量变积累不断迈向质变飞跃的应有过程。这个过程的主要表现特点是:

其一、参与主体的不断扩展。中国维权三个不同发展时期表现出日益广泛的融合社会各方进步力量,联结社会各种被侵权群体的日益广泛而大众化发展的趋势,尤其对广大普通民众的权利维护日益成为维权运动的主要诉求。如此一来,维权主体经历了由知识界到法律界,再到广大社会农民、工人、市民及工商界的扩展历程,使社会各界层都参与到维权大潮中来。

其二、理论与实践的日益结合。中国社会民主诉求由来以久,但民主与社会普通民众的关系在哪里?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没有找到很好的实证性说明。近年来维权运动在中国的升起与深化,把中国社会的理想目标与现实需要紧密连结成一体,将理念与事实结合,使启蒙与行动接轨。社会自由、民主、人权这些高远的目标与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联系到了一块,使广大民众认识到维权运动就是维护自己切身权利的运动,它紧紧与每个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相关。因此维权运动是个理论到实践的过程,是深化社会变革,积聚社会变革力量,动员社会整体参与变革的过程。

其三、维权形式的不断深入。从书斋呐喊到法庭诉讼,再到街头抗争,反映出中国维权运动不断深入社会,日益由精英维权推进到社会维权,为广泛的社会变革准备着社会基础。书斋呐喊表现在言论上,这种形式与统治者还不那么直接发生关系,法庭诉讼那就相对更直接表现出一种较量,而街头抗争则完全是一种力的碰撞。这种维权与现存统治关系的日益紧密交锋,表现出了一种促进社会质变努力的尝试在不断推进。

其四、维权阶段性特点表现出促成中国社会极权统治变革的实质性力量在结成。在中国这样的极权政体下,书斋的说理是有限的,法庭的论法也是有限的,这一切理与法都无足于促成中国社会的根本性变革。这个社会相信的是力与利,只有力的显示,利的权衡,才会推进社会进一步的变革。从中国社会维权运动的发展阶段显示出中国社会变革的最终决定力量不是在理与法上,而是在力与利上。

二、书斋到街头的必然

诚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储安平先生所言:国民党统治时期是个民主多少的问题,而共产党统治是个民主有无的问题。近半个多世纪来的中国事实上是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最怪异而黑暗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人类一切美好的言辞都被说尽,人类一切美好的蓝图都被编完,而现实却是人类一切的罪恶都在上演,人类一切的丑恶都得彰扬。这是个极度虚幻,极度背离人类发展正轨的社会,恐惧与谎言成了它唯一依托的杠杆。面对这样一个中外历史上所仅见的怪胎,如何纠正它对文明社会的背离,如何使它归服到人类历史的常态上,这是个极其风险而艰难的课题。单靠社会某方面的力量根本是不行的,而单靠某条途径的努力也注定是要夭折的。所以广泛动员社会一切力量,广泛尝试社会一切变革途径,最后促成极权政体的根本性变革,才是我们时代的无路之路与无望之望。

应该说在上世纪后期红色恐怖统治下,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一批倍受肉体迫害与精神摧残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通过这种科技的进步,借用文明世界所提供的宣讲窗口与探讨平台,在国内的bbs 与国外的各种网络、报刊、电台,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这在当时是极其可贵的,这捍卫着知识分子言说的权利与尊严,同时续接起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被割断的启蒙之喉,意义是重大的。然而由于网络言说的有限性与国际媒介传播的受制性,国内知识界的的启蒙在一定时期是很有限的。随着维权的推进,律师秉持法律的武器,通过司法的途径,以公开的诉讼来讨要社会被剥夺的权利时代应声到来。法院诉讼打破了书斋呐喊的壁垒,使维权从书斋言说推进到社会实例。在经过几年法律维权的热潮后,极权政体日益感到法制的可怕,它们收紧了法律的空间,紧箍了律师的执业,法律维权被一步步逼入死胡同。面对这种状况,日益觉醒的民众与一批勇于献身的民主志士,他们毅然站到了时代维权的前列,擎旗勇进,开启了中国维权街头抗争的新篇章。街头抗争是践行人权,凝聚力量,实践民主的新阶段,也是挣脱极权设置的书斋呐喊与法庭诉讼禁锢的新措。若没有街头抗争的兴起,中国书斋呐喊与法庭诉讼必将被扼杀。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若说文明的轨迹还不清楚的国家是没有的。社会普世价值对任何一个边远落后的地区都不是一个难以理解与认同的理念。在文明的价值为人类所普遍认同的情况下,阻挡社会进步的不是理论的不足,也不是目标的缺失,而是极权的既得利益与人性的罪恶在阻碍着一个民族与地区迈入文明的殿堂。针对这种赤裸裸的反人类、反历史、反法制、反文明的行径,一切指望说理来规劝,用法来约制的努力终将在极权的残酷回剿与利益赎买下瓦解。针对这种状况,要想彻底改变极权现实,结束罪恶延续,必须聚结社会一切不屈的力量,顽强地抗争,用力的对抗来显示不合作、不认同的精神。只有真正力量抗争的存在才能真正阻止罪恶的深化,才能不断唤起民众的觉醒。在这点上那些勇敢前行者的脚步是国人应追跟的标志!

三、合力时代需要更高的合作精神

中国近十年来的维权历程,走过了从书斋到法庭,再到街头的不同时期,这些不同时期并不是孤立的,互相排斥的,恰恰相反,它们是一种延续,一个时期与另一个时期是不可分隔的,而且前一时期总是后一时期的前提与基础,是后一时期的母体,而后一时期也总是前一时期的继承与延伸。各个时期虽然表现的重点不一样,但后一时期还会包含前一时期的人员、理念。一时期向另一个时期的发展,它不是否定前一时期的意义,而是深化、提升着前一时期的诉求,并且以向前迈进的形式来有力地保全着前一时期争取来的成果,巩固着前一时期攻出的权利领地。总之每一个向前推进的时期,就是社会维权运动更高更远的拓展社会权利空间,促使极权政体接近质变的时期。

一个极权政体的彻底转变,从世界已有的经验来看,单靠书斋呐喊、法院诉讼都是难以促成的,最后社会变革来临必将伴随街头抗争。一个极权社会向民主社会的变革必须有相对成熟的社会运动配合。这种街头抗争运动一则是极权罪恶下必将导致的结果,因为极权下没有提供任何理性商讨解决问题的平台,若没有外在力量去抗衡,极权就会高唱再活五百年,总之它不会主动作任何自我更新的,在这种情况下说理与论法会显得非常苍白乏力;二则从极权到民主,国民也需要一个民主行权的训练过程,需要不断在争取民主中熟悉民主。所以从书斋说理期到法院论法期,必将最后要步入街头角力期。事实上街头角力期,不仅在时间上延续前面的维权,而且要想获得根本性的胜利,必须在前面不同时期杰出民主人士的牵引与共推下才能取得理想的成果,达成最终的目的。

回望中国近半个多世纪的民主运动,之所以没有取得人们所期望的收效,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民主的积累欠缺实在是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导致这种欠缺当然与极权残酷的打压有关,但是为推进中国民主进程而努力的这些人士的一些自身素养,尤其对中国民主进程不断推进的过程缺乏理性的认识与足够接纳的心胸,以至常常出现运动往前发展了,新的一批人冲了出来,而原来老的一批却没有再跟上去,甚至造成新老互相对峙与隔离情况,这不能不说也是民主推进中存在的一个主观病端,这是一个极其沉痛的现实。

今天中国维权运动在突破重重极权回追阻截的情况下,顽强地成长到迈上街头,切实践行权利,促进权力质变的阶段,这是极为可贵的。各方有志于推进中国民主改革的力量应该充分肯定这种进步,积极参与,尽力攘助,力促这种抗争在健康、和平、理性的途径上前行。

中国民主进程需要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士的参与,需要每一个有正义的人士的力推!让一切有志于早日实现中国民主的人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吧!

作者文集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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