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红朝“开国大典”之后,躬逢其盛的胡风,满怀对新朝的政治热情写下一组4600行的“长诗”《时间开始了》。我没有完整地读过这部作品,无从评判其艺术价值。单就题目看,无疑可归入革命时代特有的宏大叙事,口气实不乏抹杀一切舍我其谁的豪情与狂妄。但不要忘了这是受特定时代政治气氛影响创作的一首政治抒情诗,一定程度的夸饰与渲染似乎无法避免也是可以谅解的。我也不愿无故地揣测或责难作者的创作动机及其激情的真诚性。胡风的好友绿原曾以“巨大的幸福感”来形容其时夹杂着对旧朝的失望、百多年来的屈辱以及革命胜利的魅惑。

其实,任何革命都是人类的一个节日,它使个人在刹那间摆脱了庸常的琐碎与无力感。1949,切割了一个世纪;10月1日,尤其成为这样一道历史门槛,似乎每一个醒在翌日早晨的人,都跨越了整整一个时代。中国人民被告知在一夜之间已从旧社会迈入了新社会。中国文学也跟着一脚从现代踏进当代。

新社会需要新文学,文学界也迫切期待书写自身的新历史,人人企盼扮演新角色。虽然新的未必就是好的,但新的总是比较容易受新人的欢迎。求新、务新、创新,本是文学创造题中应有之义,而文学亦自有其进程与惯性。尽管《啼笑姻缘》、《封神演义》、《福尔摩斯探案》仍在大量运行,但到1953年左右,“前后写了六十本小说”的大作家沈从文却得到出版方通知,他的全部作品并纸版已尽皆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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