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6-11-02
中国研究院第20次研讨会：“中国病毒”蔓延，可有解药？（3）
“‘中国式病毒’之所以迅速蔓延，说到底，其根本原因就是它低劣，如同野草容易生长、低等生物容易繁殖，它不是正常物种，而是变异物种，它对人类文明冲击和干扰的程度，取决于文明社会何时警醒，取决于文明社会用多大力度、何种方式围剿它、消灭它。”“‘中国式病毒’当然会灭绝，否则就是人类文明的灭绝。我担忧的是，人类为此要付出多大代价？”
明镜新闻出版集团创办人、总裁何频，2015年8月21日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齐之丰的长篇专访中，深入而尖锐地阐发了此前他在美国国会作证时提出的“中国式病毒”，引起广泛关注。9月20日，中国研究院在纽约长岛举行研讨会，来自纽约、新泽西、华盛顿、加州的学者、作家围绕这一命题热烈讨论。《内幕》记者苏文森、沈峻、高伐林根据录音整理发言，并经发言者订正和补充，现全文刊载如下。
“六四”不是插曲而是巨大的断裂
胡平（《北京之春》荣誉主编）：
何频这个“中国病毒”的观点非常精彩，我太太读了也使劲称赞。他确实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包括中国人，包括美国人，对这个问题都重视不够。
重视不够的原因，刚才胜平也谈了，人们总是用观念的眼镜来看世界，没有观念的眼镜就不会看世界了。因为他看世界的时候，总是包含一种理解、一种解释，而且总用一种他习惯了的概念来解释。
一直到现在，美国政界那些主张继续与中国交往的人还一再宣称：一旦中国的中产阶级发展起来了，就会自由民主了，他对这个逻辑想都不想，就这么说。但现在很明显啊，这些都被事实所否定了嘛，情况不是这个样子的嘛，如果你在十几二十年前这么说还情有可原，但到现在你就是睁眼说瞎话了嘛。
我觉得现在最重大的一个问题，是对中国这几十年的变化做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这个解释当然就挑战了我们所有习惯了的社会科学的定律、规律，当然，社会科学本来就没有规律可言，它顶多是些机制，无非是说在某种情况之下，从甲会推出乙，而你需要的那些背景条件太多，链条变化的时候，你的结论就不存在。
就像谈经济学，经济学对人们来说是科学的，但经济学家并不一定能赚钱，经济学里所有的公式里都有一句：“人的主观偏好”，而这永远是个摸不准的量，你把它代进去，它不像物理学的公式，你把一些量找着了，一套进去，就算出结果来了；而这里边有个“x”，谁也不知道这个“x”是什么，所以你永远算不准。
凯恩斯讲过这句话：社会心理决定了人类永久的经济问题。就像现在，章家敦早就说“中国经济要崩溃”，怎么没崩溃呢？他的材料数字并没有错呀，但是中国跟你想的不一样嘛。你以为一出这种事，那边就会上街去抗议，就会怎么怎么做，但他就不上街、不抗议。
胡平。
国人在一种环境条件下，大多数人怎么想，而这样想是互相影响的，是互动。一个变化来了，我觉得对我好或是不好，想做出某种反应，同时我一定会期待、会假设，别人做出什么反应？我会估计别人的反应，再调整我自己的反应——是这么一种非常复杂的互动关系。
像1989年运动的高潮时候，遇到不公正的事，很多人就敢站出来，因为他本能地感觉到，他这么做，别人也会这么做，这样他觉得他不是孤立的，他相信会有很多人这么做，就形成了很大的声势，而且他也估计当局会怎么做，他估计当局不会做出很残暴的反应，他就敢于站出来。
到现在呢，他没有这个信心了，他觉得我这么做，别人不见得这么做，别人不这么做我这么做，而当局必定会镇压，于是我就会倒霉，所以我就不去这么做。很可能，别人也和他想的一样，所以尽管大家可能都有站出来的冲动，都有受刺激本能的冲动，但是大家都会自我遏制这种冲动，结果就什么事情也不发生了，也就是说，你的社会经验给了你的预期，在这个预期之下就影响了你的行动，所以他们都是自我实现这么个过程。
我不认为这和中国文化有特别大的关系，它放到哪儿都差不多。我也在力图解释这几十年是怎么样变化过来的。我一直认为“六四”是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它不但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而这一步向哪里去，还是未定之天。
这个问题我过去谈过，今天没有时间再重复了，接着谈何频的文章，最重要的是，他说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需要我们做一个解释——我们在座的是最有能力做这种解释的人。无非就是把我们的经验从头到尾理清楚，当时人们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为什么能那么想、那么做？“六四”的问题之所以关键，就是“六四”开枪杀人所造成的影响——对人们心理造成的影响，这是很少有人把它谈得很透的。
网上蔡崇国写了一篇短文，提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国内是个禁区，大家不能深谈嘛。你想想看，头一天，全国几千万人上街，海外是所有华人男女老少齐出动，怎么天安门前一阵枪声，全部都没有了？怎么会变那么快？这里面，对每个人心理的震撼，是怎么变成后来那个情况的？
人们免不了讲这一段，讲“前30年”、“后30年”，好像后30年是一个整体，在国内的语境之下，“六四”这么大一件事，成了一个空白。大家把60年轻描淡写就过去了，好像它仅仅是整个60年的一个小小插曲，至少是30年改革的一个插曲：镇压了，然后邓小平1992年不又南巡了吗？这线就又接上了，“六四”好像仅仅是个插曲。
从改革的基本路径，从1978年之后一直到现在，把它看成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不认为这中间有个巨大的断裂，有个巨大的转折。大家都这么解释，这件事慢慢地，因为缺少有关的文字，就把这段历史就空过去了，结果又把它“说通”了。这么大的事情没有了，很多问题就没法理解了，就造成今天的事这么令人费解。
我想强调的就是，我们可以对何频的这篇文章或是这一类的文章，多做一些研究和解读。另外，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从自己专业的角度或自己经验的角度，试图对这一个问题做一个回顾。这个问题对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来说是最熟悉的，是亲身经验过的，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把这个问题想清楚、说明白，不光是对当今的中国，而且对全人类的前途，都是至关重要的。
（未完待续。选自明镜出版社《中国再入险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