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西方国家拒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实在令人愤慨。你看我们这里还有什么不能买卖呢?文凭可以卖,人命可以买,就连兜售官帽子的生意也正做得热火朝天。

当然,不能仅凭猜测来估算官帽子市场的规模,还是让我们引用国内媒体的数据说话:在马德卖官案中,有50名县处一把手买官;李铁成卖官案中,全县140名科以上官员无一人缺位;张改萍卖官案中,乡镇、局级机关的负责人买官者多达28人;而县委书记王虎林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共调整干部432人,提拔正、副科级干部278人……

在以上腐败案件的发生地,在马德们在位的时候,如果你正好是他们手下的官吏,而又筹措不出孝敬他们的钱,恐怕你的仕途也接没什么指望了。想升官,你还是先摸摸自己的口袋吧,在贪官陈同庆任市委书记的湛江市,有这么一句顺口溜:“五万元喝杯水,十万元喝杯茶,20万元调一调,30万元提一提。”价码可真是定得不低。

当然,官帽子市场的特点是不公开交易,谁也不知道这样的市场已经泛滥到何种程度,有位熟悉官场现状的朋友对我说:“其它事,靠着脸面熟,总还有商量的余地,但你要升官的话,不送行吗?”对他的话,我持谨慎保留态度,也许应该善意地假设:总还有一些官,并不是买出来的。但是,在我的经验所及范围内,也就是说,除了官职高到咱们根本接触不到的那个层次,我还真没听说逢年过节不给领导送礼送钱的下级官员,每个节日都有一定的行情标准,尤其在基层,这些事几乎就是明着来的。在中国大陆,实际已经形成了一个买官卖官吃官的官场食物链,这条食物链往上延伸到什么级别很不好说,但至少可以肯定,田风山、韩桂芝和程维高这个层次,已经被纳入其中。

至于这条食物链在官场中的涵盖范围有多广,生活在现实中的每一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见闻做出判断。我的判断是:要想升官,不使钱送礼,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那些有油水的紧缺官位,更是如此。

在现行体制之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条食物链的每一环节都有无可奈何的苦衷,一个县委书记,在下面的书记乡长看来,那就是天了,他要收书记乡长的钱书记乡长不敢不给,可县委书记不向他们要钱的话,又拿什么送给位置更高的市委书记呢?所以,要做官就无法置身这条食物链之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上下级官员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代理商与分销商,批发商与零售商式的垂直营销关系,作为有志于进步的官员,你要在这个市场里混,就必须成为这个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而且要严格遵守其间的“商业道德”,不可怀有愤懑和欺诈的心思。

私下里听到一则趣闻:某人花20万从县委书记手里买了一个局长的位子,刚买到手,书记就要调走了,局长便想赖帐,书记的儿子一看苗头不对,马上找到局长,对局长说,别看我父亲要走了,但你不付钱的话,你的局长怎么上去的,还怎么下来。局长听了这话,脸色大变,当天就与书记结清了“货款”。

看来,这个无形市场中是有维持秩序的一种神秘制度存在的。由于这种制度的存在,对那些进入政府机关,怀着个人梦想,打算在仕途上有所发展的干部来说,他必须认真权衡利弊得失。最初,他可能对这样的食物链也感到反感,可是,现实的力量强大到他必须承认必须接受的程度,于是他也开始面对“送还是不送”这个难题,而送出去的钱不仅是一项针对上级官员的投资,还代表了他对这个复杂食物链的认可与忠诚。我想,从官场心理学的角度,食物链之所以广泛存在,也正是有高层人士认识到:通过这个食物链,政权可以借以建立上下垂直的人身依附与效忠关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种食物链的形成,未必是中央政府有意识的制度设计,但在稳定压倒一切(意即权力压倒一切)的政治现状下,最高层似乎愿意部分承认其对于政治稳定的作用:你可以与一个和你意见相左的领导发生争执,但是面对你一直送钱给他的领导,无论从人格还是现实考量上,你都不太可能违拗他的意志。在权力来源颠倒而不同阶层价值观激烈冲突的时代,不能不说这种层层批发所形成的权力体系有其维护稳定的“积极意义”。

在这种食物链中,官员几乎成了通过买卖官位获取回报的商人,没人愿意做亏本生意,县委书记从市委书记那里买回官帽,他才有了“资质”向下推销乡镇书记和乡镇长等职务的官帽,而到了这条食物链的最低层次,比如一个村长和税务所的所长,他可能没有官帽再向下批发,这就意味着,市场中的批发生意转为较为烦琐的零售业务,这些最低层次的官员会在日常工作中一点一滴地积累,他们借助权力的威严和领导的保护,索贿受贿,仍然有足够的把握收回投资。当然,从事官帽子批发的领导,他的业务也不仅限此一项,很多时候,他也象最基层官员一样,通过各种方式,聚腋成裘地收受贿赂。

据说,总体框算起来,为官三年,买卖官帽的投资回报率可达600%以上,此数据是以国内媒体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形成的,并非个人杜撰。

根据本人所了解到的行情:一个沿海省份的的税务所所长,每年仅靠中秋节和春节从管辖企业中得到的礼金,可达20万元以上(当然,他必须拿出一部分孝敬他的上司,这也就是“吃官”、“吃孝敬”,与买官卖官无关,是一种更普遍的官场规矩),这还不算那些特殊情况下得到的好处,而购买这样一顶官帽的投资应该不会超过十万元,可见,买官的确是一笔很划得来的买卖。

于是,在这种买官卖官吃官的食物链中,逐渐形成了大官吃小官,老官吃新官的惯例:一个乡长可以通过花钱买官,逐渐升到县长,几年过后,他就可以再去吃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乡长了。

但我们相信,这样的吏治制度早晚有一天是要结束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民社会的发育,不会允许这样的吏治腐败长期存在下去,于是,问题就来了:既然每一代官员的官帽都是向上一代官员花钱买来的,在时间的变量作用下,计入利息和通货膨胀等因素,买卖官位的价码在迅速提高,而新一代官员花了高价从老一代手里买了官位来,是指望进行搜刮官财民财“再生产”的,如果现代政治在他这一代开启实质性反腐进程,那么,血本无归的结局在他看来,就是彻头彻尾的不公平!毕竟,在官场中人的意识中,买卖官帽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市场”行为,传统一代一代传下来,从来都是稳赚不赔的生意,凭什么惟独他们这一代的投入却不能获得回报?如果这种食物链突然发生断裂,那岂不象击鼓传花的游戏不幸终止在他们身前吗?

于是,随着官位价码的不断提高,在最基层的官员那里,就会形成反腐败的强大反对力量,可以说,绝大多数花钱买了官帽的官员,将成为现代民主政治和反腐败的阻力。作为普通官员,如果你无力与整个官僚体系抗争,如果你还有“事业发展”上的雄心壮志,你恐怕就只能削尖了脑袋,拼命挤进这个食物链中去,在一买一卖的官帽市场操作中,个人的品行和良心,就呈现出劣胜优汰的格局。你能指望一个花钱买了官帽后,挖空心思收回投资的官员秉持为官之道的基本道德吗?

但击鼓传花的游戏却在两个层面上有戛然终槌的风险,一,当某官员因为权力斗争失势或偶然缘故翻船的时候,他的上家和下家都可能被这个食物链淘汰出局,而且有些人是以非常悲惨的方式,比如说从马德手里买了官位的一些人,如果他们二级批发的渠道还没有建立起来,或者说批发进度还没有全面推开,那么,可能就会落一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局;二,官场中的大规模腐败已经使社会产生了严重的官民对立情绪,个人而言,我不太相信这种局面能够长期维持下去,恶性循环的体系已经有难以为继的迹象,那么,接了最后一棒的官员,在他们付出投资之后,一旦民主政治的反腐进程启动,难道还要这个社会给他们提供补偿吗?谁有胆量要求社会补偿他们的这种肮脏交易?

于是,随着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随着现代民主政治不可阻挡的临近,这种击鼓传花的危险游戏,有一天将会毁掉那些接了最后一棒的官员。面对沉疴难治的政治腐败,每一个人,包括收买官帽的官员(而不仅仅是身受腐败之苦的平民百姓),都可能成为转型时代的牺牲品。即使这最后一批的买官者会强烈反对政治改革,可一旦民众的力量显现,他们这点小小的阻力又算得了什么?

想来真有点替他们担心呢,各位不惜血本买官来做的官员们可要悠着点啊,老百姓正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等待击鼓传花的游戏的最后一槌定音呢。

民主论坛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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