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推行计划生育的理论依据
八十年代初，宋健等人研究并“发明”了“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1980年，宋健在《光明日报》撰文说：“中国人口2050年将达到40亿。”“为使我国人口将来不再有大幅度增长，应该在今后30到40年的时期内大力提倡每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这是为了克服从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激增所造成的后果不得不采取的紧急措施，是为了纠正我们过去在人口政策上所出现的错误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权衡利弊而作出的最优选择。如果我们不从现在开始就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刹住人口激增的势头，几十年后我们将面临更多更严重的社会问题，给四个现代化带来更多更大的困难。”宋健控制论的结果就是：“短期预测的精度与人口普查精度一致，长期预测精度也能保持在百分之几的水平。”
1981年，宋健从食品和淡水角度估算了百年后中国适度人口数量，结果表明，如果生育2个孩子，我们整个民族将一直处于不良式供应状态。如果在100年左右时间内，我们饮食水平要达到美国和法国目前水平，中国理想人口数量应在6.8亿以下。从淡水资源看，中国的水资源最多只能养育6.5亿人。“中共在宋健理论的引导下，从八十年代开始全面实行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
二、步入“老年化”的中国
宋健的“控制论”，不仅是历史的笑炳，而且是中华民族又一场史无前例的悲剧，因为现实是，即使中国1980年开始不实行计划生育，2050年中国人口都难以达到17亿。
就在宋健等人预测后仅仅过了几年，中国的首次“百年人口预测结果”就已远脱离实际，人口生育结构并没有象宋健等御用专家们预测的那样，但是，尽管这样，这种误国误民的计生政策仍然推行到现在。即使是相当有把握的短期人口预测，也只能作为人口规划的参考，而不能作为指令性的人口计划目标来执行。
二十六年过去了，宋健已经作古了，中国目前人口老年化结构已一步一步彰显出来：9个劳动人口对应一个65岁以上老年人口。然而40年后，是2个劳动人口对应一个老年人口，4亿老年人（现在的年轻人）将老无所养。
目前，城市4000万老人享受社会养老金，占相当多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五十多岁就可以退休（工作二十几年，靠别人养二十几年），养老金缺口仍然相当于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他们的养老金是全国13亿人口通过不同的途径“贡献”的，到时候，人均寿命延长已经很缓慢，寿命只有75-77岁的之间，也就意味一大半的人到死都拿不到养老金。六七十岁的老人失业后谁来养活？今后独生子女需要赡养两对父母，他们承受得起养老的重担吗？在承重的养老负担下，他们还有放开生育后养育三个孩子的能力吗？答案是否定的！
三、强制性计划生育与野蛮坠胎
三十年来，中国媒体一直在向人们灌输“7%的土地养活世界22%的人口，”“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就会发生人口爆炸”的理论，这种观念，从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到居委会的宣传栏，都充斥了计划生育的宣传。
1980年，面对9亿人口的庞大压力，中共当权者在宋健理论的指导下转而强制实施“一胎化政策”。这是毛泽东时代鼓励多生政策的翻版，性质雷同，其实质都是剥夺女性生育自由的天然权利。所不同的是，为了执行“一胎化政策”，各级政府动员了各种力量，骇人听闻地全方位剥夺与侵犯妇女的生育权利，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其中最野蛮的办法之一是强制坠胎，计划生育指标成为操控妇女是否准生的唯一标准，凡是没有走后门拿到灼热可得的准生指标而怀孕的妇女，就会被当地计生委在公安人员配合下，牵猪赶羊似的强拖到指定的医院实施人工坠胎；不仅如此，强制坠胎后再实施绝育结扎手续。
据统计，1971年中国的坠胎391万例，1981年为869万例，1991年达到1，400万例，20年内增加了近3．6倍，占85%为强制性坠胎；人口统计学家认为，中国的堕胎率高居全球第一，堕胎与活产的比率是1比12．5；在“一胎化政策”的驱使下，这一做法既罔顾基本人权，更无视起码的女权。而在西欧及美国，这一比率仅为1比100.并且，坠胎都不存在强制性。
一位叫“石猴”的网友受人所托，在网上公布了他一位已故朋友写的打游诗《计生队员之歌》，这首《计生队员之歌》记录了1994年9月14日他妻子遭遇计生干部强制坠胎的经过，很形象地记录了计生委的非人道行径：
计生队，尽有罪／堂堂皇皇政府来／一支“合法”打抢队！／砸门入室内／翻箱又倒柜／家具门窗全报废／撬楼板，捅瓦栋／罎罎罐罐成瓦碴。／转移“战场”到厅堂／茶杯茶瓶一扫光／蜂拥至厨房／瓢钵碗碟全遭殃／碎片飞，响声乱／公鸡咯咯叫／母鸡到处飞／孩子叫妈妈／大肚女人流眼泪／虎形大汉抓四肢／抬进面包车内／按倒产床上／一针钆进腹腔里……
四、瞒天过海的“1.8”生育率结论
国家计生委官员张维庆多次指出（包括2004年4月在《求是》的文章）：“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8.2034年人口将达到14.86亿；如果将一些复杂多变因素考虑进来，总和生育率为2.0，2043年人口将达到15.57亿。”他们的数据是从哪里来的呢？实际上，人口普查、国家统计局以及计生委自己的客观资料均显示，九十年代中期后，中国妇女只有1.3左右的生育率，但计生委每次都将之“调升”到1.8，国家计生委主任甚至说实际上有2.0的生育率。计生委调整的主要依据是“出生漏报”，也就是说，官员们并不相信人口统计的数据，而相信他们臆测的数据。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的结论是：“由于人口漏报的比例是1.81%，于是重新把这部分填回去进行误差校正，总和生育率就成了1.8左右”。
这是一个可怕的党文化现象：官员们明知统计数据有假，但还要花费巨资去做人口普查，有了普查结果又不相信统计数据，只相信自己的臆测，结果得出了更多错误的结论。以目前育龄妇女人口结构，每年需要出生1700多万；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1997、1998、1999、2000年的四年时间里，出生人口分别为1379、1150、1401、1445万；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03年0-4岁总人口才6413万，每年才出生1283万人，说明只有1.3左右的生育率。即使有1.81%的漏报率，每年出生人口也不过1400万，生育率也仍然只有1.3左右。比较几次人口普查，对不同年度的出生人数有重报，有漏报，总体相差无几，误差在允许范围。但计生委官员们不考虑重报，“补在”最近几年新生人口上，这样，就永远都可得出“1.8”的生育率。中国所进行的“四普”与“五普”，每年出生人口的误差最多10%，即使将最近几年出生人口都加10%，仍然只有1.3-1.4的生育率。所以说，生育率“1.8”之说，是官权们瞒天过海的推测而来的数据。
五、男、女比例失调的现实
中国出生性别比不断攀升，对此，中共的御用学者提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值上限是108或108左右，从而否认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了异常，1980年代中期超过108后，人口学家们认为是女婴“漏报现象”。然而现实是残酷的，统计部门显示的数据是“出生性别比增大”，国家计生委不得不承认中国出生性别比是119-121，保守的估算是：1980年以来出生的男孩比女孩多出2700多万，这也就意味着今后2700多万“光棍”。人口学专家马瀛通在《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与从严控制人口中的误导与失误》承认：“对当时已持续了9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未能正确认识，既未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引起足够重视，也未采取措施加以监管和及时纠正，最终酿成了此后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逐年持续加剧的历史性失误。”
在这里，有一个关键的政策标准是造成2700万光棍的直接原因。八十年代以来，中共对农村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头胎是女孩，五年之后持证怀。”“头胎是男孩，终生不再怀。”由于政策的误导，再加上农民重男轻女的思想，中国生育结构——特别是农村，就出现了出生性别比119-121——男孩多于女孩2700万的现实。
六、一胎化政策增加政府腐败空间
计划生育使得中国至少少生育2亿多孩子，但计划生育并没有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中国从1980年到2005年平均生育率在1.4-1.6左右（城市只有大约1.0左右），而印度为3.71，就是说印度每个妇女生育的孩子数是中国平均的3倍，是中国城市人口的3倍多。换句话说，相对于经济发展并不算很成功的印度来说，中国是以2-3倍的综合成本（不光是金钱）培养一个劳动力。那么中国少生数亿孩子所创造的“人口红利”到哪里去了？
对此，经济学者认为，在美国这样的主流家庭养育三个孩子的社会，养3个孩子的花销只相当于养一个孩子花费的1.6倍，可3个孩子长大后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却是1个孩子的3倍。可见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少生孩子的“人口红利”被这种经济学规律而浪费掉了。
对孩子的投入（包括精力、感情和金钱的投入）就像给庄稼施肥一样，需要适可而止。施肥过量是有害的。一是危害庄稼本身：容易倒伏，倒伏一旦出现，就必然导致粮食减产；另一个是容易发生病虫害，氮肥施用过多，会使庄稼抗病虫能力减弱，易遭病虫侵染，继而增加消灭病虫害的农药用量，直接威胁了食品的安全性。此外过多施用的肥料量超过土壤的保持能力时，就会流入周围的水中，造成水体富营养化和地下水硝酸盐含量增加。就是说不合理的过多施肥不但降低庄稼产量，而且引起土壤退化，对环境也有损害。可见高投入不一定高产出。
独生子女家庭却由于多度溺爱，在家里是小皇帝，在外面却要面对激烈的竞争，反差太大，“众星捧月”效应往往培养出孤傲、狂妄、自私性格，缺乏社会和家庭责任心，不但不利于孩子个人的发展，而且给社会带来的损失。要是主流家庭有三个孩子的话，更加模拟社会的模式，孩子的性格比较健康，独立生活能力强。
中国行政成本为世界之最，从2000年到2004年，政府财政收入4年翻一番，由13万亿元上升到26万亿元，大大高于同期国民收入增幅，可政府还是连年闹赤字，钱不够“花”。其原因在那里？如果说是一党专制制度因素的话，古巴、越南等国行政成本不高；如果说是文化因素的话，日本、韩国、台湾等行政成本不高；如果说是中国特殊的发展阶段的话，当年发达国家在中国目前水平的时候行政成本也不高，比中国发展稍前、稍后的泰国、印尼、印度等国的行政成本也不高。
那么导致中国行政成本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由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家庭消费结构畸形，给中国行政、房地产、教育、医疗产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增加腐败的空间。就是说我们少生孩子所“节省”的钱被行政、腐败、房地产、教育、医疗“盯上”了。以官权相结合的利益团体就象一双“看不见的黑手”，想方设法地在独生子女身上“做文章”，可以投入到二个或者三个孩子身上的钱财，被官权从独生子女身上神不知鬼不觉地吸纳走了。
七、停止计划生育也不能阻止今后中国人口减少
明知道计划生育政策是错的，明知道生育率1.8不是事实，但是，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2001年在《指导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理论基础与基本思路》一文仍然提出耸人听闻的观点：“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任务还很艰巨。尽管多年来广大群众已经基本接受了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但群众的生育意愿与生育政策的差距依然存在，据调查，希望有两个孩子的约占60％，希望生育3个及3个以上孩子的还有近10％。如果工作稍有放松，人口出生率就会反弹。”我不知道张维庆凭什么说“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任务还很艰巨”，停止计划生育，就算不计算不育人口的话，生育率也只能达到1.8；既使不育人口只有15%的话（其实光不孕人口就占10-15%），生育率也只能达到1.53.
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曾毅的统计：“目前全国执行”一孩政策“的人口占35.4％，执行”一孩半“政策的人口占53.6％，”二孩政策“的人口占9.7％，”三孩政策“的人口占1.3％，除35.4％一孩政策人口外，53．6％一孩半政策人口中的一半多一点（第一胎是男孩者）亦只被允许生一孩，也就是说，全国有63．1％的夫妇只被允许生一孩，35.6％的夫妇被允许生二孩，1.3％的夫妇被允许生三孩”。曾毅的统计说明中国政策生育率只有1.38（根本没有计生委宣称的1.5）；考虑至少15% 的不育人口（不孕症、丁克、单身等），意味着要是都响应政策的话，中国生育率只能达到1.175；加上计生委统计的6%的超生家庭，生育率只能达到1.23.说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生育率1.22是准确的！据2002年国家计生委开展的“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表明：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选择生育两个孩子的要比希望生育一个孩子的多出34.6％。
就算没有不育人口的话，生育率也只能达到1.67；要是考虑不育人口的话，生育率只能达到1.4左右。难道真的要将生育率稳定在1.3？即使1980年代初沿用1970年代的允许生育两三个的宽松政策，并且在1980年代中期彻底停止计划生育，中国人口也不过多增加1.4亿左右。
因此应该说，要将生育率从目前1.3的“超低生育率”提高到1.8才是“任务还很艰巨”，而要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2.1的任务尤其艰巨。张维庆之流明知二十六年来的计划生育错了，还要沿着错误的路线走下去，并且还经强制维持“低生育水平”，都是误国误民的官僚主义。
八、撤销计生委是当然之急
前面我已经说过，由于八十年代的操作程序——宋健“人口控制论”和“百年人口预测”的荒诞无稽，导致执行程序——全国一级一级计生委实施全世界最为野蛮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个政策所造成的“后遗症”就是中国人的悲剧。
明知道错了，仍然不改正，并且坚持错误的思想与观点，这是党妈妈的一贯作风，中共十六大之后，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又提出了另一个论点——“十一五”时期第四次生育高峰。他说：“第四次生育高峰是由哪些因素组成的呢？第一，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以来，独生子女将近1亿人，这1亿人70年代到现在，大部分是二十到三十岁了，这部分人进入了生育旺盛期，就该结婚了，结婚就要生孩子。这个数量是为数不少的。第二，80年代中期，中国的生育政策做了调整。1980年时我们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1984年到1987年，在农村允许生了一个女孩子的再生一个孩子，这个生育政策的调整，所增加的相当一批人也已经进入生育年龄，他们也要结婚，也要生孩子，这也会增加一部分。所以低生育水平在小高峰到来的时候要稳得住，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无论如何不能动摇，这是”十一五“期间坚定不移的态度”。
1960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妇女在1980年代达到生育年龄，引起1980年代的生育高峰。但是1963左右那么大的一个高峰，在1980年代仍然有2.4的生育率的情况下，1980年代那个高峰就已经明显降低，现在光是靠1980年代生育峰在目前的生育政策和生育意愿下能够引发“第四次生育高峰”吗？1980年代初出生的女孩现在成为生育主体，但是近几年出生人口并没有明显增加，以至于2005年又只增加758万人口，远远达不到计生委预期的1167万。
现在平均初育年龄是25岁，1980年以后出生的女孩成为生育主体，1980年到1990年之间出生的女孩影响今后几年的出生率。“近1亿独生子女”主要是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实行后出生的（并且1990年以后独生子女家庭比例才增高），相对于近5亿总出生人口来说，比例不高；就算这“近1亿独生子女”在1980年到2005年平均分配，那么每年只有400万独生子女，由于这25年出生性别比为112：100，那么每年女孩只有189万；而1980年到1990年总出生人口平均每年2200多万，就是说今后几年1个独生子女育龄人口面对的是1个独生子女和4.5个非独生子女育龄人口，他们的配偶都是独生子女的概率很低，这189万女孩中只有34万左右与独生子女男孩结婚（可以生育二胎，政策生育率2.0，比现在的1.38的政策生育率高，每年只多出生20万左右人口），对总人口增加几乎没有影响。要是考虑到“近1亿独生子女”中还有少部分是1970年代出生的，尤其是农村（甚至城市）独生子女在1990年后才增多，那么1980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每年就不到400万，女孩就不到189万。即使在1984年后农村实行1.5胎的政策，但是由于经济的发展，生育意愿下降，1984年后生育率并没有上升，反而下降。可见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的这个预测只有理论意义，没有现实意义，张维庆提出的“第四次生育高峰”论是官权胡说。
目前，中国人口学界和计生委仍然拘泥于过去的思路和机制，不但不能提出预见性的思路以供中共当权者作战略决策，甚至还跟不上社会民间人士的战略思路，比如说国家人口战略组成立两年多了，但是至今没有明确回答何为维系可持续发展的“低生育率”，导致基层干部认识紊乱，以为生育率越低越好。就拿上海市来说，上海生育率已经是全世界最低，在其他国家的话，市长应该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了，但是上海现在连二胎都不敢放开。2002年9月27日，甘肃省九届人大常委会对《甘肃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进行了修订并于当天开始施行，其中增加了独生子女夫妇可以生育二胎的新规定。但是截至2005年，全省共有21对符合条件的独生子女夫妇提出了申请，截至目前，仅有6对夫妇生育了二胎（其中5对夫妇为农村户口）。甘肃是西部贫困省份，是城市人口心目中喜欢超生的地方。全省三年多才有6对独生子女夫妇生育二胎！那么全国情况可想而知。
计生委几年前就意识到面临被撤消的危险，悄悄地在“计划生育委员会”前面加上了“人口”二字，变成了“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指望今后中共当权者知道人口真相、停止计划生育后将后面的“计划生育”四个字去掉变成“人口委员会”就行，作为部委仍然可以“可持续发展”。但要是计生委能够“可持续发展”，国家就不可能“可持续发展”了。
综上所述，这样一个祸国殃民的计生委还有具何种意义？因此，废除全世界最野蛮的计划生育政策，还生育权力于民，解散各级计生委是中共当权者的当务之急。
2006-12-1
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