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在中国从发难到实践已有一个半多世纪的历程。洪秀全太平天国革命（1851年）；推翻大清帝国的辛亥革命（1911年）；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中华民国及其政府。但是，最凶残、最惨烈的还是发生在中国的共产革命，它的时间可以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始，一直到1949年中共的建政；以及197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至此，从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的兴起，到辛亥革命的中华民国及其政府的成立；以及共产革命取代了中华民国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整整125年间，中国革命就象凶残的幽灵，用武装暴力革命的手段操纵着中国民众的命数及其历史进程的走向，使杀戮的嘶叫声在中国的天空和大地上充满着恐怖的气息。中国革命在从发难到实践的这一过程中，已形成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独特的话语境界。早在中国的文化经典《易经》中就有此一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中国远古氏族部落的军事割据，是氏族部落王族的一块心病。人的私欲以及功利心理的扩张和索取，是导致极端占有欲在人的心理上急速地拱动的一种因素，占有王位的最高统治者更是如此。因为军事割据的现状，是每一个氏族部落的王权统治者所不能接受的。大一统的思想随时随地都在纠缠着这些统治者，每一个氏族部落的王权统治者都以能统一江山感到自豪从而能光宗耀祖。中国自从进入了氏族部落的社会，这一雏形的大一统思想的意识形态就已经展露头角。于是成汤的氏族部落在大一统思想的驱使下，编织了它的对立敌人夏朝的种种罪名，并在此意义上，举义旗一鼓作气地消灭了夏王朝，而建立起殷商王朝。后来的周武也如法炮制地消灭了殷商王朝，而建立起周武王朝。这是天意（天地革），天的意志是不可违背的，所以必须改朝换代（四时成），汤商和周武的革命是顺乎天的意志和应乎人的思变心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认识，革命的意义是伟大的。革的实质：“兽皮治去毛曰革”（《说文解字》）。以革为甲胄，以改变、祛除为革。命的内涵：天命、生命、命运、命令。其实质是以甲胄武装兵士，改变祛除所谓的陈旧的形式。承应天的命令，顺从四时（春夏秋冬）自然生命的运行，彻底变革其不合理的生命形态。远古的革命思想之雏形；是以“汤武革命”
为中心议题而进行暴力革命的实践，其实质的程度就是以春夏秋冬四时的自然运行来认定历史循环的改朝换代。这是一种既定的政治行为的革命模式，这种政治行为的革命模式，即各军事割据的氏族部落的王权统治者以天命的意志，而行天之命令，从而得到本部落民众的拥戴和首肯。在得到民心的眷宠而获得合法性的基础上，将对立的敌人认定为武装叛乱的势力，如不消灭之，将会对现行的王位政权构成极大的威胁和颠覆。在此意义上，革命的基本内涵和实质就是以暴力革命推翻其他弱小的氏族部落而达到大一统的统治王朝。因此，暴力革命的思想便在维护本朝利益和绝对权力的基础上，以推翻和消灭前一个王朝而达到改朝换代的所谓自然四时运动的状态。在这种远古大一统思想的暴力革命的武装下，革命的实践和运动的过程就使大批的弱势民众为所谓“革命领袖”成为最高的绝对统治者而死于非命为代价的同时，也包括对旧王朝的皇族进行大规模的屠戮而奠定其新政权统治的坚固磐石。这种革命似乎符合了“兽皮治去毛曰革”的以天命、人命和四时运转的命运之命数。然而，这种革命的天命及四时运转的命数，却涵盖着极其血腥的屠戮场景。所以一个旧王朝的覆灭和一个新王朝的建立，是需要上千万民众的生命作为代价；将暴力“革命的领袖”一步一步地送上那个最高的绝对权力的统治宝座上。于是，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源在暴力革命战争的掠夺和杀戮中化为尘土，并从丰厚变为平瘠。
新王朝的建立必须对旧王朝的残余势力进行消解和清除，于是最佳的解决方式，便是镇压、迫害和屠戮。所谓“胜者为王，败者寇”正符合这种解决方式，也符合改变祛除曰革的内涵。在“汤武革命”的改朝换代的暴力革命思维的影响下，中国历史便顺从着这种思维的意志迅速地扩散开来。由于专制王权对思想和言论的禁锢，当朝的知识分子只能顺乎帝王的意志，对暴力革命击鼓而歌，并将暴力革命的思想奉为侵略、掠夺、镇压和迫害民众的神圣圭臬。暴力革命的内涵与实质是从四时交替运行不悖的自然秩序；化为改朝换代的政治暴力的方略程序，并以天命（各种主义的学说和思想）的意志对民众的心理素质进行煽动和颠覆，从而得到以暴力政治为核心的合法性，并在这种合法性的基础上，煽动起民众的复仇心理和阶级的仇恨，使“革命领袖”在屠戮的枪炮声中走上政治暴力的统治神坛。
中国革命，从历史的远古带着凶残的暴力革命的思想理念；走进了近现代的时代中。它所凸显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的内涵和实质更为恐怖和惨烈。1851年广西金田村的起义使太平天国革命在以洪秀全和一帮子农民首领的率领下，由广西一路披靡无敌地企图杀向大清帝国的首都北京。当然这支革命的队伍也遭到了大清帝国的军队的顽强抵抗。但是，当时的大清帝国已经是风雨飘摇，随时随地都有倾覆的可能。其军队的力量在洪秀全革命军的攻击下不堪一击。可想而知，这个大清帝国的历史命数已危在旦夕。恐慌使得皇权的统治者拼命的对太平革命军进行围剿和抵抗，战争是凶残和惨烈的，太平革命军杀向北京的可能已不可能成行。1853年太平革命军以极大的军事力量攻陷了江南的最大城市南京（当时称江宁），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太平革命军只有将南京定为太平天国的国都，从而建立起太平天国的政府及其制度。至1869年，太平天国彻底灭亡，前后经历了18年。这场革命是中国历史走到19世纪中叶时的空前绝后的农民集起义、暴力革命、执政的政治运动。它的开始就注定了它灭亡的结局。
因为一个只能用军事暴力来打击对手；同时只知道用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来治理国家的政治集团，它的迅速灭亡便是在劫难逃。
比太平天国革命早75年的美国独立革命[1776年]，也是用战争的形式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并在此基础上诞生了由13个州为代表的自治联合体──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国家的开国元勋们在战后以所发表了的《独立宣言》为立国的基本准则，迅速将其国家的政治制度定为宪政自由民主的制度框架，其国体就是联邦自治共和的国家架构。是什么原因使这些开国元勋走上了联邦自治共和的国体和宪政自由民主制度的路径。很显然，他们所受的启蒙和教育，一开始就是以基督教的教义：自由、博爱、民主、平等的精神促使他们在独立革命的前前后后以理性的思维和感性的考量审视着各种政治制度的优劣。因此，在经过无数的辩论及其竞争的判断和筛选后，他们认定了只有宪政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才是美利坚合众国制度的唯一路径。这条道路在政治参与和实践的过程中已被证实是正确的。美国的革命是经过两次参与和实践的进程，才奠定和夯实了宪政自由民主与联邦自治共和的政体基础。第一次，当然是为了抗击英国殖民者侵略和奴役的独立革命及其战争。第二次，就是扫荡和清除凶残的南方庄园奴隶主的革命：南北战争。经过这两次革命战争的洗礼，使美国在短短200多年中竖立起泱泱大国的文明，并在世界文明之林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和革命给美国人民带来的幸运。
同样是信仰基督教的信徒，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到头来却是一败涂地。
究其原因，不难看出：从头到尾洪秀全都是一个非常不合格的基督徒，也可以称他为一个伪基督徒。其原由是他没有受基督教的洗礼，所以不能被批准进入基督教教会，因此他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基督教教徒。很显然，他的基督教思想的启蒙是受到一本叫《劝世良言》的非真正基督教教义的宣传品的影响；而使他走上了信基督的信仰，这是其一。其二，洪秀全幼年时入本村书塾，时所受的教育大多都是“四书五经”他能在四至五年间就熟读了这些古文经典，足以证明，中国儒家的伦理思想已深入到他的骨髓，并打下了无法遗忘的烙印。
以至于他当上了太平天国的国家元首时，所颁布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政策性法令，基本上都是用中国儒家的思想将他所理解得半生不熟的基督教教义；相互混杂而形成一个先天不足的怪胎似的政治框架。
加之他的军队与政府中所有执政的诸王，都无法理解和参透基督教的根本：自由、博爱、平等、民主的精神。这些执掌王权的农民和烧炭工人，压根儿就不具备自由的思想和精神。他们革命的目的，就是满足他们私欲的扩张和极端功利的索取。于是在太平天国建政不到四年的短短的日子里，这些王们便贪污腐败、骄奢淫逸地过起了帝王似的糜烂生活。由于极端功利的索取和填不满的私欲扩张，太平天国的诸王在占有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的问题上发生了极大的冲突。在这短短的四年中这些开国元勋们大部分都死于自相残杀中。其三，太平天国的革命领袖们对外交政治一无所知而且十分愚蠢，当西方国家对他们表示好感并欲支持他们时，他们却不知道利用外国的舆论和援助，帮助自己完成建国的大业。任何新兴的革命力量都有其最致命的弱点和危机，一个是在刚刚取得革命胜利之时，便开始腐败堕落。另一个便是手足相残，为了自己私欲的扩张和极端功利的索取，弃革命集团的利益而不顾，破坏团结互助的精神，并挑起自杀性的内斗。更要命的是，天国的开国元勋们一开始就走上了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不归之路。这个建政18年的国家，终于被它的对手，另一个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王朝；以及它自己的私欲扩张和极端功利的索取彻底打垮而灭亡。
我们对太平天国革命及其国家政权的灭亡，一点都不感到悲伤和惋惜。因为凡是使用暴力革命以及实施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统治的政治集团和军事集团；他们灭亡的下场是在所难免。太平天国革命及其武装暴力的军事斗争，在19世纪中叶确实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击着大清帝国即将垮塌的腐朽而凶残的政治体制，这是历史的使然，同时也是这个帝国命数中的最大劫难，更是中国民众苦难命运的在劫难逃。在中国无数的改朝换代中，都是利用农民起义及其暴力革命的运作和斗争，而使“革命领袖”踏着农民革命者的尸骨爬上了绝对权力的宝座上。从而在私欲的扩张和极端功利的索取中对民众实施着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凶残统治。并企图将自己的江山万代相传。这就是中国革命在武装暴力的恶性循环中，永远也摆脱不了的历史悖论。
自1851年太平天国的暴力革命战争起，至197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这125年的历史跨度期间，中国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但是，在这125年间的社会变革中，受苦受难最多的便是弱势的民众群体。这些弱势的民众群体手无寸铁、家无钜富，在这100多年的历史变革的大潮中随波逐流、任人宰割和屠戮。中国巨大的社会变革随着暴力革命的进展，其革命的内涵和实质；表象上是革封建王朝及其权贵的命，实际上却是大规模的革中国广大弱势民众的命。因为暴力革命一旦进入了白热化的时期，其刀锋是没有选择的，就象一个杀红眼的罪犯见人就杀，不问青红皂白，没有理由，其最高目的就是攫取绝对权力；而不怕牺牲；而排除万难去争取统治民众和奴役民众的胜利。
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强大的武装力量，将那个历史命数已尽的大清帝国，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彻底清除。这个时期是中国最辉煌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以及宪政自由民主和联邦自治共和的国家构想与制度，在展露头角中即将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的时代。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自由女神将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融入并普及到社会思想的每一个角落。在多元的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学术思想此起彼复相互争鸣的情形下，权力的竞争犹为激烈。除了各省地区的军政首脑为保卫自己的已有的政权和利益外，袁世凯与孙中山在争夺中华民国的统治权上，更是让国民忧心忡忡。因为他们拥兵自重的军事实力，在权力的角逐中，几乎是旗鼓相当。为了过把总统瘾孙中山在中华民国成立伊始（1912年）就捷足先登当上了临时大总统。这是一个奇怪的政治事件，在选举中，17省的代表有45人；选票共有17票；孙中山便以16票的高票当选，这是一个非常使人诧异的选举。16比1的高票是绝对的数字，这种情形是否经过社会各界以及在野的各党团的认同，这些都应该受到质疑。如果说，民主共和的制度已经议决，那么是怎样议决的？这个议决是否经过全民公决的认可，还是由那17省的代表在政治暗箱中做了手脚。对国家总统的选举，本来就是一件国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丝毫不能马虎了事。然而，孙中山当选临时总统的事是那么顺理成章，那么没有丁点儿阻难，是否一切事物都在意料之中。从这一事件可以探究和透视出孙中山的专制心理和独裁的性格，已经给他未来所推行的“党治国家”的政治理念埋下了强硬的伏笔。实际上，这个人的所作所为，从开始革命到最终独裁，在他的思想中，丝毫就没有宪政自由民主的信念与联邦自治共和的国家构想。虽然袁世凯当皇帝受到历史与国民的唾弃。但是，孙中山何尝不想以不是皇帝胜似皇帝的政治形式染指于那个最高统治的绝对权力。毋庸质疑，在辛亥革命中倒塌的大清帝国的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终于又出现于1922年以暴力革命的军事行为镇压了“全国联省自治运动”。这以后，国民党伙同共产党所组成的“国民革命军”在1927年前后中，再次掀起扫荡北方军事割据的力量所进行的“北伐战争”。最终以暴力革命的军事斗争，收复了北方各省的军事割据，成立了大一统的专制独裁的国民党中央极权制。这就是暴力革命对中国历史的、政治的侵害。在中国，在各类政治人物的心目中，都无法摆脱那个千古不变的“胜者为王，败者寇”的罪恶定律。在这个定律的循环转展中，民主永远都是这些政客们用以蒙蔽国民社会的一种“巧言令色”。这就是为什么时至今日，中国还处在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统治之中的原由之一。
历史长河在开端之时，是以静悄悄的溪流跳跃着、裂变着急促地向前奔流。经过时间无情的打磨和暴烈的冲撞，它逐渐以排山倒海之势，掀起其疯狂的浪潮，冲击着一切社会不合理的存在。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并不是所有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有很多貌似合理但其内核却是邪恶的存在，就应该被清除。而有很多暂时还达不到合理的存在，在经过实践和参与的过程中逐渐适应了民众社会，并能使其文明的进程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就应该被保留下来。但是，辛亥革命所呈现出的社会现象，虽然在思想、言论与出版自由的量度上基本趋于合理，政治与文化的走势也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可是，在冥冥之中专制独裁的阴霾，似乎还在左右着社会发展的政局。这就是辛亥革命给予中国国民的最大启示。这个伟大的时代以恢弘的张扬，鼓吹着宪政自由民主制度与联邦自治共和的国家构想在中国的实现。可是，由于专制独裁的暴力革命及其行为不断地干预和作祟，到了1922年中国社会终于又走回到不是帝制胜似帝制的“党治国家”的专制独裁的道路上。至此，一个思想、言论与出版自由的伟大时代宣告结束。在国民党专制独裁的统治下，那种暴力革命的“胜者为王，败者寇”的定律依然在恶性循环的历史轮回中趾高气扬。
镇压、迫害与屠戮的时代又开始了。当1917年俄国的共产革命以暴力武装夺取政权后，它的理论和行为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由于在俄国共产革命取得胜利的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幽灵便窜进了中国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即将进入极权和更加极权的暴政时代。1927年以国共两党所组成的“国民革命军”以暴力武装的行动扫荡了北方各省的军事割据后，建立起中央极权制的国民党政府。在品尝了“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中，本应该分一杯羹给共产党，因为该党在“北伐战争”中确实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可是“一山岂能容二虎”，可见暴力革命的后果所反映出的实质是多么的残酷。既然国共两党能在暴力战争中同甘共苦，那么又为什么不能通过政治协商进行权力分配，而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可是政治事态却不容乐观，国民党极权政府的宗旨就是一党独裁，这就是孙中山“党治国家”的思想所埋下的祸根。没有协商的余地，共产党终于被清洗、镇压和屠杀，暴力革命的幽灵再次显现出它的凶残。被逼迫得四处逃窜的共产党在强大的专制暴政的屠戮中，终于再次祭起马克思列宁主义暴力革命的大旗，“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真理和决论”，这无非又是一个涂炭生灵的开端。在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邪恶思想的招魂下，这个党迅速地以农民起义的暴动方式，集结在那个南方省份中的井冈山上的丛山峻岭中，啸撼山林，干起了类似于“水浒”草莽英雄的龌龊买卖。一个红色革命的恐怖文化之类型在这里出现，一个类似于俄国苏维埃的暴政体制在这里诞生。稍后，在国民党党军的不断围剿中，共产党党军被迫开始了所谓震惊世界的红色“长征”（实质上是仓皇逃窜）。这个命不该绝的农民起义的军队，在中共政治集团的坑蒙拐骗的诱使中，经过“遵义会议”对该党的左倾路线的改变，继续迈着艰难的步履向西北方向行进。到什么地方去？“革命领袖”们的心中是没有底的。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够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阻截，并保住革命的火种不被扑灭。所以在“长征”的路上，不管遭遇到什么样的战斗，他们的应战都是被动的。我们不应该否定，自从毛泽东执掌军权后，共产党党军的伤亡确实在减少。但是在此时，他们的目的就是一个：寻找一个较偏僻的地方进行休身养息，并形成一种政治上的自治形式，以逼迫国民党政权承认这一既成事实。中国人有一个最不好的陋习，就是赶尽杀绝、斩草除根。无论是个体还是集团都摆脱不了这种复仇心理所赋予的凶残行为。所以国民党自然就不会放过和饶恕处于流寇逃亡境地的共产党。在经过千难万险的流亡逃窜后，共产党及其军队终于在西北那个最不起眼的小城镇延安找到了安身之地，“革命领袖”们也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在这里，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养精蓄锐、伺机反扑。这个机会终于来了，1937年日本悍然侵略中国的事实，迫使国民党政权放下他们的宿敌而不顾，在生死存亡的危机中，并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全面地投入了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最前线。这是一个绝好的咸鱼翻身的机会，共产党利用了“西安事变”和中国抗战的大好时机向国民党政权发表宣言，服从国民政府领导，并将自己的军队改编为国民军第八路军。在抗日战争最前线和历史中，翻遍了历史的资料，除了“平型关战役”外，没有看到共产党的军队是怎样进行全面抗战的。关于共产党抗日的故事，除了在红色革命文学作品中，知道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小型抗日武装外，基本上再也看不到在抗战史上，哪些重大战役有共产党的军队参与。这是一个养精蓄锐的好时机，这个党怎么能放弃呢？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产党的敌人不是日本人，而是它的仇敌国民党。甚至在国民军和日本人交锋的时候，共产党的那些小型武装还伺机向正在作战的国民军进行军事骚扰。所以它的军队从不对日本人进行主动出击，因为要保存革命的军事实力，可打可不打的战役，基本上不打。然而，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在八年抗战中，这个党所领导的军队确实也没有什么重大的战绩。这一事实受到了全国国民的质疑，以及国民党军政的嘲笑。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这个党的军队──八路军才开始同日本人打了一场硬仗，即史家们所称的“百团大战”。但是，这场大战也没有取得意料中的那种“重大胜利”，相反，却暴露了共产党军队的实力。从这点看来，确实证实了这个党及其军队正在它所占据的根据地里进行着修身养息、养精蓄锐。其政治心态以及军事目的已昭然若揭。
抗战胜利后，这是一个最佳的政治协商的时机。国共两党应该本着为民族的振兴，以及在政治上走向宪政自由民主而作出贡献。可是这两个党相互吞并的野心，早已掩盖了天赐良缘的这一大好机会。这事态的发展，并不是象人们想象的那么美好。在所有应该变革的时代中，特别是历代大革命的时期，那些被称为“伟大的革命领袖”的人物，他们头脑狭隘、偏执得真是命人瞠目。可是，这些偏执、狭隘的领袖头脑；其影响力却是巨大的。在这个被称为“国内革命战争”的前夕，国共两党也曾坐下来进行政治的协商和谈判，可是这些政治协商和谈判基本上是在表象上作秀。实际上，在政治协商和谈判的后面，潜藏着政治复仇的巨大杀机。在当时，宪政、自由与民主的政治口号通过新闻媒介在社会上漫天飞舞。到头来，三年的内战却再次伤透了国民的心态。“千秋功罪自有人评说”，这是一句不作边际的假话，当“胜者为王，败者寇”在社会现实中形成了事实，胜者为王的御用文人们早已把历史的真相篡改得面目全非。在大革命还在继续之时，民众的心态是麻木不仁、呆滞附和。从根本上就没有自我判断的独立精神。实际上，他们也没有必要去判断什么东西，因为“革命领袖”
已经为他们设计了更为美好的乌托邦蓝图，只要按照领袖的指引前进就行了。这些由流氓无产者所组成的群体，是没有什么思想的，他们只知道从生命的开始到生命的结束。在此期间，所想的就是如何能填满自己的私欲，如何在仕途功利上有所满足就够了。至于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构想，根本上就与他们毫不相干。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悲剧所在。
三年内战，中共军队以强大的军事实力，打败了多年来挤压在它头上的政治和军事上的宿敌国民党政权。并在胜利的欢呼中建立起共产党在中国政权。这是一个欢呼的时刻，同时也是一个悲哀的时刻。因为共产党再没有和它相抗衡的政治与军事上的对手了。于是，它便将矛头对准了中国的民众。没有受打击的对象，那里有革命的乐趣。在20世纪中叶，以一党专制独裁的革命行动再次扫荡着中国的大江南北。
这是一场紧接着一场的在“党的领导下”群氓无产者参与政治意识的普遍觉悟的革命行动，也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集中制”
的政治框架中，实行着最为血腥、最为凶残的革命世纪。
中华民族是一个悲剧情结最为丰富、最为现实的民族，同时，也是生命力异常坚韧、异常顽强的民族。人们会惊奇地发现，这个民族即便经历了无数的生命之劫，他们生命的繁衍力量是如此的坚韧和顽强。
可是，使人感到悲哀的是，这个民族的悲剧性情结却表现在复仇心理及其杀戮的行为之上。只要是自己的父母、兄弟、妻儿和朋友被别人杀害，那种所表现出的复仇心态和复仇行动，是极其强烈和使人震惊的。就是说，只有在行侠仗义的复仇行动中，才能表现出英雄的本色。在这个意义上，即便贡献出自己的头颅也再所不辞。因为这样的行为能得到世人的称赞，同时也能光宗耀祖。如此下来，何乐而不为。相反，如果有家仇国恨而不报，便是大逆不道的不肖之子。他的下场一定是千夫所指、声名狼藉。这些民族中狭隘的悲剧情结，常常被“革命领袖”们所利用，在煽动起家仇国恨的基础上，刮起一阵阵极端民族主义仇恨的旋风，所有的流氓无产者迅速地集结在“革命领袖”的周围，而形成一个强大群氓的政治集团，在“革命领袖”邪恶思想的指导下涂炭生灵、改朝换代。革命英雄的功勋，是建立在上千万民众尸骨上的见证，“革命领袖”的风采，是以屠戮的思维和行动来证实其光荣、伟大和正确。
简而言之，从中共政治集团的诞生、成长和壮大，以及能在中国建立其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政权，一切的一切都是和暴力革命的思维方式及其屠戮的行为分不开的。这个党团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流氓无产者的暴力革命、阶级斗争、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之上的一种恐怖的政治学说。其目的就是以侵占、掠夺、镇压和迫害民众为乐趣的革命标准。从而竖立起绝对权力和独裁者权威的统治王国。从土地革命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后半个多世纪，被屠戮的8，000万生灵，就是这个行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政治党团的革命罪证。
中国近现代的革命，是中华民族的灾难性的历史过程。太平天国革命在那个动荡的时代里，所造就的罪孽是中华民族在思变的政治生活中的一大耻辱。辛亥革命，从1911年到1922年这十年间，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其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以及各种政治团体和个人所探究的政治哲学及其思想；还有政治体制和国家的构想都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启示。但是，自从国民党实行了孙中山强权推行的“党治国家”的政治路线后，从辛亥革命这一伟大的时代中，堕落成一个为世人所不耻的专制独裁党。在以其为首的国民政府中所实施的一切，无不包含着命人发指的恐怖暴政的行为。共产革命更是让人心惊胆战，这是一个时间最长，同时也是最为凶残和惨烈的涂炭生灵的革命时代。共产极权的幽灵永远都笼罩着这块多灾多难土地。中国民众为此而感到悲伤：民族为什么不抛弃那纠缠在其身心上的狭隘的悲剧性情结，而将其悲剧的精神化为顽强生命的延伸，从而抗击侵占、掠夺自身财富的敌人，以及反抗镇压和迫害着自身所应该拥有的自由民主和最基本的政治权利的势力。时至今日，暴力革命斗争的形式已不为人类社会所认同，当人类社会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苦难和太多太多迫害后，都会运用理性的思维与感性的考量来审视这个世界。难道除了暴力革命的斗争方式，就没有其他的反抗和变革的斗争形式？参与和实践的政治经验，随时随地都在告诉我们，凡是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的人们都不应该成为相互残杀、侵占和掠夺的敌人。在建设美好的人类社会及其家园中，自由、博爱、平等、民主的普世价值依然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目标。事实证明，只有在上述精神的驱策下，人类社会才能进入和睦、稳定和发展的乐园。
（2006-12-07）
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