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64”过去至今,已经是第17个年头了。我们的中国执政当局,似乎已经让“八九64”的历史与今天绝缘了。可是,一般的历史规律都是这样的:我们愈是不敢直面“六四”,我们的国家就难以避免可怕历史的重演。

1989年2月26日,邓小平当面向美国总统布什说“否定一个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自己国家的一段历史”。现在,按照邓小平的逻辑评价邓小平当年的决策,今天邓小平的接班人“否定’八九64’这段历史,也就意味着否定邓小平”,因为“稳定压倒一切”,哪怕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他们也从来不认帐,更不敢面对。

“八九64”主要决策人便是邓小平,主要责任承担人也应该是邓小平,这是邓小平一生最大的历史责任。邓小平是喜欢专政的,也是喜欢暴力杀人的,1983年全国实行的社会治安下指标的“严打”,就是他推动的,1989年的“64”,也是身为中央军委主席的他同意开枪的。

早在1986年1月17日,他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死刑不能废除,屡教屡犯的人,为什么不依法杀一些”,“杀人要慎重,但总得要杀一些”。而在这一年,美国人就看走眼了,1986年初出版的《时代周刊》把邓小平选为1985年度封面人物。而1985年度得票最多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很遗憾未能通过。获得诺贝尔奖的南非黑人大主教图图、黑人人权领袖曼德拉和里根等虽然有人提及,但最后还是用了邓小平上封面。

“八九64”的真正起源是在1986年底。这年12月10日,上海交通大学校园内首先出现了大小字报。此后整个12月,上海、南京、合肥、武汉、杭州、北京、西安等地一些高等院校的部分大学生上街游行,反贪污反腐败,要求尽快民主进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张贴大小字报的形式进行宣传。当时的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承认这些大学生只占全国在校大学生总数的1-2%.12月26日,北京市第8届人大常委会33次会议就通过了游行示威暂行规定10条。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提出“讲民主不能离开四项基本原则”,认为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甚至无中生有,造谣污蔑,丑化党的领导,丑化社会主义制度,蛊惑人心”,称他们“要民主是假,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是真”。一生都是坚持专政、专制独裁,本质上又是机会主义者的邓小平,在12月30日就当前学生“闹事”,约见总书记胡耀邦及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谈话,指出“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看问题的性质,是一件很重大的事件。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1987年1月7日,《人民日报》按照退居二线的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之用意,头版头条发表社论《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基本上用的是邓小平的讲话口气。由于“要民主”具有正当合法性,而且符合宪法规定,北京的天安门前很快被游行大学生所充满,他们还呼喊“游行自由”和“取消10条”的口号和标语。

1987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免去全国学潮最强烈的高校合肥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管惟炎职务,认为其严重失职。方励之的副校长职务被撤消,1月17日,他因鼓吹“民主”和“自由”而被开除中共党籍。

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认为所谓“全盘西化”就是否定社会主义,提出“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时期有过失误。但人所共知,是党自己起来纠正自己的错误,总结了经验教训……鼓吹’全盘西化’,就是开历史的倒车。”

1月16日,胡耀邦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突然被停止,名义上是“辞去”,实际上是非法威逼。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胡任职名义上的党最高领导期间,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在邓小平的决策下,赵紫阳取代胡耀邦,任代理总书记。

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表示这场斗争要“严格限于党内”。此前的1月13日,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上海作协理事王若望被上海市纪委开除中共党籍。1月23日,《人民日报》记者、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宾雁被人民日报社纪委开除中共党籍。各纪委认为这些党员公然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自由化,坚决不能留在党内。后来这三位先生都先后被驱逐出境,王若望、刘宾雁先后客死他乡,方励之仍在流亡。

到了1987年2月,邓小平仍然在强调“大学生要民主是闹事”,又说“闹事的主要责任不在学生,而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主要是少数党内高级知识分子,我们严肃地处理了这件事。”可事实上,全国有成千上万的大学生都要民主,还是“闹事”吗?当民主、自由成为中共最稀缺的政治制度时,要民主的人就成了别有用心的闹事的人的“阴谋”了。3月29日,中共中央以发通知的方式要求坚决整顿报刊,提出端正舆论阵地,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不让自由化涉足。4月7日,中共中央又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大气候’正在形成”。

这一“形成”,似乎稳定了政局,使“要民主”“要自由”呼吁暂时中断了一段时间,直到1989年4月胡耀邦去世恢复,两个月后发生了“64”。

“64”之前,是政治腐败和官倒最猖獗的时候,但“64”过后,腐败已经不是最严重的问题了,贪官已经连死都不怕了,“杀头不要紧,总有后来人”,胡长清、成克杰、王怀忠等省级高官被判处死刑,但后来人一直络绎不绝。如今,制度问题严重制约中国的发展,贫富差距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共强调提高执政能力而实质上执政能力是在严重下降。“64”过后17年,中国的历史居然没有“64”这一幕。不但没有“64”,“文革”也回避了,“1957年反右”也回避了,甚至1949年前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的共产党“要民主”“要自由”也健忘了,反复历史没有发生,难道今天的中共执政党还是1949年之前的地下党、革命党的本色吗?中共什么时候才能让自己与时俱进,成为社会党、人民党呢?

中共不直面“64”,难道不担心这一历史悲剧重演吗?

1989年4月20日,北京就有300名多大学生冲击中南海;4月22日,有数以万计的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游行示威和静坐请愿,高唱《国际歌》;4月23日,学生罢课还成立自治组织,呼喊“打倒官倒”和“消除腐败”,要求与政府平等对话。可到了4月25日,邓小平不明真相地发表意见,称“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党的领导的政治动乱”。4月26日,《人民日报》再唱1987月1月7日的“老调”,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一下子把1987年没说干净的话说干净了,“学潮”变“动乱”了,他们还号召“全国人民行动起来阻止这场动乱”。

事实上,到了1989年4月27日,学生们仍然是呼喊游行口号:“拥护共产党,拥护宪法,拥护四项基本原则,消除腐败,打倒官倒”。我们通过当时的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学生们拥护的是廉洁的中国共产党,而不是腐败的中国共产党;学生们纪念的是爱民清廉的胡耀邦,而不是邓小平这样的独裁的领导者;学生们高喊的是“民主万岁”“人民万岁”,还有“共产党万岁”。可共产党却把他们的这些行为定性为“动乱”、“反革命暴乱”,事实上,真正搞动乱的除了官倒和腐败分子外,难道就不是以邓小平为首的专权自乱的独裁头子们吗?

大学生们要民主,走上街头,不畏牺牲,为国为民;新闻记者们,走上街头,要新闻自由,要新闻说真话,也是为国为民。北京各界百万人游行,以及市民们声援,也是为了国家不发生动乱,国家要进步,实现民主和自由,“求民主无损国家形象”,“官倒走私,铁证如山”。可是,共产党执政者、独裁头子邓小平的本色不改,他认为这是动乱,李鹏还在党政军大会上强调要“果断制止动乱”,实行戒严。6月3日晚,北京枪声大作,手持真枪真子弹的戒严部队——解放军强行进入天安门广场,6月4日清晨天安门广场清场。具体有多少人死于这次暴力制造的灾难,至今没有一个官方的准确的说法。反而,政府指责这次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为所谓的“反革命暴乱”,后来又简称为“风波”,试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1989年的6月6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公开对中外传媒造谣说,“64”初步统计死亡数字是近300人,其中包括部队的士兵,有所谓的歹徒、误伤的群众等。此外,有400名官兵失踪。北京各个大学死亡的大学生23名。到底这23名大学生的姓名、籍贯等情况,至今没见公布。这一数字一直被国际舆论质疑,多种说法表示死于“64”的大学生超过3000人。其中最具代表的个案,就是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教授蒋培坤和副教授丁子霖夫妇17岁的儿子蒋捷连,1989年6月3日夜里在北京木樨地被戒严部队枪杀。1991年,丁子霖女士最早站出来,向全世界媒体公开她儿子遇难的真相,并开始寻访其他六四遇难者家属。还有一名六四遇难者,19岁的高中生王楠,他的妈妈张先玲女士和丁子霖女士成为当今最著名的六四难属,坚持为他们受难的孩子公布真相,要求政府认罪,至今苦苦坚持了17年,都没有任何结果。

对于“64”这场暴力镇压行为,当年的参与者、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江棋生说,至今他都忘不了六四屠杀发生后他的心情:“1936年北平南下请愿学生到南京,包围国民党总统府三个月,蒋介石没有清场。1989年的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呆了一个多月,邓小平就坐不住了?!编一个’反革命暴乱’(罪名)就把人家给杀死,怎么下得去手啊?!1976年毛泽东和”四人帮“都不敢动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怕当千古罪人。邓小平如此胆大妄为,太出乎我意料了!’六四’早上,我在人大碰上一些老教授,都跟我说:法西斯!真正的法西斯呀!人民大学校园内的旗杆上挂的是血衣,广播里播放着哀乐,人们都在惊愕中悲愤,在悲愤中惊愕:对代表中华民族未来的这些优秀的大学生,居然敢这么下手屠杀?他们只是在静坐,在请愿,在和平地抗争!他们没有拿枪造反,没有举枪抵抗,凭什么他们就犯了死罪?!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六四的枪声永远划开了两个纪元,使我对这样一种制度的本质,有了全新的、更深刻的认识……我所服膺的道义,我的良知都决定了我必须谴责、必须反对’六四’屠杀。”但到了1989年9月9日,江棋生先生就被投入秦城监狱;1990年10月7日,被正式逮捕,罪名是涉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当时,与他一起羁押的还有一些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如包遵信、王丹、刘刚、任畹町、刘晓波、熊炎、周峰锁、王鲁湘、马少华、李克洲、方克等,以及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鲍彤也被羁押在秦城监狱,原38军军长徐勤先也遭此不幸。这就是当年的“白色恐怖”,其要害就是剥夺人权,残踏人权,共产党独裁本色不变。

“八九64”十七年了,共产党独裁本色不变,觉醒的人们将继续高喊“要民主”和“要自由”的口号,强烈呼吁执政当局直面“六四”,恢复“六四”历史真相,重新评价“六四”,恢复政治体制改革,改共产党为人民党和社会党,促解放军为人民军、国防军,实行宪政、民主选举和新闻自由,保证司法独立,真正尊重和保障人权,今后避免流血的历史重演……

请邓小平的接班人好好想一想当年邓小平说过但根本就没有践行的话:“否定一个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自己国家的一段历史”,现在是21世纪的现代化开放社会,时代留给接班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当局不要再掩饰过去的真实历史,因为否定“六四”,就意味着否定自己国家的一段历史。中国执政当局要想彻底走出“六四”阴影,必须旗帜鲜明地直面“六四”,承认“六四”,就是与人民和解,就是顺应历史潮流,就是保证中国今后长治久安,不再发生动乱、暴乱。

请执政当局及邓小平的接班人三思而果断行。

2006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