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高考改革引致阶级固化
中国社会阶层的固化是近十年来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公共话题，上至王思聪下至村委会主任的儿子，所有社会成员都难免对这个趋势产生共鸣。在共鸣背后隐藏着一种深刻的焦虑，当这种焦虑以可见的方式发泄出来的时候就是冲动而真实的仇官仇富。但是，这些随处可见，时刻挑动着人们敏感神经的富二代们也好，北京上海疯狂上涨的房价也好，都没有高考改革的影响大──后者必将加速固化中国的社会阶级，对整个社会造成不可逆的巨大损害。
提倡综合素质评估的高考改革是对舆论多年来强烈呼吁素质教育的一种回应。从全国看，目前已有二十七个省份公布高考改革方案，大多明确将学生综合素质列为录取的重要参考因素。长期以来，由于人数太多，优质教育资源又十分稀缺，孩子们不得不花很多年的时间在备考上面，家长也拼命地让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如此层层加码，最终使得我们的公立教育机构成为了一个唯分数论的应试机器。应试教育扼杀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压抑人性，恶名久矣。但是，以一张试卷来决定大学的高考制度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它足够公平，或者说，这种方式对出生在贫困家庭和老少边穷地区的学生是最公平的。换言之，掺和了“素质教育评估”的新高考制度一定会人为地制造出极大的不公平。
有一个例子足以反映高考改革，尤其是“素质教育评估”的不公平。今年二月，十三岁的列席委员柳博在深圳市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说：“我们希望能继续推行教育改革，革除应试教育的弊端，更多地注重我们能力和素养的培养，不要让一张考卷来决定我们的未来。”看一看柳博的部分个人履历，其身份和家庭都可让人一窥端倪：在就读于福田区荔轩小学时，作为优秀学生代表，柳博还曾被评为深圳关爱人物年龄最小的获得者、广东省十佳少先队员等多个荣誉。此外，柳博还是演艺名人。他曾连续五年应邀录制央视六一晚会，以及非常六一、星光大道、第二十六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等央视节目，并曾随行国务院侨办，代表中国优秀才艺学生出访过美国、澳大利亚等。
出身和财产决定前途不公平
十三岁的柳博呼吁素质教育导向的高考改革，而他的个人履历就完美的呼应了至少是字面上的素质教育：艺术修养、社会实践。请问，不说穷人家，普通老百姓的孩子怎么在综合素质导向的高考中和这样的阿玛尼少年竞争？迄今流传最广的一条评论是：“对亿万穿不起阿玛尼的孩子来说，影响他们未来的幸亏还有一张考卷，等这张考卷都没了，中国就都是你们阿玛尼的了。”美国的大学选拔制度就是赤裸裸的前车之鉴。客观地说，美国的大学聚集了全世界最多的人才，但是这并不能掩盖它在选拔方面的极度不公平，或者说它正是依靠吸引全球性的人才来弥补其内部招生的不公平。简而言之，美国对内的招生，尤其是个人履历和推荐信制度方面，赤裸裸地切割了美国的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一点已经有美国的社会学家着书批判多次了。
那么，谈到中国，如果新高考的综合素质评估全面展开的话会怎么样呢？以当今的社会风气来看，只会恶劣得多：
首先，这种选拔制本身就含有太多的非客观性，这就预留下大量的可操作空间。将学生在校成绩以及综合素质作为重要的录取依据和参考，方向没有问题，但操作起来很难完全做到公平公正。在校成绩还有一个量化指标，而综合素质的人为操作空间较大，难以做到客观，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对“综合素质”的判断。这就像此前舆论纷纷质疑的加分政策一样，只要存在某种制度的缝隙，难免会有人钻空子，很难真正做到公平公正。实际上，在公立学校普及和推广素质教育设施以惠及广大普通家庭的孩子和农村学生之前，在堵住任何一个暗箱操作的漏洞之前，教育部门根本不应该推出新高考的综合素质教育评估。
素质难以量化，漏洞会更多
其二，“素质”本身就是一个难以量化的标准。素质这个东西太复杂了，勤劳善良无私这些素质是挺好，可是招生的时候你没法证明；那么能拿来当证明的素质是哪些？各类特长、领袖能力、视野学识……具体化就是各种荣誉证书，社团干部经历，课外的各种作品，甚至是国内外各种NGO工作……这些“素质”多半要靠钱、靠父母的学历、家族的人脉堆起来的。素质教育是好事，但最终不是带来阶层流动，而是阶层固化。鼓吹素质教育的是既得利益阶层，他们才有能力和管道为自己的孩子获得政策优势，素质教育对他们是有利的，于是在包装得很好的概念和各种软文长期渲染下，很多人都放大了素质教育选拔的“好”，而忽视了其最大的“恶”：大面积的机会不公平以及必然发生的底层上升管道被堵塞并加快阶层固化。
素质教育有深层地区差异
其三，素质教育选拔制度将进一步加大地区教育之间差异。综合素质选拔必然带来更大的不公平，迄今为止的情况是，因为地区差异，教育资源倾斜，大城市相对优秀的学生只需要付出较小的努力，就让小地方的学生即使努力也很难追赶。然而若是全面推行素质教育，处于教育资源高端的学生将获得更多素质教育的资源，并且有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来完成。本来可以依靠努力和天赋来填平鸿沟的穷学生，素质改革之后，若是改革的力度太大，可能真的要望尘莫及了。越是全方位高烧钱的筛选模式，越是会因为已有的资源倾斜，而形成某种鸿沟。任何筛选制度所造成不公的原因，在于不同层级的人对于筛选制度所最需求的资源的占有度不同。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将某种倾斜于高资源占有者的筛选体系为标准，素质教育和九品中正是从两个相反方向出发，向着这个标准高资源倾斜倾向体系而前进的不同制度。
最后，新高考制度必将使得上层家庭的孩子成为最大的受益人群。在目前社会条件下，一切的服务都已经被商品化，需要金钱来交换。中下层平民家庭子弟一般没有这个条件。中上层或上层家庭子女多采用的是一种博雅或者准博雅的方式来教育，也就是向Liberal Arts Education靠拢，其家庭经济条件也支援这样做，他们从小学习各种乐器与语言，出国参加夏令营，游历各国，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由于住宅地段好或是社会关系较硬，接受的教育品质也比较高，同时由于消费水准和社会地位较高，接收的资讯较多，并且善于包装自己，处理人际关系水准较高，衣着打扮谈吐达到较高的标准，在学生和大人中的相对地位也较高，一般都有些气场，符合所谓的综合素质高的标准，可能容易被自招面试的老师所认同，也容易被他人所赞赏。在另一方面，由于父母没有多余的钱给他提供高品质的商品与服务，家境较差的孩子可能只是拥有较高的考试分数，但因为穿着打扮谈吐不好，知识面不广博，家庭社会地位较低，资讯流通管道不畅，视野也可能较狭窄，受现在的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个人也不那么自信，可能不符合所谓的综合素质高的要求。
在多年来对高考的挞伐之后，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必须明白：高等教育除对优秀人才进行深加工的功能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阶层流动管道，它是社会公平、稳定的重要保障。举例来说，现在的自主招生和艺术特长生制度本末倒置，片面学习西方教育制度，过度强调综合素质，很容易为许多关系户开了方便之门，这样的政策既难以对那些“高素质”的考生进行令人满意的加工，又使得大量寒门子弟郁郁不得志。这可能是一个失大于得的政策，只会加剧马太效应，加速社会阶层固化的趋势。所以，作为社会阶级流动的一条管道，高品质的教育对于这批孩子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不但能帮助他们改善收入条件，提高社会地位，有助于他们获得更好的发展前途。过度强调综合素质，过于看重拥有国际化视野，多才多艺的“高素质”人才，只会加剧社会不公，激化阶级矛盾，造成年青人中普遍的幻灭，绝望之感，埋下社会发展的地雷。这不仅仅是一种懒惰，傲慢，不负责任的行为，并且其造成的结果最终会反噬到决策阶层自身。
争鸣2016.11